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姚府轶事

你们姚家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也很高。以医德著称的有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另是昆明的姚家。——楚图南于1980年代初的一次谈话。

姚静轩与三子蓬心（左一）、次子仲逵（左二）、孙子毓庆（右）合影约摄于1915年

一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横扫全国，一夜之间，北京市所有中学的玻璃门窗全部被砸碎。以扫“四旧”为名的打、砸、抢、抄、抓，迅速蔓延神州大地，“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刷在了长安街上。那时的昆明也几乎天天都有万人上街游行，我那时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不久，分配在云南省电影公司工作。因工作关系，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纪录片，也被那狂潮般的激情感染。心想，这就是人类新纪元的开始，一切都将重新评价，一切都将重组。心中虽也曾有过疑惑，对红卫兵的过激行动也有看法，但又觉得，那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支流的态度问题，不敢胡思乱想。

但随着运动的发展，我父亲，我们家主要的亲友们，都受到激烈的冲击，受审查，挨批斗，被抄家。甚至包括先辈们，仿佛顿时都成了罪人。一位“知情人”恩将仇报，带领红卫兵抄了我叔父姚贞白的家（当时他身为昆明市中医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并在他所在医院贴出了《揭开姚氏祖传的黑幕》的长篇大字报。我看到一份油印传单，内容是说我们祖上历来都是为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及走资派服务的，而现在的后台是我的姑父徐嘉瑞（时任云南文联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徐将父亲、叔父等黑帮安插在医界……在哭笑不得的无奈中，我也不时在想，我是什么人？父亲、亲友又是什么人？那曾经有几分使我引以为荣的祖辈们又都是什么人？

其实我对自己的家世是不在意的。小时候只听说我们家是“五代名医”，到了父亲，学的是西医，留日、留美。而到了我这一辈，包括其他堂兄弟姐妹，也有一半不学医了，我则是学了绘画。我们家也不重视这个传统，连家谱都找不到了。但在入团及每次政治运动的自我批判中，却又总要把自己的家庭批判一通，诸如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什么的。我刚上大学时，一位很“左”的老师总喜欢用讥讽的口吻当众对我说：你那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如何如何，让我感到无地自容。那时我很羡慕工农家庭出身的人。扫“四旧”那些日子，我恨不得我们家窗外是大海，我可以将家中那些带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印记的沙发什物之类通通推到海里去。然而，也正是“文革”，又逼着我去面对和正视父亲的历史、家族的历史。

“文革”的中期是两派的大武斗，双方荷枪实弹地血肉较量，我父亲这类“反动权威”无人顾及，待到了后期，进入“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阶段，却又成了靶子。父亲年老体弱，常常让他在医院值夜班，他是“老失眠”，不吃安眠药不能入睡，但吃了药刚入睡，来个病人又把他叫起来，通宵无眠，待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时，凶横无理的工宣队早就候在那里，又是一阵拍桌子打板凳的审讯逼供，父亲昏昏沉沉地回答着几十年前往事的那些细节，却磕磕巴巴，有时前后矛盾。这又被认为是耍花招，对抗运动，引来更大的冲击。我看他实在可怜，就让他对我“口述历史”，由我写出他的经历初稿，他修改审定成“标准答案”，再由他抄写上交。我就这么一次次地为他写交待材料、补充材料、自我批判的检查材料等等。使我对父亲及家族有了较具体深入的认识。

姚蓬心（前左二）、姚仲逵（后排左）与姚府学徒杨寅伯（前左一）、周世彦（前右一）等人合影。摄于1926年

二

父亲姚蓬心（1910—1987）是位著名的消化系统专家，早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抗战胜利后，即赴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深造。于昆明解放前夕回国，曾开过诊所，后任昆明医学院教授、附一院及附二院的内科主任等职。因留美，长得又洋气，谈吐幽默，举止洒脱，还拥有私人“豪宅”。他还喜欢摄影，有时给学生讲课，讲完了，看还有点时间，就对大家说：“走！走！走！我们出去照相去！”拍了之后，自己洗印放大分送给同学们，大家很高兴。但这种举动，在当时太少见了，因而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党在争夺下一代”。虽然历次政治运动没被扣上什么帽子，先后也曾当过省政协委员之类的职务，但一直是受压制、受打击、被排挤的。所有的难事、苦事都推给他干。然而人们没料到的是，他曾是1928年就加入中共的老党员。

