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留在滇南的几位学子
作者：张勤文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犹明灭，楼上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功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关山几万程。
——引陈寅恪教授《蒙自南湖诗》
这首蕴蓄着深厚爱国主义的诗，是曾经留学欧美精通东西十余种外国文字的大学者、历史学家、诗人、教授陈寅恪，在蒙自南湖写下的。
在国难深重的抗日战争中，他跟着院校从北京南迁长沙，复迁昆明及蒙自边城时，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写于南湖菘岛。诗中抒发了国仇离恨，对北国古都的怀想思念。作为西南联大学子谁不思念当时的文化知识的宝库——清华、北大、南开呢。诗中曾感叹“北归”的不易，可是非正义的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1945年日本就向盟国投降了，狂妄一时的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上了绞架。
西南联大的师生1946年就复员回归北去了，只留下一些文化知识的播种者爱上了这片绛红色的土地，把他们的一生从青春到白发都献给质朴的云南人民。
据我所知在个旧教育界的西南联大校友有：
（一） 郑道津校长
2010年6月29日上午我接到个旧旅昆同学会负责人之一的苏琨同学用极其沉痛的声音电话通知，93岁高龄的郑道津校长已于今早8点49分在昆明四十三医院与世长辞了。我茫然地看了一下手表9点20分。感谢昆明的同学对郑校长关怀之切，仅过了31分钟后便通知了个旧的我。我含着泪把这噩耗电话告诉了市里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杨龙遇和时任市政协主席的杨树文。因为郑道津生前是个旧市政协副主席及教育局副局长、个旧二中校长。
下午当我打电话给个旧二中的工会负责人章述伟时，得知他们已得到杨龙遇的通知，正行驶在去昆明为郑校长奔丧的途中，赶赴参加6月30日上午10时的郑道津校长遗体告别仪式。我深受年轻人办事的神速和对教育前辈的热情关怀，对逝者负责的态度所感动。
“郑道津与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的故事”
郑道津先生系安徽六安人，1917年生于天津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后，南下考取南京中央大学附中，后转学到上海同济大学附中（因参加学 潮运动被开除），后到杭州读高中时参加抗日军训。后来毕业于四川江津第十中学，同时在重庆考取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后转物理系。
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把许多已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如袁永熙、陈琏（陈布雷的第二个女儿）、周天行、刑方群、刘石平等同学疏散到滇南个旧《曙光日报》社隐蔽再分派到石屏、建水、红河、元江等地。
1942年春天普洱大盐商、大土豪张孟希不惜以重金和足量“鸦 片”聘请西南联大教授被戏称“二云居士”（即嗜好“云腿”、“云土”）的刘文典先生为其母撰写墓铭。在强大的马帮护送下，刘教授坐滑竿到普洱。联大地下党借机把地下党员和进步骨干郑道津、吴显钺、董大成、肖荻、许冀闽等同学一起送着刘文典教授到磨黑中学任教。吴显钺任校长，（据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35期记载）笔者问过郑校长，他们当时确实是借刘文典教授的名声，疏散到磨黑中学的。后来他又分到建民中学和陆良中学任教。1948年参加“边纵游击队第十支队”担任无线电台台长，足迹踏遍了哀牢山红河两岸。
解放初，他到个旧中学任校长兼物理课和外国历史课。记得郑校长在给我们讲“神圣罗马帝国”和“十字军东征”时还引用过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故事。郑校长讲课时激昂和他高亢的声调给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郑道津对滇南教育的贡献
