何吉林：笔有停时，思无尽处——纪念我的父亲何礼

2 5 月, 2020 admin 3233 Views 大学

何礼（1912-1986）原名何维登，字仲觉，曾用名何利，出生于云南省建水县，祖籍四川郫县。1934年9月至1937年12月在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系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学联常委。1938年至1941年4月在中共长江局和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国统区隐蔽战线工作，任云南省工委青委书记和组织部长，领导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工作。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先后任中央青委干部部科长、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随中央青委“五四工作队”赴东北工作。1949年6月至1953年4月，任团中央第一任学生部部长，兼少儿部部长和《中国少年报》第一任社长。1953年5月至1960年1月，任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处主任，兼任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校长、校工会主席。之后，先后任教育部高教二司司长、吉林大学副校长等职。

何吉林：笔有停时，思无尽处——纪念我的父亲百年诞辰

何吉林

2012年是父亲百年诞辰，我和弟弟妹妹早就商议，想为父亲出一本纪念集。我与父亲相处时间最多，一些历史情况知道得也多一点，义不容辞应当担负起编写的主要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纪念集的主要部分《何礼图文传略》终于收笔了，我也感到些许轻松，但三年来编写父亲传略的经历却使我的思绪无法停下来，还有许多话想写想说。

我最感慨的是，在编写过程中搜集、研究和求证历史资料的困难。2009年10月我去北京，父亲的挚友薛公绰伯伯的女儿薛延送给我一本她父亲的纪念集，并鼓励我也为父亲出一本纪念集。我当时有些犹豫，因为我知道父亲的革命和工作经历很复杂，曾从事的地下工作很少会留下照片和文字资料，曾工作过的云南省工委、中央青委、东北局社会部和华北局都不存在了，他的老战友们也大多去世了，没有充分的资料怎么可能写呢。后来去看望原教育部长何东昌同志，与他探讨此事。他认为给我父亲出版纪念集，对了解党开创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历程和光荣传统很有必要，而且抱病给纪念集题了词，夫人李卓宝同志还很快寄来回忆我父亲的文章及有关资料。他们的支持促使我鼓起勇气去做这件困难但有意义的工作。一开始曾设想依靠父亲工作时间最长的吉林大学来组织编写工作，这样搜集整理资料的工作可能更容易些，为此吉大老领导伍卓群、王明达、郭文岩等同志都给予支持。但由于六校合并后情况变得复杂，拖了一年时间也未解决问题。虽然吉大校办尽力帮助找到一些资料，但大部分工作只能自己想办法了。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几年我们全家人的努力，没有我父母的老同事、我的大学同学和童年时的朋友们的热心帮助，我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我更遗憾的是，在父亲生前和母亲身体尚健康时，没能多了解一些他们一生丰富多彩的经历，那是上个世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投身于时代洪流的一代热血青年为国为民奋斗的特殊经历。由于我父亲曾多年独居养病，后来工作又多次调动，我们兄妹和父母几乎就没有以一个完整的“家”的形式在一起生活过，所以我们兄妹对父母的了解都是片段的。所幸母亲令我们惊讶地保存了一些珍贵的资料（那可是父母从西南边陲到东北边疆，行程何止万里的空间大迁移；从抗日战争前到改革开放新时代，时间跨度七十余年的社会和家庭大变动。这些资料竟然还能幸存！），还写了本《人生之曲——我和我的一家》。我借助书中提供的线索去搜集整理资料和深入研究，父亲一生的经历才渐渐清晰起来，由此在头脑中出现了熟悉和不熟悉的两个我父亲的形象。

我不熟悉的是父亲一生的经历和业绩，那是一个忠于理想和信念的革命者和建设者的形象。虽然以前我也大致知道父亲参加革命后的主要经历，但父亲平日只要谈到参加革命以后的事情，“我”就变成了“我们”，仿佛他就是革命洪流中普普通通的一滴水。正是从父亲的口中，我知道了他的好友薛公绰当年一心“科学救国”，却被国民党军警不由分说抓进监狱，从而下决心参加革命；后来同去八路军报到的四名学生，又被一个老八路的“炮筒子话”吓跑了两个，而薛公绰坚持下来，成为八路军难得的医疗卫生人才。还有在“一二九运动”中，荣高棠如何唱大鼓书，张瑞芳如何演活报剧，向群众宣传抗日，深受老百姓欢迎。还有郭佩珊如何打入国民党空军，抗日时因改进美军轰炸机曾获蒋介石奖励一百大洋，解放战争时又破坏了国民党一百多架飞机，等等。父亲讲他的老战友的故事时总是兴高采烈，有声有色，却很少谈到自己做了什么。这次搜集材料看到张黎群伯伯和韦君宜阿姨的文章，以及父亲去世后一些老同事给我母亲的信，才知道原来我父亲也有那么生动的、能形象地反映他的为人的故事。只可惜现在能搜集到的太少了，比如做地下工作时如何与越南劳动党胡志明主席接头及策划处决叛徒，解放战争中穿越长白山林海时如何与胡子（土匪）打交道等等，只依稀记得父亲提起过，具体的生动情节都无从了解了。对于我所不熟悉的有关父亲一生的经历和业绩，我只能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尽可能地反映在《何礼图文传略》中了。

我所熟悉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父亲。他是一个温文尔雅、风趣健谈、博学多才，懂得教育孩子的父亲；他也是一个有相当资历，但又特别不像“大官儿”的老干部。我的朋友希望在纪念集中，不仅能看到一个老党员献身革命的业绩，也能反映出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在本文要讲的故事，以及亲属们的回忆文章，都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家庭生活中父亲的为人。

