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半个世纪的团聚
杜光昭， 中国首批女飞行员， 民國22年（1933）年九月，十六歲報考雲南航校第三期，畢業取得飛行資格之後， 在駕機訓練降落時一頭撞上了擅自橫穿跑道的陸軍補充團士兵，飛機機頭受損，杜光昭受傷並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養傷恢復後退出航校後改學醫，據杜光昭幼子在回憶錄中說：「我母親雖然是飛行員，可是因為在一次意外的事件中，她有了心臟病，可能隨時會去世」，指的大概就是撞死人這件事。 后進京讀了北師大英語系， 1969年逝世於台湾。
雲南航校
約民國十八、十九年，杜光昭在雲南航空學校學飛行，與教官合照。圖片來源：辛意雲提供
跨越半个世纪的团聚
谢思全
2002年1月13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我见到了远在中国台湾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好像经历了一场梦。然而，这场梦似乎太长了。我的父辈、我的兄弟姐妹们，为此经历了50年的等待，演绎了50年的悲欢离合。
图① 作者（右一）2011年赴中国台湾地区与哥哥合影。
父亲的第一段婚姻
我已忘记从何时起知道自己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由于很长时间内我们都在父亲“历史问题”的阴影下生活，因此对兄弟姐妹的骨肉之情感受很浅，更不曾想有朝一日会见面。
我的生父辛毓庄1935年进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后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继续学习，1938年毕业。在昆明时，他结识了当时在云南航校做职员的青年女军官、云南昆明人杜光昭。两人未经家长同意便“私奔”并举行了新式婚礼。
父亲毕业后，先后在昆华女中和云大附中担任教师。为躲避日军轰炸，云大附中一度搬到距昆明较远的路南县（现石林县）。彼时父亲和杜阿姨已育有一女一儿，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得出身不同的夫妻俩产生了尖锐的矛盾。1945年抗战结束，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各自复校。父亲到了北方，受柳无忌先生的邀请，在南开大学外语系任讲师。杜阿姨则带着两个孩子去了上海，投奔了她时任国民党空军军官的哥哥，夫妻俩就此分手。后来，杜阿姨带着孩子随着娘家亲人去了台湾。
1945年，全家福，攝於昆明。
1948年年底，父亲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由于父亲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所以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让他越过封锁线，到解放区去。临行前，父亲把仅有的珍贵物品——眼镜和两个孩子的照片托付给和他同住单身宿舍的教师。
1949年1月15日，父亲随着解放军的炮火返回天津。不久，父亲就被调到市里工作。那个时期，他40岁出头，多年的学问积累和工作经验都在朝气蓬勃的新时代得以充分发挥。
然而，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开始，父亲不幸地成为被审查对象，满腔报国热情无处施展。在一个无人的清晨，他从统战部的三层楼上跳下，结束了44岁的生命。
父亲丢下了他所珍爱的、分离在海峡两岸的儿女。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头脑中的父亲，越来越成为填写履历表中的“难言之隐”。而对于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几乎毫无认知。
图② 哥哥堆满书籍的家。
叔叔带来台湾亲人信息
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台湾到大陆寻亲之风兴起。忽然一天，在天津财经大学任教的辛毓兴叔叔找到我，我才得知自己在台湾还有姐姐和哥哥。初见毓兴叔叔时，我心头一震，当即便认定他是我家族的人。那黝黑的肤色、高而宽的额头、大大的眼睛，一下子唤起了我脑海深处的记忆，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在世前的样子。刹那间，一种亲情油然而生。