在郑道津先生担任个旧中学和个旧二中校长期间继承了西南联大的办学传统。他懂得当时被称为“草棚子大学”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能登上世界名校的原因，他深深地体会到西南联大校歌中的“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杰”的道理。
要出人杰，就必须要有名师。联大梅贻琦先生对“大学”的解释是：所谓“大学者不在于有高楼大厦，而在于有众多大师之谓也。”可见师资的重要。因此决心要办好学校的郑校长亲自到昆明请来许多西南联大有才干的学子，如当时号称个旧中学“三华”的陈文华、陈冠华、金瑞华以及汪文希、徐再享、余树声、马人文、胡克昌、沈其位、邱晓崧等聚集在个旧中学。之后又调来吴钧、余嘉禾、周成、潘兴濂、王志忱、朱伯镛……形成了名师齐聚的一所中学。在一所县市级的普通中学里拥有西南联大如此众多的学子为师，在全省、全国都是罕见的。为当时雄踞滇南的第一学府个旧一中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铸成了滇南和省的名校。
1963年以来，个旧一中的升学率一直在全省名列前茅。恢复高考以后连续三年全省高考第一名，升学率达到80%以上，为各大学输送学生无数，其中有50%考入重点院校，赴欧美各国留学生100多人。解放后个旧中学培养出原国家女篮教练杨伯镛，著名水彩画家李景方。取得国内外博士的有熊有德（法国工程力学和电脑博士），王淑昆（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林锡伟（法国巴黎大学固体物理博士）、高宏（美国低温物理博士）、段炼（日本筑波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等56人（据上世纪90年代不完全统计）。云南省的数百所中学，受到国务院嘉奖的唯有个旧一中。这是个旧中学——个旧一中历届校长陈重然、曹元龄、郑道津、王华、徐再亨、潘兴濂等和全体教职员工辛勤汗水的结果。
个旧二中成立后，除了从个旧一中分过来的汪文希、沈其位、余嘉禾、张树南、杨嘉禾、熊卜其、莫贤彬等老师外，郑校长为了加强师资又从昆明调来了康峻（曾任云南日报总编）、梅祖成（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侄女）、谢惠庄（西南联大毕业的钢琴教师），据“西南联大简讯”第35期。陆孔正、史雅丽等外语老师以及彭北原、姚景鸾、王朝和、陆铸镛、袁奇品、李赞，还有留学美国回来的地理老师李荫堂夫妇以及后来著名的《春城赋》作者、书法家、国学家周善甫等，大大加强了二中的师资力量。
晚年豁达乐观的郑道津
郑道津历任个旧市政协副主席，教育局副局长、一、二中校长，是德高望重的“地师级”离休干部，今93岁高龄。他把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的边纵游击战争和滇南的教育事业。他爱学生如子，无私地帮助过贫困学生。我亲眼见他把自己的衣裤和半新的美国皮鞋送给我们班的一个困难同学。
记得几年前个旧二中五十周年校庆时最感人的“场景”要数由两个学生搀扶着轮椅上的郑校长一进入会场时，全体师生来宾“哗”的一声不约而同地起立，热烈的鼓掌声和音乐经久不息，表达了人们对这位教育老前辈的崇敬之情。郑校长以双手“作揖”来感激人们的爱戴。这是他生命历程中最光彩的一瞬。
当天晚上，我到世纪广场宾馆11楼16号房间看望了郑校长，并将当天发表在《个旧时讯》上的《饮水思源》一文的报纸递给他。在郑校长女儿郑运的陪同下我一直与恩师畅谈到深夜十一点钟。
第二天23日下午，王竹仙、陆翠、张志雄、陈乃健、谢熹、汪济民和笔者（系上世纪五十年代郑校长的学生）一起邀约着到二中看望郑校长。他问了许多健在和去世的老师的情况后深深感慨地吟出一句杜甫的诗：“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同学们怕引起老人的感伤，便争先恐后地要老校长辨认自己的姓名。他虽然90余高龄，但除耳朵稍重外，头脑还灵活、清醒。这位高龄老人在与来访者离别多年后，仍能正确无误地回忆出每个同学的名字，甚至记得王竹仙丈夫的名字。当有同学提起郑校长当年讲课时的高腔调，上外国史时很少看课本不照本宣科时，引起他的谈兴。他吩咐从昆明带来的小保姆帮他戴上助听器。于是便像当年讲课时那样对我们这群年过古稀的“超龄”学生讲起历史课来了。看到他越讲越进入遥远的历史中去了，有谁打断他的思路问他：“郑校长，几年来你生活不能自理，在昆明有什么感受？”他沉思了一会说：“感受嘛，最近我在昆明写了一首题为《昆明》的旧体诗，是这样的：
昆明
高楼小月车如织，
霓彩夺目人比肩。
谁主浮沉红尘里，
舍此无他“权”与“钱”。
他说，多年来坐在藤椅里除了看电视就是瞌睡和寂寞。不甘寂寞便常常回忆……回忆产生诗情，灵感，有了写诗的欲望。近年来所写的旧体诗有三十多首，由女儿为我保存在电脑里。
