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代人,百年家国史

住姐姐家楼下的王爷爷是一个温婉和善的老人,九十多岁,早几年陪老娘在楼下遇到,他用南方普通话说自己是九江瑞昌人,我在九江工作多年,早视江西九江为第二故乡,遇到九江乡党,特别亲切。王爷爷身体健康,思维清晰,老伴蔡阿姨与我妈同岁,是湖南人,喜欢到处行走,曾经带我那思维不太清晰的老妈坐地铁去大商会游玩,把我姐姐吓一跳。他们俩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很有爱心,疫情前每天与姐姐双目失明的家公在楼下享受昆明的蓝天白云和阳光,在我姐姐姐夫忙碌的时候会热情地把姐姐家公带到楼下,一来二去,两家人走动得很近,真真是中国好邻居,我假期回家,也渐渐与他们熟悉起来。

今年寒假,昆明大疫,我老母亲,罹患新冠,住院14天才出院五天,因为病后腿软不慎摔倒导致肋骨骨折又住进医院,真正九死一生,家人日夜照顾,苦不堪言。好在老母亲终于转危为安,楼下的王爷爷92岁,自然也没有逃过大疫,稍一感染就成肺炎,在医院里数次下了病危,在医生的精心救治下,在王爷爷坚强的求生欲望之下,终于转危为安,回家吸氧静养。两家四位老人,顺利通过大疫考验,真是上天眷顾啊。

疫病中去王家探望老人,读到了王爷爷祖孙三代的回忆录。虽然并未出版,只是打印稿的《匡庐王氏》,匡庐王氏之家一家三代人的命运与百年中国的命运史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

我一直认为民间的记忆书写是整个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我们对历史的书写,经常被宏大叙事所遮蔽,构成历史的个人命运被隐匿于宏大叙事光环之下,历史与个人命运尽管息息相关,却无法在历史记忆中被呈现和关注。最后我们的历史书写只剩下英雄史、国家史,构成国家的个体价值是被隐匿的。近些年的历史叙事中,有很多人关注这种缺失,宏大叙事背景之中,挑出家族记忆和个人命运的记叙,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民间记忆,个人叙事是弥足珍贵的。尽管王爷爷谦虚地说他的文笔不好,但是三代人记录下来的人生轨迹,在百年中国历史的记忆书写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匡庐王氏》的主角就是王家三代人命运记录。王爷爷祖父王恒,是江西瑞昌的历史名人,王恒(1879-1939),原名熊武,字吉占,别号遂石,南阳乡罗城下畈村人。幼读书,颖悟异常,16岁考取秀才,刚满20,应试省闱,中第9名举人。后2年,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东京参加孙中山同盟会。归国后,进九江中学任教,在学生中发展许德珩等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参加武昌起义,反袁称帝,又参与李烈钧湖口之役。民国3年,南北议和告成,被选为国会议员。会大总统任期届满,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总统,他坚称武人不得兼任国家元首,拒贿反对。眼见大势已去,愤然出京,南下广州,与林伯渠、潘震亚3人共同创办《革新评论》,坚持护法斗争。民国15年,粤东北伐师兴,任第一军李济深部秘书长,深得倚重。师次南昌,内定为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其间,遇军饷奇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拟将江西教育经费挪作军用。王恒闻讯,大声疾呼:江西青年要读书,江西教育的专款,决不能充作军费,并在报端公开披露。蒋介石见报大怒,撤销其教育厅长的任命。民国16年,一度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蒋介石叛变后,被悬赏通缉,逃到广西。曾在广西民团干校讲学,为李宗仁、白崇禧所器重,委为第五路军少将参议兼政治顾问。是时,常在西南各大报章,撰文抨击蒋介石排除异己、专权误国。抗日前夕,遥领国民党中央惩戒委员闲职,养疴柳州。民国27年,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忧心如焚,不可终日。28年3月,殁于柳州第一医院。

这是百度上的王恒的介绍,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生活的江西九江,历史上的名人乡贤的后人在昆明居然离我这么近。王恒参加过科举考试,参加过同盟会,参加过武昌起义,参加过湖口李烈钧的起义,与孙中山先生一起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王恒曾经在九江一中任图画教师,启蒙和影响了许德珩等学生。这些历史中的重大事件,王恒亲自参与,如今他的后人活生生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生活着。作为九江乡党,真的倍感亲切。

王恒晚年在柳州生活,儿子王仍之,留学法国攻读炮科,是柳州兵工厂的重要奠基者和参与者,他亲自主持炮弹生产,抗战后柳州兵工厂迁到云南,王仍之依然任厂长,他们生产的武器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王仍之的夫人高立贤是九江名医高凌云的妹妹,高家在九江也是神一般的存在。

在护国战争期间,云南督军唐继尧宣布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云南暂时开放烟禁。“设烟厘金,每百两收滇币五元,使鸦片运销和吸食合法化”。军阀混战时期,滇军依赖“滇土”收益,仰仗滇越铁路,唐继尧和龙云从法国人手里购买了许多先进装备,比如哈奇开斯重机枪等,装备了精锐的滇军,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