爸爸给我刻图章以引导我的人生

1946年4月末的某一天，我在吉林市出生了，妈妈是怀着我从延安长途跋涉到这里，才让我来到人间的。吉林市是个风景优美的城市，四面青山环绕，清澈的松花江从城中穿过，上游是雄伟的小丰满水电站和蜿蜒曲折、碧绿幽静的松花湖，冬季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常常形成玉树琼花般的“吉林雾凇”。然而在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可没有闲暇去欣赏美丽的风景，那时东北大地上炮火连天，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了。由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在满月前后国民党军即将进占吉林市的前一天才随妈妈仓促北撤。动乱岁月使妈妈无法记住我确切的出生日期，大概是4月26日至29日中的某一天吧,后来爸妈索性把我的出生日改为了5月1日，以便容易记住，一直沿用至今。唉，我的出生日竟是一笔糊涂账！

让我还有点儿异议的是我的名字，名字是爸爸给起的。那时他在东北局社会部任情报处长，还担负着策反国民党云南系军队起义的任务。在我出生的第二天，爸爸匆匆从前方赶回来看了我一眼，说：“生在吉林，就叫吉林吧。”就又匆匆出发上前方了。等我长大成人后，总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太过随意，就和小品《超生游击队》中的“吐鲁番”“海南岛”差不多。哪怕像蒋南翔伯伯的儿子叫“蒋延东”（从延安到东北），至少还有个时空的过程，有点儿时代的浪漫色彩，而我一下子就定格在“吉林”了。这次为写书搜集资料时我才知道，郫县何氏同治年间修订族谱时，谱序排定廿字为“秉德维乾运，华封锡惠孚，昭明延世泽，克慎绍良模”。父亲是“维”字辈（何维登），而我应当是“乾”字辈。爸爸当年为什么不给我按排序起名，是因为战争环境实在太忙而无心仔细琢磨？还是他自己因地下工作需要而两次改名（当时刚由延安时的“何利”改为“何礼”），所以觉得没必要遵循老祖宗的规矩？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爸爸虽然没能给我琢磨起一个更好的名字，可是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始终牵挂着自己的孩子。当他完成策反起义的任务，由南满根据地准备回到北满根据地时，与他在“一二九”时就相识的陆平司令员送给他一匹漂亮的小白马代步。可是爸爸在穿越长白山百里林海时却舍不得骑，宁肯自己步行，为的是能卖个好价钱给我买顶蚊帐。当我大学毕业后在小兴安岭劳动锻炼时，才知道林区蚊子和小咬（一种比蚊子小的昆虫）日夜轮番“轰炸”的厉害。爸爸当年一定是在山林里遭到了“轰炸”，就担心起刚满百日的儿子是否会被蚊虫叮咬吧。

最不可思议的是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下，爸爸居然还有心在山沟里捡了一块漂亮的小石头，亲自动手给我刻了一枚小图章，于是我自小就有了自己的“大印”。这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最能体现我父亲的爱子之心的珍贵纪念。我上小学时曾经问过爸爸：为什么别人的图章四周都有边框，你给我刻的图章只是左右两侧有边框？爸爸的回答是：它的寓意是做人一定要有规矩，但又不要被规矩限制死而不敢有所发展。爸爸深邃的育人思想和对孩子未来发展的期望，我是直到自己退休，开始回顾和反思自己一生的时候，才真正领悟到的。

爸爸对我的教育就是从“立规矩”开始的。说来不好意思，本人小时候曾经有过父母不满足我的要求，就躺在地上哭闹耍赖的“恶习”。大多数父母对付这种“恶习”的办法，无非是“胡罗卜”或“大棒”。但爸爸纠正我的“恶习”却另有妙方（据说还是我奶奶传授的），既不打骂也不利诱，而是平心静气地给我讲清楚为什么不能满足我的要求的道理，当我继续哭闹想吓住爸爸时，爸爸就拉着妈妈到另一间屋子里，不理我了。等我再继续追过去躺地哭闹，爸妈干脆就出门了！唉，做无用功多没劲，自己找台阶下吧。爸爸用这个妙方只一两次，就让我把“恶习”改掉了。事实上，爸爸纠正的不仅仅是我童年的“恶习”，更重要的是给我一生做人立下了规矩：凡事要讲道理，要理性地思考问题和提出自己的要求，不允许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谋取利益。

爸爸给我的人生立规矩，却并不希望我做一个只会循规蹈矩的、唯唯诺诺听大人话的“好孩子”。在我的记忆中，当我在北京小学和北京四中当上“三好学生”和学生干部时，爸爸从没有在这方面表扬鼓励过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爸爸所讲的他从小到大学期间如何淘气、恶作剧，如何幻想练成飞檐走壁，如何与好友在北京西山冒险野游从陡坡上摔下来，等等。甚至有一次还说过，他小时候考试时，曾经在袖子里用拴着皮筋的纸条装作“打小抄”以戏弄老师。听到这里妈妈终于忍不住提出“抗议”了：“何礼，你是个搞教育的人，怎么净和孩子说这些？”爸爸却对妈妈的“抗议”一笑置之，依然兴高采烈地讲他的故事，让我们兄妹听得津津有味。爸爸从不过问我正课的学习情况，或许他认为那是学校的事情，却特别鼓励培养我的课外兴趣和动手能力。记得我小时候，周末爸爸常带我在团中央大院里用小口径步枪打鸟，他的枪法很准。打下麻雀或野鸽子，就用手术刀一边解剖一边给我讲各种脏器的功能，这可是他在大学学习动物心理实验时的拿手好戏，解剖完了，一顿美味的原料也就有了，让我既学了知识又饱了口福。在我提的问题中涉及到炼铁浇铸的知识时，爸爸顺手剖开一个杏核并挖去杏仁，然后把蜡烛油浇在里边再合上，过一会儿打开模子后蜡烛油就成了杏仁的形状，还是幼童的我看着那个亮晶晶的“杏仁”感到特别有趣，也试着动手做。初中时我迷上了无线电，自己画了一张可装在肥皂盒里的小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还郑重其事地写上“设计师何吉林”字样，爸爸看到这几个字特别高兴，鼓励我继续钻研并动手实现它。正是在父亲的鼓励培养下，我从小就不局限于学校教育的框框，有很强的好奇心和动手能力，不仅广泛涉猎课外书，尤其喜欢自己动手做实验和做各种事情，不仅能从中得到经验教训，更能体验到创造和成功的快乐。