父亲十七岁时，姚家向王家提亲，我的外公王桢、伯外公王灿当时是颇有名气的旧式文人，擅长书法与诗词。外公曾参加科举考试，十六岁中举后，在京城会试被点为光绪年间的“内阁中书”，后任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云南省政府驻京代表等职。因政局动荡险恶，他终于退隐归家，后来皈依佛门，成了虚云大师的弟子，并自号“从西居士”。在当时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家。姚家提出：母亲过门后姚家将支持父母到日本留学。父母即与一批云南留学生先后到了日本。这些同伴中有许多人是倾向革命的，如艾思奇、黄洛峰、刘惠之、寸树声等人，在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发生后，全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父母参加了“反日大同盟”。不久，父母即在刘惠之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反日大同盟”在东京银座等地的示威，后被日本警方逮捕，被驱逐出境，在写有“不得再次进入帝国领土”等字样的驱逐令上签字。但不久父亲又潜回日本，又被抓住，差点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但最后是再次被驱逐回国。他们在上海过着很清苦的生活，仍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斗争。那时与黄鼎臣、潘汉年、廖承志等来往密切，父亲的顶头领导是组织部长刘锡五（“文革”前曾任中监委副书记）。父亲与廖的关系很好，廖被国民党抓入监狱后，其母何香凝去找蒋介石要人，蒋不放，何即威胁道：“你不放人我就躺在你的办公桌上不起来！”蒋无奈，只好放人，但有个条件，让他出国留学去。廖只好暂去德国读书，是父亲一个人到轮船码头将廖送走的……那时中共党内正值“立三路线”统治，执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父亲他们在白色恐怖下到南京路先施公司楼上往下散传单，几次都差点被抓住。又到处组织暴动，一次让父亲到苏州一带组织暴动，但还没到那里即被叛徒出卖，那里的组织被破坏，很多人都被捕了。后组织上考虑他一脸书生相，又不会讲当地方言，太易暴露，就派他到沈阳南满医科大学读书，以此掩护地下工作。那是1931年，让他去找一个“绿野书店”接头，到了那里，党组织已遭到破坏，失去了联系。无奈，他只好暂时在学校读书，又碰上了九一八事变，父亲说，那天晚上日本关东军的炮兵阵地之一，就在学校的操场上，震耳欲聋的炮弹就从那里射向张学良奉军的大本营，奉军没有还击。第二天一早，满街都是逃难的难民，开往关内的火车顶上都坐满了人。他是凭着日本人办的“南满医科大学”学生证，讲着日语，取道大连换乘轮船回到了上海。但上海的党组织也遭破坏，他无法找到刘锡五。在上海住了些日子，觉得前途渺茫，无路可走，最后到了广州，考上了中山大学的医学院。从此，他因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而脱党。后来虽与党内的许多人往来并做了不少工作，但组织关系再没有恢复。中山大学毕业后，父亲即回到昆明，曾任公职；也开过私人诊所。抗战期间，昆明成了大后方，他结识了很多文化人。那时从沦陷区，如上海等地到延安，要经香港乘轮船到越南海防，再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然后经重庆，再由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去延安。许多人在昆明滞留期间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成了父亲的朋友，如画家蔡若虹、张谔等人，还有疏散到大后方的文化人、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如闻一多、沈从文、琵琶演奏家李廷松及新中国剧社的高博、吴茵、袁文殊、周令钊、马思聪等。人们常来家中小聚，高兴时即席演奏，他们中有的是父亲的病人。在那陋巷小院中，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

一次，新中国剧社演出《大雷雨》，女主角熊伟突然嗓子嘶哑。但票已售出，不能更场，剧社派人风急火燎地来找父亲，他配制药物，让其喷喉，一日数次，不许她讲话。直到演出前，父亲到剧场让她开口试试，她一开口，竟嗓音如常，众皆惊喜。田汉先生曾为此作诗一首，并题写装裱相赠。诗云：晨鸡嘎哑不能歌，昂首东方可奈何。一唱雄鸡天下白，昆明争谢小华陀。