关于“人生”，郑校长说：“青少年时代努力学习充实，中年以后壮年时期努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人到了晚年生命有所局限，就撒手而去。我从来不想人为地延长寿命。从来不吃补品，什么人参、燕窝、鹿茸……有时候，几杯清茶两个馒头足矣！”他生活俭朴，二中校庆时，特别安排他在世纪广场住标间，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他心里深感不安。他说：“应该节省招待费，把它用在教学上去。”住了两天标间，郑校长便坐着轮椅回二中宿舍去了。
临别时郑校长还说了几句谦虚的话，说“读了笔者发”在报上的《饮水思源忆道津》后深感惭愧。滇南教育前辈陈鹤亭、刘宝煊先生对石屏、建水和滇南的贡献难以磨灭，至于我“郑老道”（外号）是不值一提的。”
他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革命的武装斗争，走遍了哀牢山中的红河两岸，担任滇南边纵第十支队电台台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个旧市政协副主席、市教育局副局长、个旧市第一、二中学校长等职。他把一生的精力和生命献给了滇南的教育事业，其学生遍布国内外。如今，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却像个旧二中校园里那棵高高的雪松迎着金湖吹来的微风，屹立于滇南教苑，愈显苍翠挺拔。安息吧，郑校长！
（二）余树声先生
走进个旧一中的高教楼，你便能看到九十高龄的外语退休教师余树声先生。老先生操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腔拿着放大镜在潜心阅读，翻译和著述。
余先生1916年生于北京，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1937年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外语系。1938年2月19日跟着当时的闻一多教授们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经历了三千五百里祖国西南的锦秀江山，亲自看到了各民族广大同胞的艰苦生活，到达昆明后入西南联大外语系，后又转经济系学习，1941年毕业，曾入银行工作。他不愿长期从事财经工作，便于1953年应郑道津学友之邀到个旧中学任教，直到1976年退休。此间曾翻译过几篇优美的外国小说发表在《个旧文艺》上。他曾回北京居住，为《联大简讯》等刊物撰稿。后来终因儿孙之累又与老伴回到个旧一中校园。这里有一套他自己的居所。窗外有一株巨大的三角梅。有一年岁末余老在北京香山的弟弟（园艺专家）来看望其兄，见楼下冬天还有如此繁茂动人的花丛，羡慕其兄每天阅读生息在三角梅的花影之中，趁雅兴书写了陆游的《幽居》：雨霁桑麻皆沃若，地偏鸡犬亦然。闭门便造桃源境，不必秦人始是仙。装裱成条幅挂在壁间，为客厅增辉不少。不想次日被学校花匠“修枝”砍去了三角梅的“华盖”只留下遍地落英，败坏了园艺家的雅兴，使这位爱惜花木的客人无言地看着满地的落红摇头叹息，他本来想拍下这“南国花卉”作自己著作的插图的。
几年前电视台播放了《西南联大启示录》（长达五集）之后有关编导和记者专程来个旧一中校园采访了余树声老先生，要他谈谈观后感。余老问来人：
“要我说假话还是说真话？”
“当然是真话。”
余老不无幽默地说：“我是当年亲身参与‘湘黔滇旅行团’与闻一多教授们徒步三千五百里的学子，据我所知当年旅行团步行的学生都是着灰色军装，打着绑腿，全部都是男生，没有电视上嘻哈打笑的女同学。”女生都是和金瑞华们走水路坐船经香港、海防、再到昆明的。历史是不应随意更改的。有西南联大校史和当年的照片作证。”
余老常和我讲起西南联大的故事。常把新收到的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发的《简讯》借给我看。常常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回忆起上世纪那一代真诚无私的恩师他们，是最有爱国良心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抗日战争经常跑“警报”的情况下，把世界上条件最差的“草棚子”大学办成了世界一流的高校。记得联大梅贻琦校长的名言：“大学者，乃大师聚集之谓也”。难忘“钢、毅、坚、卓”的校训，西南联大校歌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奋斗宗旨。可惜当时我们年纪尚小，无缘倾听先哲们的教诲。