走过人生几十年再回首看自己的成长经历，我觉得父亲是个高明的教育家。他不是生硬地用各种规矩和功利的目标去管束和要求孩子，而是在了解孩子的心理和天性的基础上，巧妙地培养孩子的兴趣，引导孩子自己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他所讲的自己“打小抄”等行为，其实都蕴含有儿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不惧怕权威等合理因素，当然不是鼓励我们抄袭。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从来不屑于去做抄袭的事情。比如讲课，我从不按现成的教材照本宣科，而是加入自己的研究心得，用自己的语言来讲。写文章和报告也决不采用从网上下载现成材料，然后“剪刀加浆糊”式的拼凑一份材料。因为爸爸的鼓励和培养，使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去体验成功的快乐，抄袭只能说明自己懒惰无能，自然也就不屑于去“打小抄”了。爸爸期望我“做人一定要有规矩，但又不要被规矩限制死而不敢有所发展”，我想自己是大体上做到了吧。在老同学们的印象中，我是一个非常遵守规矩的人。他们还记得在食堂排队打饭时，因为有个同学硬要在我这儿“加塞儿”，我就到队尾重新排队的事。老同学们又对我的一些“出格”的举动感到非常惊讶。一是在清华绵阳分校时，当军工宣队作出春节不放假的不合理决定时，我竟然敢于无视他们的权威，跑到峨眉山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去了。二是在还有两年多就退休时，我敢于从一个知名的外资企业跳槽，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小民营企业去创业并做出一番成绩。回首过来的人生路，我非常感谢父亲用一枚小图章蕴含的寓意，引导了我的人生路，使我既是一个始终遵纪守法的公民，也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和闯劲去实现人生价值的人。

“不要只会破坏，要学会建设”

1949年北京的那个秋天可说是惊天动地，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我父亲是一届政协全国青联代表团的常务委员。政协会议期间有一件和爸爸有关的趣事，那是三十年后我在哈尔滨看望曾在团中央工作的李秀贞阿姨时才知道的，李秀贞阿姨当年是全国学联副主席、一届政协全国学联代表团委员。她告诉我在开国大典的前夕，政协在北京饭店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宴会，我父亲代表全国青联代表团向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敬酒。宴会上他喝醉了，醉到什么程度？真是难以置信！当爸爸被搀扶着回团中央机关时，看到长安街路边等待第二天检阅的高射炮时，竟然当成战马要骑上去！李秀贞阿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的神情仿佛又回到青年时代那改天换地的岁月。或许有过艰苦革命斗争经历，终于看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那一代人，当时都有着同样的激情吧？

爸爸虽然在国宴上喝醉了，但却没有陶醉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中，他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思考。我曾看到在他的书箱中有一本用很粗糙的纸印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在“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段话下面，他用红铅笔画了粗粗的着重线，表明他对这段话所赋予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伟大使命的重视和思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要求我和弟弟“不要只会破坏，要学会建设”的教导，这还得从大舅送给我们的一套儿童工具说起。大舅郑伊雍解放战争时期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受我母亲影响他一直倾向进步，留学期间还与龙云之子龙绳文等合办《中国通讯》，介绍国内形势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情况。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作为首批归国留学生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被分配到外贸部工作。我那时印象中的大舅特别帅，高高的个子，整齐的头发，一身黑呢子大衣，潇洒地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英气勃发，特有风度。大舅对我们几个小外甥也特别喜欢，他出访东德回来后送给我们一套儿童工具，这可是那个年代少见的洋玩意儿，有锯、刨、锉、钉锤、手钻、螺丝刀等好几样。我和弟弟晓新见了如获至宝，经常用这些工具东拆西拆，一些玩具、闹钟都拆散了架，装不起来了。爸爸看到后就告诉我们：从小不要只会破坏，要学会建设；学会破坏很容易，学会建设就困难得多，建设就一定要讲究正确的方法。他不限制我们拆东西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只是要求我们拆完了一定要重新组装好，为此就要记住拆卸零件的位置和顺序。我父亲的这个思想，应当是基于当时刚刚破坏了一个旧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时代背景下，他对少年儿童教育思想的深入思考。

要学会建设，首先就要善于学习，有建设的本领。父亲一生都重视学习新的知识，无论文科理科都广泛涉猎，学识丰富。在团中央工作时，他曾把清华老学长、著名的少儿科普作家高士其请到家里来，探讨科普教育问题。在颐和园干休所养病期间，他开始订阅《科学画报》，那时有许多国内一流的著名科学家为《科学画报》撰写科普文章，是一本水平很高的科普杂志。爸爸不仅自己认真看，许多文章都画满了记号，而且培养了我对《科学画报》的浓厚兴趣，使我学到许多课外的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天文和地理等知识，这激活了我的求知欲望，使我从来不觉得学习是被动枯燥的事情。父亲后来在吉林大学工作时，常有些著名的理科专家教授来我家，如：化学家唐敖庆、物理学家芶清泉、数学家王柔怀、计算机专家王湘浩、分子生物和酶工程专家程玉华等，他们和我父亲常常一谈就是很长时间。许多前沿的学科都是在父亲的支持下，在吉林大学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想，如果没有开国后对各领域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积累，父亲就不可能那么自如地和这些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并管理好理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父亲对文科的许多领域也都广泛涉猎。在他的书箱中，除了政治、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中外经典著作外，令我惊讶的还有《莎士比亚戏剧集》和《圣经》。中学暑假时，《莎士比亚戏剧集》我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圣经》就看不下去了，心里还想：“爸爸买这么本破书干什么？”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吉大管教学时常去听课，有一次听一位老师讲西方文学史，课后父亲指出他讲的圣经文学中一处史实有误，那位老师不大服气。父亲以平等的态度对他说，我们回去都查一查，把史实搞准确，不能讲授不准确的东西误人子弟。后来那位老师查阅《圣经》后发现确实是自己记错了，很不好意思地写了封致歉信。吉林大学有位教授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在学校流传：“这世界上就没有何校长不知道的事情。”虽说是句玩笑话，但父亲的学识渊博是大家公认的，这也是他能够领导高等学校文理科建设工作的重要基础。