以滇军182师为例,全师两旅四团编制,每团配备一个高射机枪排,装备2挺13.2毫米气冷式哈奇开斯高射机枪。这种大口径机枪可以毫不费力的压制日军所有机枪,甚至可以用来对付日军的装甲车和轻型坦克。

滇军精锐,冠于全国,抗战期间,滇军向全国各地输送的兵员六十多万,粮食八十多万吨,台儿庄战役,长沙保卫战,徐州会战,这些战役都有滇军参与。唐淮源中将,寸性奇中将,周元少将,王甲本中将等等战死在沙场的滇军将军,我老家鹤庆王氏家族也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将军王秉璋,我家二姨夫也参加过台儿庄战役。

滇军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新桂系关系甚好,“滇土”需要借助广西通道向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打开销路。滇军的发家史颇不光彩,然而抗战中云南大后方能够容纳南迁的兵工厂,西南联大等大学,支持远征军的抗战,与云南相对封闭的滇币财富密切相关。新桂系能够在军阀混战中统一广西,也靠缴获的20万两“滇土”。这批烟土就是决定新桂系统一广西的物质基础。李宗仁和白崇禧新桂系与滇军关系特别好,就是因为滇土过境贸易,以广西贫瘠程度,根本养不起新桂系十几万军队。

李宗仁白崇禧苦心经营广西,在柳州缔造了现代中国军工企业,1933年,李宗仁、白崇禧耗资700万银毫,在柳州蟠龙山与灯台山夹谷之间兴建柳州制弹厂。全厂职工1200多人,分设枪弹部和炮弹部,委任王仍之当厂长,徐冠池当枪弹部主任,马国量当炮弹部主任。抗战后,柳州制弹厂南迁昆明,组建的52厂和53厂,在大后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仍之就是王爷爷父亲,王恒之子。留学法国攻读炮科,虽然战争期间妻子早逝,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拉扯七个孩子,致力于抗战时期的武器生产。
据王仍之侄儿周庆湘回忆,读“前五十二厂及五十三厂御任厂长王仍之回忆录”后的感想 ,“王仍之是我的亲戚,我叫他王姑爹,是我的长辈和上级领导。从1937年底我进广西柳州40厂起,一直是跟随着他工作,后转到52厂和53厂。抗日战争在全国展开,沿海工厂大量内迁,城市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工厂受到破坏,难以维持生产,如1938年广西柳州40厂就遭到敌机几次轰炸,有一次将全自动化生产的子弹厂炸毁并燃烧起来(日生产七九步枪子弹可装配一个步兵师),敌机走后,仍有一天一夜不断从厂房各个角落里遗留下来的子弹烧响射出,消防人员无法抢救。还有一次将已疏散到柳州郊区独秀山在山洞里生产的机枪部,山洞门口炸死炸伤多人。又如从上海迁到昆明柳坝的22厂(即光学厂)就遭到轰炸,不得不再搬到郊区海口,并打山洞,在里面生产”,52厂生产的手榴弹,炸药包,在松山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还有铁丝网破坏剪,元锹及十字镐等工兵装备,都是王仍之任厂长期间主持生产的。

除了主持武器生产,据回忆录,厂长还需保障工人的生活,包括物资和文化生活,那个时候的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厂里有桥牌比赛,组建有蓝排球队,厂里不仅在腊木广住宅区中心建有蓝排球场, 还有一个足球场,1941年10月1日厂成立那天,由于人多,就是在足球场上召开庆祝大会,厂里砌成的游泳池,也受群众欢迎,现在保存完好,农民作蓄水池用。此外室内还有乒乓球桌和小型台球桌,就在合作社一起,也受职工欢迎。厂里还有图书室,规模不大,职工下班或放假时都会开门,有不少人来此清静地方读书看报。当时厂里只有一位厂长,没有副职协助,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能将职工团结在一起,把生产生活抓得那么样好,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王仍之先生49年前夕到法国出差进货 ,因为云南起义错过了回国的机会,之后只有返回法国,六十岁以后娶了法国太太,89年在各方努力下曾经回国与他中断联系几十年的子女短暂会面尽享天伦之乐,返回法国后去世,走过了他坎坷不凡的人生。他人生的重要阶段,与柳州兵工厂,与海口52厂,与中国抗战大业紧密相连。49年以后去国离家,自身命运与家国历史息息相关,功过是非任由他人评说,从先生后人的记叙看,无论是王恒还是王仍之,他们都是有功于国家的大功臣,我们的历史应该记住他们。

战争改变了人的生活,历史在人生某个关键时刻拐了一个弯,个人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被时代挟裹着跌跌撞撞前行。王家第三代的王小康,即使母亲早逝,父亲在战争年代忙于工作,但遵循家族世代传统,他的人生道路大约也应该与其父辈一脉相承,读书,留洋,成为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

