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伟：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26 7 月, 202026 7 月, 2020 admin 6862 Views 大学, 抗战

人物简介：刘德伟(1912-2006），湖南人，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8-1939年在北美五十八个城市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日。1941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福利行政学院社会学硕士学位，随后回国，参加抗日。1957年被划为右派，第二年发配西北劳改。60年代初到昆明，任大学英语教师，直到退休。晚年参与“崇爱教育基金会”工作。

她是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40年代在上海主持儿童福利促进会的工作，救助过无数穷困的人。

有这样一位美丽的女性，她出生于民国元年，与著名作家萧乾是终生的朋友；抗日战争时期她曾在美国和加拿大作巡回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并进行战争筹款；大学时代主修英国文学，后又在美国研习社会福利行政，成为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她一生坎坷，却收获了美满的爱情。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名叫刘德伟。

童年经历和大学时代

求学苦读时代的刘德伟。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将近90岁的刘德伟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她用一台陪伴了半个多世纪的英文打字机打出了这句话。出生于民国元年的刘德伟是湖北武昌人，她的童年时光快乐而单纯。她回忆说：

我的儿童时代我是个坏姑娘，狡猾又暴躁。我生于公元1912年1月3日。那时，孙中山博士领导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对女人的压迫。我的父母都相信男女平等，他们都强烈地相信这个观念。平常一个女人的名字，多半是“花、玉、美丽”等等。但是，我一生下来，父亲就给我起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德伟。我母亲写了一首长诗，在诗中，她希望有一天我能为中国做出伟大的事业。我记得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在父亲办公室的窗前，一个佣人称呼我“大小姐”。父亲在房间里听到了，就大声喊着说：“叫她三少爷！”从那时起，我就是“三少爷”，打扮成男孩子。

刘德伟的祖父刘玉璋是同盟会的支持者，清朝末年在任福州知府时，曾把府邸提供给同盟会作为秘密聚会地。刘德伟的父亲刘健民，民国时期任过县长和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少将军法处长等职。他曾不遗余力地推动戒毒戒赌，但成效甚微，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这一代上，并给女儿取了一个男孩的名字“德伟”，意为“德操伟大”。

由于受到这样开明的家庭教育，刘德伟从小就很有主见。她曾对来访的记者说：“我从14岁开始相信共产主义，但我反对学联以革命的名义剪去女生的辫子，因此被学校开除了，家里只好给我找了一个免费的英文教师。”上中学时，刘德伟不许老师修改自己作文中的政治观点，也因此被老师称之为“一个雌的小布尔什维克”。

1930年代刘德伟在内蒙考察。

1931年，刘德伟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英文学系，主修英国文学，副修乡村社会学。在这里，刘德伟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两位伟大的作家作她的老师，这两位作家就是冰心和郑振铎。冰心讲中西文学比较时拿起英文书不需要念，看着句子就立刻口头译成很美的白话文；郑振铎教中国近代文学史，一开口句句都是很美的白话文，以致于晚年的刘德伟依然记得还很清晰，比如他说“五四的名声惊破了一般浪漫者的迷梦……”

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

四年的大学生活，刘德伟还收获了一份终生不渝的爱情。她的男朋友向景云是她二哥的朋友，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1932年的一个夏天，她们在未名湖畔边散步边谈天。刘德伟告诉向景云：她要把时间用在收集乡村农民的歌谣上，将歌谣中的封建迷信改革为革命的思想，用歌谣来使乡村人民的思想现代化。虽说是单纯的想法，却也可以看作刘德伟几年后改行研习社会福利行政的远因吧。

在北美作巡回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5年，刘德伟从燕京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刘德伟先到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平民教育实验区工作，不久又到汉口第一女子中学教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德伟在武昌鲇鱼套火车站参加了收容难民和重伤员的工作。她和同伴把难民们组织起来，让他们选举自己的组长，自己管理自己，能够把日子过下去。

1938年，刘德伟被选为中国基督教联合会代表之一，前往美国纽约出席第二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中国一共派出了16名代表，其中只有两名女性，另一名是童子军代表杨慧敏。杨慧敏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淞沪会战时，她夜泅苏州河，偷偷穿越日军阵地，把一面中国国旗送给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让上海人民在沦陷中看到了国旗在四行仓库上空飘扬。

1938至1939年，为了抗战刘德伟在北美58个城市做巡回演讲，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大量资助。