父亲不仅自己勤于学习，也特别善于启发和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能力。记得我小学一年级时，和爸爸住在清华照澜院，晚饭后爸爸常带我出去散步。从二校门往东，走不多远就是当时清华园的东界墙，那时清华大学还没有向东扩展，东校门外是一条铁路。站在铁路上，父亲告诉了我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詹天佑，面前这条穿越险峻的居庸关八达岭的京张铁路，就是他设计和主持修建的，打破了外国人断言中国人不可能自己在这样的地区建造铁路的神话。爸爸讲的故事让我从小就开始树立民族自豪感，钦敬像詹天佑那样的搞建设的工程师。我记住了这条有名的铁路，回家后就想画一幅站在铁路上向前看的画，可是却遇到了困难：我从画纸的下方画了两条平行线代表铁轨，可是发现没法儿收尾，画下去就一直顶到天上去了。父亲就告诉我，在画纸中间先画一条地平线，然后再画铁轨的两条线，下宽上窄，交汇于地平线，再沿铁轨画几根电线杆，近大远小。经过父亲的指点，我以后走在路上就注意观察，果然是这样。父亲就是这样教给我初步的透视概念，培养了我的观察能力和空间想象力。后来上大学的机械制图课画三维立体图形时，我感到非常轻松，这与父亲的启蒙是分不开的。

父亲在培养我学习兴趣的同时，非常注重让我养成科学地、独立地思考问题的能力，他特别反对盲目跟风。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教育工作成为中国的榜样，当时出版的苏联纪实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中国教育界影响极大，好评如潮，成为青少年成长的教科书。我当时也特别喜欢这本书，卓娅刻苦学习的精神就是我的榜样。然而父亲却对我说：卓娅刻苦学习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学习更要讲究科学的方法，不能蛮干。像她那样明明身体很疲劳了，不去睡觉，待养足精神后再学习，反而用冷水冲头刺激精神，这是不讲科学的方法，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而舒拉虽然调皮，但他懂得劳逸结合，结果学习和身体都比卓娅好。父亲的这番见解，对我真可说得上是振聋发聩，因为当时主流的舆论都是一边倒地号召向卓娅学习的，我也深受影响，甚至对卓娅的刻苦精神到了极端崇拜的地步而去简单模仿，根本没有从另外的角度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是父亲的教诲点醒了我，让我学会克服看问题的片面性，在流行的思潮面前不要盲目地随大流和跟风，而要想一想是否真有道理。我感觉在当时片面强调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忽视科学和理性的历史背景下，父亲能够在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中，理智地、科学地思考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真是不简单，对我后来成长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上的成败得失可以看出，培养国民具有理性地、科学地、独立地思考问题的能力，是减少盲目性和破坏性，加强科学性和建设性的一个重要问题，父亲在这方面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是难能可贵的。

父亲不屑于做“大官”而热心于搞建设，从他提出不当吉林大学校长而去做副校长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妈妈对他的选择有些不解，曾经问过时任高教部长的蒋南翔同志：何礼是否觉得自己不能胜任领导一个重点大学？蒋南翔同志说：以何礼的能力，领导一个大学绰绰有余，他就是觉得自己养病时间长了，希望多做实际的工作积累经验。即使是在“文革”那种恶劣的破坏性的环境中，到处都在“打倒”和“砸烂”，可是父亲一旦恢复了工作，仍然顶着压力，热心于教学和科研的建设工作。如《汉日词典》项目、反坦克导弹国防科研项目和建立计算机系等，都是在他领导下，和同事们顶风建树起来的。他特别看不惯那些“破坏本事不小，建设本领不大”的人。有一次某位管后勤的领导去和别的单位吃喝了一顿，就卖掉了学校的一处资产，回来还说“这件事儿真难办”。父亲对此非常不屑，说：“一卖了之有什么难办的！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资产不知道想办法好好利用，随随便便就卖了，真是败家子！” 父亲不仅自己不屑于做官而热心于搞建设，对我也是这样期望的。当我高中毕业时，四中推荐我去中央高级党校青训班，听说是党中央为培养理论研究的接班人而创办的，由康生负责。在当时的形势下，能上青训班可以说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诱惑力。当我征求父亲意见时，他不赞成，他不希望我成为像赵括那样“纸上谈兵”的人。他认为应当趁着年轻打好理工科基础，有建设的本领，即使将来去搞理论、搞政治，也应当是有实际工作经验后顺其自然的事，而不应当人为拔高，培养空头理论家和政治家。父亲在教育部主管过全国的高等教育工作，熟悉情况，他介绍了我感兴趣的几所高校的专业、师资和传统，说服我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大学。我至今都非常感谢父亲当年在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口上，帮助我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在给父亲编写传略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父亲一生都是一个建设者和实干家。他不尚空谈，不屑于旁观评论，而总是勇于探索，热心于实际工作，对困难的、开创性的工作更是充满热忱，总是拼搏在第一线。

