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 寻找父亲和一个村子

“寻找父亲”这个动作和我的一部作品创作有关。我父亲名字叫吴廷章，1913年出生，1989年去世，终年76岁，算得上寿终正寝。生前我父亲是昆明一个单位的会计，去世于昆明一家医院，之后葬在昆明郊外一个公墓里，他的墓碑上刻着：“1913年出生于四川合江”。合江就是我父亲的出生地，也是我的籍贯，所谓祖籍，是我父亲、我父亲的父亲、还有更多上辈“吴家人”来自的那个地方。

我1956年出生云南，22岁以前没有出过云南，我对四川那个“合江”地名认识首先来自填表。从上中学开始就有“填表”这个动作，中学毕业去农村当知青，从农村考进大学，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单位上班，“填表”这个动作一直不断，各种表格，“入学申请”“入团申请”“在职申报”“年终总结”“职称申报”“工资调整”“体格检查”，等等，表格上一定有“籍贯”一栏，我填的是“四川合江”。我知道这些表格会进入我的档案，成为我的“历史”一部分。一直到1988年，我32岁，我离开单位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这个填表动作才算结束。回头想我从出生到32岁的人生中填了无数次表，无数次在“籍贯”一栏中填上“合江”，我知道这是一个县的名字，但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我父亲“发源地”（出生地）具体落实下去，其实是一个村子。

一

我22岁（也即1978年）以前不知道我父亲具体来自何处，自然也不知道他过去的经历有些什么。所谓“过去”，即1949年以前，我父亲36岁之前，他干过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10岁以前（也即1966年以前），我生活中的父亲是一个单位的会计，永远穿着灰色中山装，每天早上7点准时出门上班，下午6点半准时回家。他不看书不看报，不抽烟不喝酒，唯一嗜好是听收音机，每天晚饭后他就早早上床，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在他枕头边，在他挑选波段时有怪里咕咚声音传出（多年后我知道这是电台短波声音），我妈会说：老吴，声音小点。

记忆中我父亲和我的关系，对我好像谈不上如何呵护，但也尽一个父亲该尽之责，去幼儿园接送我（全托，一周一次），单车载着我报名上小学，偶尔带我去公园（和全家一起，有照片）。有一次他好像单独带我去圆通山动物园，有这个印象是，在一片草地上，他说他要打个瞌睡，就自己躺在草地上睡了。还有一次带我下馆子，记得这事是吃了个菜是肉酱花生，两毛五一盘，肉酱花生美味长久难忘。还记得什么呢？除了幼儿园时给过我脸上一巴掌（幼儿园阿姨和他说我拿了一个小朋友东西，我坚持说没有，我父亲的巴掌就落在我脸上），他好像没打过我也没骂过我。印象中他没有专门为我买过什么东西，穿的用的，包括玩具，好像都没有（他每月把工资一半交给我母亲，其余自己存着）……哦，想起来了。有一次（好像是八岁时）我和我父亲说，明天是我生日。他想了一阵，说：给你五毛钱吧。

少年时我眼中的父亲普通，平淡无奇。那时我希望自己有一个可以和人夸耀的父亲，但遗憾没有什么说得出口的故事。我家住的那条街，同龄的高云和黄昆生是经常一起玩的伙伴，他们两个都有可以挂在嘴上的爸爸。高云的爸爸以前在部队，家里墙上挂着的照片上，他爸爸穿军装，戴军官帽，肩章上有星星，很威风。高云说他爸爸当过营长，现在是银行里的科长。黄昆生的爸爸给单位领导开车，开红旗牌小轿车。他爸爸中午回家吃饭，有时把车开回来，停在家门口。黄云龙最得意的是，从他爸爸那里讨到车钥匙，坐在小车里，手握方向盘，摁几下喇叭，做开车状。和他玩得好的可以坐进车里，其他人只能待在车外趴在车窗往里看。高云和黄昆生玩得好，总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我和黄昆生经常斗嘴，他不喜欢我，我只有待在车外。我那时常想，我怎么没有一个像高云、黄昆生那样的爸爸。

