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哟, 我的班
原题
我的中学时代哟, 我的班
作者：朱新地
匮乏年代
经历了1958、1959年的轰轰烈烈之后，1960年秋我进了初中——昆明第一中学。
读了两年后，郊区要成立一个新学校（二十四中），一中有三个班被划过去，我的班级也在其中。初三在24中读了一年，考高中又考回一中。高中本应三年，未料高考前夕遭遇文革，一直折腾到1969年上山下乡前，才拿到一纸比巴掌稍大一点的“毕业学生分配证明书”（还不是正式的毕业文凭）。就这样，没留级没补考，我和我的同学们史无前例地上了将近九年的中学。
我上初一初二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所有的东西都紧张、短缺，书籍课本是又黄又粗糙的毛纸；晚上还经常停电，到学校上晚自习时，每人都要带一盏小油灯，那是自己用墨水瓶做的，把瓶盖钻一个孔，穿过一根棉绳，再倒进半瓶煤油，小油灯就做成了。如果谁忘了带油灯或者不小心泼洒了煤油，还得向同学借光；有时几个人把头凑在一盏小油灯前，自修完时鼻孔都被熏黑。
但相比之下，饥饿是更难熬的，因而我们最关心、最渴望的事莫过于能“饱吃一顿”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当时那种谗劲儿，那是一种长期食物匮乏造成的对“吃”的朝思暮想。
粮食定量中只有很少的米，大多是陈玉米面及生了虫的老蚕豆。菜也极少，一个月只能吃 一次肉，最多也就三四片。因为供应极度匮乏，也就没有了“挑选”一词， 得到任何可以“进口”的东西都会让我们高兴不已，一旦听说什么地方有吃的东西卖（比如糖精腌渍的酸木瓜等） 便蜂拥赶去。连一块糖、几片糠麸饼干、一碗白米饭都成了我们的渴望。
至今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个要好的同学告诉我，她家那儿的小卖部有牛奶糖卖，于是我请她帮买一两（公两）。第二天上学她给我带来了糖，上课时我忍不住想吃，剥开一粒糖纸，发现那糖只有半粒，被咬过印迹清晰可见。我朝那同学望去，她也正在回头看我，我俩的目光一相逢，她立即转过头去。我立即明白了，只觉一阵心酸：亲爱的朋友，你干嘛不把整粒吃掉呢？你少给我一粒我也不会知道呀！
一个同学的母亲在酱菜店工作，有时会带块豆腐乳来，我们就拿张小纸片托着，上课时几个女生传来传去用火柴棍挖着吃；另一个同学的家长在中药店，带来几段寸把长的甘草，分给要好的同学一人一段，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就把头埋在课桌下吮吸甘草；比起男同学 来，饭量小的女孩子可以多一样零食，那就是把饭里生虫的老蚕豆省下来，装在口袋里一粒一粒摸出来慢慢享用；如果谁偶尔间买到一点糖精腌制的酸木瓜、酸角等，或者谁从医务室开来了润喉片，也都成为大家分享的美食……隔壁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人听说盐水煮蓖麻子很好吃，大家争相效仿，结果半班人因食蓖麻子中毒被送进医院……
当然，最最渴望和期盼的还是吃肉。终于等到吃肉这一天。一大早就开始兴奋不已，同学间相互打听着：“是红烧肉？腌肉？辣子炒肉？”心里一遍遍想象着肉的滋味，课也没心思上了。碰巧我的同桌是个印尼归国华侨，她是班上唯一戴手表的人，于是上课时不断有小纸条传到我手中，问的都是同一句话：“几点啦？”——全班人心往一处想：盼着早点下课。
中午，生活委员从食堂打回集体的饭菜，平时都是同学们自己分菜，但吃肉这天，班主任必须亲自出马。所有搭伙同学的碗一溜摆放在桌上，班主任依次在每个碗里放一块肉，一轮分完再分一轮。如果多出几块，就切小再分，如果只多一两块，便往上方一抛，落到谁碗里就是谁的，落到桌上或地上就大家抢。记得有一次吃油炸小干鱼，分鱼时掉了一条在地上，分菜的老师随即说：“落地不沾灰，拣起来吹吹。”从此，这位老师多了一个绰号：“落地不沾灰”。
还有一个镜头也未能忘怀：那时咸鸭蛋是难得的物品，家里每次吃时必是将一个蛋切开，父亲、母亲、妹妹和我每人四分之一。有一次，年幼的妹妹认真地问母亲：“到共产主义能不能一个人吃一个鸭蛋了？”
如今回忆这些往事，似乎全都成了笑话，哪怕是带泪，也觉得好笑好玩。但有一件事，却是永远抹不去的哀痛。记不清是初一还是初二了，我们经常要在课后拉板车送货，一个人在前面拉，二三人在后面推。一次送完货后，有个姓倪的男生急着赶回家，他说“家里今天蒸包子”， 未料就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请原谅我写下了这些今天看来近乎荒诞的真实往事。说实话，我在记忆里搜索，似乎我的整个初中时代，真没有如今社会所关心关注的什么考试、升学、教育一类的话题，倒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趣事，真真切切、不胜枚举——那是举国上下都饥饿的年代啊！