那次会面后，毓兴叔叔陆续带给我们身在台湾的哥哥姐姐以及他们的母亲杜光昭阿姨的信息。通过哥哥那一页页清秀的字体，我得知杜阿姨到台湾后一直想念着父亲，没有再婚。她经常教诲哥哥姐姐学习父亲的人品、学识。后来，杜阿姨50岁时溘然长逝，令人感叹唏嘘。
我曾按照信上地址给哥哥寄过照片，也曾给已移民加拿大的姐姐写过信，并得到过姐姐的回信。我虽热切盼望会面，但心里觉得这个愿望当时不好实现。手足之情在那时犹如淡淡的清茶，值得回味却并不浓烈，觉得是自己人生的一笔财富，可以慢慢地独自享受。
1985年，我考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恋爱、结婚、生子；上课、复习、考试；侍奉父母，帮夫经营。学业和生计，搞得我终日繁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似乎淡忘了台湾方面的亲情。毕竟我们未曾谋面，毕竟我们生活在距离遥远的两地。
亲情又一次被搅动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天，毓兴叔叔告诉我，哥哥辛意云几天前来过北京，想寻找父亲葬在天津的坟墓。当他从家族一位名叫辛淑瑞的姑姑那里得知父亲的遗骨不复存在时，一下子就哭了出来，天津之行自然也取消了。闻得此讯，我顿生愧疚之心。离散40年后，哥哥姐姐要回来寻找父亲的归身之处。而我与同父同母的妹妹谢思津，竟然无法保护父亲的遗骨，而且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父亲的坟墓，真是惭愧至极！我和妹妹紧急协商，她表示再次积极寻找，而我则在1993年赴北京拜访辛淑瑞姑姑，迫切想得到关于哥哥的更多信息。
从淑瑞姑姑那里，我得到了两张哥哥的照片，发现他和父亲长得极像：肤色、额头，还有眼睛。拿到照片的当晚，从未失眠过的我睡不着觉，一次次地把照片拿出来仔细观看，感受着属于父亲的相貌特征。在我的家庭中，我一直是大姐姐，从来没有过哥哥姐姐。而现在，一个生动的哥哥带着与我们非常相像的面容向我微笑着。我的心潮澎湃，难以平静，那一夜我真切地体会到“血浓于水”的深刻含义。
姑姑告诉我，哥哥临走时表示不久会再回来，而且会到天津探望我和妹妹。这个信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时刻盼望着见到与我血脉相连的哥哥和姐姐。
转眼到了新世纪的开始。2000年，曾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常修泽老师要去台湾，他特地从北京打来电话，向我问了哥哥的电话，要替我面见哥哥。常老师非常认真地履行了我的委托，终于在台北见到了哥哥。据常老师讲，两人谈得很投机。事后，常老师给了我两张他与哥哥的合影。我在多年之后，又看见了哥哥的照片。
按照常老师带回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哥哥在阳明山家中的电话。电话铃响之际，我的内心紧张起来。我不知道哥哥会如何面对我的打扰，而我又该如何介绍自己。可随后我听到的却是电话留言提示，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仓皇之中，我放下电话，心里甚为遗憾。往后几次拨打电话居然都是留言提示，而我每每都“无言以对”。
终于有一天，我听到了电话的接听声，接电话的人说的是软软的、慢慢的南方口音普通话。我的心一下子跳到嗓子眼儿，几乎说不出话来。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我用极不自然的声音问：“您是意云哥哥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迟疑地自我介绍：“我是您在天津的妹妹小全！” 略显生疏的开头过去后，我们的对话逐渐顺畅起来。
我们在电话里相互问候着，介绍彼此的情况。他说很高兴能够和我通话，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他找到亲人的兴奋和对亲人的思念。我提议他尽快回家看看，回到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南开大学看一看、访一访，搜集一些老师对父亲生前的回忆。哥哥欣然同意，他说近年经常回大陆，只不过没有到过天津。他说现在从事的行政工作很忙，很快他的任期即满，届时可以有时间，争取回大陆。我兴奋极了，我们兄妹终于有了沟通，这是一种真实的、坦诚的沟通。尽管我们未曾谋面，尽管我们还有距离的阻隔，但是父亲遗传给我们的共同记忆，使我们能够相互理解，我感到彼此的心是相通的。
同胞兄妹50年后终相见