图：1957年，一周岁的吴文光与父母在云南昆明的合影。图/作者提供

意外出现在我9岁时候，有一天晚上吃过饭，我父亲洗脸洗脚。不知怎么说起飞机，我父亲突然说，他开过飞机。我吓了一跳，不相信地问：真的？你开过飞机？他说：开过，是轰炸机。我又被吓着：真的？我父亲抬起泡脚盆里的右脚，指着脚腕处说：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疤。我凑近，果然是，用手摸了下，有明显凹下去的样子。怎么会有这个？我跟着问。跳伞，子弹打的。我父亲说。我还想接着问下去，旁边我母亲打断了，她说：莫跟娃娃讲这些了，影响不好。

我父亲脱口而出“开过轰炸机”的故事，被我母亲“对娃娃影响不好”插话打断，“父亲的历史”刚开头就戛然而止，我的好奇心、疑惑、问题种种就此埋在心底。第二年，也即1966年，文革开始，我父亲被送去单位农场——我母亲对我说他是出差——这一走直到11年后（1977年）才回来。

二

一个人在其10岁少年时，“父亲消失”并延续到他成为21岁的青年，就此注定成为这个人一生中的重大缺失，而且是无法弥补的“成长缺失”。我父亲“为什么去农场并长达11年”，家里人闭口不提，但阴影却留在我以后的生活中，躲也躲不开。最明显感觉阴影存在是16岁上高中以后，积极要求进步努力表现却久久入不了团，一篇稿子发表前被调查家庭背景，恢复高考第一年（1977年）“政审不过关”被刷下，包括在农村和一个女知青谈恋爱这种“个人问题”，“阴影”也紧随身后。这个“阴影”就是“我的家庭有问题”，“问题”出自父亲，我当时模糊猜到“问题”是：地主家庭，当过国民党空军，历史复杂啊……

简单说下我当时对此“阴影”态度，这个很重要，是多年以后我想以“父亲”做作品的基本动因。至少在22岁以前，我对“父亲问题”带给我的“环境阴影”，比如，明显的低人一等，不被组织信任，没完没了的被考验等等。我不是那种“不接受”和“抗拒”心理，也就是我并非那种先天本能的“反抗者”，而是其反面，即对所有的不公都照单接收，并且认为这是正确的，对此从不怀疑。我唯一做的积极反应动作是，“把深深的自卑化作动力，积极要求进步，以求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有我1973年高中至1978年农村知青的五年期间所写革命诗歌为证）。概括说来，一个少年把“父亲消失11年”变成一种正常，然后企图在“革命大家庭”中寻找和定位自己的“家庭归属感”，这真是有点恶作剧味道。当然我对此认识也耗费时日，体现在我的那个有关“父亲”的创作上。20多岁时由“寻找父亲”发端开始写作，未果，拖延至50多岁时，最终有了以“调查父亲”和“自我审问”贯穿的一本书和一部影片，青年到中年，人生三十年，灵魂拷打的见证。

图：1978年，吴廷章从农场回家后，与妻儿在家中的留影。图/作者提供

话再回到70年代末，我们这个国家的巨大转折期。“转折”具体落实到我的个人生活以及我的家庭就是，1978年年末，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收到了录取通知，离开当知青四年的农村回到昆明;这之前不久，我父亲也从“劳动改造”11年的农场回到昆明家中。我们这个自文革离散十余年的家庭终于破镜重圆。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父亲看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单（一张巴掌大小的纸片），他老泪纵横，说：好……好……他只说“好”字，便泣不成声了。我们都心照不宣，知道“父亲问题”终于没有阻拦住我的前途。

当然，明白我父亲深埋心底的那种为自己“有麻烦的历史”给儿子带来阴影而有的负重感，对我是一个是相当长的时间——20年？30年？更长？——即使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完全理解1978年我父亲面对我的大学录取通知单的眼泪。以后我为“父亲”创作去到四川合江我父亲出生的那个村子，我多少有点明白我父亲的眼泪和这个村子有关，它与我父亲一线相连：1913年出生，少年时离开，中年时返回，50年代初落荒而逃，就此到死再无返回;其间历经：战乱，离散，荣耀，屈辱，飞黄腾达梦想，命悬一线挣扎……

到了70年代末，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公共生活发生巨变标志之一，就是邓丽君的那种软绵绵的歌声可以肆无忌惮从私人窗户里传出，从前的靡靡之音风靡流传大街小巷。这时我才知道我父亲以前嗜好“偷听”的短波电台里传来的“怪里咕咚”声音，就有邓丽君的歌声，比如“夜来香”“何日君再来”。

