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机工记忆 || “当代花木兰”李月美

杨善中一行参观了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在和平年代，我也希望能对祖国有自己的贡献。”现在，杨善中生活在瑞士，是瑞中友好交流协会的会长，也是云南省海外交流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希望我和海外华侨华人能够成为一扇门、一座桥，增进与祖国更多同胞的相互交流了解。”

我的母亲李月美，是马来西亚华人，祖籍广东省台山市都斛镇竞丰村委会横岗山村，1918年生于马来亚（1961年改名马来西亚）槟城。祖父李荣基早年从台山移民到马来亚做医生，祖母梁凤婵是勤俭贤惠的家庭妇女，生有子女9人，母亲排行老四。她在华侨学校读书时，兴趣广泛，篮球、游泳、骑马、骑自行车，样样在行，18岁时学会了开汽车，深受人们称赞。

1946年，李月美战后复员与家人团聚后，李月美与丈夫杨维诠带着孩子定居缅甸，经营一家咖啡店。

　　李月美永远不会忘记，1954年，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缅甸时，李月美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当缅甸侨团介绍她是当年女扮男装回国抗日的“花木兰”时，周总理连连称赞：“巾帼英雄！”

李月美（1918—1968.8.28）

“当代花木兰”一南侨机工李月美
　　
　　 关于李月美的传奇人生，转摘林少川先生所著《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

　　 （一）
　　
　　 “抗战期间，正当祖国处于最危急的生死存亡关头，3000多名南洋华侨毅然抛弃海外安逸舒适的生活，奔赴祖国烽火弥漫的抗日战场，在华侨史上谱写出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中，竟然有女扮男装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巾帼英雄，李月美便是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真实历史人物。　　
　　
　　 李月美已于‘文革’动乱中的1968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笔者于李月美逝世20周年之后的阳春三月，前往广东英德华侨农场采访李月美的几位女儿，承蒙提供第一手资料及珍贵的历史照片，仅以此文献给这位‘当代花木兰’的在天之灵。
　　 （二）
　　
　　 李月美，又名李月眉，1918年生于马来亚宾城一个华侨家庭。其祖籍广州台山，父亲李荣基是一位华侨商人，为人豪爽正直。母亲梁凤蝉，善良贤惠。李月美自幼在当地华侨学校读书，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学习成绩优异。　　
　　
　　 七七事变的枪声，宣告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亦震惊了海外华侨的心房。战争年代伊始，日寇咄咄逼人，长驱直入，祖国的锦绣江山大片沦陷，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难，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忧心如焚。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李月美和同学们热血沸腾，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宣传队进行义演，上街卖花，抵制日货。她们还组织女子篮球赛，将募捐的款项交给筹赈会，支援祖国抗日救亡。　　
　　
　　 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1938年底广州沦陷，香港通道被阻，积存在港的大批军火，除部分改由安南运入广西外，大部分移往仰光，准备由刚建成的滇缅公路运入云南。但当时国内驾驶人员奇缺，因此，云南运输处致电南侨总会 陈嘉庚先生求援。陈先生急祖国之所急，立即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出通告，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南洋广大华侨青年闻风而动，踊跃报名参加，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　　
　　 李月美被爱国热潮所鼓舞，也兴致勃勃地前往筹赈会报名却被拒绝，原因是不招收女机工。怎么办呢？难道女人就报国无门吗？李月美心里不服气。她想起在华侨学校读到的中国古代‘木兰从军’的历史故事，自古就有女扮男装上战场的巾帼英雄，千古流芳，难道不正值得后人效法吗？她终于以一个中华铁血男儿的身份，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李月美没有把回国的事告诉家人。为了祖国的亿万人民不受倭寇凌辱，不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苦，李月美将自己豁了出来，顾不得儿女情长，横下一条心，悄悄离开家门，踏上抗日救国征途。　　
　　
　　 （三）
　　
　　 1939年2月，李月美一行经过几天几夜的海上颠簸，在安南上岸，又经过几天几夜的陆上颠簸，乘火车到达祖国大西南重镇–昆明。在昆明经受军训后，被分配到总部设在贵州的红十字会当司机。李月美既有男子的粗犷，又有女子的精明；既有男子的豪爽，又有女子的细心，因此，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都没有让同伴怀疑到‘他’是个女子。李月美在感情深处，更以一个女性的全部温柔，表现在她所进行的救死扶伤的行动中。战场抢救伤病员，运输线上抢运医药、武器，到处都有她的足迹，到处都有她的嗓音。在红十字会里，谁都认识‘他’，赞扬‘他’，但谁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女扮男装！
　　
　　 （四）
　　
　　 1940年某日，李月美因公在滇缅公路一急转弯处不慎翻车，身负重伤，脑部震荡。幸亏过路的南侨机工车队及时发现，海南籍南侨机工杨维铨（注：琼海祖田人）奋力抢救，把她从压扁了的驾驶室中搭救出来，马不停蹄地送往医院急救。杨维诠是个朴实的汉子，论个头，比李月美要矮半截，而当他人危难时，他奋不顾身地帮助别人，显得精力过人，神采奕奕。他与李月美素不相识，他救下李月美，又亲自送他入医院。救人救到底，他甚至留下来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终于，李月美再也没能隐瞒自己的真相，她把自己的真相向这遇难相逢。热心救人的男子汉和盘托出，并要他为之保密。杨维诠满口答应下来，仍象小哥哥一样护理她，而且更加尽心尽力。
　　
　　 一个月后，李月美康复了，她对杨维诠注诚实与善良深有感触，也渐渐理解他的真挚感情。他们这两个司机伴终于相爱了。当杨维诠带着还了“女儿装”的李月美来到队长面前，队长与南侨机工无不称奇。这一段滇缅公路巧结的传奇姻缘，这一位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在海内外顿时被传为佳话。