而昆一中这所一流学校的一流老师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教着我们这群“无知又无畏”的孩子。也许是老师自己也饿着肚子教书，因此理解和原谅了学生的这些顽劣行为，总之，老师并没有训斥和苛求我们，他们明明看到了我们的胡闹却故作视而不见，依旧淡定地继续上课， 依旧孜孜不倦地对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多年后回想方才明白，其实我们是在老师们的爱心包容下走过那个艰难岁月，并最终长大成人的。
随便举几个例子：我至今记得高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政治课。他没讲什么大道理，而是 讲了“把好你的第一关”，即关于人生道路及选择之类的话题。大意是：人生的路尽管很长， 但关键之处往往只有几步，关键时一定要把握住自己。比如走路，第一步走错，第二步很容易就迈出去了；其他错误亦然，犯了第一次，就难免有二次、三次，因此“把好你的第一关”非常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初中时受到的这个教育，指导和影响了我的一生。
教平面几何的周老师，一只耳朵有点畸形，调皮的学生给他取绰号“阿尔法”。周老师常 说的一句话是“重复等于啰嗦”，他要求我们用最简洁的方式来写出推理过程。可以说，这种抓住本质解决问题的思维训练，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乃至人生中都受益匪浅。
代数老师谢廷津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尽管穿着也很朴素，但她白皙的皮肤，两条过腰的长辫，整个气质却让人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说来惭愧，身为数学课代表的我，却常在上课时看小说。记得有一次，老师把我的小说没收了放在讲台上。我便传纸条给第一排同学（我坐倒数第二排），让她伺机帮我偷下来。于是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书写之际，这位同学拿到了书并迅速传到我的手中。未料老师板书完毕要继续讲课时，突然喊道：“我的教案呢？”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前排同学错拿了老师的教案。我只得红着脸站起来给老师送去。出乎意料的是，老师并未因此发火，照旧和颜悦色地讲她的课，仅是在课后批评了我几句。谢老师的爱心和教育方式让我体会了什么叫“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地理老师张星泽是个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多年来自费订阅全国各地的画报给学生看，这不仅丰富了老师的教学内容，也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眼界。在那个没有电视更没网络的年代，是张老师引领我们“游览”了祖国的壮美河山，见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
那是一个以艰苦朴素为美、为荣的时代，国家的号召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学校里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尽管劳动人民脸是黑的，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手脚沾满了泥巴，但他们是最美丽最干净的；而资产阶级的小姐、太太们，尽管打扮得光鲜漂亮，却是最丑、 最脏的”。因此，同学们谁也不敢在学校里公开谈论穿戴打扮，怕被认为是“思想不健康”，甚至 “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平日里难得有人穿新衣服，多数是拣哥哥姐姐穿过的。不过，穿旧衣服破衣服缀满补丁的衣服并不会被小看被取笑，也是事实。如果换个角度看，那时没有如今的许多虚荣和攀比，不以衣冠取人，也可算是另一种自在与轻松。我们的物理老师是一个新分来的年轻老师，一次在课堂上板书时，有人发现他脚后跟的袜子破了个大洞，尽管同学间也有议论，但并没人因此而小看他，大家都称道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同学的热忱。
不是赞美苦难，而是想到“存在决定意识”。尽管我也是在多年后才明白，从国家之宣传提倡到社会之风尚再到百姓之观念心态，概莫能外也。
阶级路线和理想主义
在二十四中读了一年初三，考高中我重新考回一中。客观地说，昆一中的校园环境、教学条件及师资力量等等，的确是其他中学所不能比的，但我更想记录的是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