三

“文革”后，我读到由云南名士陈荣昌编纂并亲录赠我祖父的《昆明县志·艺术列传》（昆明县改市是1920年代初），录写的时间是1918年，也就是祖父逝世前一年。这份列传记述了我们祖上自清代乾隆末姚方奇以来五代名医之医德医术，生动具体，读来感人甚深。其中写道：“姚方奇字伟生，世居小西门外，为人诚笃孝友，乾隆末以武职从军西征得异人授以岐黄术……家虽贫怡然自乐，惟闭门课子，而子时安遂尽得其传，孙曾辈相继以医闻，皆承方奇之教泽也。”“道光癸巳地震后各乡瘟疫流行。（时安）日携药往治，全活甚众。惟不喜与冠盖者往来。总督程橘采病，召之不往，曰我布衣粗知医为里邻疗微疾耳，总督贵人何敢冒昧，程怒欲罪之，得县令孔某解免，于是隐居课子，著有《医易汇疗》数卷，因乱失其稿……”关于我的曾祖，记录了这样一件小事：“有张氏子，家贫母病危，时已四鼓，诈以总督命召之，往至半途，忽叩头曰：实因母病危急，恐夜深公不出，故诈言耳。文彬不责其诈，反嘉其孝。往诊，已不可治矣。次晨，亲送十金以殓，其厚德如此。”他经常送药济贫，并说“我籍医谋食，无冻馁足矣，有余当济人”，故“身后无余财”。这份县志，陈荣昌先生编纂出版后，又不断被续修，我见到的一种铅印版中，又补充了祖父姚长寿（字静仙）的材料，其中称他：“长寿承家学，通《灵素》、《难话》，精研《伤寒脉法》……凡诊一切危难症，应手辄愈……里人有谣曰‘入其门，病去半，服其方，病皆逭’。”祖父先后为滇省锡良（云贵总督）、李经兮治愈顽疾，“咸优礼之”，锡曾榜其门曰“岐俞世绪”……其临证处方，又能神明变化，著有《水壶馆集》、《内难要旨》、《姚氏医案汇编》等千卷行世。他在医界，德高望众，集其大成，曾任“神州医学会会长”，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出殡时，自发参加者不绝于市，以致万人空巷。出殡队伍前边已过了大南城（近日楼），尾巴还没有出福寿巷家宅。《县志》记述了姚府五代名医的生平与医德、医术。这种家风世代相传，从清中期到民国年间，姚氏逐渐成为滇中渊源最深远，影响最大，家喻户晓的医学世家之一。

四

其实我从小听长辈谈得最多的并不是《县志》所记述的事，而是那些有趣的，甚至在民间流传的轶事。我的曾祖质斋先生从小到老，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小姚”。这是因为我们祖辈学医都是自幼熟读古文及各种医学典籍；另一方面，则因他小小年纪就随大人在诊室中开方断脉。质斋从小聪颖异常，有“神童”之誉。当时昆明四乡常来请他出诊，总是拉一头毛驴来，他年幼爬不上去，要大人将他抱在驴背上，由人牵着下乡为老百姓看病，事毕又用毛驴驮送他回家，于是“小姚”医生之名远播。这一称呼竟延续了几十年，直至他去世。1957年暑假，我在美院附中读书回家度假，到观音寺写生，有两位七八十岁的老妇见我作画，好奇地问我姓什么，家住何处，我一一答之，老妇们笑着说：“啊！是小西门小姚家的人了。”某年，云南巡抚的小姐有疾，请质斋先生为其诊治。进得闺房，小姐卧于床上不露面，只从蚊帐中伸出玉腕让其诊脉，少许，质斋起身向巡抚称贺，说恭喜大人，小姐有喜了！巡抚大惊失色，缘小姐尚未婚配，喜从何来？后来巡抚送重礼到家里，让质斋不可外传。后来我看电视剧《大宅门》，其中有相似情节，但我家没有遭遇白家所受的迫害。

我的二爷爷长治先生与祖父同父异母，因幼年丧父，是祖父将他抚养大并授以岐黄之术，所谓“长兄如父”也。我儿时他住在翠湖边（老昆明称“海子边”），我随父亲去看望他，见他穿着中式衫褂，像鲁迅先生一样蓄着胡子。院子里种着竹木花草，像一位隐士。听父亲说，他医术很高，民国初年就很出名。一日天色已晚，院中闪进一人，形貌魁梧不凡，求他诊脉，诊毕开方时，问及姓名，那人说：“讲出来怕惊吓了先生，我就是官兵通缉的大土匪头目金某！”二爷爷还是吓了一跳。不久，据说这个土匪头子被抓住了，并被斩首。父亲说那时他还小，也挤着去看热闹，城门楼上，挂着金某满脸血污的一颗很大的头颅！