关于“琴、棋、书、画”

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知晓西方的文化艺术，更酷爱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好的修养，在某些方面也对我有着很深的影响。为叙述方便，就归纳为“琴、棋、书、画”四个方面。

（一）琴：这里所说的不只是狭义的古琴，也包括其他乐器，以及相关的音乐和戏曲等艺术。父亲14岁时从云南回到四川郫县老家，住在伯父何明卿家中自学三年。他在回忆文章中曾描写了何家当年的景象：“到我们祖父——秉字辈，即已家业荡尽，没有一分田地，子弟们都要出外谋生了。但书香巨绅架子犹能勉强撑持，待月明之夜，全家鼓板笙笛、拉弹敲碰，传习昆腔、套曲单折，悠扬行云，全县遐迩皆闻。”父亲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听父亲说他学习过弹古琴和吹笙，可是从没有机会听他演奏过，但父亲却教过我一些民族乐器。那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妈妈、姆姆（四川人对伯母的称呼）钟伯安和弟弟妹妹住在东四十一条的少年报宿舍大院里，我和爸爸住在西城月坛南街的华北局宿舍大院。每逢周末，我和爸爸就回到东四十一条的家中，堂哥何乾元（钟伯安之子，何明卿之孙，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也常来，家中热闹非凡。正是在这样的家庭聚会上，爸爸和堂哥有时会吹笛子，拉二胡，还弹月琴，也教会了我，只可惜本人没有玩乐器的天份，也只是学了点皮毛。不过在家庭音乐会上，我也从爸爸那里得到了一些有关戏曲方面的知识。比如知道了京剧的主要唱腔西皮和二黄，京剧角色的五大行当“生、旦、净、末、丑”。还知道了昆曲是比京剧历史还要悠久的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珍品。爸爸对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的昆曲有着特别的爱好，也不知是由于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昆曲发源于江苏太仓南码头，而他的母亲恰是太仓人毕沅的后人的缘故，还是因为昆曲唱腔优美、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是戏曲中的“阳春白雪”。在爸爸的书箱中珍藏着一套从北京琉璃厂旧书摊淘来的《缀白裘》，是清代刊印的戏曲剧本选集，收录的主要是昆曲曲目。在闲暇时，爸爸常会翻出《缀白裘》，有滋有味地哼唱其中的曲目。或许那时我年龄还小，总觉得昆曲和京剧节奏太慢，没有太多兴趣，爸爸也从不勉强我们去培养这方面的爱好。然而在爸爸唱过的戏曲中，一些优美的唱词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昆曲《牡丹亭》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京剧《李陵碑》中的“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都让我感受到中国文学语言的美感，那种如画的意境潜移默化地留驻在我的心间，提升了我对艺术的审美能力，也使我中学阶段学习语文课时，对唐诗宋词和古代散文特别偏好。我对欣赏音乐的爱好，可是爸爸给培养起来的。记得小学一年级时我和爸爸住在清华园，以及上中学时住在华北局宿舍的那段时间，晚饭后如果有空，爸爸常让我陪他听一会儿音乐，有时还给我讲些乐曲和作曲家的背景知识。那时只能听收音机，电台常播放中外名曲。爸爸既喜欢听民族乐曲，如《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和刘天华的《良宵》等，也喜欢西方的约翰•施特劳斯和莫扎特等作曲家的轻音乐。爸爸尤其喜欢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和华彦钧（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这两首深刻反映人民苦难心声的作品，这两首乐曲深刻的内涵也影响着我。据说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听《如歌的行板》时曾流着泪说，这一作品使他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无独有偶的是，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也曾被《二泉映月》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我应该跪下来听……”。我猜想，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这是他能与两首不朽的名曲产生共鸣的内在原因吧。