王家在广西深据影响力,据王小康先生回忆,王恒先生去世的时候,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拨款一万大洋举办盛大的葬礼,作为长孙的他坐轿捧灵,家里收到一屋子挽联,用来做内衣内裤全家穿了很多年。可见与一般人相比,王家的声望和影响力应该是远远优于普通人。不说锦衣玉食,最少也应该衣食无忧,学业有成。

据王小康先生介绍,战争中的实际情形是,王家在昆明一直租房居住,王仍之先生虽然组建52、53厂,也算位高权重,却没有趁机发国难财,依然两袖清风。抗战后期,昆明物价飞涨,为了养活七个孩子,王仍之先生变卖照相机西装书籍等财物维持战争中一大家人的生活,在民族未亡的抗战时代,个人命运这一代知识分子,真是颇有情怀,国家的命运与个人得失之间孰轻孰重,他们是分得清的。

在昆明,王小康姐弟就读南菁中学。这是一所龙云办的私立学校,属于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在南菁学校的历任校长中,以第三任校长张邦珍(1906~1997)任职时间最长,办学成绩显著,深受师生员工的尊敬。张邦珍是位新女性,出身名门,早年就读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与许广平是同学。1929年,张邦珍考入巴黎大学,在法求学7年。留法期间,张邦珍与蔡畅曾有同室之缘。学成回国后,张邦珍应聘担任南菁学校校长,一干就是9年。张邦珍需购买王仍之先生的一批法国书籍,王家以解决三个孩子的读书为条件赠予,王家姐弟得以就读这所著名学校。

抗战胜利后,昆明爆发了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南菁学校的地理教师于再就是“四烈士”之一。1948年“七一五”运动,云南大学和南菁学校被誉为“民主堡垒”。作为南菁学校的学生,王小康都积极参加了这些学生运动。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领所属九十三军、七十四军和省、市政府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云南和平解放。前往法国购买材料的王仍之先生因此无法返回中国,只能折返法国,从此与七个子女天各一方。

王小康得以考入东北工学院,这是一所解放后院校调整后隶属冶金部的著名工学院,由著名专家靳树梁任院长。据王小康先生介绍,从51年开始,班上同学陆陆续续被选派到苏联留学,他自然没份,个中缘由,有海外关系因素不能排除。

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历经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建国后第一次整风运动、三查运动、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清理“中层”运动、民主改革运动、电影武训传和宣传武训的批判运动、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教育、文艺、科学等方面在三反运动,反对行贿、反对偷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整党建党运动、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工商界整风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反对右倾思想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整风整社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清查“五一六”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等、等等。

就算是一个根正苗红的人,在这样的运动中也得脱一层皮,何况一个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1955年,王小康先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同煤矿,从工作的第一个月开始,他把工资的一大部分寄给二姐扶养弟妹。王家七个孩子与父亲断了音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与父亲取得联系。

王小康先生57年被划为右派,进入反革命行列,历经磨难,成为摘帽右派,依然被排挤于革命阵营之外。后在包头成家,在淮南工作,直到五十岁才调回昆明化工学校。

这一代知识分子,就这样磕磕绊绊,拧拧巴巴的裹挟在历史洪流中,生活在今天的人无法想象有海外关系是一个什么的处境,你不能入党,不能提拔,有历史污点,说话做事都要小心谨慎,王小康被划成右派,与出生不好的蔡阿姨合并同类项,组建了一个小家庭,幸好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苦难人生中的相濡以沫,终于守到云开日出。

不用想象为什么划成右派?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身带原罪烙印的人,在那个时代绝对不敢乱说乱动。我想到我的父亲,一辈子老实得低头走路,不敢抬眼看人的一生,唯一的原因就是出生不好;我想到我的系主任,大学毕业被划成右派,下放元江劳改农场劳改二十二年;我想到我的母亲,好强励志,积极追求进步,却一辈子被拒绝在党的大门之外;我想到我十四岁要加入共青团,被学校的团委书记要求写一个“出生剥削家庭的认识”材料才能入团的经历;我想到我小学四年级的右派儿子的同学,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因为年幼无知,在大家真真假假痛哭流涕的时候偷偷笑,被进步同学举报,在班级同学群情激愤举手臂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口号中吓得屁滚尿流痛哭流涕的那个小男孩,在那个全民受苦的年代,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时代息息相关。

文革之后结束了这些林林总总的灾难,人生中最宝贵,最应该有作为的美好的时光就这样流逝了。我想到张贤亮,在41岁之前最需要美好爱情滋润的年龄里在农场里连女性都没有接触过,想到了小说《陆犯焉识》的主人公在冬日大沙漠里奔逃,大腿被坚硬的棉裤磨得血肉模糊的情节,也想到王小康在煤矿里险些被砸的情节,流着血的脚。

王家三代人,王恒,王仍之,王小康,是这个百年历史的缩影,他们既是匡庐王氏之家的人生,他们更是百年中国的生命轨迹的体现。

我们处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遭逢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我们每个人在时代中沉浮,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因为我们共命运共生死。

作者:王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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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王雅清自言自语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