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参加中国远征军的黄埔抗战老兵 — 张第富
张第富1923年6月29日生，今年已98岁，健在，江西省安义县万埠镇沙塘村人。抗战时期在部队的名字叫张武，属黄埔军校16期，中尉军衔。曾经所在部队番号是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后勤部辎重汽车暂编团，辎汽第六团，辎汽第四团，辎汽第十七团，辎汽21团。
一、鬼子来了
曾记得是在1938年6月，日军进攻九江马当要塞，当时的临时前线野战医院就设立在安义县万埠镇万家埠小学操场上，操场上搭了一些棚子，伤病员住满了棚子。
后来，伤病员越来越多，开始用的是行军床，不久床铺就不够了，老百姓就从家里送来床板，门板给伤兵员睡，没几天操场上就躺满了伤病员。
当时，我在安义县城读初中，老师带领学生们给到前线的士兵送水，因日军飞机不定时地前来轰炸，我的老师和同学险些被炸死。老师就叫我们赶紧回家，我伯父了解到形势将会吃紧，（伯父叫张良才，原同盟会会员，后来的国民党党员，信奉三民主义，参加过民主主义革命，曾担任江西省广昌、浮梁、资溪三个县的县长。）便通知房族家人准备逃难，外出前在县里盖了个印章，证明难民身份，6月底，大伯带走了我们这些年轻读过书的往湖南衡阳方向逃难，其中有我的大哥，姐姐，姐夫还有堂兄弟等二十来人。
姐姐张合秀，1914年生，初中学历，姐夫熊林清1917年生初中学历，大哥张第华，1919年生，高中学历，大哥当时是南昌飞机棚厂的电工，还有我的一个堂兄张第勇1921年生，当时在南昌市赣省中学读高中。年轻，读过书的走了，老弱病残的就留在家里。
父亲当时病了，母亲要照顾父亲，就没跟我们一起走，留在家里的还有三弟，张第贵，1925年生，当时在读小学，四弟张第茂，1931年生，我和父亲道别的时候，父亲给了我10块钱，让我好好保重身体，
我们从安义县走到南昌市，途经的乡镇上有收容所，在收容所报到，凭难民证可领到点稀饭吃，我们在南昌搭上了装货的火车，经过丰城，樟树，新余，分宜，宜春，萍乡，…… 最后到衡阳。
一路上我们挤过几次铁路货车，人真的太多了，大人都很难挤上去，我们兄弟几个挤到车顶上趴在上面，就刚好可以过山洞，有的人没注意到就被撞死了，到了站，我们就往车厢里挤，在车厢里就相对好一些。饿了，我们在火车靠站的时候，就在站台随便买一点东西充饥。
到了衡阳，我们下了火车，在江对岸住了下来，我在衡阳前后待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每天就是拿着难民证去收容所领点稀饭喝。
二、军校生活
抵达衡阳后，我们各自找工作谋生。有一天，在街上看到黄埔分校第四分校的招生宣传广告，我们兄弟堂兄共五人去报考，五人都考上了。但体检时，他们说我太矮，体重又不够，又觉得我年纪太小，只有15岁，就把我淘汰了。后来听说读了军校要上战场，大哥就没去了，他想老婆小孩了，就回安义县老家了。我堂兄张第勇和村里其他几个去陆军军官校学了。在广西宜山。他在第四分校九总队步科十一队，是黄埔十六期。（有证据可查。）
1938年7月，我又看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部陆军驾驶兵教育第二团的招生宣传广告，我报考了，也考取了。体检时房东借了双高底厚皮鞋给我穿，我还在身上藏了几块铁，身高、体重勉强够了，我就被录取了，体检完第二天就要出发。
伯父很支持我，（我伯父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策，黄埔一期，一个叫张荃武汉战干团一期）。他鼓励我说，在这国家沦丧的时刻，男人就该去打仗，中国那么大，人还那么多，就不信打不赢一个小日本！我带着满腔热血，怀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去了军校。我们到了广西宜山县受训，当时条件艰苦，住着竹子搭的棚屋，当时学校给每个学生是6块钱生活费，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就抱怨，吃饭都要4块钱吃的还不好，加上额外一些开销，那根本就不够。后来就增加过几次，就陆续加到了12块钱。但让我难忘的是我的老师，记得去到学校发军服时，因我个子矮小，就是小号的服装穿着还是大了，裤子更是长了，穿在身上同学们都笑我，这时我的一位老师叫康延贵他就把我的衣服裤子让他妻子给我改小了，把袖子边，裤子边，衣服边缝上去，说等我长高了再放下来，这样使我穿着刚好。我真的好感激他。