若干年后，星马报界曾以‘当代花木兰’为题，详细地将李月美的事迹加以报道。廖仲恺夫人、著名社会政治活动家何香凝女士为彰其爱国精神，特题‘巾帼英雄’四个大字，赠李月美作永久纪念。这面红绸锦旗，李月美一直珍藏在身边，视为至宝，可惜在1966年红卫兵‘大破四旧’狂潮中被抄家，至今下落不明。
　　
　　 从此，李月美脱去军装，成为‘白衣天使’。凡是经她护理过的南侨机工伤病员，即使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对笔者回忆此事之时，仿佛就像昨天一样，记忆犹新。从一张保留下来的照片看，上面题的正是‘白衣天使李月美’。
　　
　　 李月美的弟弟李锦容，也于1939年七月参加第五批机工服务团回国，分配在西南运输处第十五大队，时在滇缅公路从事军运工作。姐弟有机会经常聚在一起。夫妻恩爱，姐弟重逢，那是李月美最幸福的岁月。
　　 （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回国抗战的李月美姐弟与幸存的南侨机工战友们，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热烈庆祝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为表彰南侨机工的赤子功勋，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特颁发了奖状，文为：‘华侨机工李月美，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其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也发给荣誉证明书，内容是：‘兹证明：李月美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
　　
　　 1946年，李月美复员回到槟城与家人团聚。当年，她乔装打扮不辞而别，曾使老母亲老泪纵横。而今，‘花木兰’重着女装凯旋归来，全家团聚，欢天喜地。李月美提议多拍几张相片。战后复员与家人团聚后，李月美与丈夫杨维诠带着孩子定居缅甸，经营一家咖啡店。数年之间，她连续生了十个孩子，忘不了对孩子进行中华文化教育，牢记华族之根。