民国初年，时常有兵匪之患。某年，有兵匪沿街抢劫，无一幸免。兵匪打门，家人惊恐来告，二爷爷却亲自去开门，笑盈盈地拱手道：“各位长官辛苦了！请进，请进！”遂大呼佣人倒茶做饭，将悬于大梁上的陈年火腿、腊肉等取下，炒菜、煮汤，亲自为这些兵匪递烟敬酒。兵匪们被这突然到来的盛情招待惊住了，竟然不好意思再行抢劫。待他们酒足饭饱，称谢而去，二爷爷又亲自到门口拱手相送。二爷爷的智勇，使家庭免遭一劫。

姚家自清末民初以来，有两处药铺，一是我爷爷手上建立起来的“福元堂”，坐落在武成路（那时叫武庙下街）；另一处是二爷爷手上的“姚济药号”（姚济是我五叔的名字），坐落在正义路的马市口，抗战胜利后迁至云瑞北路。两家药铺都兴盛一时，看病、抓药、制药为一体。根据祖上传下来的单方，自制一些丸、散、膏、丹出售。其中著名的如祖父创制的“达生丸”、“资生丸”、“乌梅丸”，大伯父创制的“丹栀逍遥散”、“粉葛解饥汤”，五叔创制的“姚济神效散”，等等。抗战期间，滇军远赴台儿庄与日寇殊死搏斗，军中所带的药主要就是两种，即“云南白药”与“姚济神效散”。“福元堂”自祖父去世后，由二伯父姚仲逵经营。“姚济药号”由五叔姚济、四叔姚贞白经营。解放后经历了“公私合营”的改造，逐渐衰落，现在早已不存在了。“老字号”的消失，使许多成药的单方及工艺失传，真是个损失。

大伯父姚志沣，字芑堂，“幼承家学，得其真传，以医为业，为众人敬之”。听父亲讲，大伯父少时，蚊帐里有两样东西，一是挂满了手抄的中药的各种汤头，一睁开眼就背诵，要背得烂熟于心，能脱口而出，并灵活运用；另一样是在蚊帐中养蚊子——而不是防蚊子，第二天早晨，将吸满人血的蚊虫逮住，去喂他的蟋蟀。据说那吃了人血的蟋蟀凶猛无比，将父亲及二伯父的蟋蟀咬得大败。我想，我家的先辈自幼即随大人习医诊病，他们是没有快乐健康的童年的，斗蟋蟀大约是唯一的娱乐了。大伯父医术高但脾气怪，每天夜里要到老字号马兴仁家的牛肉馆喝一碗“封锅汤”（不知是从哪朝哪代起煮到现在的），才肯回家睡觉。第二天到中午才起床，早有许多病人候在那里了。他一边洗漱一边骂骂咧咧，也不知在骂谁，众人也不敢搭腔，等他一切停当才坐下来，高声叫道：“哪个该死的先看！”病人才悻悻然依次请他诊治。但他看起病来却很认真，且医术高明。病人们非但没有被他骂走，反而越来越多。他特别擅长妇科的诊治。并仔细分析观察云南四季气候变化，提出“云南之伤寒以时瘟为主，可占九成”的创见，用药相应变化，疗效甚佳。

1937年夏，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体育会第六届干事合影，前左一为姚蓬心

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内地的很多机构、难民疏散到昆明，一时间住房十分紧张，大伯父在他所住的“静卢”老宅，腾出了几间房子，以极低的价格，租给了处境困难的西南联大闻一多教授，并免费提供家具，为之诊病送药，闻先生很是感激满意（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650页）。