在驾教二团的时候，我收到大哥的来信，他说他回安义后，南昌局势更加吃紧，他就跟随省政府逃到泰和县了，走了之后，南昌沦陷了，日本人到处烧杀掠夺，并要缉拿反日者，只要有汉奸举报说家里有钱的，都是反日的，就要被抓。那时候，有钱人家多少能读一点书，觉悟也高一点，知道日本人是来侵略中国，所以会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日本的侵略。
父亲当时躲在新建县西山镇李家，有一天，汉奸带着日本人找到我父亲，父亲当时卧病在床，日本人用枪把挆我父亲的头部、身体，嘴里不停的骂着，父亲就这样被日本人打死了，年仅45岁。母亲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就这样断气了，束手无策，任凭泪水眼中流，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之后也病倒了。
看到大哥的来信，我暗哑着，眼泪顿时倾泻出来，我发誓要为父亲报仇！
我的学习训练6个月毕业，学生分配到辎重兵汽车二团做驾驶兵，毕业后，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任务是，到广西镇南关接美国进口的汽车，两吨半的“道奇”牌车，学校给我们发了新军装，戴上军帽，开起新车，很雄壮，很神气！开到了广西桂林，老百姓没见过汽车，都前来围观。
在桂林休整了几天，上级命令我们开往云南昆明，一直开到云南保山，当时滇缅公路还未开通，我们就在国内跑滇川公路，还跑过西北。
当了两个多月的司机后，我去见了我驾教二团的老师康延贵，我跟他说我想上进，并提出想继续深造的想法，老师看了看我二话不说就写了一封信，让我去陆军辎校报到。我又一次感激地向老师鞠躬。
当时，徐庭瑶负责辎重兵科，他主张“交通便利国防强，汽车知识应提倡”的办学理念。我学习的是内燃机专业，课程要学习汽车结构，从底盘到引擎都要学。每天早上起床后跑步，上午练习射击、步兵操、下午上内燃机课，专业课老师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素质很高。学校还有来自苏联、美国的外教，上课时外教在台上讲，中国老师在台下翻译，另外还要学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这些基础课，还有政治课，政治课就是所谓的中正课，经常是在星期天学习，除了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要念孙中山《国事遗属》，念完再默哀。我所读的辎重兵学校是蒋中正下令把陆军交辎学校撤销的，分陆军交辎学校为交通学校和辎重兵学校。我所属的辎重兵科分到辎重兵学校，简称辎校，在贵州龙里。那时黄埔军校分了各种兵种学校，有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辎重兵学校、化学兵学校、空军学校、海军学校等，各省还成立了分校。在辎重兵学校学习了一年半，于1940年底，我毕业了。校长蒋中正出席了毕业典礼，还对我们学员讲了话，大意是：保家卫国，这是你们的天职，在战场上要不怕牺牲，英勇杀敌，还讲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毕业的时候学校发给我们一把中正剑、一根皮带、一本通讯录，一张毕业证。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昆明市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后勤部辎重汽车暂编团四营11连，团长董守正湖北人，黄埔军校六期，少将军衔，连长范守元，湖北孝感人，黄埔军校11期，少校军衔。我也真正开始了我的军戎生涯了。