数十年后的今天我阅读“联大”校歌的词曲时真有岳飞《满江红》的壮怀气概。
余老的大半生都是在云南渡过的，他一直坚持讲他的北京话，以自己是北京人自 慰。念念不忘在北京“四合院”渡过的童年，自然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呢！
（三）徐再亨副校长
徐再亨老师1922年1月生于四川长寿县葛兰场。早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系，和许多联大同学一样投入了振兴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曾经在昆明建设中学教书，1950年到个旧一中任教，曾任数学教师，教务主任，副校长等职，直到1987年退休，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和海内外。他曾担任过个旧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个旧市委主委，于1992年10月18日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也许是徐老师当教务主任的时间过长，所以任副校长后师生们还是习惯于亲切地叫他“徐主任”。记得解放初期徐主任兼任我们的数学老师时，怎样耐心地给我们讲解和区分“等于同量的量”和“等于等量的量相等”的这几何概念，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读初三时徐主任发现我没有买到几何课本，他立即从家里找来一本抗日时期的草纸版《三S平面几何》送给我，解决了我没有课本的困难。那本书我一直保留着，直到“文革”破“四旧”时被红卫兵烧了。原因是书上有“中华民国”的出版年号。
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徐主任经历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有一次一个远亲的侄女在我家中谈到文革时期他们“红卫兵”怎样愚蠢地虐待徐主任的情形。听后，我气愤得臭骂了她一顿。
1992年夏天，徐主任在医院里喘得很厉害，经常上氧气，贤惠的崔明娟师母一直守护在徐主任身边。当他知道我也住院做手术时，叫他的儿子送来一些水果罐头，并作了些手术后应该注意的嘱咐。
当年10月在安徽合肥工业大学任教授的陈希圣同学回乡探亲，由我陪伴到医院看望了徐主任，徐老在感动之余，从眼角滴出了几滴清泪，是欣慰，是一个导航者胜利的喜悦。
另外，在四川美术学院任教的李景方同学从我信中得知徐主任已住院数月后，曾来信关切说：“愿徐主任康复长寿。”啊！再亨夫子，你可知道南方、北国有多少昔日弟子的心牵挂着你呀！
就在那年的10月19日，在学校运动会上惊获徐老仙逝的消息后，我直奔徐老家中，一进门就见壁上挂着徐主任微笑着的照片上围着黑纱。我安慰了师母几句，回到家中为老师的逝世代表许多远离故乡的省外同学写了一幅挽联：
徐再亨夫子千古
恩师殒坠长空悲号君自涅槃登彼岸
蜡炬燃尽两袖清风三千弟子永难忘
10月21日下午举行告别仪式，来宾之多，挤满礼堂，唁电、花圈和挽联挂满壁间。许多人只能在礼堂外凭吊。我将自己阳台上和校园摘来的一束素菊，献在徐老的灵前。老师慈祥如旧，只是苍白多了。人们在哀乐中徐徐行礼告别。
安息吧！老师，您的一生平凡而又伟大。
（四）金瑞华、胡克昌老师
在个旧一中的校园里，或池水清幽的绿春花池塘边，人们总看见一对情爱很深的老年夫妇相依互挽着在晨风和秋雨中散步，轻声地交谈着什么。那位银发的女士便是个旧一中著名的“三华”之一的金瑞华老师，那男士是她的丈夫胡克昌先生。
金老师是江苏常熟人，少女时代曾在江苏省立南京女中、苏州中学沪校读书。1937年毕业后在上海考取“西南联大”化学系，同年十月从上海经香港、海防随学校迁到昆明。由于家境困难，大学时代的金老师就靠半工半读所得来供自己读书。每个假期都在校外找工作，当过家庭教师、会计、办事员等职。金老师回忆说：“尽管西南联大校舍设备简陋，生活很艰苦，但当时各系的教授都是国内第一流的，所以发奋的学生更加发奋。”
1943年“联大”毕业后的她就受聘到“联大附中”教书。次年与联大经济系同级同学胡克昌在昆明结为伉俪。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6年联大北迁，联大附中改名为“昆明师院附中”，金老师一直教书到1949年。解放后金老师被聘来个旧一中任教直到1976年退休，先后在昆明和滇南培植了无数“桃李”，真可谓“桃李”满天涯了。
