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闻血案：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下）

2 3 月, 20242 3 月, 2024 admin 190 Views 大学, 教育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一血案激起了举国上下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愤怒声讨。

闻一多遇害一个月之后，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案件号称被“侦破”，两名所谓的“凶手”在走过场般的“公审”之后被处死。然而，真相远远没有被揭开。被枪决的只是两个无名小卒，真正的刽子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四处躲藏起来。

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力的进程中，不知有多少爱国志士惨遭杀害。李闻血案发生在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全国民众反对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对时局的影响不言而喻。

这场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把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黑暗暴露无遗，对民心向背及众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在国共之间的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李闻血案：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下）》。

逍遥法外

在历时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无论是哪方占优，国共双方都没有放弃谈判的手段。甚至在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的进攻已经形成摧枯拉朽之势的时候，国民党还派遣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谈判团前往北平。

可以说，和谈贯穿了整个解放战争，只不过迟迟无法达成共识而已。

解放战争初期，背后有美国撑腰的国民党军队，凭借绝对优势的武器装备、军队数量，在正面战场上逼迫我军进行战略转移。随着战线的推进，蒋介石的信心水涨船高，谈判桌上也咄咄逼人。

一向鼓吹将共产党赶尽杀绝的蒋介石，之所以愿意坐到谈判桌前，是为了平复社会舆论压力，掩盖“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目的。可就在这时，李闻血案的发生却仿佛当头一棒，不仅令中国社会各界群情激愤，在国际社会也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向自诩“自由民主”的美国，为了撑起这块四字招牌，要求国民党政府依法行事，免得被国际舆论抓住把柄。李闻血案发生的当月月底，美国开始实行对华武器禁运，令蒋介石倍感压力。

很难说武器禁运当中有多少李闻血案的因素，不过，这次禁运只持续了10个月。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前，1947年5月，美国就恢复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武器援助。

在处置李闻血案的凶犯时，蒋介石也高举轻放。除了替罪羊汤时亮、李文山两人被枪决外，王子民、蔡云旗等一干真凶都被拘押囚禁。

1946年9月，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王子民等涉案嫌犯及家属被两辆卡车送到了国民党第二军军部所在地——云南省大理县后山的无为寺。时任第二军军长的王凌云曾撰文回忆，顾祝同当面对他交代了看管王子民等人的办法，“要使他们与外边隔离”，“还要对他们生活上予以优待”。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重庆】

李闻血案最大的幕后黑手、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的霍揆彰仅被罢免职务，并在事态平息之后重新复出，担任国民党湘西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霍揆彰随蒋介石逃往台湾，1953年在台北去世。

至于参与刺杀李闻二人的其他凶手，蒋介石也以“监禁与解散”的名义默认他们逍遥法外。这些人不仅先后获得释放，而且重新干起了特务的勾当，并在云南和平解放前，趁着混乱四处逃散。

然而，杀人者能逃避一时，却终难逃脱历史的审判。1948年至1949年，人民解放军相继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绝大部分的有生力量，之后又发动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各级公安部门在对残留的国民党余孽进行追捕时，从未忘记揪出李闻血案的真凶。

隐姓埋名

1951年1月2日，四川成都，一个安静的午后，一家香烟店的店主王家宾像往常一样，一边闭目养神，一边照看着店面。三个陌生人走进了店中，王家宾微微睁眼看了看，问道：“几位想要买什么烟？”

见没人回答，他抬起头来又问了一句：“我这小店烟很多的，您想要哪种？”可对方依旧没有回答，只是四处看着。见此情形，王家宾预感到有几分不对劲。

在店内观察了一圈后，三个人站定，盯住了王家宾。其中一人问道：“你就是王家宾？”王家宾站起来点了点头，有点不知所措。那人出示了逮捕证说：“我们是市公安局的，现在怀疑你和两起谋杀案有关，奉命逮捕你。和我们走一趟吧。”王家宾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在邻居们看来，这个老人与旁人并没什么明显的不同。可公安人员经过细致的调查，却发现这个王家宾正是李闻血案的真凶之一——王子民。