当时的战友大多是逃难的，其中有不少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战友中印象比较深的有夏才林，合肥人，詹英、出生在四川绵阳，在上海长大，上海沦陷后，扒火车逃难出来的。
我们一连一百多人，各个地方的都有，河南、江苏的人很多，还有江西人，江西人中主要是萍乡、宜春的、还有二十多人华侨，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
我们辎重兵是技术兵种，那时候技术兵又很短缺，所以，当时东南亚华侨领袖陈嘉庚在东南亚组织了三千多懂技术的华侨前来援助，他们就是三千多华侨中的一部分。
三、远征前的生活
辎重汽车暂编团驻扎在昆明市北郊，旁边就是莲花池，而西南联大就在莲花池南边两里路的位置。
当时西南联大的老师学生都很可怜，饭吃不饱，穿的都是破衣烂衫的那种，在滇缅公路运输的时候，我在仰光接车的时候，顺便会买一些牙膏、牙刷、肥皂、甚至有时买汗衫类的衣服、鞋子等生活用品，送给西南联大的师生，有时候还请他们吃饭。
记得国民党部队在昆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先要进驻昆明市杜聿明的第五军，因为第五军是全副武装，龙云担心第五军会对其构成威胁，就不让第五军进驻。双方在曲靖、马龙一带对峙，杜聿明部队士兵打抬枪来吓唬龙云部队，而他们以为是动真格了，就向杜聿明部队开枪，打死了几个，这事恼怒了杜聿明，杜聿明下令开火，龙云不得不作出退让，杜聿明部队进驻昆明时，龙云还组织当地百姓夹道欢迎。
我们部队驻扎在昆明北郊。我们部队一个排有36人，包括司机和助手。助手有我的传令兵，通讯兵、炊事兵、其余的都是司机。
我的第一个传令兵比我小一岁，不记得他的姓名了，是河南人，也是逃难过来的，读过书，他跟了我半年，就调去当司机了，第二个传令兵叫王小二，当时大概15岁，贵州毕节人。
我们以排为单位来做饭，早餐有稀饭、包子和馒头、中晚餐有时有鱼有肉，是做好就一起吃的，所以在饮食上我们辎重兵的军官与士兵待遇是一样的。
当时，昆明有很多逃难的人来，他们其中还有很多做生意的，在我们部队驻扎地旁边有很多逃难的生意人，开的商店、餐馆，如果部队的伙食吃腻了，还可以到餐馆尝尝各地的特色菜。
那时在昆明的货币有很多，光是银元就有两大类，一类是中央币，一类是所谓的云南币“半开”，而中央币就有三种，分别是袁世凯头像叫袁大头、孙中山头像和蒋介石头像。这三种都是银元，一块兑一块，“半开”的正面图案时一条龙，这种货币是3.6钱两块“半开”是两块兑一块中央币。另外还有纸币，有中央发行的和龙云发行的，纸币有一元、五元、十元等面值，有些地方还可以用缅币，缅币就便宜多了，一块对十多块缅币。
刚分配到昆明的时候，我们偶尔运输粮食，主要是运输军用物资，粮食是云南各地方的保长、甲长从农民那里征收好的，我们只需要把这些粮食运到部队粮站军需库。
军用物资是美军运到仰光的援华物资，我们到仰光接受美军物资，再运到昆明。从昆明到仰光的行车路线我记得一些：昆明—楚雄—下关—保山—龙陵—芒市—遮放—畹町—蜜支那—芭茅—腊戌—曼德勒—仰光。
缅甸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中、英两国没有达成协议，中国军队不得跨越中缅边界。我们向上级报告这个情况，上级让我们化装成老百姓，假借一个名义，糊弄过去。
我们在一起商量，最后决定以“三友”物流公司的名义去了，那时我们部队的正常编制是一个排16辆汽车。一辆汽车两个人开，当时会开车的人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到仰光接车的时候，只要我们当中有人会开车，美国人就让我们开走。
仰光是一个大港口，商品集散地，有很多商人，其中也不乏侨商，商人们成批地购买货物，然后再运到内地销售，我们在路上经常看得到很多商人、挑夫。
