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陀峰去抗日——美国“自由勋章”获得者王蜀龙的抗日故事
1945年在昆明机场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为王蜀龙
最近收到我大哥王蜀龙博士从美国纽约发给我的一封邮件，后附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那是70年前他和他年轻的抗日远征军战友们，在参加完著名的松山战役后，奉命乘坐美国C-46运输机，从昆明出发，飞越天险驼峰去美国接受一项“高度机密抗日任务”时，在昆明机场拍摄的。
这使我想起了10年前，2005年4月，我和妻子来到大哥王蜀龙位于纽约市郊的家中作客，参加他的80大寿庆祝活动。大哥自1945年离开祖国去美国至此已整整60年。其间，1973年他第一次回国探亲时我们曾见过一面，以后在上海和纽约我们又相聚过几次，但都因为彼此公务繁忙，每次见面都很仓促，没有时间深谈。这次来到他家后，我们兄弟俩才有机会促膝长谈。在此之前，我只记得在我才八九岁的时候，哥哥从烽火连天的滇缅抗日前线托人给四川自贡家里捎了几件战利品回来，其中有一个从战死的日本兵身上搜到的护身符，和从一名军官身上缴获的一副带军衔的领章，其他的情况便一无所知了。经过这次长谈，并翻阅了他和他战友们写的参加抗日战争回忆录后，我才对哥哥那段参加抗战的光荣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中国远征军训练基地任教官的蜀光校友王蜀龙（左），他也是从西南联大参加中国远征军的，他曾获美国颁发的“自由勋章”。
西南联大热血学子投笔从戎
1943年秋，抗日战争进入最严峻的第七个年头。为收复对华陆上军援的唯一生命线——滇缅公路，美国大量增加对华军用物资援助，同时还不断增派空军、陆军部队和后勤人员，经由印度东北角飞跃喜马拉雅山脉“驼峰”空运到云南，由这些美方人员组成“联络组”深入到中国军队各级营房所在地，与中国官兵并肩战斗。
“联络组”的工作包括各项军务工作的制定，大到“陆空联络”（如识别敌、友飞机），小到战地兽医（如给马匹钉马蹄铁），应有尽有。而要想完成这样大规模的战时国际军事合作，则需要大量的英语翻译人员。据统计，当时全国大约有3000名在校大学生响应了这一号召，应征入伍。
时任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向学生们发出了激昂慷慨的动员：“过去我们中国单独抵抗日军，现在美国盟军参战了，需要大批的译员。”他号召：“保卫祖国，一雪国耻，联大同学，上前线吧！”当时还在上大学二年级，年仅18岁的王蜀龙听了梅校长的动员报告后热血沸腾，毅然投笔从戎，于1943年11月在昆明志愿入伍，参加了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举办的“译员训练班”。
训练班每天上业务课6个小时，课程内容大致分为4类：语言训练、军事知识、社会知识和军事训练。经过大约6周的紧张训练之后，王蜀龙等学员被任命为上尉翻译官，服役于外事局。
远赴滇西战役最前线
王蜀龙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就随美军出发，南行至中越边境，向已经驻扎在那里的美军联络组报到。两天后，正好是1944年新年前夕，他们到达目的地。这个联络组由卡洛斯斯柏中校率领，其任务是和中国第8军并肩作战。不久，斯柏提升为上校，二战结束后又擢升为准将。
他们在滇南的练兵一直持续到1944年年中。此后，部队奉命向北调动途经昆明，再向西转道去滇缅边境。他们在滇缅公路上走了好几天才到达战斗已经打响的滇西战役最前线。
松山战役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一次大战役，此战役历时3个月零3天。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主力部队于1944年5月11日在惠仁桥以北，夜渡怒江向日军发动进攻。龟缩在腾冲一带松山山顶上的敌军依靠居高临下的要塞、地堡作拼死顽抗。滇西山势险峻，敌军的工事非常坚固，又值雨季气候恶劣，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在美国空军的大力配合下，直到9月7日才攻破日军设在鹿塘的最后一个据点，敌酋剖腹自杀，三千余名守敌至此全部被歼。收复松山，加速了滇西一线抗日战争的胜利。
就在参加完松山战役不久的1945年1月，王蜀龙在艰苦的战斗环境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再加上毒蚊的叮咬，患上了疟疾。一天晚上，他开始发烧，浑身打寒颤，不管盖多少条军毯也无济于事。当晚，斯柏上校亲自到宿舍来看望他，上校走到他的床前，像亲人一样关心他的病情，使他在心灵上得到很大的安慰。第二天早上，王蜀龙被送进了野战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才恢复了健康。
赴美执行紧急抗日密令