高一时我在六六二班，入学后不久，班主任陈志聪就一一找同学个别谈话，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对其进行鼓励并指点努力方向。用现在的话说，这更多是一种“情商”教育，陈老师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教书，更是育人。可以说，进入高中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个关键点 上，陈老师细致入微的工作便如同“雨露甘霖”。总之，经他谈话的同学都面貌一新，包括我在内，仿佛茅塞顿开，从此下决心要珍惜光阴、树立理想，认真学习了。
高一结束后，昆明市教育局对包括一中在内的四所中学进行文理分科试点，我选择“理工”。之后，二班和四班选择理工的同学合并成了理工二班。二班原来学俄语，四班学英语，于是早读时英、俄语常常“打架”，教室里热闹非凡。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清华演讲的这句名言同样适合于昆一中，当时一中的诸多名师如任云龙、顾传澍、资臣、马忠良、鲁开敏、汪大受等等都教过我。老师们用各自精湛的教学方法引我们进入知识殿堂，更以其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 诲人不倦的精神影响了我们的整个人生。能在中学时代遇到这么多良师，受到这样好的教育，实在是我今生的幸运。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此，今天的师生们大概已感陌生，而对我们一代人，却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我上中学时，每学期都要到农村劳动约两周时间。印象最深的是初一那次，十三岁的孩子要自己背着行李走十几公里，还要翻山越岭。初一学生年纪小，就让我们打猪草，正是困难时期，每天饿着肚子却必须完成任务。好不容易劲打了一堆，以为差不多了，谁知一磅秤，不够也（有定量），还要再去打。天冷，大家冻的瑟瑟发抖，不知是谁想出妙招：编一根草绳捆在腰上，还编出顺口溜“腰上捆一道，抵得穿三套”。那种艰苦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象的。
后来一次次的支农劳动也并不轻松，但已感觉无所谓了，想来跟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那时从家庭到社会，无不认为让孩子吃点苦、受点磨炼是应该的。“绝不做温室中的花朵”更是我们的信念和誓言，大家都把下乡劳动看作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多年以后回望，我确实感到这些艰苦磨砺对于体魄和心灵的成长大有裨益。
另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则是“阶级路线”。
整个高中时代，我都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羡慕那些“红五类”家庭。我的父亲曾留学法国， 二战结束后，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国，其后在某高校任教授。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其实我上高中时父亲已“摘帽”了，但那个“摘帽右派”的身份有如一顶荆冠，还时时悬在我头上。
学校里一切“体面的”活动都没我的份。比如每次有外宾来昆明，要组织学生去夹道欢迎， 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是不能参加的。每当别人拿着花束去欢迎外宾时，我只能留下来打扫教室和包干区的卫生。还有民兵训练——当时民兵训练在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每星期要队列操练，每学期还有各种基干民兵的专业训练，如学习机务、报务等等。而我，除了能参与高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全民皆兵”口号的队列操练外，是没资格参加其他活动的。高中三年，我算得上品学皆优，但却一直不能入团……
如今回忆起曾经的一幕幕，实在惊诧自己当时心态的良好：遭受了诸多屈辱、冷落、歧视和不公，不仅没有抵触情绪，还真心实意地想着要和家庭划清界线。长期背负着精神十字架跋涉， 居然没得什么“忧郁症、分裂症”，实乃大幸也！
在离开学校很多年以后，我见到班主任陈老师，随便谈起了这些往事，没想到陈老师说：“我也挨批了呢，说我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 其实我并无责怪老师之意，我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身处的时代环境，今天重提这些旧事，无非是真实记录一段历史而已。
我也不禁思索，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中，滋养我们心灵的阳光雨露究竟是些什么呢？