因为当时运输时间也比较充裕，我们也不是很紧张，所以他们想搭便车，就捎带他们一程，他们也会给点钱，那时，我们从仰光开到昆明，一趟要花四，五天。
我在外面跑运输也属于出差，出差费一天八毛钱，所以那时候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裕的，正因为生活比较宽裕，我才能时常寄点钱给我大伯，让他转交给我母亲。
大伯在衡阳没有待很长时间，也离开了，回南昌了，之后，也跟江西省政府南迁至泰和县了。大伯跟他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关系不和，就离开了泰和县，去了奉新县，我右小腿因车开在楚雄路段时翻车导致骨折了，也写过信给大伯，不过他没有回复，后来，我得知大伯没有把钱给我母亲，我就把钱给我舅舅，让他转给我母亲，舅舅叫熊佩如，母亲的弟弟，是熊式辉同学，当时任高安县粮食局局长。
关于我右小腿骨折的事是发生在1941年初，那时到缅甸接美军物资，回来时经楚雄县的时候翻车了，导致右小腿骨折，当地医院的条件有限，就转到昆明的医院接受治疗。
那时何英也在医院住院，他看我年纪很小，主动和我聊天，把《新华日报》给我看，还问我是哪个部队的，我告诉他我是辎重兵汽车部队，我问他在哪里工作，他说是在禄丰县粮食局，他水平很高，跟他交谈，就像是上了一堂课。后来慢慢地跟何英熟了，有时我在昆明休息，不出差的时候，他会来找我帮他运输物质。（何英在全国解放后任中央外交部副部长）
这样的进程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两个月，后来局势紧了，美国人给我们的汽车配备高射炮机枪，随时防御日军飞机。我们的运输路线也分作两段，第一段是仰光到腊戌，第二段是腊戌到昆明，腊戌作为一个中转站，在那里建了一个储备军用物资大仓库，我在第一段运输。
四、第一次远征
1941年12月接到命令，到缅甸仰光接受美国援华抗日的汽车和物质，汽车是10个轮胎的吉姆西（GMC）大卡车，载重10吨，每辆车配备了整套修车工具，每一个车队还配有车床，钳、钻、刨等机床和自带车吊，还有专用饮水车、炊事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像泰国、老挝、柬埔寨这些小国家都没有抵抗就被日军占领。
1942年1月底，日军进攻英国的殖民地——缅甸，用飞机轰炸仰光，曼德勒、腊戌等城市，死了很多人，日军飞机发现我们运输车队就疯狂阻击，用机枪扫射，轰炸。
日本展开进攻后，英缅军一路溃败，这才急忙请中国军队入缅参战，辎重汽车暂编团先行入缅，士气高昂，这时候，我们不需要借用“三友”公司的旗号，可以光明正大地穿着军装去接送物资了。
二月下旬，有一次车队运的物资刚进腊戌，停下时就碰到拉警报，我们车队即刻将车辆开进山里找隐蔽地躲藏起来，大多车辆开进树林里躲藏，我认为这样并不安全，我观察了一下四周的情况，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凹形的山崖，正好形成天然的屏障，便命令车队开到山崖边隐藏。
日军飞机俯冲扫射，狂轰滥炸，飞机离开后，我们清理轰炸场面时发现，由于躲在树林中的车可能是玻璃反光被日军发现，车辆被炸毁很多、炸废、损坏严重，人员伤亡也很惨重。
我的车队幸免于难后，就又不停的跑，有时候我们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就采取赶早或夜间行车的方式，有月亮的时候一般不开灯。
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脑子里就是想着怎样多拉快跑，多运送一些物资到前线，战事紧急的时候根本顾不上吃饭，饿的不行了就弄点饼干吃，困了就在车上打个盹，醒了接着跑。我们开过泥沙干枯的河底，有高坡上不去就用镐用铲子挖出一条路来，然后接着奔波在绵延的山路上。就是这样用生命往返滇缅公路阿！
1942年3月，第五军200师抵达同古准备战役，19日发动同古保卫战，我军大获全胜，使日军遭到重大打击，之后，杜聿明命令200师撤退，日军只占领了一座空城。 4月初，日军进攻曼德勒，不久进攻仁安羌，曼德勒，仁安羌地区是由英国机械化部队驻守，仁安羌是个大油田，日军向那里进攻，把英国机械化部队包围了。
