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山花烂漫时— 记汪曾祺、施松卿谈婚论嫁的前前后后
作者 施行
我和大姑妈施松卿都是在南洋长大的，但后来她离开了我们回国去求学了。从她弟弟施强中嘴里和同学许渊冲文章中我得知了她在昆明西南联大求学的一些情况。
西南联大学生们在昆明阳宗沙滩上举办舞会。入夜，沙滩上还留着一点夕阳落尽后的余晖，月亮升起来了，深沉海面上满是银色的余光，仿佛谁随手撒下一把星星，一点一点，闪烁得晶莹。
年轻的大学生们有一大半是赤着双脚，海水一浪接着一浪，轻轻涌上又退下，水混着沙湿湿的，踩在脚底下有点痒痒的感觉，他们忍不住都笑起来了，这是很愉悦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笑声。
他们跳的是圆舞和方舞，男生们手挽着手组成一个圆圈或者方阵站在外圈，女生们也这样组成圆圈或者方阵，但她们站在里圈，有人起了一个头，大家便齐声唱起来，一边唱还一边踩着节拍跳舞，虽然只是一些最简单的动作，前进，后退，弯腰，屈膝，可是他们却跳得津津有味、十分认真。这些都是就读于抗战时期，中国最优秀学府的天之骄子里所独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女生们中间，有个娇小美貌的少女格外引人注目，她穿着一身阴丹士林旗袍，眉目淡雅，肌肤素洁，虽然同旁人跳着一样的舞步，可那种弱柳扶风，娇花点水的姿态，在月光下格外楚楚动人。
这少女的名字叫施松卿，就读于联大的外文系，她祖籍是福建长乐人，是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冰心的老乡，但她和她的家人一直居住在马来亚，独立后才叫马来西亚。
她的父亲施成灿是一名医生，他非常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是著名的侨领。虽然在三年八个月日寇血腥的统治下，他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
由于家境殷实，她虽是个女孩子，却也受到了完整而良好的教育。她在当地上了小学，接着又在新加坡南洋女中和福州毓英女子初级中学读了初中，毕业后，她在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和香港圣保罗女子学院读完了高中。从小，她的学习成绩就很好，中学时还获得了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
1939年，21岁的施松卿来到了昆明，她在这一年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她的同班同学里有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正在她准备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她突然病倒了，诊断的结果是肺结核，她无法再跟上物理系的进度，于是，一年后，她转学去了生物系，想继承父亲的事业，向医学方向发展。
然而，念生物系并不比念物理轻松多少，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之下，她的肺病愈发严重了，无奈之下，只能休学一年，去了香港养病。谁知，她刚到香港不久，日军便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了，她只能拖着病体，辗转回到学校，重新入学。
这一次，她换到了西语系。3年间，她换了3次专业，这在今天的大学里是无法想象的，幸好，她是在西南联大，那时的联大，气氛宽松而自由，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转专业。事实也证明，她并没有辜负学校的宽容，她是有天赋的，再加上从小在马来亚打下的深厚英语基础，后来，她就成了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的高级记者。
因为长年的疾病，她显得很纤瘦，加上淡眉秀目，有天生的雅致颜值，一颦一笑间自有一种怯弱不胜情的姿态，无限妩媚，令人望而生惜，于是，她便得了一个雅号“林黛玉”，先是外文系的同学叫，后来便传开了，连外系的人也都知道了，慕名前来一睹她的芳容。
追求她的人很多，光是外文系便有两个，一个叫赵全章，一个叫袁可嘉，两个人都是外文系的尖子，赵全章中英文俱佳，能用中文写一手漂亮散文。而袁可嘉也颇有才华，他写过一首《沉钟》的诗。文辞典雅，意境深远，名噪一时，后来，他成了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专家。可是，施松卿把他们都远远抛在了门外。
1945年夏天，施松卿毕业了，那时，太平洋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四处捕杀爱国侨领，他的父亲之前与当地群众关系融洽，所以没有被人告发，很幸运避过了一劫，然而家中的境况却大不如以前了。于是，毕业后，她没有回家，留在了昆明。她去了由联大校友办的中国建设中学教书，当了一名教员。
中国建设中学位于昆明郊区观音寺，是一所私立学校，这所学校是联大的校友办的，教员也都是联大的同学，在这里，她遇上了中文系的才子汪曾祺。
施松卿其实早就知道汪曾祺了，知道中文系有个著名的才子，是教文学创作的沈从文先生最得意的门生，她在报刊上读过他的文章。