大会开幕式上，有来自58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出席，全部与会者共有20万人。数十年后，刘德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激动之情犹在：“当我们中国代表团16人高举国旗进入会场的时候，全场20万人肃立致敬，拍手欢迎。纽约市市长拿瓜地耶(Nague Dillera)首先致辞。他的演讲非常精彩动人，直到今天我还能回想起他演讲时的容貌。然后主席宣布，全场静默三分钟，向中国抗日军民致敬。我顿时热泪盈眶。”

大会闭幕以后，中国代表团留下4名代表，分成东西两线，赴美国所有的重要城市演讲，刘德伟和尹葆宇沿东线一路去了58个城市。每到一地，他们立即开始演讲，并接受当地报纸和电台的采访，每天要演讲1到3场。在演讲中，刘德伟用具体实例告诉美国人怎样做才算不支持日本：

你们不知道你们已经支持了日本，你们买的丝袜，95%来自日本，每一双日本丝袜就可以换到7颗子弹。当你们穿上丝袜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士兵的鲜血流出来……

刘德伟充满激情的演说打动了现场的听众，一些美国妇女激动得当场就把丝袜脱下来不穿，一些码头工人听了演讲后，纷纷拒绝搬运发往日本的军火。中国代表们饱含真情的演说，不仅吸引很多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更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大力支持。他们沿途所捐赠的物资，源源不断地经香港转运到内地。在美国作巡回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刘德伟一生中最为瑰丽绚烂的一页。

在美国的行程结束后，代表团又前往加拿大继续宣传。其间，刘德伟与向景云结婚了，当时向景云正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土地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巡回演讲结束以后，刘德伟留在美国，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福利行政”硕士学位。她说她就是喜欢做社会工作，她愿意为这个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

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刘德伟于1942年辗转回国到了成都，在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学组担任副教授。她开了两门课即个案工作与集体培育，同时还辅导社会福利工作实习课的社区工作课。当时迁到成都4所大学——燕京大学（部分）、山东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共有4位老师与刘德伟相好，而且“同行同道”，互相支持下在教学与研究上都做出成绩。修读她们课程的学生，都可以选修不同学校的课。

刘德伟（中），在清华主修英国文学，副修社会学，1935年获学士学位。1941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福利行政学院社会学硕士学位。

虽然在大后方从事社会工作教学的时间不长，但刘德伟已经深刻认识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极端重要性：“美国人在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理论著作，不合中国国情。我们急需中国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人，获得经验，进行理论创造，写出教材用于教学。”她并且提出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我们这些社会工作者，应该创造更多的社会工作的机会以取得经验，进行总结和理论概括。”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德伟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了一段时间。1947年夏天，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创办，刘德伟任该会总干事。当时的上海共有50家孤儿院，一家育婴堂、一家行为问题儿童院、一家伤残儿童院、三家托儿所，都是由民间团体办的，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只是其中的一家。

“要为上海贫苦儿童服务，必须先了解上海贫苦儿童的情况。”在这种社会工作理念的支持下，刘德伟与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同仁邀请了众多大学生协助进行调查工作，她们选定了两个棚户区和所有的孤儿院、托儿所，并与学生讨论：“调查的目的，要了解调查对象的那些情况，调查的方法，制定调查表格和应该问的问题……”根据调查结果，她们初步拟定了工作方案，在业务上分了五块：（1）棚户区福利站推广组；（2）机关教养推广组；（3）托儿事业推广组；（4）个案工作组；（5）《儿童与社会》刊物组。她们还提出，要“培养这些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树立自尊、自爱、自信的思想……启发他们的人权思想，并把这种思想贯穿到他们的工作中去。”与刘德伟共过事的著名社会学家言心哲曾撰文回忆过那段经历：

1948年，曾为前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编辑过《儿童与社会》杂志。当时，陈鹤琴先生任该会会长，刘德伟同志任该会总干事。陈鹤琴兼任该杂志的发行人，我任主编。经费的来源是由上海救济总署提供的。该刊撰稿人有肖孝嵘、沈有乾、高觉敷、陈鹤琴、胡鉴民、陈达、费孝通、刘绪贻等人。每期附有期刊文摘、儿童福利近讯、教师读物介绍、儿童读物介绍、该会工作报告等，其发刊词、编辑者言、编辑后记和工作报告，都是由我和刘德伟等人编写的，这略足以说明我们这些人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往往想尽力所能及，为儿童教育和儿童福利事业做一点工作。

刘德伟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留学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专攻“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行政”，她当时对上海儿童福利事业的提倡与促进是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的。不幸的是，《儿童与社会》杂志的发行与出版，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高涨，只出了四期就停刊了。