【解放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原来，国民党残部逃往台湾后，王子民隐姓埋名，几经辗转，最终逃到了成都，开了这家香烟店，用以谋生。

识破王子民身份的是成都市新都县公安局一名叫做高俊峰的侦查员。作为一名专业的侦察员，高俊峰的侦察能力非常了得。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街上稍有异动，他都能立刻有所反应，一来二往，也就基本了解了整条街的情况。

高俊峰逐渐发现，这家小小香烟店的老板似乎不同寻常。因为每次街上出现风吹草动，除了他自己，这个香烟店老板似乎也能很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发现使高俊峰颇为疑惑，于是每次巡逻时都会特意关注这家香烟店。

久而久之，高俊峰发现了更为可疑的情况：这个香烟店老板的站姿、坐姿甚至走路的样子都不同于普通的老百姓，很明显是接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而且这么一个小小的香烟店老板，其妻子也不像普通人，看上去倒像是富家大小姐出身。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大清扫，抓捕留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高俊峰的思路一下子明朗了起来：这个人不简单，有很大可能是潜伏特务。高俊峰立刻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新都县公安局接报后，立刻派遣专门人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调查，最终发现，这个人果然是国民党特务，而且就是当年杀害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的真凶之一、前国民党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稽查处）处长王子民！

在公安机关的审讯室中，王子民承认了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事实，也撕破了当年昆明公审假案的遮羞布。人民法院很快完成了审问与判决流程，判处王子民死刑。

1951年1月10日，正当成都市民像往常一样饭后聊天喝茶，享受着冬日暖阳之时，刑场里传来了一声正义的枪响，一颗子弹径直射向王子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远在北京的闻一多后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仰天长叹，压抑在心中多年的仇怨终于得以稍为释怀。

【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审大会】

酒后失言

1957年年初的一天，深夜时分，江苏盐城的一家小饭店里，昏暗的煤油灯下，几个男子在一起喝酒聊天。酒过三巡，一位40多岁的白脸汉子喝得兴起，突然一把拉住同桌的一位年轻男子，要和他再喝两杯。年轻男子摆摆手说不能再喝了，太晚了，自己要回家了。

白脸汉子很是不悦，说道：“你这点面子都不给我，你可知道我是谁？说出来吓死你！十多年前我就杀过人，还是两个！不信，你可以到昆明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咱那时候的威风。”

说完后，他自知失言，忙不停地打哈哈，说自己喝多了。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加上当时仍处在镇压反革命的特殊时期，在座的有两个人暗暗记下白脸汉子的话。

不久以后，当地公安机关就接到了相关举报。就此，靠做小生意掩盖过往血债的蔡云旗浮出了水面。经过缜密侦查，1957年4月，公安部门将他缉拿归案。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档案中，收藏有蔡云旗案的完整卷宗。

1958年的判决书载明：“蔡云旗，男，42岁，反动军官身份，富农出身，家住盐城市南洋区蔡尖乡。1937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1941年任国军少校团副、游击大队长、联络参谋。1946年，蔡云旗担任云南省昆明预备第二师谍报组组长时，与谍报队长陈国华同谋，实施杀害了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

判决书透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蔡云旗所在的队伍被遣散，于是潜回家乡江苏盐城，隐匿身份，苟且偷生。

解放后，他一直以做小生意为生，时而向人吹嘘自己当年打仗杀人的事，其中就提到了昆明之事，经举报后被公安部门抓获。

【蔡云旗】

不过，从当时收集的证据来看，蔡云旗在此案中并非主犯。1957年7月2日,江苏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一案进行了审理，判处蔡云旗有期徒刑十年。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各地群众反响强烈，大多认为判刑太轻，甚至有人就此写信给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强烈要求重审该案。

1957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函给江苏省高院，望该院就此案判决加以审查。

1958年1月6日，江苏省高院发出了刑事裁定书：“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华日报》、《大公报》转来陈可生、徐进福、孙鸣光、张继增等二十余位干部群众来信，并经调卷审查发现，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57年7月2日判决的被告人蔡云旗反革命杀人一案，在认定罪责上和量刑上均有不妥之处。”