二伯父志鸿字仲逵，在我的印象中，与其说他是个中医或药店老板，不如说是个书画家，我童年时到他家，从来没见他看病算账。总是在读书作画或清谈，他能画一手清雅的山水画，解放后还参加过全国美展，又是省文史馆馆员，他很聪明，但可惜足不出乡里，青年时代缺少学习交流的机会，据说他年青时最远只去过玉溪，住下后写回一封家书，说“一路凶山恶水……”大家都笑了。他好交游，与唐兰、胡小石、沈从文等文化人情谊甚笃。“公私合营”后为摆脱“资方”帽子，他到五华医院去看病了，凭着他的悟性，很快就成了一方高手。我的孩子幼时有疾，曾服过他的药，他的药对症准而下药大胆，服后见效很快。这不仅因为他早年有治病的丰富经验，还因他经营药铺，对药理、药性、药物鉴别有深刻的见解。他一生致力于本草学，他曾说：“医不通本草，非医也。今人重医轻药，实为大弊。”故他行医，有独到之处，能将药力强弱、利弊与患者的体质、云南地域气候等因素结合起来，精微分析，斟酌再三方下药。故常常能有奇效。他曾参加主校《滇南本草》，著有《药治发挥》、《红楼梦之医与画》等，惜“文革”中已失其稿。

我没有见过五叔姚济，但据说也是个性格豪爽刚直、富有正义感的性情中人，他敏悟过人，当年就被公认为中医界后起之秀。对那些贫苦的病人，常常不收人家的钱，还送药。某日，省主席龙云差副官传他去看病，五叔指着等待他诊治的二百来人对副官说，你让我上五华山，他们都在等我看病，怎么办？今天不行了。龙云闻之勃然大怒，要治治他的“傲气”。幸得二爷爷长治婉言说情，方得幸免。与老一辈相比，五叔已颇能接受新思想，喜欢寄情于山水之间，爱玩，可惜一场突发伤寒引起的肠穿孔夺去了他年青的生命。他仅有《治验医方存稿》数卷存世。

解放后，四叔姚贞白曾任昆明市中医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直到“文革”前后，一直享有盛名。1960年代初，有一次省委办公厅的车来接他，说给一位首长看病，这类事很多，他也不在意，到地方后迎出来并为他亲自开车门的竟是周恩来总理，他大吃一惊。总理客气地招呼他，笑着说道：“请姚医生来，是烦你给陈老总看病，他在阿富汗看人家的羊肉好吃，吃多了，拉起肚子来，请你帮他看看。”在给陈毅看病时，总理在旁说：“我几次路过昆明（那时总理出访东南亚等国都途经昆明），早听说过你们姚家的事。我看姚医生还很年轻嘛！”那天回来后四叔很兴奋，老去照镜子，高兴地说：“总理今天说了，我还很年轻嘛！”

四叔晚年中风卧床，以极大的毅力，由他口述，子女记录，完成了《姚贞白医案》初稿（1980年整理出版），还著有《肝病治要》、《祖国医学对世界医学的贡献》等。

五

“文革”中，父亲和伯父、叔父都受到很大冲击，甚至一度失去了看病的权利。但私下求诊者仍接踵而至，有正在得势的工、军宣队，也有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他们都是同样认真地为患者诊治，一视同仁。后来让父亲去看门诊了，虽然是“监督劳动”，但找他看病的人还是排着队，他说有时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坐下就起不来。他每天一早出门，中午一点多才能回家。

那时“站队划线”的高潮已过去，又让我恢复了“革委会副主任”一职，让我负责“疏散下放”（与遣送差不多）这又得罪人又难办的差事。一天，下属电影机械厂一女职工哭哭啼啼来找军代表，说她一身都是病，但单位上让她“疏散下放”，到农村后她怎么生活？军代表让她来找我，她掏出一本病历，说“医生证明了，我有病”。我一看病历，吃了一惊，竟然是父亲写的诊断结论，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类风湿等症。我说，你把病历留下，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你。中午，我将病历给父亲看了，父亲说，她的病确实很重，你如果能阻止，千万别让她下去。父亲苦笑着说，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善事，就是给那些体弱多病的，被打倒和挨批斗的人多开几天病假条（这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在父辈们身遇危难之时，我深切地感到了他们作为医生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我跑了几次工厂，厂革委会说那位女职工还有些问题，说她丈夫曾在台湾当过国民党兵，坚持要让她“疏散”下去，但我好说歹说，终于把她留下了。过了很长时间，一天我骑车在翠湖西路飞驰，突然前边站出一个妇女，将我拦下来，我一看正是那位女职工，她满面笑容，说多亏我她才没下去，说她已离开了工厂，现在就在后边这个少体校看游泳池，让我去游泳……