言心哲的回忆只记错了刘德伟在燕京大学所学的专业，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准确的。由于刘德伟亲身从事过社会工作，所以有人称她为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1941年回国后，刘德伟在上海从事儿童福利和贫困人口救济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她76岁退休之后回归社会活动，帮助失学儿童回到课堂。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上海。6月，刘德伟转到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处工作，社会处里面有四个科，即救济福利科、游民习艺科、管理吸毒与妓女科、婚姻科。刘德伟在社会处担任专员，兼管救济福利科。当时社会处的重点工作是“三清除”，即清楚流浪人、妓女及吸毒者。例如，在妓女工作方面，刘德伟的工作是“指导警察用个案工作的方法，耐心地帮助那些妓女。主要是对她们平等相待。”解决的方法，是“请区政府的社会福利组调查本区妓女的家庭情况，对那些确实困难的给于帮助与救济。对她们的孩子，还要安排去托儿所或幼儿园的接送。这样，就能使被收容的妓女们安心接受改造。还对所有人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对有性病的给予免费治疗。允许家庭成员定期来访。对不识字的，安排上识字班。根据不同情况，教她们学技术、学手艺，当时只有两种：做鞋子与学缝纫。”

但到了1958年，刘德伟被划为“右派”分子，发配到西北地区劳动改造。1979年平反，分配到昆明工学院教授英语，直到退休。她的后半生远离了挚爱的社会工作事业。

与萧乾成为终生的朋友

刘德伟有几位终生的朋友，其中著名作家萧乾是她最为知心的异性朋友。萧乾是刘德伟在燕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她们并没有谈过恋爱。可是，刘德伟却以萧乾做“幌子”，蒙骗过教他们英国历史课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是一位英籍的老姑娘，碰巧有一次刘德伟病倒在校医院，她来探视。她坚决要知道刘德伟失眠的原因，她疑心刘德伟失恋了。于是，刘德伟就编出了这么一个故事：

那一天，她硬不离开我，要我说出失眠的原因。我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我是因为读书开夜车，喝多了咖啡，才睡不着的，正在那个时候，萧乾(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了名作家)带了一大包水果前来看望我。他是我们班上很出色的一名学生。上诗词课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但是这历史老师偏偏不肯走，非要听我的“恋爱”故事。为了急于脱身，我就借着萧乾即兴地编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我与萧乾恋爱了，但是我的父母不赞成，因为他(萧乾)的父亲是个老蒙古，职业是北京老城门的看守者，彼此太门不当户不对了。这个编出来的故事冤枉了萧乾，但是帮助了我能够立即脱身，没有失去这一堂诗词课。当我把这个虚构的故事说完以后，历史老师(英藉老姑娘)，满意地走了。我马上从医院病床前飞跑地去上那堂我心爱的诗词课。虽然我迟到了五分钟，但总比缺课好。

作为恋人的萧乾只出现在刘德伟即兴编出的故事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交往是很密切的，也是很值得信赖的朋友关系。1999年萧乾去世后，远在美国的刘德伟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回忆文章，记述他与萧乾半个多世纪的感情，其中有一段文字很是令人动情：

1934年的“双十节”, 燕大举行提灯大会, 围绕未名湖游行。我的清华朋友向景云虽已经毕业走了, 他的几位留在清华读研究院的老朋友以孙德和(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钢铁专家)带头要来看我。我因与萧乾有约在先 ,所以也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提灯会游行的行列。他们看见萧乾与我在一道,于是起了疑心,代景云大发醋意,弄得很不愉快,没等完场,就打退堂鼓先走了。我和景云结婚多年后, 才听见景云偶然提及这件事,他说:“他们纷纷打小报告给我,嘱我立即制止你与萧乾来往。”我说:“我怎么从来没收到你写的这样的信？”景云说:“我了解你,相信你,心里一直很泰然,还用的着写这样的信吗？”

一边是真挚的爱情，一边是纯洁的友情，刘德伟收获了人生中至为宝贵的两样东西。1993年，向景云离他而去，刘德伟被女儿、女婿接到美国居住，可她的心仍牵挂着国内的社会福利事业。1999年，刘德伟又返回了昆明，组建了“崇爱教育基金会”，救助贫困失学的儿童，暮年的她又重新回到了社会工作事业上来。

刘德伟的英文名为“PEARL”(珍珠)，因而她的个人回忆录取名为《一粒珍珠的故事》。在回忆录的最后，刘德伟深情地写道：“我老年还在‘取’，因此我更要努力做帮助贫困儿童这一工作，使我在‘取’与‘予’上得到平衡。”她的人生就如同一颗珍珠，经过了沧桑岁月的磨砺之后，直到今天依然熠熠闪光。

作者：彭秀良刊发于《文史精华》2018年1月

一粒珍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