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从云南省长自愿改行当校长

郭影秋(1909年-1985年10月29日) ,又作郭映秋,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中国教育家,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副主任、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


1953年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第一任云南省省长和秘书长张子斋合影

郭影秋不当省长当校长,已成共和国史上绝响。随着官本位格局定型,大学校长都套上了相应行政级别,“985”序列的大学校长定为副部级,其他大学校长是正局级,一些地方高等学校的校长级别更低。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名牌大学的校长都是备受尊敬的文化名流,社会威望往往高过政府的部长。在民国年代,中国大抵也是如此。蔡元培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先当教育部长,后当北大校长。历史铭记着他们的校长生涯,往往忽略他们的部长履历。张伯苓是先当南开大学校长,后当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在民国政府中,考试院长与行政院长平级,但张伯苓并不情愿去做,很快便辞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学校长的地位也不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都在开国时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列,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则兼任高教部长。还有一个从省长自愿改行当校长的例子,他就是郭影秋。


1955年5月郭影秋(左一)陪周总理会见云南省军区领导陈赓等

  郭影秋是江苏人,1909年生,曾在无锡国专受业于唐文治、钱基博、夏丏尊,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3年出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在政坛顺风顺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赶上鸣放。北京大学谭天荣等人的大字报引发他在1957年6月中旬给中央政治局写了封信,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说,共产党人不能办科学,不能办大学,我认为共产党人能办科学,能办高校。假若让我学习两年,我就可以去办个大学。”信发出不久,中组部长安子文就到中央党校找到他说:“政治局看了你这封信,同意你的意见,现在就派你去当个大学校长。”郭影秋有些惶恐:“我是说让我先学习两年,然后再让我当校长。你说要我现在就去,现在我还什么都不懂呢,怎么能去呢?”安子文说:“没有讨价和缓冲余地,现在就得去。”没过几天,中央正式命令郭影秋到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国务院随后下达了任命郭影秋为南京大学校长的指令。这样,郭影秋在中央党校没有结业,就返回昆明交代了工作,是年8月到南京大学走马上任。

  郭影秋的工作变动,适应了当时“反右”的大形势。但郭影秋本人并不左。他出掌南京大学六年,历经“反右”、“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大环境不好,但他尊师重教,治校有方,给南京大学师生员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此间,他还撰写出版了研究明末清初农民战争的史学著作《李定国纪年》。


1962年郭影秋在南京大学指导1958级历史系学生唐宇元

  1962年,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案去职。1963年初,周恩来想调郭影秋来填补空缺。郭影秋如有意回到政界,这是一个升官的机会。但郭影秋不喜欢做官,办好大学是他的人生理想,于是请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报告中央,要求免调。周恩来再次来电,他又向省委书记刘顺元表达了同样的意见。然而一个月后,他还是离开了南京大学。这次中央调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没有商量余地。原来,主持人民大学日常工作的党委书记胡锡奎与吴玉章校长关系紧张,吴老向周恩来提出辞职,周恩来只好把自己相中的郭影秋推荐给吴。郭影秋1963年5月15日上任,吴玉章亲自到北京站迎接。直到“文革”,他们一直合作得很好。


1964年,郭影秋陪同毛泽东会见非洲教育代表团

  1981年夏天,48岁的刘道玉担任了武汉大学校长。他敢为天下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深受师生欢迎,珞珈山成了全国青年学子向往的圣地。1986年,他却遇到了一次人生的尴尬。是年10月9日,香港有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官贵民贱》,谈到“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不管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省里某高官。他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中央某部门看到这则消息后,十分重视,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当时省里给刘道玉传话,应当支持领导的工作,维护领导的形象,希望刘道玉出面申明:香港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刘道玉认为,“车厢事件”的确存在,他不愿意作假证。省里又说,这件事是刘道玉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于是,派调查组到武汉大学,找了与刘道玉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又到财务处查他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才向刘道玉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关于这起事件的发生经过,刘道玉是这样回忆的:

  1986年8月9日,我带领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5人,到北京向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国家级)实验室。我和75岁的梁教授买的是软卧票,票号是13号和15号,均为下铺。我们按规定验票进了站,办了换牌手续,按照我们的票号被分在4号包房,放好行李后我们已安歇了。不一会,一位女列车员对我们说:“请你们二位先把东西搬出来,这个房另有安排。”我说:“这两个铺位是我们订购的,而且老教授75岁,高度近视,搬动很不方便,我们不愿搬。”可是,那列车员苦苦哀求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先搬出来,等车开动以后,我负责给你调出两个位子。希望你们一定成全我,否则我会倒霉的,轻者我会被调离这趟特快车,重者我会失去工作的。”她说的确实令人同情,我正欲问清缘由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公安干警,他们态度很凶蛮地说:“少跟他啰嗦,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反正他们不能用这两个铺位!”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过道上去了。

  火车鸣笛了。这时,某高官一行十多人上车了,是他的随从取代了我们的座位。据说,他们是到美国访问的。自不必说,他们在车上享受特殊供应,西瓜、冷饮不停端送,特制饮食送到房间,这一切当然都是免费的。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直到驶离汉口以后,列车员才把我和梁教授安排到洗漱室隔壁的一号房。现在,我才明白换房的原因,他们要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一些。到了1号房后,给我们一个下铺一个上铺,自然我选了上铺,把下铺让给老教授了。

  事件本身的是非一清二楚。且不说购买火车票形成了契约关系。以年龄论,刘道玉与某高官同龄,梁教授是长者,随行人员比他们年轻,按传统伦理也不该欺负老人。此举高官本人未必知晓,可能是随行人员的主意。当时中国交通条件很差,火车软席卧铺是紧俏的出行资源,不是厅局级以上的高官或教授级的专家,有钱也买不到。有资格乘坐软席卧铺的人里,还是存在等级差别,差别背后就是官本位秩序。其实,刘道玉也有出任省部级党政官员的机会,出于对教育的热爱,他谢绝了中央有关机构的提名,一心想当好大学校长。正因为这份对教育的热爱,使他在校长的岗位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绩。但校长职位的去留不取决于治校的业绩和师生的评价,他终于在54岁的盛年中断了校长人生。

  近20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日益充盈,但真正在国内外有口皆碑的大学校长却很少出现。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是很好的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看能否形成一个让教育家充分施展抱负的政治环境。如果大学校长在党政官员面前总是矮三分,一流大学很难建成。

文章作者:丁东 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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