英军和日军交战了，英国人打败了，向中国远征军求援，远征军司令部原本是在印度，后迁到腊戌，史迪威任司令官，罗卓英任副司令。中国派到缅甸的部队是杜聿明的第五军，廖耀湘的部队在密支那，罗卓英成了光杆司令，调不动杜聿明的部队，史迪威向蒋中正报告，撤掉了罗卓英的副司令职务，由杜聿明接任。
杜聿明马上派了两个师前去援救，人员数量不够，杜聿明就要我们车队运送兵员上去，在运输过程中，日军飞机时常在天上盘旋，连长范守元带二排、三排的车队在前面，我一排车队在后面。哦，这里我解释一下，我们是暂编团怎么会被第五军调配呢？那是因为得到消息，惠通桥被炸毁，我们的车队回不去昆明了，幸好通讯兵还在，我们向团部报告，团长指示我们车队车辆归属远征军第五军作战参谋处占地使用。就这样我们把货物卸下藏在山沟隐蔽处，派人守卫看管，然后到第五军报到。我们被编入200师戴安澜的部队，专门运送部队前往仁安羌，我们的武器当时还没有完全美式化，与日军的装备还有差距，再加上日军占据地理优势，所以我们送上去的都是鲜活的生命，接回来的不是死就是伤的。
1942年4月底，仁安羌战役爆发，我负责腊戌到景东来回运输兵员和物资，在一次运输过程中，前有飞机轰炸，后有机枪扫射，一颗子弹从驾驶室上方射入，穿过车棚和头盔打伤我的头部，顿时血流如注，如果角度再正一点，我就完了，马上就来了医生给我包扎，就医后，医生要我休息，而战时紧迫，哪里歇的下来，我坚持带伤运输，运输了几天之后，因为伤亡太重，部队撤了下来。关键时刻，孙立人的部队补充上来，孙立人的部队是美式装备，配有火箭炮，这才得以打开包围圈，把英军解救出来。英军突出包围圈后，也不管我们中国人，带着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往印度方向逃跑。见此情景，中国人都在骂英国人没有义气，就是个怕死鬼。英国人跑了，日军就追着我们打，上级命令我们载上孙立人的部队，也往印度方撤退，孙立人留了一个营的部队在仁安羌阻击日军。
我们又接到命令在原地待命，接应最后的撤退部队，我见路边有一条河，河边便于隐藏，因河里没有水，边上又很高，所以停在河里的边上。我吩咐把汽车全部开进河边，用茅草盖起来，等到黄昏，部队下来后我们就往印度方向走，在我们撤退的路上，日军追着我们轰炸，扫射，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在空中拦截日军飞机，与日军进行了一次空战。打下了不少日军飞机。
我们的车子一路开，路边有很多木头，我命令士兵将木头搬上车，日军的摩托车追赶我们，就仍到路上起阻碍作用。孙立人部队的一位女医生叫朱云娟跟随我车。我们在一段狭窄的地方把木头仍下，她马上想到将鞋带截成一段一段，先钉在木头上再绑在手榴弹，手榴弹盖子打开着，如此，大伙就照着一起干，夜幕降临了，根本看不清，我们离开不远，有一股日军摩托车追赶我们，后面就传来爆炸声，“砰砰”的声音，黑夜中瞬间冲出一片火光。日军的摩托车被我们甩掉了。我们的部队一直开到野人山脚下，这一路上看到商店门开着，老百姓都跑了，我们就装一些粮食，汗衫，糖等物品，到野人山脚下一个叫孟拱到的地方，无路可走，司令部就指示把汽车集中在荒地一起销毁，汽车是司令部派专人烧的，司机全部待在旁边，就这样看着，很多人都哭了。汽车没有了，我们每个人分到一小袋粮食，就带着生活必需品上野人山，因为是跟着司令部部分人员，有当地土族人带路和医务人员所以没走什么弯路。
野人山最可怕的就是大蚊子，那些白天藏在草丛中的形体几乎和蜻蜓一般大小的巨蚊，很多战友被叮咬后先是全身肿胀，直至被蚊毒麻醉发烧昏迷中死去。
穿越野人山时虽然没有遭遇日军追击，但死人的事却经常发生。山里极度缺水，我们取水的方式是让士兵都把自己绑在小腿上的带子解下来，一条一条接起来，绑在一个人的腰上，然后把水壶套在他身上把这个人放到山下取水。
