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与惠滇医院

戴爱莲女士是被称为中国现代舞蹈之母的世界级舞蹈艺术家。仔细翻阅她的传奇人生时，笔者惊喜地发现，戴爱莲女士在宋庆龄的牵引下，曾与昆明、与昆明的惠滇医院有过一段历史性的动人交集。

祖籍广东新会的戴爱莲女士，因为曾祖父携家带口下南洋谋生，成为出生在南洋的第四代华侨。五岁学习舞蹈，1930年到伦敦靠半工半读精修舞蹈。先後得到芭蕾舞大师安东道林、玛利兰伯特，芭蕾舞教学权威玛格瑞特克拉斯克的亲自指导。1936年，她参加了魏格曼的学生莱里斯、伯古森斯的现代舞蹈工作室，边工作边学习现代舞。1939年，她考进了现代舞先驱鲁道夫拉班的学生尤斯——莱德尔的舞蹈团，在该团的舞蹈学校学习中，以优异的成绩两次获得奖学金。她在这里学到了现代舞理论，及如何通过形体动作表达情感的方法，同时还学习了拉班舞谱。通过在英国的九年学习和实践，戴爱莲完美地掌握了芭蕾及现代舞，成为有一定影响的青年舞蹈家，踏进了舞蹈艺术的瑰丽殿堂。

「七·七」事变後，祖国全面抗战爆发，身在英国的戴爱莲心决心为抗战贡献力量。参与组织了「世界援华运动委员会」，发动抵制日货运动，组织募捐义演。戴爱莲在募捐义演中创作演出的讴歌中国抗战壮举的舞蹈《进行曲》和《警醒》，在英伦叁岛激起巨大反响和广大民众的强烈共鸣。有意思的是，加拿大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在到中国前也是「世界援华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在抗日战争中，戴爱莲和白求恩可以说是在一起并肩战鬥的。

随著抗日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年轻的戴爱莲渴望回到祖国参加抗战。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她要和祖国和同胞们在一起。戴爱莲的决心和诚意感动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官员，看过戴爱莲募捐义演的文化参赞张树理，绕过戴爱莲没有中国护照的难题，为她办理了进入中国的手续并帮她购买了船票。1939年底，戴爱莲终於登上了驶往中国的英国邮轮，奔向魂牵梦绕的祖国。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1940年初，戴爱莲乘坐的英国邮轮终於驶达了香港。正在香港的宋庆龄迅即派她的秘书廖梦醒前去约见这位著名的青年舞蹈家。在与宋庆龄女士会晤时，戴爱莲才知道，她在伦敦参加的许多募捐和义演所筹集的抗日捐款，大都转给了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并通过「保卫中国同盟」转交到中国抗日军民手中。戴爱莲从小就对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非常敬仰，能和宋庆龄会面，她自然非常高兴。一见面，宋庆龄就热情而亲切地拉著她的手说：「我们有一个『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主要工作是为抗日募捐，为前线将士采购药品，你能参加我们的活动吗?」戴爱莲非常激动地接受了宋庆龄的邀请，积极投身到为抗战募捐义演活动。

年轻时代的戴爱莲

1940年，为筹集救助战灾孤儿基金，「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半岛酒店组织了一场由舞蹈家戴爱莲、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长笛演奏家叶怀德、小提琴演奏家赵甫卫、何思东、指挥家史密斯以及室内乐队主演的音乐舞蹈募捐演出会。演出会得到香港代理总督E·F·诺顿中将的积极支持和赞助。民国政府立法院院长、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夫人蓝妮、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宋庆龄的胞弟宋子良、东亚银行主席周寿臣、香港代理总督及李树风等政要和社会人士五百人出席。演出前，宋庆龄在玫瑰厅入口处欢迎客人。戴爱莲演出了为义演募捐专门创作的现代舞《游击队的故事》《东江》《清醒》《拾穗女》等反映中国抗日军民战鬥风貌的舞蹈，将炽热的爱国激情融入精湛的舞蹈艺术之中，观众无不为之动容，踊跃捐款。演出成功後，「保卫中国同盟」接到了许多加演邀请。

1940年，为支援国际和平医院和帮助遭轰炸的昆明惠滇医院重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援助昆明医院委员会、昆明惠滇医院募捐委员会在香港皇家剧院共同组织了一场由舞蹈家戴爱莲、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和冯显聪领导的中华歌咏班领衔演出的香港抗战募捐音乐舞蹈义演。戴爱莲演出了专门创作的《游击队之歌》《东江》《清醒》和《拾穗女》。现代舞《东江》是戴爱莲回国後的第一批作品之一。她用独舞的形式，表演广东东江的渔民出海打渔，突然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渔船沉海，人员伤亡；死者故去，生者悲哀；愤怒的中国人民燃起满腔的复仇怒火，决心抗战到底。戴爱莲在舞蹈中运用了许多很有力感和质感的现代舞动作，激情演绎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这次成功义演募集到的善款，全部作为昆明惠滇医院的重建资金和为国际和平医院改善医疗条件。昆明惠滇医院冒著日军大轰炸毅然重新垒起的抗战堡垒和救世大厦的基石上，有著戴爱莲深沉的爱和辛勤的付出。

戴爱莲在香港这段为胜利呼喊的极有意义的报国经历中，结识和爱上了著名美术家叶浅予。在一次募捐义演後，宋庆龄在自己的办公室为戴爱莲和叶浅予主持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婚後，结为连理的戴爱莲和叶浅予携手奔赴内地的抗日战场。

文章来源： 云南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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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爱莲，原名吴爱兰，英文名爱琳，祖籍广东新会县，1916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辈华裔，侨居海外多年。其曾祖父到西印度群岛经商谋生时，被同乡称为“阿大”，而在广东客家话里，“大”与“戴”同音，久而久之，吴家竟改姓“戴”了。而戴爱莲14岁时随母亲到伦敦定居后，又将“爱兰”改成“爱莲”，遂沿用至今。戴先生说：“我爱莲花的纯真之美，更爱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
1930年，戴爱莲赴英国伦敦学习舞蹈，曾先后师从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Anton Dolin)、鲁道夫·拉班(Rudolf Laban)等，后来又投奔现代舞大师玛丽·魏格曼(Mary Wigman)。在当时芭蕾与现代舞相互对立的状态下，戴爱莲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艺术门户之中,而是兼收博采,在学习严格的古典芭蕾表演技术的同时,发挥创造的开放意识，这对她以后的艺术道路具有积极意义。1939年回国，主要舞目有《思乡曲》、《卖》、《拾穗女》等。解放后，戴爱莲出任第一任国家舞蹈团团长；第一任全国舞协主席；第一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第一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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