李月美和丈夫杨维铨

　　 （六）
　　
　　 李月美永远不会忘记，1954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缅甸时，李月美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当缅甸侨团介绍她是当年女扮男装回国抗日的”花木兰”时，周总理连连称赞：‘巾帼英雄！’，周总理还语重心长地叮嘱：‘要注意培养下一代，让孩子们到祖国读书吧！’。
　　
　　 李月美牢记周总理的教导，为此，她计划将孩子培养成为出色的翻译人员，为中缅友好交流与友谊贡献力量。于是，她有计划地开始做好培养子女学习中英、缅多种文字的安排。
　　
　　 一九六五年，李月美首先把四个较大的孩子（次女玲华、三女玲玉、长子善国、六女玲美）送到广州侨校补习。结果，善国与玲美双双考上北京外语学院。消息传至缅甸，李月美非常高兴，向丈夫提出，将家中另外四个小孩也送回国读书的打算。可是，在继续将子女送回国读书的问题上，李月美与丈夫发生了争执。杨维诠希望留几位在缅甸，而李月美则坚持全部将回祖国。最后，李月美说服丈夫，并决定她本人带孩子全部回国定居，以培养子女读好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李月美带着另外四个小孩（七女玲莉、八女玲茜、九女玲薏和幼子善中）又回国了。
　　 （七）
　　 没有想到，李月美回国才几个月，即遇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迅速地卷入漩涡。她初住广州，很快被下放到山区英德华侨农场。
　　
　　 ‘文革’浩劫一开始，农场开始对归侨划成分。以下是一次让她极为伤心的对话：
　　工作组：‘李月美。你知道你在海外是什么成分？’
　　李；‘不懂得。’
　　工作组：‘那么，你小时候时干什么的？是否给地主放牛？’
　　李：‘我小时候在南洋读中国书，没有给地主放牛。’
　　工作组：‘那么，你小时候生活很好？’
　　李：‘是的。我记得小时候生活很好。’
　　工作组：‘那时候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生活很好，肯定是资产阶级’
　　‘？’（李月美一楞，不懂如此‘逻辑’，没有回答）
　　‘你长大干什么？’
　　‘我长大响应陈家庚先生号召，回国抗日，参加滇缅公路西南运输处和’红十字会‘工作’
　　‘西南运输处是国民党的。你知道吗？你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就这样，李月美就被划为‘资本家’成分，再加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开始被勒令下田劳动改造。下田劳动就劳动，李月美二话不说。可是奇怪的是当时全国流行‘政治评工分’，身强力壮的李月美拼命出工出力，出了十分力只能被评五分工作。她想不通了。接下来，有人竟怀疑海外亲友寄来给八个孩子读书的钱是‘特务经费’，迫得子女没权利读书，也得下田劳动，每天挣正常劳动力工分的1/4。
　　
　　 海外经济来源断绝之后，李月美一家生活发生困难，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阶段，挣工分所得却填不饱肚子。为此，李月美写了一封信向周总理反映情况。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接到处于困境中的一位缅甸归侨的来信后，亲笔回信指示要加以解决。接到总理复信的李月美，这位一向具有男子汉坚毅性格的巾帼英雄，泪水湿透了枕巾。
　　
　　 有了总理有亲笔信，照理问题该好解决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人妖颠倒的历史年代，给总理写信反而成为李月美的罪名！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更大的灾难在后头等待着她！

李月美和她的孩子们

“文化大革命”浩劫一开始，李月美就被划为“资本家”成分，再加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开始被勒令下田劳动改造。……迫害一步步升级。开始搞戴高帽游街示众了，每天强迫李月美敲锣游斗。所到之处，人们拳打脚踢，小将们高兴时随时揪着头发来回折腾。不多久，李月美的身体垮下来，瘦得皮包骨头，再也经不起长期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的折磨，她时常昏倒过去，李月美再也受不了，决心以一腔热血，对祖国人民也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作最后一次轰轰烈烈的抗争！

1968年8月28日深夜，经过过数月的整治喧嚣，疲惫了的批斗者和挨斗这已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一个刚烈的女子，一最后的母爱环视睡熟中的八个子女，然后转身到隔壁窗口，朝着黑暗中的迷惑星光，举起一把镰刀，朝左右双手的动脉管猛割。殷红的血液流淌着，在一片血光中，她用滴血的双手捧着镰刀，把脖子对着镰刀猛扑，鲜血染红了镰刀和土地，她如此壮烈地、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对“文化大革命”暴行进行最后一次反抗和示威！

她，就是这位1939年女扮男装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巾帼英雄——李月美。

李月美死得真壮烈，死得像个不屈不挠的烈女英雄！

李月美壮烈牺牲了，她没有死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之下，她没有死在异国他乡，她死在号称“最最革命”的人民手里，她死在魂牵梦绕的故国家乡，她热情如火地从异国他乡归来，没有想到得到的是如此归宿。这是一个无限执著的爱国“巾帼英雄”的悲剧！