一个事实也许不该忽略，那就是：许多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课外阅读。记得我曾为购买《红岩》漏液排队，把保尔·柯察金的话作为人生座右铭，也被福尔摩斯搞得疑神疑鬼，还为冉.阿让的命运（《悲惨世界》）牵肠挂肚；为赶着看完《牛虻》彻夜不眠，第二天眼睛红肿的去上学。我 心目中有过许多仰慕的偶像，但没有一个歌星影星。蹉跎岁月里，有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精神激励 我；最艰难的时候，心里默诵的是《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的段落……多年以后回眸，真心感谢这 些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它们丰富了我的世界，使我内心始终有光。
不可否认，那是一个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昂扬的年代，我至今记得当时喜爱的一首诗：“到农村，到工厂，到天空，到海洋，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烈火中锻炼，在战斗里成长……” 卓娅和舒拉、保尔-柯察金，还有雷锋、邢燕子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崇尚的是革命与奉献，“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等不仅是标语口号，而是多年教育后形成的真心拥护与向往。
尽管多年后回头看，那条我们兴致勃勃走过，以为是鲜花盛开的路上，其实许多是并无价值的蒺藜或野草，但我永远感激那些使我丰富、使我坚强的“心灵鸡汤”，也难忘那些我们用青春热血写就的燃情岁月。
向往浪漫
我在“童年的风景”中大致写过这样一段话：“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难以想象，尽管衣裤上缀着补丁，尽管连吃到一块肉一块糖一个面包都会高兴上一阵子……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生活就此暗淡无光了，我们的生命之花照样开得蓬蓬勃勃、恣肆汪洋，物质贫乏的我们，精神并不贫乏，心灵并不贫乏！”
有网友在后面留言：“看到作者还在非常开心地说‘你别以为我们的青春就此黯淡无光了’ 很是痛心，可叹。物质上是不是黯淡无光，我不知道。精神上你的灵魂有没有受过扭曲和毒害， 您自己知道。是不是黯淡无光，不取决于物质，不取决于外在，而取决于人心。”
不觉莞尔也。说实话，本人无意也无能力去评价那些宏观的大问题，更无意迎合或附和什么，只是想记录下自己真实的经历感受，写出我们这些中学生的生活及精神状态.。
让我先摘抄几句老同学建云发在“昆一中理工二班”群里的诗吧：
……那年，我们帅气靓丽， 曾经，大观河游泳、筇竹寺爬山，车家壁割水稻、黑荞母看星光。那年，我们桃李芬芳，曾经，绿茵场上奔跑撒欢，篮球比赛夺冠称王，一曲“萨拉姆毛主席”把地板跺得山响，还有那首“毕业歌”至今还在耳边回荡。那年，我们懵懂盲从，曾因一张大字报造反有理疯狂，无论红与黑都很受伤。那年我们无助迷茫，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击碎了我们上大学的梦想，无奈的你和我，只得荒废了学业、蹉跎了岁月，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永远留在边疆……
建云把每一个“那年”都配了照片（可惜篇幅有限被我割爱），并作了说明：“萨拉姆毛主席”是指新年晚会上大家跳新疆舞；“黑荞母看星光”是指在黑荞母支农劳动时，恰逢彗星与地球擦肩而过，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半夜起来看流星雨的事情。
这是在高中毕业半个多世纪，且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折腾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微信群，老 同学们在这里重聚，晒感想、晒照片，犹如当年教室里的七嘴八舌……
我不禁想起另一件往事：大概国庆十周年之际，著名诗人郭小川写了一首长诗“望星空”， 我和曼菱都非常喜欢。我俩经常躺在草坪上望着星空背诵这首诗：呵，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你看过多少次冰河解冻，火山喷浆！你赏过多少回白杨吐绿，柳絮飞霜！在那遥远的高 处，在那不可思议的地方，你观尽人间美景，饱看世界沧桑……
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过大海，越重洋，饮不到你的酒浆。千堆火，万盏灯， 不如一颗小小星光亮。千条路，万座桥，不如银河一节长……
尽管郭小川的“望星空”后来遭受批判，但我们仍旧喜欢。确确实实、毫不夸张，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两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夜不归家地痴迷于“望星空”。