一直盼望与哥哥见面的我，终于在2002年有了到台湾看望哥哥的机会。那一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与台湾淡江大学校友会举办了交流项目，我被学院安排赴台参加交流。行程定在2002年1月11日，而我与哥哥的会面则安排在1月13日。
那日9点过后，我看见一辆出租车驶进住处，从上面下来的人正是照片中的哥哥。他个子不高，带着我已在照片上熟悉了的笑容，慢慢探寻着向我走来。就在我们把目光凝视在对方的脸上时，我竟稀里糊涂地把手伸了过去。结果我们以朋友的礼节相互握手，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见面。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领哥哥上楼，开始了50年来的首次兄妹畅谈。哥哥将他的经历娓娓道来，我用心地聆听，间或插话，好像多年以前我们就在一起谈过话、叙过家常一样，熟悉而坦然。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被哥哥的平和安静所感染。
不知不觉间，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哥哥问我这一天怎么安排，我说希望到他家和他的学校去看一看，哥哥提议做捷运到台北逛一逛，于是我们以休闲的步态向车站走去。在此期间，哥哥介绍了他所研究的领域：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美学史和比较宗教研究等。我惊异于他研究领域的广泛，并得知哥哥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关门弟子，更深的敬佩油然而生。
坐上捷运，我们谈到了哥哥的母亲杜阿姨。从哥哥口中，我得知杜阿姨是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曾留学德国，才华横溢。但是到台湾后却隐姓埋名，蛰居台南，不敢接近军政，唯恐给大陆的丈夫带来麻烦，以至于自己多年抑郁，在50岁早逝。虽然我早就知道杜阿姨对父亲矢志不渝，但听到哥哥的介绍时，仍旧不禁悲从中来。
我们的聊天内容多围绕哥哥从事的学问研究，我喜欢听他讲自己颇受学生欢迎的演讲，讲自己多年工作和研究的成果，还有言谈话语间流露出的自然开心和谨慎得意。渐渐地，我搞清了哥哥研究国学的理念：他和他的导师钱穆先生，是要从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挖掘出养育中华民族几千年成长的积极向上的精华，并弘扬这种精华，使之发扬光大，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两天后的上午，我第二次见到了哥哥——他带我和一位同事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学历史的哥哥对台北故宫博物院非常熟悉，他引导我们走进博物馆，陪着我们细细地观看。
在瓷器馆，我们欣赏到了大量汝窑瓷器。汝窑瓷器的釉质以天青为主，也有极少的月白和紫红。哥哥在静观之后，啧啧赞道：“这颜色烧得多沉稳，一点儿火气都没有。”在青铜馆，哥哥借鼎来表达他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解。他讲中国人崇尚自然，所展礼器多为祭天所用。又在祭祀中喜欢音乐，因此我们能出土大量的编钟编磬。再看鼎纹，早期还有野兽图腾，但后来鼎纹就开始表示人本身了。走到一个圆形三足鼎前面，哥哥又有感而发：“你看这只鼎造型多美，上面双耳像人的两只臂膀，向上承接天气，下面三足扎扎实实地踩在地下，根基稳重而不笨，整个器具表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
哥哥的解释带有人本主义的美学色彩。他说他的学生，无论是学音乐的，还是学舞蹈的，都可以从他的中国古代美学史中得到启示。他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演讲很受欢迎，选修他课的学生很多。
言谈举止当中，我感受着哥哥对中国古老文化的理解，包括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思想和美学思想。哥哥的思想深受中国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更受他的导师钱穆大师的影响。钱穆强调人要成为自我的人，随心所欲，随遇而安，而不为世事所左右。做学问也是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而做，而不为外界力量所干扰。钱老先生就是这样，宁肯隐居而不作御用文人。哥哥也是如此。他在高等学府任教20多年，但却无意申请高级职称。他的演讲风靡台北，学问堪受赞赏，但却很少发表论文。他学识高深，家里藏有200万字的学习心得，但却无意著书立说。和常人相比岂非怪人？但如果你探究到他的思想深处，对他的行为不仅能够理解，而且还会叹服。