（二）棋：我在少儿时期喜欢下棋。中国象棋是北京小学的同学教会我的。而国际象棋我在上小学前就学会了，当时的团中央办公厅主任荣高棠伯伯家有一副国际象棋，我就是跟着他的儿子荣乐天大哥学了个皮毛。上中学时我和爸爸下过几盘国际象棋，才知道他还真有点研究，什么意大利开局、西西里防御之类，都是从爸爸那儿听说的。不过爸爸真正认真教过我、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体现中华民族对智慧的追求的围棋。学下围棋比两种象棋难得多。象棋在开局前，双方棋子已经在固定位置摆好，每一类棋子的走法和威力虽各不相同，但只要对这些简单的规则有所了解就可以下棋。而围棋却相反，开局时盘面无一颗子，双方可在棋盘的任何一个交叉点上落子，每颗棋子在下到棋盘之前的地位是平等的，落子后它的作用却随周边形势的不同而千差万别，这就给对弈者创造了发挥智慧的极大空间，而这也是初学者最难以琢磨和把握的。随着棋局的进行，象棋盘面子数是越来越少，局面也越来越简单；而围棋却是盘面子数越来越多，局面也越来越复杂，这就更能锻炼对弈者对形势的判断能力和智慧。爸爸真是一个优秀的启蒙老师，他以很高明的方法，耐心地、循序渐进地讲解和训练，让我很快就学会了下围棋。他先给我讲解围棋死活的基本知识，以及棋盘角上和典型棋形（如“直三”、“曲四”、“刀把五”等）的死活要点，并把棋盘折叠成四分之一大的小棋盘，和我轮流执黑棋或白棋反复演练。待我基本掌握对杀和死活的要领之后，爸爸就把棋盘展开成二分之一直至全盘，开始讲解布局的基本知识，如在二线、三线和四线落子布局的特点，以及“金角、银边、草包肚皮”之类，也顺带介绍了围棋的历史文化，及围棋大师吴清源和国手“南刘北过”。到了这个阶段，我逐渐开始领略到围棋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的精妙。例如布局，爸爸告诉我要有一定的战略构想，还要讲究子力配置的协调和美感。而在中盘战斗阶段，不仅要有大局观，更要有辩证的思维。比如单纯地想要逃出一队可能被围的棋子，反而会使对方借助攻击而壮大外势，如果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使用弃子战术求得转换，反而可能获取更大的利益，其中攻防矛盾的千变万化所体现的辩证思维真是妙不可言。当时初中的政治课正在讲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学习围棋使我能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去理解抽象枯燥的哲学术语，从而对辩证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后来我参加了北京市第一届少年儿童围棋比赛，与聂卫平兄弟同场竞技，也算一段趣事。爸爸为什么想到要教我下围棋，我不得而知。但通过学围棋培养了我的大局观，不斤斤计较小的得失，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对我后来的工作和人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书：爸爸对书法很有研究。据说他十二岁时写的篆字，就被曾任贵州政务厅长的何家亲戚何季刚先生木刻成对子，挂在大厅两侧的柱子上。我上小学开始学习用毛笔写大字时，爸爸认为学校发的描红大字本的楷书不够好，带我到东安市场买来柳公权和颜真卿的字帖，临摹“颜筋柳骨”的楷书。当我在颐和园看到乾隆御笔的碑文时，觉得他的行书写得漂亮，爸爸却认为乾隆皇帝的字比较软，有点花哨，缺乏力道。回家后还拿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影印本给我讲解，为什么称其为“天下第一行书”，还说他喜欢怀素的草书，又拿出乾隆朝编刻的收藏历代书法珍品的《三希堂法帖》影印本给我讲解，让我增长了见识。爸爸对与书法艺术密切相关的篆刻艺术也有一定的造诣，在本纪念集的附录中展示了他的部分篆刻作品，我妹妹曾请故宫博物院的专业人士鉴定过，认为我父亲的篆刻是颇具功力的。其中有一枚“马晋”名章，见证了爸爸与北京画院著名画师马晋有过交往。马晋曾宗法清宫宫廷画师郎世宁，擅长书画和篆刻，1955年与齐白石、陈半丁、何香凝等人为世界和平大会绘制过大幅国画《和平颂》。可惜他们交往的细节就无从得知了，但爸爸去过北京画院讨教有关国画和篆刻我是知道的。爸爸没有给我介绍过篆刻，我只是从有关的文章中知道，篆刻艺术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完美的结合。一方印中，既有或豪壮、或飘逸、或古朴的书法笔意，又有赏心悦目的绘画构图，更兼得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有“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之美誉。不知是否有家传因素，我的两个弟弟都自己刻过图章，爸爸看到他们在信上盖的图章，还在信上批示予以肯定和鼓励。爸爸从来没有教我刻过图章，是否他认为那只是文人雅士的一种爱好？但爸爸给我刻的那枚图章可不是简单的爱好，那是集父亲的期望、教育思想和篆刻艺术于一体的珍贵纪念。

（四）画：爸爸是否学过绘画我不知道，但他喜欢国画，记得他曾经说起过齐白石、徐悲鸿、吴昌硕等著名国画家。爸爸也喜欢摄影，这可以说是用相机作画。在养病期间，他拍摄的颐和园和北海的风景照，取景和用光都很讲究，体现了他高雅的审美眼光和艺术修养。给我们兄妹拍摄的生活照，更是生动传神，成为爸爸留给我们的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我妹妹记得，爸爸曾多次带她参观北海画舫斋的国画展。我也记得和爸爸一起看过国画展，但印象却很模糊，因为那时候我更喜欢欧洲古典的绘画艺术，特别是油画和铜版画。在妈妈的书橱里有一些画册，列宾、列维坦、希施金、伦勃朗、拉斐尔等画家的作品都是我喜欢的。在欣赏绘画艺术方面，可以说妈妈对我的影响超过了爸爸。但是在一件与画有关的事情上，爸爸的态度却使我终生难忘。那是我上高中时，有一次爸爸和我谈到齐白石，我想起一位同学谈笑时说，齐白石的荷叶是用屁股画出来的，端一盆墨汁，用屁股蘸一下，往纸上一坐就是一片荷叶。我觉得很好笑，就和爸爸说了。没想到爸爸一下子变了脸色，非常严肃地说：“胡说八道！怎么能这样糟蹋艺术和老艺术家？”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爸爸说话向来是温文尔雅、风趣幽默的，从没有见他这样愤怒过。爸爸不再说话，陷入了沉思。我也很尴尬，不知爸爸在想什么，是在想为什么青年学生会这样不尊重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吗？直到文革初期，当我看到一些青年学生不分青红皂白地搞所谓“破四旧”和“彻底砸烂”，连我从小视为神圣的清华园二校门也被粗暴地推倒，而且采取侮辱人格的方式批斗人时，我不由得想起父亲四年前的那番话，头脑从狂热变得冷静下来，对他的愤怒开始有了点理解和思考。如今已经没有机会去和父亲探讨这个问题了，但父亲当年所提出的问题却常常引我深思。这个问题也许太深奥，不单纯是如何教育青少年懂得尊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更涉及到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前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等各个领域所付出的劳动和艰辛的探索，无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想起1952年母亲率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带回来的那些精美的历史建筑、文物和雕塑的画片，虽历经十月革命的社会大变动，并没有因其与彼得大帝或叶卡捷琳娜女皇有关而被破坏，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就得不到尊重而轻易被彻底砸烂呢？我更想到中国近代以来，为求国家不受列强欺侮，为使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领导了社会的大革命，多少志士仁人不懈艰苦探索奋斗，为今天中国的独立富强奠定了基础。可是近年来有一种思潮对历史发展的主流视而不见，肆意嘲弄、歪曲以致全盘否定前人为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这不又是一种“彻底砸烂”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吗？他们对历史的轻薄态度，与混说齐白石用屁股作画的轻薄态度何其相似乃尔。看来“彻底砸烂”的思想基础并不只存在于文革那一代青年人中，知识分子本应当是肩负着教育和引领社会大众的责任的，如果他们不能克服对历史和前人“轻薄为文哂未休”的积习，又如何引领中国社会避免忽左忽右的弊端而健康地发展？这也算我对父亲所提问题的交代，和一点不成熟的思考吧，不知父亲是否赞同？但我知道，父亲对文革初期批斗过他的青年学生是非常理解和宽容的，从没有以深恶痛绝的口吻谴责过他们，偶尔谈起他与那些批斗看管他的学生打交道的经历，也总是轻松诙谐的口吻，甚至在关押中还不忘对他们进行教育。我想，他是从自己当年作为一个对旧中国不满的“愤青”，到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中，深刻理解青年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其间有些过激的认识和行为并不奇怪。他所痛恨的，是文革当中那些反科学的、不搞建设专搞破坏的人和事。我以为，父亲的这种态度，是需要具有不斤斤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而心系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精神境界，才可能做到的。

