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闻血案：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上）
1946年7月11日深夜，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在昆明突遭暗杀。四天后的7月15日，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同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发表了演讲。
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话音未落，当天下午，闻一多竟然也遇刺身亡。
一城之内，五日之间，两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接连被害，舆论哗然。
举世皆知，李公朴、闻一多之死是一场政治暗杀，真正的凶手是国民党政府。就连负责调查此案的国民党要员也曾暗中认为，这场暗杀出自于蒋介石的授意。
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李闻血案：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上）》。
最后一次讲演
1946年5月，抗战胜利已将近一年，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南开等学校的师生，已经开始陆续北迁，准备回到北平、天津的原校址复校。
昆明城内，针对民主人士的明枪暗箭，这时愈发明显。当时不满18岁的闻一多次子闻立雕，曾在西南联大校内的近日楼附近，亲眼看到要用四十万元买闻一多头颅的标语。
眼见昆明的白色恐怖越演越烈，闻一多的朋友和同事都劝他早日北上。只是，闻一多是云南民盟的主要领导之一，还想多留一段时间。
另外，妻子高孝贞患有心脏病，承受不了陆上交通漫长颠簸，闻一多想让全家乘飞机返回北平。可是，当时大批战时疏散到后方的机关、企业、学校都要北迁，机票哪儿有那么好买？
6月20日，西南联大分配来两张飞重庆的机票，闻一多让次子闻立雕、三子闻立鹏先飞往重庆，在那里等全家到齐后再同返北平。
闻立雕一直记得，父亲叮嘱他和弟弟路上要注意身体，“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北迁的同学乘汽车离开昆明。当晚10点多，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看完电影，乘坐公共汽车回家。车至青云街，李公朴夫妇下车，经学院坡小巷慢慢往回走。
刚要上坡，只听后面轻轻的“啪”的一声，李公朴突然倒地。张曼筠赶紧去扶，这才发现李公朴的后腰全是鲜血，他中枪了！第二天凌晨4点，历经“七君子”事件、“较场口血案”都大难不死的李公朴，永远闭上了双眼。
【“七君子”合影，右二为李公朴】
身为李公朴挚友的闻一多在接到这个噩耗后悲愤交加，泣不成声。李公朴遇刺已经让昆明人心惶惶，闻一多家中又得到了更恐怖的消息，说暗杀者有个黑名单，李公朴排第一位，接下来要暗杀的就是闻一多。
有天半夜，一名不认识的青年跑来报信，说三青团某人传出消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决定按南京密令首批暗杀四人，逮捕十余人，闻一多就在名单上。
种种刺激下，高孝贞与家人忧心忡忡，闻一多却不以为意。
7月15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李公朴的死感到悲愤。但因为害怕受到牵连，许多人不敢出席。
为安全起见，家人和朋友劝说闻一多，目前的形势下不宜在公开场合露面。可他只答了一句：“李先生为民主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争来争去，最后达成协议：闻一多只出席，不发言。
可是，走进至公堂，看到李夫人张曼筠声泪俱下地汇报李公朴被刺经过，话语常因悲恸中断，闻一多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走上前扶着李夫人坐下，随后即席慷慨陈词：“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随着铿锵有力的话音落下，掌声如潮水般将现场淹没。闻一多不怕牺牲，但他可能也没有料到，这次讲演果真成了他的最后一次讲演。
【1946年2月，闻一多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
“谁杀死了我的爸爸”
报告会后，闻一多到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长子闻立鹤不放心，特意护送父亲到民主周刊社门口，下午五点多散会后又去接父亲。
民主周刊社离闻一多的居所不过200米左右。父子二人走到距离居所大门只有十多步时，枪声突然响起，子弹像雨点一样射来。
闻一多头部中三枪，胸部、左腕也被击中，闻立鹤身中五枪，肺部被打穿，一颗子弹距离心脏仅有半寸……
听到枪声和呼喊的高孝贞和家人急忙奔出门外，将父子俩送去云南大学医院。19岁的闻立鹤捡回了一条命。可闻一多的伤是致命的。时年47岁的他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一丝生命迹象。
闻一多遇难时，清华大学校长、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也在昆明城内。下午五点多，潘光旦教授的夫人忽然急急地跑来，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枪杀。
梅贻琦惊愕不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两天后的17日清晨，远在重庆的闻立雕、闻立鹏还不知情。两人正准备吃早饭，旁边的校友递过来一张报纸，赫然印着父亲遇难、大哥重伤的消息。闻立鹏当场大哭起来，闻立雕急得要回昆明。回去就是送死，好不容易才被教授和校友们劝阻。
两人悲愤难忍，当即写下《谁杀死了我的爸爸》一文，呼吁“缉拿凶手和幕后主持人，替我爸爸报仇”，发表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新民报》《西南日报》等报刊上。
【闻一多与家人】
1946年7月17日，蒋介石正在庐山游山消暑，观景散心。他惬意的心情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短短五天，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暗杀身亡。
这一天，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了“李闻血案”。
他这样写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
“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平时日记中每事仅记寥寥数语的蒋介石，这次花费了150多字的笔墨记述昆明之事。
在日记中，蒋介石的第一反应是担心事件被共产党所利用，此外便是对所谓“最可耻”的民盟成员避去美国领事馆的谩骂。对于惨遭意外的李公朴、闻一多二人，蒋介石笔下未见丝毫同情，反而将他们称为“党酋”。
以“酋”称呼一党之首领，言语之下的情绪显而易见。更何况，在蒋介石眼中，这个党还是他恨之入骨的“共党”的“外围”——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起初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其成员多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民盟当时的主席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张澜。
【蒋介石日记】
“真不知人间何世”
李公朴和闻一多，其实不算是民盟“党酋”，只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
加入民盟前，李公朴就是颇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早在1936年，他就担任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因为积极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他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抗战胜利后，李公朴担任了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委、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继续投身于反内战、争民主活动。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当场打伤民主人士60多人，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李公朴就在其中。