“你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了！”
“怎么可能呢？”
“你的老师太有名了。”
“他是他，我是我！”
两个年轻人初次的见面，互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施松卿很喜欢汪曾祺的文章，每次看到，她总会无端想起父亲收藏的那幅仕女图，画中女子不过是淡淡的水墨勾勒而出，全然不着一色，却比那些西洋画上浓墨重彩的女人更美。
汪曾祺的文章就是这样，不卖弄那些生僻的字，也不堆砌那些华丽的词语，他只用最简单、最普通的字句，却独有一种别致的韵味，叫人一读难忘。
但令施松卿很费解的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学生，怎么会没授予毕业证书，只领了一张肄业文凭。她忍不住问汪曾祺：
“你怎么没有毕业文凭？”
“我有两门课没有及格，加上我又没有参加规定的军事翻译工作。这下就惨了。”
“你两门课不及格可以理解，可你干嘛军事翻译工作不去呢？”
“你有所不知我这半吊子的英文能上得了台面吗？翻不好连命都没了。听说，有个同学就是因为英文太差，把中国军队被包围，翻译成中国军队包围了，美国空军拼命往包围圈里轰炸，结果，死伤无数。这同学也翘了辫子。”
原来施松卿比汪曾祺大两岁，现在却成了同一届。汪曾祺并非不在意学位证书，当初为了报考西南联大，他不惜万里跋涉，从家乡去香港，从香港去越南，从越南来到昆明，前来报考中文系，途中他还大病一场，几乎丢失了性命，可最终他还是两手空空地离开了西南联大。
不知施松卿听汪曾祺说起这段往事时会怎么想？会欣赏他的傲漫？还是会为他没有得到证书而感到深深遗憾。
汪曾祺讨厌马约翰教授的那种严格考勤，他明知逃课就会成绩不及格，可他还是照逃不误。当初他不会为了一个及格分而勉强自己，现在他亦不会为了拿一个学位而做什么交易。他从来都是一个随心率性的人。
施松卿和汪曾祺渐渐熟了，每天就一起上班下班。施松卿了解到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3岁的时候，生母杨氏便过世了，后来，他又有了一位疼爱他的继母张氏，但没几年，张氏也撒手西去。第三位继母任氏是他念高中之后才进门的，他和任氏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他很尊敬任氏。
汪家在高邮算不上多显赫，却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汪曾祺也受过正规而完整的教育，在高邮当地读了幼稚园，小学和初中，还先后跟祖父聘请的张仲陶、韦子廉两位先生学《史记》和桐城派古文，他在高中读的是江南一带很有名的江阴南菁中学，这所创立于1882年的老牌中学，出过不少名人，民国初期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国民党元老纽永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钱昌照，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等等都出于此。可以说，他童年和少年时代所经受的良好教育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岁那年，他离开家乡，进入了西南联大中文系，在学风开放的西南联大，他充分发挥了他自由散漫的个性，他只选自己喜爱的课程，他偏爱那些充分给予学生自由的教授，对那些一板一眼要求严苛的教授敷衍了事，甚至干脆敬而远之，逃课不上。朱自清教授对他也很反感，不愿收他为助教。
西洋通史课的皮名举教授，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汪曾祺交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气得皮先生在地图上注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可是，汪曾祺却很喜欢沈从文，尽管其他学生都说听不懂沈先生的课，可是他对沈从文教的创作课以及沈先生的授课方式，都情有独钟，也很对他的胃口，沈先生的课他从不缺席，简直是抱着一种虔诚的态度去听，而沈从文对创作的看法，“要贴着人物来写”，让他深铭于心，影响了他的整个创作人生。
沈先生对他也很器重，在沈先生的推荐下，他的小说《复仇》发表在了1941年5月2日的《大公报》上，他还写过一篇小说叫《灯下》，并不是很成熟的作品，沈先生却很欣赏他白描的手法，特意找了几篇类似的文章来让他学习，在沈先生的指导下，他反复修改，终于提炼成了后来发表的《异秉》，成为了他所有小说中的精品。
不过沈先生的赏识并没有改变汪曾祺只能肄业的命运。
离校后，他找不到工作，微薄的稿费也养活不了自己，过了一段潦倒的日子。一个同学便把他介绍到了联大校友办的中国建设中学教书，这样，他的处境才略有改观。尽管如此，因为中国建设中学经常欠薪，他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是一如既往的贫穷着。但是，由于施松卿的出现，使得他的日子过得还是很滋润的。