参观完博物馆，我终于来到哥哥位于阳明山的家中。家中之乱正如他在电话中所言，“绝不可以低估”。偌大的房间里堆满了散乱的书籍，它们随意地堆在地上，摊在桌上、沙发上，我们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哥哥一边自嘲家里的无序，一边忙着给我沏茶。我顺着家里一条可以走向厨房和卧室的小路，脚步不稳地挨屋观察，除了书还是书！哥哥真的是生活在书的世界里、书的海洋中。
见面伊始，哥哥就告诉我，他从小体弱多病，常常游离于生死之间，从而养成了远离尘嚣、与世无争的性格。可能是由于身体条件和研究学问的耽搁，哥哥没有结婚。家里没有女主人，凌乱程度可以想见。哥哥在电话里曾对我说，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已经收拾了好几天，累得实在不行。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前几天的收拾，哥哥家里估计会难以下脚。当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哪一年我和姐姐、妹妹都聚在台湾时，一定帮助哥哥把书放上书架，把屋子收拾利索。
图③ 2008年，我们兄妹四人（左一为作者哥哥、左三为作者妹妹、右二为作者姐姐、右一为作者）在北京大学与辛淑瑞夫妇合影。
导游图上的一封“家书”
天色已晚，哥哥带我到阳明山吃晚饭。窗外是朦胧而至的夜色，桌上是一枝蝴蝶兰插花，在这温馨的环境中，我忽然想到让哥哥留下“墨宝”，我好带回去与妹妹分享。于是我拿出上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得到的导游图，又取出一支笔，请哥哥给我和妹妹写几个字。哥哥取过笔，像写正楷一样提腕运肘，沉吟片刻开始下笔。看到哥哥安详的神态，我起身给他照了两张相，觉得捕捉到了哥哥宁静而淡泊的神韵。但非常遗憾的是，这组照片后来跑光，没有冲印出来，成为人生中的遗憾。
哥哥给我们写的是：“思全思津小妹：能够与你们相逢该是人生一大幸事吧。走笔至此，心中确实百感交集，只是平日不太将情感表现，思全看不出来而已。在散步途中，思全告诉我一些你热情侠义的故事，令人感动。想将来不久必能见面。哥哥意雲 2002年1月15日。”
过了一会儿，哥哥又提笔写了起来：“附记：从思全的叙述中，霍然发现身上有相同的血液生命的发展，有如此相似处，对家人有了更深沉的认识。更重要的，‘真诚’似乎是我们辛家兄弟姐妹中共同的特征，我想父亲在天上一定会微笑。”看到这里，我周身的血液涌上头来，眼泪夺眶而出，喉中哽咽，难以自持。
当夜，哥哥家的乌龙浓茶、餐厅的香浓咖啡以及哥哥写给我们的浓厚亲情，使我精神得如同白昼。开始我还躺在床上静静地回忆，回忆我所能记起的和哥哥接触的每个细节。后来我索性起床，无数次地品味哥哥写给我们的家书，百看不厌。
自从2002年见过哥哥后，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哪一天，我的兄弟姐妹能够聚在一起，共享亲情与天伦之乐？真没想到，后来我的这个愿望竟然得以实现。我的哥哥、姐姐和姐夫在之后的几年中先后来到天津探望我们，我和妹妹也多次前往异地去拜访他们。而在2015年1月，我和妹妹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弟飞到台湾，姐姐和姐夫也回到台湾，我们终于聚到了一起！
从父亲出生的1911年开始算起，我的家族已经走过了108年的历史。我们分离了半个多世纪，最终迎来了欢聚！此时此刻，我想起哥哥当年所写的心声：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他一定会微笑！
历史的长河滚滚东逝，我们家族的世纪变迁不过是点点浪花。唯因如此，我们更需要好好地感受当下的生活，感恩所处的时代。
图④ 哥哥（右一）在北京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时与辛淑瑞夫妇合影。
来源： 2019年11月29日 今晚报 第12版发稿时间：2019-12-04 17:20
作者：谢思全
谢思全，女，1951年7月出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理事、天津市创意协会常务理事，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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