找到位于琼海交通修理厂旁边一间破旧不堪的二层小楼。黎老轻轻敲二楼一个小房门。门打开，出来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男人，黎老以为敲错门，看了看四周，困惑地说：“我记得杨善国就是住这间房呀？”
　　
　　 中年人说：“这是我住的房间，可我不姓杨”
　　
　　 黎老说：“杨善国年纪五十多岁，老婆是个湖南妹，家里有一个大男孩，还有一个很小的女孩……你知道这家人搬到哪里去了吗？”，中年人沉吟了一会：“你说的是这家人，原先是住这个房子，现在搬到对面楼的三楼……”。
　　
　　 黎老与中年人对话之时，笔者瞄了一眼房间，一张旧木床、一张旧桌子，两张板凳、一个小木衣柜，就把这个只有几平方米房间挤得满满……
　　
　　 笔者与黎老终于找到杨善国的新居。这是一间二房一厅套间房（面积约五十平方），装修简朴、家具简陋、收拾整洁。女主人操一口湖南口音说“老杨回老家福田去了，傍晚才回来……请进来坐！”。
　　
　　 狭窄的客厅里，在神龛上方，有一张中年李月美与丈夫杨维诠合影的相片。黎老说的“很小的女孩”已是一个读初一的小姑娘，正坐在一张放在客厅的饭桌上吃饭。黎老说明来意后，为消除她们眼中的的疑虑，笔者将一张〈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抗日七十周年大会合影〉相片拿出来，老杨的爱人很高兴，指着相片说：“这个就是老杨，这个是他的姐姐玲玉”。
　　
　　 接着她怯生生地说：“老杨念叨好几次，说很想要一张大会合影，你能让我们翻拍一张留念吗？”
　　
　　 笔者回答道：“因大会经费有限，相片冲洗有限，这是我跟王教授讨来留念的……。这张相片对于南侨机工子女更是弥足珍贵，就送给你好了！”她喜出望外，连声道谢。激动地从卧屋里拿出一本封面泛黄的〈陈家庚会讯〉，指着林少川写的〈当代花木兰——李月美〉一文，说：“有关老杨妈妈的材料，这篇文章写得很详细”，笔者浏览一遍，发现从网上下载的材料中删除李月美去世后八个孩子的境遇，便提出将此文复印后晚上与老杨见面时再归还，她欣然答应。
　　
　　 猜想她正准备吃午饭，见我们进来，便端起萝筐里已摘好的通心菜蕊，边陪我们聊天，边用竹签将通心菜串在一起，说是准备晚上做“麻辣烫”用。见状，笔者与黎老起身告辞，约好晚上八点再来。
　　走前瞄了一眼饭桌上的菜肴，一小盘五花肉片炒青菜（估计是专为女儿炒），一盘素炒通心菜（已摘去嫩蕊），一大盆辣椒豆豉，笔者半认真半开玩笑道：“辣椒豆豉，典型的湖南菜肴”，老杨的爱人笑道：“其实老杨比我还爱吃辣椒”，
　　
　　 “这是你家饭桌上的主菜、常菜吧？”
　　
　　 “没办法。老杨一个月才六百来元退休金，孩子在上学，我没有工作，不节省，日子怎过？”。
　　
　　 “老杨有修车技术，退休后没有到私人修理厂打工赚点外快？”
　　
　　 “他的修理车技术已经过时，他身体也不好，晚上我卖东西时他坐在旁边帮忙收钱”。
　　
　　 离晚上八时还早，笔者开车送黎老回家后，跑到一个赋闲在家的老乡家闲聊以消磨时光。至晚上七时，心想，此时老杨该回家吃晚饭了吧？于是，驱车回交通汽车修理厂。在该厂门口，见老杨的爱人在卖“麻辣烫”，问：“老杨回来了吗？”“没有。该回来了！”她指着旁边简陋的桌子板凳“你坐下等一会吧？”
　　
　　 见此，笔者在附近街道溜达，直至八时回来。老杨爱人见到笔者，对坐在旁边椅子一位六十开外、头发花白、身体微胖的男人说：“就是这位记者，一直等你回来”，笔者紧握老杨的手：“你认得我吧？”，他笑道：“认得。那天开会时，你一直在摄像…………”
　　
　　 于是，夜灯初上之时，在昏黑的路灯下，在习习的椰风吹拂中，在老杨的爱人的“麻辣烫”摊位旁，在瘳瘳的行人注目下，笔者开始了对杨善国的采访————
　　
　　 “往事不堪回首”，一提及当年往事，老杨未语泪先洗：“我妈一走，我们八子女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亲不亲，家乡人。当年我们流浪步行到广州，是那位好心的乡亲给我们买车票，让我们到海南找侨联。又是侨联帮我们找到故乡。是村里人，这个送米，那个送衣服，这个送生活用品，那个送劳动工具……安置了我们。还是侨办、侨联出面，送年幼的弟妹上学念书，我与年岁较大的姐姐妹妹，就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
　　
　　 “我从林少川先生写的材料中看到，你与姐姐还是妹妹不是考上北京外语学院么？”
　　
　　 “是啊！64年母亲送我俩先回国，我们一回国就考上北京外语学院。如果我上大学了，那我走的是另一条人生道路。我母亲65年回来，可正适‘四清运动’，我母亲被清查是‘国民党分子’，与国外的来往中断，一家九口，哪有经济条件供养我们两人上大学？而且我认为，我是大儿子，是男子汉，我应该工作供弟妹读书………”。
　　
　　 据老杨所述，李月美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她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后，与丈夫一起从缅甸回来给逝去的公公婆婆竖墓碑，杨维诠在墓碑上刻上“儿杨维诠、孙杨善龙、杨善虎立”（本地有风俗，可以在先人墓碑上提前刻上儿、孙辈的名字）。回缅甸的确次年，李月美生了儿子，基于“有国才有家”的人生理念，夫妇给儿子取名“杨善国”，此时，夫妇已有四女一男。本不想再生育，可不能违背对先人的诺言，决心再生一个儿子，哪知道又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直到第十个孩子出世，取名“杨善中”，意为让孩子永远记住自己的祖国————中国。