父亲看病处世，有自己的规矩原则。一次有个朋友有疾，我主动约他到家中让父亲为他诊治。事后，父亲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家从来不主动央（请）人来看病的。”以后我再没有做过这种事了。他还常说，病人见了医生，什么都会对你谈，那是与疾病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事，你只管听，但决不能传，因为许多事涉及人家的隐私。还有不能夸病人家里的什么东西好。说从前，祖父无意间夸某家的一堂家具好，不料次日，那家人便将一堂家具擦拭一新送到家里来，祖父费了好大劲才退还回去。还有一点，父亲从来不故作高深，说家里有什么不得了的“祖传秘方”、“绝招”之类。他说高明的医生不是靠这些的。后来我才渐渐悟到，正如高明的大厨，所用的佐料往往是普通的。高明画家的调色板上，也就那么几种颜料，但可变化万千，奥妙无穷。不同行当，有着相通的大家之道。这些普通的闲谈，如今想起来是颇有深意的。

父亲一生从事临床与教学工作，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不学医，不知其详。但有好多次亲友来看病，他总是一下就断出病因。一次，一位画友的夫人来，说自己有胃病，已换了不少医院及大夫，就是治不好，让父亲给看看。父亲只淡淡地说，你去做个胆囊造影看看。结果一查是胆结石。他很能接受新事物，总是不断地探索新的治疗方法与药物。早在抗战期间，他的好友、著名企业家王振宇先生十七岁的次子染伤寒危在旦夕，但战时环境药品奇缺，能用的药都用了，均不见效，眼看这孩子要不行了。当他得知美国刚刚发明了盘尼西林，便托关系找到美国“飞虎队”，硬是搞到了该药的针剂，认真研究后大胆用药，奇迹般地将孩子从死神那里拉回来。他也成了中国最早使用该药的医生。他还曾多次受命去解救突发事件的病情和灾难。如1958年秋冬时节，在中甸县与四川甘孜州乡城县交界处，有许多筑路工人突然病倒、死亡。下边不知是什么病，很紧张。上级通知他立即星夜兼程赶去。那时公路状况极差，当地派来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保护他们。那时正值昌都地区奴隶主武装叛乱，这一带也不安全。最后是两名战士连扶带拉地带他穿过原始森林，到了海拔4000米以上的筑路工地。经诊断，工人们患的是高山病。他立即让把病号转移到河谷里的低海拔地区调养治疗，这些病号很快都得救了。回来后他与助手写了有关高山病的预防与救治的报告和文章，广为宣传。从那以后，再没有发生过类似严重情况。

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饿肚子、闹水肿病，死了许多人，但在高压之下，无人敢说出真相。大约是1959年，父亲在大理地区带学生实习，阎红彦刚调至昆明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到大理视察，见到这种情况很着急，便把父亲叫去，说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水肿病那么严重，到底是什么原因？父亲说主要是吃不饱，没有足够的蛋白质摄入。阎问：不是说小球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吗？父亲回答说：即便如此，植物蛋白是不能替代动物蛋白的。鉴于当时已无肉可食，父亲建议，可在洱海多打些鱼配给居民，阎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那时除了水肿，肝炎也特别多，父亲常常给患者摸肝，许多病人称他的手是一双“圣手”，经他一摸，其判断与化验结果是一致的。有不少人专门来请他摸摸肚子，才放心。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指挥作战的某将军有疾，让他去诊治。回来后我问父亲情况怎样，他说毛病不大，但肚子是个结实的“将军肚”，什么都摸不着。我们都笑了。

四叔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成了昆明著名的中医，其中堂姐姚克敏、堂弟姚承济，先后担任过昆明市中医院的院长。堂妹姚克懿是著名儿科、妇科专家。找他们看病都要天不亮就排队挂号，有些熟人就找我写条子“走后门”，治愈后感激不尽。现在他们都退休了。曾任五华区中医院副院长的堂妹姚光和，一直在医务部门兢兢业业地工作，最近才退休。我的一位姑父张浩然，少时就在药铺当学徒，受姚氏医道之教泽，有很丰富的临床经验，现已八十多岁了，还在一家医院看专家门诊。在子侄辈中，亦有不少出色的医生。承济的女儿佩兰，在美国弗罗里达州著名的大西洋中医院从事讲学和临床工作，很受欢迎。特别让洋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中医世家和这样一种传承与积淀。他们认为，只有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才可能培育和产生出来。

作者：姚钟华

文章来源：姚氏宗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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