爸爸拍摄的北海公园

爸爸用重复曝光法给我们兄妹拍摄的照片

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父亲一生都在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他的理想不是追求个人狭隘的财富和官位，或者事业和名利，而是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人民的幸福和解放而奋斗。父亲生前没有专门谈过他的理想，但是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心耿耿，从他对人民群众的无比热忱，从他对社会尚存在的官本位等现象的厌恶等许多方面，我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理想和追求。

在我妹妹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讲了一个父亲带她住大车店的故事。车把式们从开始见到父亲时冷漠、怀疑的距离感，到很快与父亲热烈地攀谈，甚至把炕上最好的位置让给父亲，还给他打来洗脸的热水，表现出他们对父亲的敬重。这件事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但父亲乐于和善于与基层的老百姓打交道所体现的共产党老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我却一点都不陌生。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记得在团中央时，有一次作家柳青叔叔到我们家来，他曾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很有名的作家，那次来访就送给我父亲他写的《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他当时担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第一任主编，也住在团中央大院里，但是他并不留恋大城市的生活。在新中国刚开始建设的时期，他更关心的是家乡的人民刚刚开始的新生活，他不甘心做一名旁观者，力图要在这个新时期有所作为，决心回到家乡的人民中去，他到我家来就是征求我父亲对这件事的意见。当时团中央系统许多青年干部都把我父亲当成老大哥，遇事喜欢征求他的意见（父亲去世后，一些在团中央工作过的同志给我母亲的信中，都回忆到当年受教的情况）。我父亲非常赞成他的想法，鼓励他回去在人民中扎根做出成绩来。此后柳青叔叔和他爱人一起回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十几年，写出了反映中国农村深刻变化的长篇巨著《创业史》。后来父亲还多次对我提到柳青叔叔，说他有志向、不忘本。父亲的教导对我影响很深，文革中清华大学武斗使我们无处安身时，我就自觉到河北冀县田村的同学家中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两个月。我父亲不是劳动阶级出身，他对劳动人民（包括从事实际工作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尊重，我想应该是出于长期革命斗争中对蕴藏在人民中的伟大力量的认识，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信仰而形成的。据我观察，父亲不喜欢官场应酬，却与做实际工作的人相处特别亲切。我看到过他和像唐敖庆这样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深入讨论科研和教学中的各种问题，气氛非常热烈，一谈就是半天；我也看到过他和颐和园干休所的园林工人和炊事员，五七干校的农工，在吉林大学傍晚散步时路遇的普通教师和校园工人聊天，了解他们的情况和意见要求，交谈非常自然，毫不做作，一点没有摆老资格和领导架子。文革中，当父亲被造反派批斗关押并强迫搬家时，却有几位吉大的工人暗中帮助我父母度过生活的难关。谁当官做老爷，谁为人民服务，基层群众心中自有一杆秤。回想父亲与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工人农民的交往，我非常钦佩他与各阶层的人打交道的能力，那么亲切自然。记得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我以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应当是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回想建国以来一些失误和教训，都与没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有关。“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共产党是执政党，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多么需要像父亲这样既熟悉知识分子，也善于和普通老百姓打交道，能够真正代表他们和充分赢得他们信任的干部啊。

父亲是党的高级干部，但他一向厌恶官本位和官场作风。记得我姑姑和张鼎丞同志结婚后不久，有一次父亲和我去看望姑父。到姑父居住的大院门口的时候，警卫室的一个人或许看我们不是坐小轿车来的，盘问了半天，态度很冷淡，表情里透漏着官衙门的傲慢。我知道大院里除姑父外，还住着贺龙、罗荣桓两位元帅，这位警卫人员大概觉得自己也很了不起了。父亲非常不高兴，当时就拉着我要回去。结果那位警卫慌了，赶紧给里面打电话，又变了副笑脸直个劲儿地道歉。打这以后，我印象里父亲好像再没有进过这个大院。倒是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姑父没有丝毫的官架子，到父亲居住的华北局宿舍大院来探望过两次。后来姑姑问起我当时的情况，感慨地说：“你爸爸是非常看重延安时期那种官兵平等，上下级亲密无间的生活啊。”我还记得妈妈说过一件事：有一次蒋南翔伯伯请父亲帮助修改他自己做的诗，蒋伯伯是清华中文系毕业的，却非常谦虚。父亲也不推辞，就直截了当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蒋伯伯也虚心采纳了。妈妈以赞赏的语气感叹地说：“嗨，这个何礼，还是延安的作风，一点不会官场那一套，要是现在的一些人还不得称赞一番蒋部长的诗如何好，谁敢给教育部长改诗啊！”从“一二九”时期起，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蒋南翔伯伯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上级对下级的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也没有下级对上级的吹吹拍拍、阿谀逢迎，而是始终保持着相互敬重、相互信任的亲密战友和同志关系，没有沾染丝毫庸俗的官场习气，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延安作风呵。