金老师在困难中求学，深受她“联大”时代的老师钱思亮、朱汝华等名教授的影响。继承发扬了老一辈教授们的教学作风，她精心备课，讲课仔细认真，具有深厚的学术素质。她对学生很温和，但要求极严。同学们常说：“金老师知识渊博，很有才干。”她教化学，但在晚自习时常常为学生解答外语和数学等方面的疑难。百问不厌，为此得到学生的爱戴和社会的尊敬。常常把金瑞华老师与陈文华、陈冠华并称为个旧中学优秀的“三华”。
在滇南这小城的金湖、水榭、公园、丛林中和个旧一中的校园里……不管是盛夏的雨季，金秋的黄昏总留下他们双双的脚印。年过七旬的胡克昌老师生前最喜爱孩子，常常笑嘻嘻地走向一个可爱的孩子，从衣袋中摸出一块糖果塞在孩子手中，然后心满意足地笑了。
数十年的粉笔生涯杂白了他们的双鬓。有谁知道这位平凡而不平凡的金瑞华老师还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的结发夫人杜致礼和《红岩》一书的作者罗广斌的老师呢。
金老师这位化学知识和真理的传播者而今已高龄九十多，不能外出行动了。整天由她在昆明的子女和退休在个旧的女儿胡士筠及其女婿服侍在她的床前。常常有省外学生和云锡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周显康老师拿着鲜花、水果来看望当时联大附中的金瑞华老师。愿金老师健康百岁。
（五）马人文老师
休息时爱唱京戏的马人文先生是一位资历深厚的生物教师，曾任昆明明德中学校长，对仿生学有独特见解。八十年代全国中学生（地学、生物）夏令营时马老作过生动的仿生学报告。每当月白风清的夜晚常能听到马老与同院的胡琴大师郑孟驹夫妇的清唱点缀着校院的沉默。他的儿子马克坚曾经是五十年代中国足球队守门员，八十年代中国足协副秘书长。
（六）还有沈其位先生，他具有深厚的文学知识。难忘他在讲课时常因“口吃”急红了脸。
（七）此外，还有初来时穿长衫子的数学教师陈文华先生和金瑞华、陈冠华被称为个旧一中的“三华”，后来陈文华先生调蒙自师专直到退休。
（八）个旧二中的谢惠庄先生
1946年联大化学系毕业后忽然痴迷于弹奏钢琴。栖身于昆明“锡安圣堂”一阁楼中，除代人修理钢琴以维持生计外刻意钻研。曾自以为对钢琴的造诣，不逊于傅聪。可惜终未成名。建国后，据闻“西南音乐学院”一度曾拟聘请他前往任教，却被其拒绝。估计他对乐器音调确有突出的识别能力。惜乎，建国初期昆明修理钢琴的业务日益稀少。至1957年由个旧二中校长郑道津学长聘来该校任教。文革时谢惠庄被下放个旧山区“监督劳动”，他曾改名谢炳恒，动 乱后期“脑瘤”后遗症发作不治，未等到“拨拔乱反正”就含冤而逝。病危时其妹从广西来接回南宁不久逝世。（摘自余树声先生给联大《简讯》35期上）的文章。
在教育界的西南联大校友有：
个旧一中有：郑道津、沈其位、徐再亨、陈文华、金瑞华、马人文、余树声、胡克昌；个旧三中有：魏安成、李开宗；个旧二中有：谢惠庄；州财校有：邱民丛，90年代邱老曾一度倡议在蒙自创办一所清华中学以纪念联大蒙自分校；熊明旺（个旧新建矿）；吴国衡（不详）；樊开祥（个旧市土产日杂公司）；李家禄（不详）；高原（个旧市卫生局）；在云锡的有：田金铭、刘琴如、崔光域、王建邦、蔡其岳、翟文昭；建水的有：张浩、闵春霆；蒙自的有：王镇乾（蒙自一中）；张怀德（蒙自二中）；董乃昌（蒙自师专）；开远的有：严跃乐（开远东桥老干局宿舍）；侯乃大（开远小龙潭发电厂建设处）；卢绍华（开远一中）；石屏的有：杨碧澜、沈永直、吴光华。
以上名单根据西南联大云南红河校友通讯录。
北大、清华、南开中国北方主要的三所高校的师生员工们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从北平迁长沙，又从长沙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
联大的南迁除保护了中国高教的精髓外对云南的教育、文明、文化乃至经济各方面都有巨大的促进和影响，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西南联大留滇的同学，除云南土生土长的以外，都是外省人，大部分已经逝世，少数还有健在者。他们为云南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一生。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代爱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感恩和记起他们。
编发者评价此文：留住红河峥嵘岁月的好文章，红河文化一个时期精髓所在的点睛之笔。
文章来源： 张勤文 滇南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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