70年代末，真是“万物苏醒”。苏醒之物包括“从前旧社会的那些东西”，也包括我父亲。农场归来的我父亲，在邓丽君的软绵绵歌声中变成“另一个父亲”。比如说，交际舞重新恢复，赶时髦的或表面老实巴交的人都想学，我也是狂热分子之一。我父亲说他会跳，说着就在家里床和桌子之间，做出与一个想象舞伴相拥共舞动作，嘴里哼着舞曲，舞步滑动，说：这是华尔兹……这是探戈……举手投足就是一个舞场高手;那时我正勤奋写诗，渴望发表，我父亲说他年轻时也写诗，还用“曼丽”笔名投稿，编辑给他回信约谈;还有，我开始学打网球，他说他也会打，跟着我去了网球场，挥起球拍是很有招式。

我父亲继续让我吃惊的还有，我学吉他，他说他会弹夏威夷式吉他，还从旧货行买来一把，平卧膝上，右手指甲套上弹片，左手持钢棒弦上滚动，弹出一曲古巴名曲《鸽子》;我想从西方原文诗歌获得真传，开始学英语，我父亲又说他会，买来英文小说原著读给我听……我父亲像变魔术一样（或者可以形容为像一个植物人苏醒），让我目瞪口呆看到之前深藏不露的种种，都是来自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总之，70年代末从农场回来的我父亲，是一个“归来的陌生人”。自此，我的“另一个父亲”出现了，类似一个出土文物。

这是1978年。这一年我22岁，我父亲65岁。我刚进大学上学，我父亲农场回来闲居家中，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机，晚饭后是长长的空闲时间，这个时候我父亲从前的人生故事开始从密封多年的盒子里打开，一点点倾倒出来。分隔并疏远12年之后，父子两人终于坐在一起，一个讲述一个倾听。这就是我22岁认识“另一个父亲”的开端，也是我萌生“父亲”创作的初始。

三

我父亲的往事讲述，和他出生于四川合江县的那个村子有关。我父亲的往事叙述线索是：20年代中，我父亲十几岁时，其父日本留学回国，先从军朱培德，后随朱任职南京国民政府，我父亲被接出老家村子，随父辗转九江、南京、天津读书;30年代中，他从北京一个大学辍学，考入中央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毕业后进国民党空军开轰炸机，对日作战中被日机击落，跳伞逃命，负伤治疗; 伤愈，惜命心理开小差，藏匿家乡村子;几年后复出，做店员、银行职员、教书;再之后做生意，失败后走投无路，改名换姓缩小年龄再去投考空校，飞行训练中期时被发现“逃兵前科”，落荒而逃再回家乡村子……

我父亲的往事讲述中，无论他就读名校中学南开，或开轰炸机与日军作战，或跳伞大难不死开小差当逃兵，或做生意被骗赌命般再投空校远赴印度加尔各答，或1949年前后困居老家村子顶替他父亲“地主”角色被批斗……他人生的荣辱和数次波澜起伏，都与1913年出生的那个村子有一条扯不断的线。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我父亲1949年前的往事经历，一部分是他隐藏不了、解放后必须做的“历史交代”，还有一部分因为“麻烦巨大”、一直对组织隐瞒，至今才对我公开。我父亲的“自述历史”由此分作两部分，一是他1949年后向组织交代的一部分，以不同时期及各个运动期间填写的表格和“自我检查”，成为“个人档案”存放在他单位档案柜的某一格;再就是1978年以后对我口述时被激活的“隐藏近30年的那部分”。

一个人在其人生河流中随命运漂流，以后又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其经历施以这些动作：坦白，交代，隐藏，伪装，打扮……1993年，我第一次得到机会看到我父亲存放其单位档案柜里的“个人档案”，这是我当时的感慨。

什么是我父亲的真正历史？80年代初，我开始动手以“父亲”为题材创作，最初确认创作出发点为“寻找”，一个儿子展开对父亲的寻找。那时我沉醉文学梦，一心努力奋斗成为作家，野心勃勃计划把“父亲传奇”虚构成一部小说，中篇，甚至长篇。结果是失败。直接原因是我眼高手低，更深层次败因是我浅薄幼稚成一种“父亲的文学寻找”。

