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序

编者按：《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记录了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先生“七七事变”后带领留京教授南下长沙临时大学，后西迁昆明，受梅贻琦之邀出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在形势复杂多变、敌机随时轰炸、资源极度匮乏、物价不断飞涨、经费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团结敬业之精神，践行刚毅坚卓之品格，为国家培养人才等的一段重要经历。《日记》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同时也是西南联大师生在这一时期教学、研究、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记录，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本报特刊登由郑先生家属郑晏女士、郑克昌先生、郑克晟先生、郑克扬先生合作为该书撰写的序言，并摘登《日记》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郑嗣仁

　　郑天挺先生晚年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西南联大，他说：“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文化史料》第四辑，1983年)的确，联大当时在人事安排上，确实是互相尊重、维持合作的。以联大历史系为例，当时傅斯年即对北大教授姚从吾及郑先生说：“你们都不要作联大系主任，让别人作。”八年中也确实如此，历史系教授间始终团结一致，努力教学。

　　又如1940年初，梅贻琦让郑先生做总务长。郑先生不愿意，他的北大友人亦不赞成。后考虑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合作局面，这些人又反过来敦劝郑先生就任总务长，以利团结。冯友兰、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还专程上门，留“斯人不出，如苍生何”条而去；后又在周炳琳、傅斯年、蒋梦麟之劝说下，郑先生才正式就任联大总务长一职。且原约仅任半年，不意竟做到1946年三校复员。这就是郑先生上文所说的“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

　　郑先生联大日记手稿基本齐全。他到昆明前两年，主要是承担教学、研究生培养及北大行政工作，日记记录了他在战时的教学、科研情况，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办学思想及学术见解。1940年后，他除教学外又任联大行政职务，工作和会议繁多，记录内容涉及联大教学、规划、人事、行政、三校及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又因他一直住集体宿舍，每日来访者甚多，故也记录不少当时教授们对学校、对政府及对时局的看法。因之对于研究及关心西南联大的人与事，多少有些参考价值。日记本为自用备忘，并未考虑发表。早在十年前中华书局即建议将此部分日记出版，家属出于多种考虑，未作同意。近年研究西南联大历史与办学经验的学者日多，急于获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而当年联大教师又多已作古，中华书局又再次催促，家属方同意，并将日记手稿交付中华书局编辑部。但这些记录出自七十年前，牵涉到的人和事及关系又多且复杂，故仍不乏顾虑。由于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每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对事物的理解亦不可能是相同的。因此，希望读者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日记中所记录的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往事。我们相信，读者亦必会以“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看待这部日记的。

来源： 南开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