“我母亲冤案平反后，组织上安排我在福田公社农场工作，七四年安排琼海交通汽车修理厂当修理工。几位姐姐、妹妹安排英德农场。我们在缅甸接受的是英文教育，回国一直工作，没有机会上学，至今我不识几个中文字。我的姐姐、妹妹中，有的是通过自学中文走上当教师的工作岗位。小弟善中在善集中学毕业后，到深圳打工，后到瑞士定居。他继承父母的爱国热情，又懂中、英文，现在瑞士中瑞友好交流组织工作。虽然是没有收入的民间团体，虽然每年往来中国与瑞士之间的路费都是自费，但他一如既往为中瑞友好而奔走。唉！我没有文化，几十年来只能当修理工…………”
　　
　　 “两个儿子，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家乡；一个爱国，为祖国兴旺奔走，一个留在故乡，每年为父母扫坟……”
　　
　　 杨善国点头，苦笑无言。
　　
　　 “你父母一共生十个孩子，带八个孩子回国，还有两个孩子留在国外？”
　　
　　 “是的。当年大姐已出嫁。四姐正在谈恋爱。大姐回不来，四姐不想回来”
　　
　　 “十人全部健在？”
　　
　　 “大姐、二姐已去世.大姐在台湾去世,二姐在英德去世”
　　
　　 “自从离开缅甸，就没有见到大姐、二姐？”
　　
　　 “不但没见到大姐、二姐，连父亲一面也没见到（哽咽片刻）。我们回来后，父亲年岁也已大，不久便与嫁往台湾的大姐定居台湾，也在台湾逝世。临走前嘱附大姐，一定要将骨灰带回家乡安葬。我大姐逝世前，又嘱咐儿子，即我的外甥，一定要将外公的骨灰带回家乡安葬（哽咽）。我外甥光知道外公家乡在海南，不知道具体哪县、哪乡、哪村。直至2002年，外甥通过侨办、侨联打听到家乡地址，打听到我的下落。2004年，外甥将我的父亲的骨灰带回家乡，与我母亲的骨灰一起合葬”。
　　
　　 “有没有与你留在南洋的四姐取得联系？”
　　
　　 “没有。一直没找到四姐，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
　　
　　 “你当年八人回乡时所住的‘香火屋’还在？”
　　
　　 “早已被台风刮倒”
　　
　　 “按照咱们琼海的民俗，逢年过节都得给祖宗灵位上香、上祭。没有了‘香火室’，逢年过节，上哪上香、上哪祭拜？”
　　
　　 “你上过我家，没见到我家的‘神龛’？我就在宿舍里祭拜……”
　　
　　 顿时，我想起他家新居里的神龛，想起挂在神龛上方的他的父母的合影。
　　
　　 我指着林少川所著的〈当代花木兰——李月美〉一文中所附的十个儿女簇拥父母的合影相片及父母的合影，问他：“文章中不是说，造反派搜家时，将何香凝所赠的题词、周总理的亲笔信、父母的所有相片，全部搜走了吗？”
　　
　　 “这几张相片，是我们夹在自己的书本中，才幸存下来”。
　　
　　 老杨此生可谓坎坷。孤苦一人留在家乡的他，经人介绍与一位家在吉林的搬运女工结婚，生了一个男孩。不久，前妻便与他闹离婚（笔者揣摩一是因为他收入微薄、住房简陋；二是因为他名为华侨，实际上没有海外援助）。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的独自将孩子抚养大。直至孩子十来岁，于九十年代中期，与一位来海南打工的湖南妹结合，97年生一女孩。
　　
　　 “我今天中午去过你以前住过的宿舍，相当小，你以前一直住在这间房子？“是的。我在那间房子住了十多年。只有八平方，只能放一张床。老婆与女儿睡床上，我与儿子睡地板，在门口做饭……我们就这样住了十年。唉！单位不景气，我们收入也上不去……”
　　
　　 “算起来，你儿子也到该成家的年纪了”
　　
　　 “三十岁的人，是该成家了。可一是没有钱，二是没有文化。他初中毕业时，考高中差几分，我也没有钱让他上高价高中。他现在一会有工打，一会没工打，哪有条件成家？”
　　
　　 “你是哪一年搬到现在的新居？”
　　