有一次被放下去的人大叫：“快拉我上去，有蛇！”我们就赶紧把他拉上来。走了很多天后，粮食吃光了，饿的到处找吃的，很幸运的看到一头野牛，就打了一头野牛吃，那恶劣的天气、环境、还有疾病，一路上，没有吃的东西，只喝水度日子，身体弱的，得了病的，经不起拖，就倒下了，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又过了几天，我们听到飞机不停的在我们头上周边盘旋，一开始以为是敌机，后来大伙就叫是找我们的飞机，就用棍子撑衣服发信号，也有人打信号弹，傍晚有人用手电发信号，最后我们接受到了空投物资。开始空投在悬崖下面，我们捡不到，有人就又用手电指使往山上投，我们才捡到投下来的物资。大伙好高兴啦。真的是饿的走不动了。如果再得不到食物，我们都会饿死在山上。总算幸运，挺过来了。
我们在野人山遇到过野人，野人是长头发，不穿衣服，腿脚粗壮，应该是山里的原住民，士兵们给野人食物，野人便帮我们背装备，野人力气很大，一个人可以背五六个人的装备。
在野人山上，睡觉也是一个难题，到了晚上，我们找个平坦的地方或山洞休息，大家一般都是拥挤在一起睡，旁边有人拿着枪或刀站岗，到第二天一早，偶尔会发现睡在旁边的战友的身子已经硬了。
有一次，有个战友带了一块有生漆的布，晚上就铺在地上睡，第二天一身都过敏起泡，而且发烧，微弱的身子实在走不动，他知道不行了，不肯走了，找一个地方坐下来等死，我劝不动他，只好从他衣角里拿出写有家乡地址的纸片，打算回国后告知他的家人。
我们走到野人山和高黎贡山之间，准备过大峡谷，突然听到“哄哄”的声音，动静很大，好似山蹦地裂一般，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几个战友正要过峡谷，那个野人拦住我们的去路，不要我们过那峡谷，没过一会，我们就看到洪水铺天盖地般从峡谷上游冲下来，幸好有野人的帮助，不然我们就被山洪冲走了。事后，我们都心有余悸。
艰难跋涉了二个多月，我所在一批人终于走出野人山，回到祖国，野人山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两个字：“绝望”。
我至今仍然忘不了那些与我一同走过野人山的战友：任革民，河北人；董玉成，河南开封人；李恒江，河南信阳人；李文魁。河南人；潘洪，河南人；孙德恩，山东人；朱德隆，山东济南人；胡民生，湖北汉口人；王文竹，湖北汉口人……他们是不是还活着？日子过得怎么样？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落下了很多同伴，很多时候来不及和同伴告别就匆匆上路了。
后来。我们在高黎贡山也接受到了飞机空投的物资，接着一路走，翻过了高黎贡山最后回到丽江，在那里有接待站，再从丽江洱海坐船到大理，原单位派人到大理把我们接回昆明。
1942年8月回到昆明后，我们就各自修整，10月，昆明办事处要我跟一批战友坐飞机到印度加尔格答，到了印度编入辎汽六团一营三连，在那里受训。全是美式装备。但那时是步兵紧，炮兵松，吊儿郎当算交通。我们汽车兵经常没人管，比较自由，但还是要集训，上课。1943年11月坐飞机回国后部队改编辎汽第4团我在二营四连。团长名叫高莽苍，1908年生，是江西南昌人，黄埔军校6期，少将军衔。
五、第二次远征
1943年11月回国后，仍然跑国内线路，跑滇（黥）线路，就是昆明到四川的这段路。我们住在龙云的房子里，复兴新村，新式洋房，那里条件很好，马路修的很平整，水电齐全，伙食也很好，那时候，何英经常来找我，我们在那里一起吃饭。（何英解放后任中央外交部副部长）
在昆明的时候，我到周末有时会去看京剧，当时“四大名旦”都在昆明待过，我就买票去看过梅兰芳的京剧。
在昆明，我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张麟贤，她是云南晋宁人，生于1925年3月，和龙云女儿龙国壁、杜聿明女儿杜致礼、关麟征女儿关伯琨是高中同学，后来她考到华中大学读书。
在回到昆明不久，我们的军备就完全美式化了，军装是有等级的，上级军官和中下级军官不一样，中下级军官的军装与士兵的又不一样。
在之前的都是国产的，不过也分等级，也都是冬装两套，夏装两套，而各种部队的军装基本一样的，只是领章不一样，辎重兵的领章是轮子的，军装上在衣领或衣角处有个人信息，姓名，部队编号等。