再来看这两张照片——我们五个女孩子的。她们是我的同班同学：邵南、马琼、素金、家怡， 还有我——那时我们上高三。
有一天，我们几人突发奇想：星期天到西山龙门去看日出。西山位于昆明西郊的滇池畔，距 市区大约十几公里，山上的参天古木掩映着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等古刹名寺，其中最为壮观 的就是悬崖峭壁上人工凿成的龙门了。登上龙门俯看五百里滇池，湖光帆影、烟波浩淼，令人心 旷神怡。如果能站在山巅亲眼看着一轮旭日从滇池上喷薄而出，那才真是美妙无比呢！
我们为这个念头兴奋不已，立即开始作准备。由于五个人中只有两人会骑自行车，于是我们借来了两辆旧自行车，加上我家的一辆，星期六晚上在操场上连夜学习骑车。苦战一个多小时后，三个原先不会的人都能骑着保持自行车不倒了，只是还不会上车和下车。大功已告成一半，大家信心十足，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半夜三更出学校大门了（因我家住在高校宿舍，夜里无法开门）。
这晚，父母亲让出了他们的房间，所有人都在我家挤着睡。半夜时分，我们趁着星光翻墙出了学校，到附近人家取出自行车（事先把车放在那里），然后，由两个人扶着车后座，把不会上车的人一个一个送上路后再自己上车。五个人就这样踉踉跄跄地上路了……
这张扶着自行车的照片，就是在快到龙门时拍的，背后即是烟波浩瀚的滇池。那天，我们从星夜骑到黎明骑到天光亮，车胎破了就骑钢圈，上山蹬不动就下来推着车走，一路颠颠簸簸、 跌跌爬爬，到后来已分不清到底是人骑车还是车骑人了。遗憾的是我们光顾着赶路，甚至没留意什么时候天已大亮，一直快要到达龙门时，大家气喘嘘嘘地停下来回望滇池，才发现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
从西山归来，大家觉得还不过瘾，又继续疯玩了一阵。
再说一遍：那时我们上高三。甭说如今的人们觉得匪夷所思，连我自己也有些纳闷：当年 我们怎么那么任性放肆，家长又怎么会那么放心、那么开明，居然允许孩子这样疯玩，既不担 心高考，也不担心安全。看到如今孩子们的书包已是拉杆箱，从一个补习班赶到另一个补习班，更还有那蛊惑了万千家长的从幼儿园起就“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之伪命题，不禁叹息扼腕！
览过星河路过月亮去迎接明天的太阳，哪怕明天不出太阳后天也会出的！幸好，我们心底还存有这样一份浪漫情怀。实际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和人生，酸甜苦辣、赤橙黄绿，个中的滋味与体味只有自己知道啊。
遭遇文革
毕业前夕，人人都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电影《军垦赞歌》的优美插曲“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唱得大家热血沸腾、心驰神往。但同时，每个人也都在紧张地复习迎考，毕竟，大学梦是那样美丽诱人。
当时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到，突然之间，我们连续完整的成长之路与知识之路会被截断，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之河会从此拐一个大弯，而只差一步就可以迈进的大学门，会让我走了 十二年。就仿佛是一夜之间，天降了一把巨大铡刀，把所有正在努力伸展的青枝绿叶、含苞待放的花朵，通通拦腰斩断了……
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传达后不久，学校里发生了揪斗老师的事件，许多老师（特别是老教师）被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虽然比起后来文革中的种种做法还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它开了昆明学校里揪斗老师的先河。自此之后，高干子弟聚集的一中便成了昆明运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这时，我们已经完成了高考前的各相关事宜、只等着进高考考场了，看着这乱纷纷闹哄哄的场面，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学校期末考试也不考了，我们被告之先集中精力搞运动，高考延期三个月（后来又说延期六个月，最后成了无限期）。
7月份，全校师生坐在教室里听广播传达中央文件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刘少奇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 8月，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他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举动，更是把运动推向高潮。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连国家主席都不明白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从天而降了！