　　 “已经过了两个春节。是2007年。（他指着我手头的《陈家庚会讯》）应该感谢林少川先生的文章。我拿到这本从新加坡寄来的会讯后，将林先生的文章复印，送到琼海外事办与侨联，时任外事办主任的陈海燕很同情我，打报告到中国侨联、市委、市政府。中国侨联下了文件。琼海侨办、侨联派人与我单位协商解决我的住房问题。单位领导也是归侨，很同情我及我们一家的遭遇。正巧单位用临街地皮集资盖一幢楼，楼上当职工宿舍，一楼铺面出租。宿舍卖价不止六万元，领导说，照顾老杨，按六万元价卖给我。侨联设法筹集资助三万元，让我自筹三万元。我在台湾的外甥了解我经济困境，出资三万元，我才得以告别八平方米旧房子，搬进新居”
　　
　　 在我与老杨交谈时，光顾老杨的“麻辣烫”摊位者廖廖。没有顾客时，杨的爱人便坐在我们旁边静静地听我们交谈，偶尔插嘴解释几句。
　　
　　 我对老杨夫妇说：“看来你们的生意并不兴隆。我坐了这么久，来买东西者屈指可数”
　　
　　 老杨爱人说：“我们这个地方位置并不好，行人少，吃东西的自然少。不过，现在时间还早，到了深夜时分，来买的人会多一些”
　　
　　 老杨说：“能卖多少算多少，能赚多少算多少！补贴一点家用，大人吃的、穿的可以节省。可小孩子在读书，一会说学校要求交这个钱，一会说学校要求交那人钱，一交就是一百几十元，我一个月就那么几百元退休金。孩子以后上大学，费用还会更大……”
　　
　　 “女儿说，高中毕业就去上兵，她要以奶奶为榜样，精忠报国”老杨爱人插嘴道。
　　
　　 “兄弟姐妹中，就数你孩子最小，经济也算最困难了吧？你弟弟在瑞士，经常回国，有没有给你一点资助？”
　　
　　 “各人有各人的家庭。我弟弟虽然在海外，正如我刚才所讲的，他是在没有收入的民间组织工作。去年，他带回一部电脑，作为送给我女儿的生日礼物”。
　　
　　 接着，他豁达地说：“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比我困难的人还多。政府财力有限，还得靠自己谋取生路”。
　　
　　 采访快结束时，老杨坦率地谈了一点心事：“我自缅甸回来，就一直参加工作。可退休时只计算我在交通汽车修理厂的工龄，为此，我回英德农场开了一份证明，证明我自回国就在该农场工作。我也查阅了有关文件，象我这种情况，应该算连续工龄。为了这十年工龄，我拿原单位的证明及有关文件，跑了好多次劳动局等有关部门，至今一直不给解决，如果落实我的工龄问题，一个月可以增加一百来元收入……”
　　
　　 为了争取这一百几十元应得的报酬，想像老杨来回奔波无奈又无助的景况，笔者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去。
　
　　 笔者在想，倘若当年他妈妈不是遵循周总理的教诲毅然带他们八个子女回国的话，倘若不是一回来就遭遇文革的话，倘若他能顺利就读北京外语学院的话，他会象他所说的“走的就是另外一种人生道路”，他也不会过着今天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
　　
　　 告别之前，笔者答应这位质朴的大哥，除了会送给他一套《南侨机工回国抗日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光盘》外，准备向归侨的娘家——侨办、侨联、古道热肠的南洋侨工子女陈达娅、陈勇与可敬可亲可以信赖的陈毅明教授反映他的合理要求，敦促有关部门尽快落实他的工龄政策——笔者人微言轻，只能尽力而为。
　　
1989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昆明西山风景区修建了“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些为抗战作出牺牲和奉献的无名英雄。

　　文章来源：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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