施松卿也想不起来，他们的爱情究竟滋生于何时。她记得，最初，他们只是在放学后结伴而行。施松卿说：她觉得汪曾祺的文章有古文的底，清淡悠长。汪曾祺很欣喜施松卿懂得，也很微微得意。谈论文学的时候，汪曾祺总是能说上许多，意态潇洒，可只要施松卿提起英文，他立刻哑口无言，他的英文很差，听不懂也不会说。施松卿见他那样，总会忍不住笑起来，开心地咬下手中一大口胡萝卜。她喜欢吃昆明的胡萝卜，和汪曾祺一起散步的时候，她总会向农民买一大把，昆明的胡萝卜好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细嫩清甜，洗了可以当水果来吃，她一面吃着一面不自觉地看着汪曾祺。而汪曾祺却笑着说：她吃了胡萝卜真的变美了。施松卿觉得心里甜滋滋的，脸上却烧了起来。
大约就是在那时候，他们开始互相爱上了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早晨，他们竟在大街上牵了两匹马回来，那是两匹军马。当时昆明有支军队发动兵变，被中央军镇压，那两匹马大约是趁乱跑丢的。他俩就把这两匹马带回来养了起来。
真是难以想象，像她这样娇娇怯怯被人叫做“林黛玉”的女子，居然牵着一匹高大的军马走来走去是什么样子，见到的人一定是骇然的，汪曾祺的好友朱德熙就说了，“我去看曾祺时，在建设中学大门口，见有一个女的牵着一匹大洋马，走来走去，这可真是……”。
朱德熙他们是不是觉得林黛玉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骇然？可是，宝玉看《西厢记》那样的禁书，黛玉都兴致勃勃和他一起看，何况只是在一起养一匹马呢？林黛玉是会陪心爱的人淘气的，那些在世人眼中荒诞不经的事，在施松卿的心里，都是新奇、有趣，值得体味的。
施松卿牵着那匹马走来走去的时候，脸上一定也有着淘气又天真的笑容。
那时候，汪曾祺总是牙疼，施松卿总叫他去看牙医，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牙疼》，他里面写道——
“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3次有叩那个颇为熟悉的小门的可能。第一次，我痛了好几天，到了晚上，S陪着我（S是指施松卿），她几乎是央求了，让我明天一定去看，……S回福建省亲，我只身来到上海……S临别时，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
S便是施松卿，看汪曾祺的文，看他们一起做过的事，觉得施松卿真的不负“林黛玉”的雅称。宝黛共读西厢，施松卿与汪曾祺一起养军马；宝玉挨了打，黛玉一双眼哭得桃儿一样，汪曾祺牙疼，施松卿哭着央求着他去看……她真的和林黛玉一样，都是真性情的可爱女子。
他们俩在中国建设中学呆了两年，1946年7月，他们一同离开了昆明，汪曾祺去了上海，在李健吾先生介绍下在上海致远中学做了国文教员。而施松卿回了福建老家，1947年5月我刚从南洋归来，一大帮小家伙簇拥着她到大宏村附近的潭头镇吃馄饨，有时一起到一些小河小溪去游泳。那时候的她，真是和我们打成一片。因为，小时候，我们也曾经在一起呆过，可是那时的她在我们心目中总是那么威严，不可侵犯。我们也不敢随便去惹她，因为她的学问太大了。
后来她在福建英华中学谋得了一个教师职位，之后，她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去北京大学西语系给冯至先生当助教。
到北平之前，施松卿她特意去一趟上海看了汪曾祺，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也从家乡高邮特意赶来上海相一相未来的儿媳妇，和她见面后表示认可。于是他俩的关系就正式确立了下来了。
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汪曾祺也辞职去了北平。这是1948年，内战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口，时事艰难，他又一次体验到了求职无门的痛苦。
找不到工作，衣食无着，连住处也成了问题，他只能寄居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宿舍里。他失业的半年里，一直是施松卿接济着他，也多亏了沈从文先生的帮忙，他才终于谋得了一个历史博物馆馆员的职位，虽然薪水依旧微薄，但他总算有了一个窝，结束了半年来动荡不安的生活。
1949年春天，他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决定，就在这个美好的春天，选一个日子结婚。不宴请宾客，甚至也不预先向亲友通报。两个开朗、豁达的年轻人，在结婚问题上，有着一致的看法：这是人生的重大节日，但它主要属于真诚相爱的两个人，不必搞世俗的那一套繁文缛节，也不要计较物质的铺张，却完全应当舒心地尽情地享受一下自由与快乐，松懈一下长期被生活重担追压住的心。
那一天，风和日丽。汪曾祺穿着一件绿军装，施松卿穿了一件白色的确良的小翻领衬衫，加一件黑色的外套，都是那个年代最普通、最常见的装扮。他们早早地出了家门，一起去办了结婚手续。尔后，两个人又在一家小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照相的时候，两人都显得有些紧张，但那张照片还是拍得相当好，他和她看起来就像是一对璧人。
然后游览了天安门、故宫，中午，就在北海公园一家小饭店里简简单单地吃了一碗面条，就又接着逛公园，逛王府井。晚上，他们到沈从文先生家，高高兴兴地向沈先生和师母张兆和报喜：
“我们结婚了……”
作者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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