1945年4月14日，包括王蜀龙在内的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精心挑选的一百多名在昆明的上尉翻译官，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他们飞赴美国执行一项“高度机密抗日任务”。但此行的目的，上级对他们严格保密。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项秘密任务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一直扑朔迷离。直到1998年12月21日，《美国空军时报》才对这项秘密任务的目的及其重要性作了披露。
1945年初，联军总参谋部原本制定了一项代号为“奥林匹克行动”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意在给日本本土造成致命的打击。据历史学家后来推测，反法西斯盟国曾计划在日本本土进行军事登陆之前，先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条战线。这一计划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可以使已经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大部分日军精锐部队继续陷在那里而不能调回日本加强本土的防御；另一方面，迫使日本从本土抽调兵力去中国增援，从而造成本土兵力的空虚。由此推测，把这些中国军事译员调到美国去的真实目的，很可能就是为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线作准备。
1945年4月17日，王蜀龙等50名第一批赴美翻译人员分成3组，分别由1名美国军官带领，乘军用飞机去美国。当时，由于在南太平洋的战斗正打得如火如荼，飞机只能从昆明出发越过举世闻名的驼峰向西绕道飞行，途径印度、伊朗、埃及、利比亚、摩洛哥、加拿大，最后才到达美国纽约。此次赴美飞行全程历时5天，飞行66个小时，中途停靠12处之多。
到达纽约后，明确了王蜀龙等人将被派去一些空军基地帮助训练中国空军。他们在纽约稍作停留后，又风尘仆仆地乘火车离开纽约到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在那里待命两个月后被分配去依利堪伊斯州的斯科特（Scott）空军基地任职。
1945年5月18日，德军向盟军投降，盟军便得以集中兵力向日军发动总攻击。9月1日，日本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宣告结束。中国译员赴美的使命也自然随之终止。
战后受颁铜质自由勋章
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5年7月6日签署第9586条法令，授予作出卓越贡献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 Bronze Palm）。获奖名单共有三百余人，上至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部队中、下级军官和技术人员以及随军翻译。在50名获奖的翻译官中，西南联大学生有10人，王蜀龙名列其中。王蜀龙的勋章是在1946年5月14日由当时驻上海美军司令官颁发的。
自由勋章最早于1945年由杜鲁门总统创立，用以表彰在二战中做过杰出贡献的平民，大多数首批勋章获得者都是非美国人。1963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将这一勋章用以表彰在文化、艺术、科技、体育、慈善事业等各界作出特殊贡献的杰出人士。
1946年，西南联大在宣布学校完成战时任务之时，为了表彰该校学生参加抗日战争的英勇事迹，在原西南联大新校舍（现云南师范大学内）树立了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该碑的阴面刻有“西南联合大学抗日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王蜀龙也名列其中。解放后，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又立了一座与原碑大小相同且石质一样的复制石碑，以兹纪念。
王蜀龙退伍后留在美国完成学业并成家立业。如今，已90岁高龄的他仍精神矍铄、身心健康，在家里除了含饴弄孙，安享天伦之乐外，他每天都花不少时间上网查阅各种感兴趣的资料，学而不倦。他通过邮件与世界各地的亲友保持经常的联系。从1990年起，每隔两年，他还在不同的地方与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并肩战斗并结下深厚战斗友谊的译员战友及其家属们聚会一次，共叙友情，并希望能将这种友谊世世代代传下去。
作者:王乃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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