1944年上半年，辎汽第4团又改编为辎汽第17团，团长还时高莽苍。7月辎汽17团配属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和新6军，参加收复滇西的松山和腾冲战役。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松山之战。我负责运送伤兵和阵亡将士遗体，运了好多，我心痛的都哭了，阵亡将士遗体集中起来，登记信息以及火化是杜聿明的一个直属营专门管理。
我也拉过日本伤兵，有的会简单的中文的，和他们交流后了解到在他们之中有的也是被迫来的，有的也想因战功而荣华富贵。
日军中有军国主义思想，他们效忠于天皇，作战勇猛，不怕死。在收复腾冲得战役中，日军不投降的军人，就剖腹自杀。
我们把俘虏的日军送到楚雄站浮营，对于俘虏的日军，我们还是很讲人道主义，在战俘营里，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保障的。
攻打松山的时候，作战部队改变策略，发动地方军队和老百姓挖地道直通松山，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日军浑然不觉，等到发现后，地道已挖到碉堡脚下。
中国军队用火箭流弹猛攻，发起全面反攻，经过三天两夜的战斗，全迁日军，收复腾冲得时候，我们还发现很多的慰安妇，她们有来自日本、朝鲜、东北、泰国、柬埔寨、有几个是江苏的。我们把她们拉到宝山市，叫她们到河里洗澡，再换衣服。还有一个妓女会7国语言我跟她交流过，她说，当军妓和征兵一样，需要服役一年。我在收复腾冲期间，跑运输的时候又翻车了，还是右小腿骨折，到昆华医院治疗。
1945年日军投降前不久，我在昆明结婚，但在当时日军没有投降的时候，普通士兵是不准结婚的。
六、抗战胜利后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我们得知消息后，那个高兴啦！昆明市民也欢腾了，锣鼓敲得震天响。当时，我们部队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而在这之前，上级已经知道日本已撑不下去了，要投降了，几天之后就命令我们部队赶紧到东北去接受日军投降。
我们经过越南，到广西海防，搭上美国的军舰到秦皇岛，再上岸，于9月抵达沈阳，接受了日军的投降，我们到了沈阳铁西区，接收了日军在当地设立的工厂，但基本都是空架子。
在沈阳待了半年多，我们感觉形式不好，可能要爆发内战了，而国民党部队从将军到士兵都不愿意打内战，我就在那个时候离开了部队，回到了安义县老家。1948年1月我在家待不住就找了战友通过联勤总部调到辎汽21团，团长是廖忠国，但在辎汽第21团半年不到我又回老家了。部队的人都跑光了。
1949年6月，我在江西省军区后勤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军，那时军区刚刚成立，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第一任是陈奇涵，政治委员陈正仁。当时停车场停满了坏了的车子，领导愁死了，找不到人修理。我对领导说，我会修车，让我来修理这些车子，领导马上高兴得说，能修好这些车子可是要立大功了。奖励一担大米，修好了车子，真的给了我一担大米。
我于1950年10月，我又到江西省石油公司上班，江西省石油公司是1950年九月成立的，江西省石油公司是一位长征老干部，赵凯轩任公司经理，李桂兰是他夫人任人事科长，公司地址在民德路，老三中对面。我看到该公司急招懂机械，懂石油的人才，我就报名了，我当时从江西省军区调到省城建局不久，李桂兰人事科长还去城建局调查我，还要我写了我的简历给贵公司，看到我符合石油公司的要求就录用了我。
到了江西省石油公司后正赶上接受外国经营的几家公司，有美孚行石油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这几家公司库存的油料很少，几乎是个空壳，油料极缺，也无从来源。