刑事裁定书写明，“据此，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撤销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57年7月2日（57）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发回该院重新审理。”

1958年2月22日,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由时任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胥大可亲自审理，和人民陪审员李超、赵学德一起组成合议庭，检察官颜秀出庭，执行检察职务，辩护律师为盐城县法律顾问处副主任杨铁华。

判决书醒目地写着：“蔡犯于1946年7月在云南昆明担任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的暗杀李、闻等人行动小组组长。在谋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二人案件上，与匪稽查处长王子明、谍报队长陈国华，共同计议，预谋实施，且在杀害李、闻二人过程中，蔡云旗又系直接行动中的领导者之一，实属罪大恶极。”

1958年4月26日，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杀害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蔡云旗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判决书】

判决书还原了蔡云旗参与制造李闻血案的经过。当时，蔡云旗为杀害李公朴小组组长。1946年7月11日，他率领特务进行跟踪监视，并与陈国华等密议布置暗杀。同日下午，李公朴被特务汤时亮等枪杀。

7月15日，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蔡云旗率领尚福海、肖天保等混入会场，侦察闻一多的行动。

当天下午5点多，埋伏在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的特务在蔡云旗的指挥下开枪击中闻一多父子，致闻一多牺牲，闻立鹤身负重伤。

宣判之后，蔡云旗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当天，新华社进行了报道，全国报纸纷纷转载。作为盐城审判史上具有全国影响的要案之一，蔡云旗案的卷宗已作为盐城市中级法院珍贵的审判档案，载入新中国司法史册。

真相大白

包括王子民、蔡云旗在内，在群众的帮助指证下，当年李闻血案的直接执行者、各路国民党特务，在解放以后纷纷落网。

司法部门将这些凶手的供词整理并在各大报纸刊登公布，顿时引来社会的瞩目。从他们的供词中，一个残忍而悲壮的故事被真实地还原。得知真相的各地群众纷纷写信至报社或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严惩真凶。

1946年5月间的一天，国民党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将昆明城防司令杨宝毅、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王子民、国民党云南警务处处长李毓祯、昆明市警察局局长王巍等人召集至会议室开会。

会议开始后，霍揆彰一如既往地摆出党国忠诚之类的陈词滥调。就在众人以为又是一场走形式的总结会议时，霍揆彰话锋一转，指出下一步的计划：镇压近来昆明闹得沸沸扬扬的爱国民主运动，将那些活跃的民主人士一一清除。

【李公朴】

众人听后皆是一惊：要知道那些民主人士大多是知名教授，社会影响力非同小可，哪怕是委座都得谨慎行事。上任未满一年的霍司令有如此魄力，难道是得到委座授意了？

其实，国民党当局对民主人士早就动了杀机。1946年初，李公朴在重庆“较场口惨案”中被特务打伤。按计划，特务们本打算把他推到一口枯井里杀死。当年5月，在昆明近日楼附近，也曾张贴过用四十万元买闻一多头颅的标语。

6月24日，霍揆彰再次召开治安会议。他在会上问道：“现在李公朴、闻一多等跟着共产党跑，在昆明闹得很凶，几乎搞到我们总部门前来了。我不知道政治部是做什么的，你们看怎么办？”

众人不敢怠慢，将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三十多人列入了“黑名单”，并进一步拟定了一个包括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楚图南、费孝通等十多人在内的暗杀名单。

他们从各部门抽调人手，统一分成情报、行动两组，在名单上的民主人士每天出入的公共场合和住所轮流盯梢，监控他们的行程轨迹。

霍揆彰等人罗列的所谓的“黑名单”，在李公朴死后，曾从警备总司令部内部流传出来。民盟派梁漱溟、周新民赴昆明调查时，包括“警备部工作人员及特种分子”，也曾“秘密地、自动地”写信提供材料。而且，“美国大使馆曾专为此事派员到昆彻查清理”，“人证物证都有”。