父亲所追求的理想的社会是人人平等的、公平的，体现在他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上，他对防止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和特殊化，教育他们保持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极为重视。在延安时期，胡乔木同志派父亲到延安中学担任副校长时，曾告诉他：“延安中学干部子弟多，各方干部都有，出一点事，一周之内，上到中央、西北局，下至延属地委、延安县，满城风雨都知道了。所以应注意：不要出事！”父亲到任后，发现延中干部子弟占三分之二，每人每月供给3斤肉，普通群众子弟没有，常发生矛盾，为此有人主张干部子弟和群众子弟分开吃饭。父亲认为这样非常不利于党群关系和对干部子弟的教育，他不怕得罪人，就找机会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周副主席当即表示：无论如何使不得，不能让他们分开吃。将来谁学得好，谁学得不好，谁对人民贡献大，还不清楚呢。而且专门对延安中学的师生讲了斯大林批评他儿子所在中学的领导让外国记者采访他儿子的故事，斯大林说：“××同志，你做得不对。我儿子的存在是作为一个公民而独立存在，并不依靠我的存在而存在。将来他是什么资质，要由他自己的努力来决定。”根据周副主席的讲话精神，延安中学领导研究决定：肉照样领，干部子弟和群众子弟一起吃，按班级分桌，并通过党总支对干部子弟进行教育，妥善地解决了干部子弟特殊化的问题。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在北京四中住校，同学们生活都很艰苦，却看到一个军队高级将领家里派警卫员天天到校给儿子送牛奶和鸡汤。当父亲问到学校干部子弟的情况时，我说了这件事，父亲就给我讲了延安中学的故事，还讲了周总理告诫101中学干部子弟不要成为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的事，以此对我进行教育。听了父亲的话，我下决心锻炼自己，中学阶段每天清晨都在月坛旁边的操场上练长跑，不管春夏秋冬，不惧雨雪风霜，为日后走上工作岗位能以乐观的精神战胜所遇到的困难，奠定了体魄和意志的基础。

父亲一生都是以身作则，从不搞以权谋私和特殊化。1980年时，为了照顾年老多病的父亲，我从哈尔滨铁路局直属通信段调到吉林大学工作，我们一家三口和父母一直挤在一个70平方米的小楼内居住，这远远达不到父母的级别应当享有的居住面积。父亲知道吉林大学许多教职工居住条件的困难，所以不肯向学校提出改善条件。吉大校庆时，在东北三省担任省市领导的我父亲的学生来看他，都对父亲的居住条件感到惊讶，要向学校提出来，也被父亲谢绝了。父亲根本就不在乎住房的大小好坏，我也只好委屈地和父亲挤在一起住。当我儿子要上小学时，如果父亲让校办向与吉林大学一路之隔的解放大路小学打个招呼，我儿子上这所比较好的小学应该不成问题，但父亲不愿开这个口，我儿子按学区分配上了白山小学。可以说，我在吉林大学工作的十几年中，没有沾着父亲任何光，反倒是要更谦虚谨慎，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学习和工作，不然群众会说何校长的儿子是靠走后门来的，不学无术。为此，我感觉到的束缚和精神压力也比在哈尔滨工作时大得多。坦率地说，那时我也曾经对父母有些怨气，觉得他们太死板，很少为子女考虑和谋利益。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怨气早已无影无踪，看到现在老百姓对那些以权谋私的贪官和“官二代”的痛恨，引起我更多的思考，和对父母那些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追求的理解。我父母当年若不是极其看轻轻易可得的名利地位和物质享受，追求为劳苦大众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怎么可能跑到延安的穷山沟里去革命呢？看看现在那些头天还在大讲反腐倡廉，第二天就被“双规”的成批贪官们，当年的共产党如果不是有一大批像我父母那样言行一致的革命者，怎么可能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而取得政权呢？人民的拥护和肯定，才是最能体现父母那一辈老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的。

父亲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听父亲对我和堂哥讲过，他非常赞成马克思的女婿、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保尔•拉法格夫妇的一项决定：当他们年迈体衰，不能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继续工作时，就选择自动离开人间，而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父亲当时还非常赞赏恩格斯选择在去世后，将骨灰撒入大海还诸自然。在《何礼图文传略》中，转引了《吉林日报》报导我父亲去世后，将大脑和心脏捐献给白求恩医科大学作为教学标本的事迹。这是父亲生前对我的郑重嘱托，是他对自己所热爱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最后的奉献，也体现了他一生的信仰所具有的高尚与真诚。

1986年7月5日那天清晨，爸爸突然走了，走得很平静，前一天我去医院看他时精神还很好。当我赶到病房时抢救已结束，我亲手给爸爸换上了新衣服。我小时候是爸爸抱着我，现在是我抱着爸爸尚有余温的身体，我感觉一棵荫庇着我们兄妹健康成长的大树倒下了，禁不住泪如雨下。吉林大学为父亲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的那一天，天空一直阴沉着，等到遗体火化结束返回途中，忽然天降大雨，转瞬又变为晴天。参加火化仪式的吉大老师们说：何校长是好人，老天都保佑他！这阴、雨、晴，是否爸爸的在天之灵在告诉我们，要止住悲伤，走好今后的路呵？爸爸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留下的是精神财富。精神财富是无形的，却又是最丰富、最珍贵的，需要我们兄妹和我们的后代去认真品味、继承和光大。爸爸，您放心吧，我们会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资料来源：郑一奇主编，何吉林副主编：《何礼纪念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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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