那时国家没有汽油，汽车、公交车在路上跑都是烧木炭，走的很慢，一点小坡就上不去，做车的人有时就得下来帮推，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个月，转眼就到了1951年，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啊！赵经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好，在向塘飞机场军队有一批俄国的原油一千吨需要我们接受，就是没有提炼过的原油。赵经理召开我们员工开会，问谁能接受提炼原油这个任务？会上没有人回应，我便站起来说让我试试吧，我在军校学过内燃机，也懂得石油的原理，赵经理一听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好激动好高兴哦，他说，好，我来帮助你，还配了另一个德士古石油公司的叫饶存修的人，这个人在德士古石油公司搞业务的，懂得比较多。我们三个人加上几个烧锅炉的工人，就这样我们土法上马，干起来了。
我们在打兰州，找到一块空地，有十几亩地吧，一大片沙地，当时在那里马上就搭了两个棚子，一个是我们吃饭睡觉的地方，一个是炼油的地方，在炼油的地方我们挖了一个地洞，做炼油的炉子，省商业厅也帮我们找了好多耐高温的铁皮做炉身和锅子，还配了5个温度表，炉身很高，周围用水泥围着，可以装一两吨的原油，那时炉子是二十四小时夜以继日的不停的烧，用木炭烧，旁边有几辆消防车围着，还有很多灭火器，温度炼到将近200度，油的液体就分流出来，开始是汽油，接着就是柴油、煤油、机油、黄油、黑油，最后是沥青。一天要炼几十吨原油。
这个过程很辛苦。由于温度太高，旁边有一点油都会自然，好在是火苗，大家赶紧扑灭了。虽然有消防车备用，但是我们始终很小心注意安全，就一直没用上。
我们十几个人近二个多月没有回家，天天守在炉子边上，大家一同吃饭一同睡觉，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就吃冷水，有时有冰棒、冰水供应，赵经理看到我们很辛苦还经常改善我们的伙食，弄点肉给我们吃。伙食一直都蛮好。
就这样我们用这种土办法炼了一千吨原油，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汽油炼出来后，我用汽车引擎做了实验，甲、乙、丙、锌、烷值达到了标准，汽油、煤油等油料燃烧后一挥而尽，没有残渣余孽，安全系数完全合格。受到了中央商业部颁发的奖励，三等奖。我们为江西石油公司立了一大功。在这之后我一直在油库做管理员工作，后调到储运科担任主办科员。后来我还被派到上海，九江等中大型油库参观学习。共同的工作经理，使我与赵经理接下了深厚的友情。1953年赵经理调到储运公司当经理也归商业厅管。我与赵经理还一直有往来。1957我下放到蚕桑场工作。
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江西永修县立新公社粮站一直守粮库，对自己的经历只字未提，但看到那里的老百姓还点着煤油灯，我就跟当时的乡长说，我懂电，我可以帮老百姓接电线通电灯，乡领导同意了，我带着几个乡民干起来，不久全乡都用上电灯了。给他们带去了光明。三年后我被上调到江西丝绸厂工作直到退休。晚年与在江西师大附中教书的女儿共同居住到现在。
时光流转，70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每次回想起以前的一幕幕都感慨万分。作为一名抗战老兵，我觉得自己能为祖国做一些事是无比荣耀的。中国远征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我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把国家建设的更加富强。
张弟富口述 女儿张莉芳执笔
姓名：张第富（曾用名：张武）
籍贯：江西安义
出生年月：1923年6月
入伍时间：193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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