十年后“父亲”创作死灰复燃，那是1993年，当时我已经拍了《流浪北京》和《我的1966》两部片子，我父亲也去世四年，我觉得“父亲”创作准备得差不多了，可以动手了。

我还是想以写作开始，之后再做片子。写作我是打算“纪实与虚构混杂”，一种“新新闻方式”。我去了南昌、重庆，我父亲曾经的人生重要之地，找到曾经与我父亲有过密切关系的人，当然也去了我父亲的出生地，四川合江县长江边的那个老家村子连石滩。这是我第一次去到那个在表格上填写了无数次的“籍贯”之地。头次见到吴家的那些亲戚，坐在曾经的“吴家大院”、如今破败如废墟的祖籍旧居前，听着吴家后人回忆以前吴家的显赫……之后我以为我可以完成这本书了，结果还是半途而废，原因和十年前的失败一样，两次栽进同一条河里。

重新回到“父亲”创作是20年后的事。2013年初我第二次回到我父亲出生的老家村子连石滩，距离上一次回去，我从37岁的青年变成57岁的中年。20年里，经历了很多事，片子做了七八部，书也出了几本，我是很多次想重返这个“父亲”创作，但有心乏力，“父亲”始终凝结于心。20年之后，我再次返回我父亲的那个村子和“父亲”创作，和之前最重要的不一样是，是我和民间记忆计划共同前行有三年。这个计划以“返回村子，采访记录老人记忆，创作伴随其间”方式实践，陆续参与其中的数十个参与者的回村与创作实践，一种“艺术与社会通道打通”尝试，对我这个挣扎于“创作究竟为何”困惑茫然漩涡、几欲被吞没之人，是终于脚踩上一块石头感觉，结结实实站住了。

2013年初，春节前一段时间，我待在我父亲出生的村子，这个村子名叫连石滩，位于长江边，三五一群村舍散居丘陵地带，彼此遥看炊烟和听闻狗吠，很典型的那种川东南江陵一带农人，勤快治家是传统美德，也有喝酒摆龙门阵（聊天）绝不疏忽的散淡逍遥。

村子吴、刘、李、杨、先等杂姓，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宗族关系，彼此以“吴家”“刘家”“李家”等来区分家族亲疏，但各姓之间上百年的通婚事实，混杂并变化着彼此的利益关系。此外还有自1949年后的“时代革命”及延续以后至少三十年的一个跟一个的运动，也是引发村里所有家庭、亲戚及邻里关系爆炸和改变的“火药”。

我作为“吴家”的一个“外来后代人”待在村子，已不再是20年前那个“为作品瞪大眼睛寻宝之人”，我心态放松并开阔地走在一条“返回即寻找”之路，“返回”即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寻找”即采访所有村里还健在的老人，回忆涉及：土改，大跃进，三年饥饿，文革，改革开放，土地承包。

在老家村子待的那些日子，白天找老人采访，晚上写作。我住在我七叔（堂叔）家，房子就在江边，坐在窗口，辽阔江面在眼前涌动，我的心情也舒坦宽阔。有了这么一个写作开头，离开村子后回到昆明，写作继续，两个月后，书的初稿完成。半年后，我又进入影片剪辑，一个完全不是预想中的影片结构浮出水面，大喜。纠缠我30年的“父亲”创作临近终点。

回想2013年1月的那天，我坐在返回连石滩村子的船上，江面平坦，江风扑面，我突然想起，我父亲最后一次离开这个村子是1953年，距今正好60年;还有，距离我父亲出生的1913年，又正好是100年。巧合？命中注定？冥冥之中？

作者：吴文光

吴文光，1956年10月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中国内地纪录片导演，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

1990年，执导个人首部纪录片《流浪北京》[1]。1993年，执导纪录片《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该片获得第2届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小川绅介”奖[2]。1999年，执导纪录片《江湖》。2001年，担任纪录片《和民工跳舞》的导演[3]。2004年，执导纪录片《时间/空间》。2005年，开启“村民影像计划”。2009年，开启“民间记忆计划”。2010年，执导纪录片《治疗》。2016年，担任纪录片《调查父亲》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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