1946年7月11日，特务们掌握了确切情报，得知李公朴夫妇即将外出办事。当天下午6点多，李公朴夫妇乘车外出，直到当晚10点，才乘坐公共汽车返回。

夜间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细密的雨丝在路灯的照耀下反射光芒，将李公朴夫妇撑伞前行的身影衬托得格外醒目。以汤时亮为首的特务紧紧跟随着李公朴夫妇。夜已深了，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已经到了动手的最佳时机。

【闻一多】

考虑到在街上开枪的动静太大，按照原本的计划，特务们本打算将李公朴麻醉后带到深山老林中秘密处决。可为了激发特务们的工作积极性，特务机关允诺，谁先完成任务，便能获得奖赏。

重赏之下不仅有勇夫，也有为利益出卖良知的奸佞小人。负责跟踪的特务没有按既定计划执行，而是选择直接开枪射击。沉闷的枪声响过后，李公朴倒在血泊中，得手的特务撒腿撤离。当附近的行人赶来，将李公朴送至医院时，他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四天后的7月15日，闻一多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劝说，走进了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的会场，走到了众人面前，发表了那篇流传至今的最后一次演讲，而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大门。

当潜伏在现场的特务把这一消息传回后，王子民等一众特务顿时坐立不安，当即决定提高对闻一多的暗杀优先级，暗杀时间就定在这天下午。

当天下午5点多，闻一多告别了民主周刊的朋友，踏着沉稳的步伐离开。朋友们未曾想到，这次告别竟然成了永别。走在回家的路上，闻一多与长子闻立鹤畅谈着近来的时局变化。在血染的夕阳下，两人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住所大门前。

就在这时，已经埋伏已久的特务们闪身而出，在光天化日之下连开数枪。子弹击中了闻一多，致其当场身亡。闻立鹤第一时间试图将父亲扑倒，同样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

正义不会缺席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多名真凶皆因反革命杀人罪被处以极刑，为李闻血案划上了句号。

1950年3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1946年7月在昆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国民党特务凶首熊福广，已被重庆市公安局逮捕归案。该犯供认暗杀李、闻系直接奉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之命令执行。熊匪当时任伪警备司令部特务营长，行凶后曾受到蒋介石匪首奖励……”1951年3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在昆明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主犯、国民党特务分子王子民已在成都市伏法。”

【凶手伏法的报道】

1951年4月，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布告：“云南解放后，将特务袁炳南、崔宝山、兰亚民、吴传云四犯逮捕归案……查该犯等杀害民主人士，罪大恶极，全国人民无不愤恨，一致要求严惩凶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将袁炳南、崔宝山、兰亚民、吴传云四犯判处极刑，于1951年4月14日下午3时将上列四犯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1957年4月，蔡云旗在江苏盐城经群众举报而落网，一年后被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58年，另一名参与杀害李公朴的特务赵凤祥在湖南湘潭被逮捕。1959年3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杀害李公朴先生的主凶赵凤祥在长沙市伏法。”

李闻血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使更多的人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李公朴与闻一多的牺牲，虽然称不上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们的鲜血却唤醒了许多还对国民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彻底倒向革命与群众，加速了国民党统治走向灭亡。

1946年昆明街头的几声枪响，引起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恐慌，人人担心下一个倒在屠刀下的就是自己。

清华大学校长、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教授，在闻一多被刺当天给教育部的电报中，曾用了“同人极度恐惶”这种公文中罕见的字句来反映广大民主人士当时的心态。就连不少之前保持中立态度的知识分子，都接二连三地倒向了中共阵营。

可见，对于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他们对现实如何认识，或是在国共之间观望，闻一多的死都使他们切身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和打击。如果说当时的社会背景是闻一多笔下的死水，那么闻一多就是自己笔下的红烛，燃烧了自己，为同行者和后来者照亮道路。

历史表明，一些与闻一多有相同思想基础的知识分子，在悼念闻一多时的言辞已经越过了人道主义的界线。

著名化学家黄子卿教授在称赞闻一多“学问道德，夙所钦佩”的同时，更推崇他“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和“为主义而牺牲”的精神，认为闻一多其死“重于泰山”。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他就是由于闻一多之死，才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国民党连闻一多这样的学者都不能容忍，学术自由的思想还有出路吗？

【闻立雕著作《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