这段经历我已在其他文章中写过，这里不再多赘，仅按时间顺序大致罗列一下：参加“炮轰省市委”的大游行，还以为赶上了伟大革命时代；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根据家庭出身，同学们被分成“三六九”等，“红五类”是动力，“黑五类”挨整；“破四旧”打砸抢抄家；高 呼“红色恐怖万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先斗老师、再斗学生，七斗八斗， “黑崽子灰崽子”人人过关；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谁都宣称自己是捍卫毛泽东思 想；派性争斗烽烟四起，“文攻武卫”再加群殴；“革命大串联”：免费坐火车全国旅游加上步行 长征朝圣；“批判资反路线”，昨日之“红”变成今日之“黑”……真是“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一波又一波，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最后大家都成了逍遥派……
还有一件令人痛心的往事：有个叫张庆兴的同学，初中跟我同班，是印尼归国华侨，个子不高，总是笑嘻嘻的，大家叫他小华侨，就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听说是被群殴，详情不太清楚， 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不是走资派，不是地富反坏右，也不是什么派里的头面人物，更没有犯罪。可是千真万确：张庆兴被打死了。
1968年12月，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达，1969年初， 中学生开始一批批奔赴农村。这时班集体已成一盘散沙，还因斗来斗去结下许多怨恨。既没有集体毕业照，更没有什么毕业典礼，同学们各自去学校领了一张巴掌大小的“毕业学生分配证 明书”（并不是正式的毕业文凭），别无选择地奔赴了广阔天地……
这是在班级微信群里得到的照片，置于此，以纪念我们的知青岁月
后来
大概是毕业三十年后，在唐光旭等几个热心同学的努力和张罗下，大家终于有了第一次聚会。这时我已离开昆明，听同学说；约会地点定在大观楼门口，那天，几个男生聚在一边，几个女生聚在另一边。女生们窃窃私语：“看，那边有几个老倌，好像是在等人。”男生间也悄悄议论：“瞧，那边一群老奶（昆明话 nai 念平声），大概也是在等人。”两边的人相互望望，却并不认识。后来不知是什么契机，两群人终于发现：原来彼此是同窗。
是啊，白云苍狗，岁月荏苒，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已是几经沧桑，哪里还可觅见我们的花季容颜？
2007年，老同学鹤龄出资，邀请全班同学到欧洲旅游，集体过六十岁生日。据悉，鹤龄的企业并不大，挣钱也不易，然而他却邀请了所有同学，无论当年是整人者还是被整者，也无论你如今“混得好”还是“混得差”，连我这样远在外地、几十年跟他一点联系都没有的人，也特地打来了电话。我们全班共有64人，那次去了53人。我们毕业时没拍集体毕业照，特附上这张游欧洲时的集体照。光阴如白驹过隙，弹指间，竟然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最后一次回昆明参加同学聚会是2013年。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除了那幢最老的教学大楼，整个校园已焕然一新。许多教过我们的老师已经逝世，同学中也有好几人离去了。大家一边在校园里徜徉，一边在记忆中搜寻旧日时光。哦，那些用纯情编织梦想的日子，那些孜孜求索、 奋发向上的日子，那些挥洒青春、探寻真理的日子，都已经随风而去了……
突然有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那是一棵棵高大的桉树，我们曾在它荫蔽下读书玩乐过的大树，如今更加粗壮遒劲了。尽管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累累伤痕，树干斑斑驳驳、皱折丛生，一条条灰褐色的树纹扭曲着向上延伸，仿佛随便一撕就会有大片脱落似的，可是在这苍老甚至有些丑陋的树干上，青葱繁茂的树冠依旧蓬蓬勃勃、巨如华盖，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有人笑言：这些被摧残被扭曲了仍还在拼命向上伸展的树木，多像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啊……
2021、端午节
作者：朱新地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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