与李公朴相比，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闻一多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诗人、学者，同时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1945年8月12日，闻一多在获悉日本乞降的第一时间，就把留了八年的长须剃掉了。之前他曾发誓，抗战一日不胜利，就一日不剃须。可没过多久，闻一多就感觉到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阴影。好友李公朴打趣他：“你的胡子是不是剃得早了些？”闻一多回答：“那就把它再留起来！”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出动大批军警和特务，袭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殴打学生，投掷手榴弹，导致4名师生遇难，50多名青年受伤。
闻一多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一文，怒斥这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946年6月底，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闻一多等在昆明发起了万人签名的呼吁和平运动，反对内战。
【1946年6月，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图为突围队伍到达延安】
1946年，是中国社会出现重要转折的一年。
年初，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斡旋下，国民党破天荒地第一次与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代表坐在一起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有利于团结与民主进步的五项协议。政协五项协议的诞生，曾给中国人民带来美好憧憬。
然而，视中共为心腹之患的蒋介石不甘心中共力量坐大。国民党先是纠缠于政协协议的修改，继之又在东北问题上挑起争端，重庆“较场口惨案”“南通惨案”“南京下关惨案”等一系列流血事件，就发生在这一形势下。
就在全国各地掀起反对内战高潮之际，刚刚在“较场口惨案”中身受重伤的李公朴竟又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随后，闻一多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特务多人围攻狙击。
愤怒的抗议浪潮一时席卷全国。
7月17日，毛泽东、朱德给高孝贞发来唁电：“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正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联名发来唁电，称李闻之死“中外震惊，令人捶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
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国民党一面大举进攻解放区，一面“纵容、指使特务机关在大后方暗杀和平民主领袖，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政府犹不敢肆意为之。”
【在上海举行的李闻追悼大会】
7月28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李公仆、闻一多烈士大会。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雕、闻立鹏兄弟俩参加。
15岁的闻立鹏走上了祭台。他说：“记得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时，也有如这样多的挽联，这样多的花圈，这样多的人。爸爸那天对我说，他们死得好惨啊！现在，想不到爸爸也死得好惨啊！”听了闻立鹏的话，台下的人都痛哭失声。
闻立鹏停了一下，接着说：“我爸爸被杀死了。有人造谣说是共产党杀死的，是什么地方人士杀死的，还有人说是爸爸的朋友杀死的。我奇怪他们怎么不痛快地说，是我哥哥杀了我爸爸？”几句话把人们的愤怒激到极点。
最后，闻立鹏提高嗓音喊道：“我爸爸死了半个月了，现在还没有捉到凶手。现在我要求大家协助我，我们要求取消特务组织！”
权力中枢一头雾水
暗杀的真相，查起来并不难。
李公朴之死的确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暗杀：行刺时间是夜里10点多，地点也选了一条少有行人的偏僻小巷，加上暗杀使用的手枪紧贴在李公朴后腰，仅有“甚小之爆炸声”，连同行的张曼筠也是在李公朴倒地后才发现的。
与李公朴之死不同，闻一多可以说是牺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明杀”。他遇刺的地方，距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仅200米左右，周边还有两个派出所。刺杀枪声很大，行凶者似乎有恃无恐，多人围击，撤退时连弹壳也没有捡回。
从现场留下的弹壳可以判断，行凶者用的是20响连发的小型盒子枪。这种枪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在云南只配备给了警备总司令部。由此来看，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难辞其咎！
【闻一多遇刺案的媒体报道】
蒋介石在17日获悉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刺的消息。
从当天的日记可以看出，此前蒋介石似乎并不知情。他在当天还给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发了电令，要霍“负责缉获正凶”，要求“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查案。
不过，蒋介石也并没有完全信赖霍揆彰。他同时命令时任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的唐纵亲赴昆明，主持破案。
根据1991年出版的《唐纵日记》记载，闻一多案发生后，唐纵便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究为何方所为”。可一通交流下来，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蒋的侍从室情报部门，都对此事表示一头雾水，不清楚状况。
最先被怀疑的，是历来惯用暗杀手段的军统。不过据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的沈醉披露，李公朴、闻一多的死并非军统所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这令蒋介石大为光火。
由此可知，当时国民党权力中枢和军统内部皆对刺杀李闻一无所知，李闻惨案的幕后指使者或者另有其人。
奉命去昆明查案的唐纵只能硬着头皮前往云南，对能查出什么结果心里没底。临行前，他先和毛人凤等军统头子商量出了一个“结果”。据参与讨论的沈醉回忆，这个“结果”就是“要来一次对中共的诬陷”。
他们准备带两个人到昆明，叫他们在审讯时承认是凶手，而且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
【负责而查办李闻案的警察头子唐纵】
根据唐纵的要求，沈醉亲自去重庆的看守所中寻找这样的“凶手”。
这样的人需要满足的条件不少：得是违反纪律被处分的军统特务，有“戴罪立功”的积极性；要经得起反复审讯而不露马脚；要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没有“露过相”……
“凶手”审讯后会被判死刑。唐纵许诺，行刑前会用其他死刑犯替代，而这两个人会被派到远离云南的东北、西北去任职。
可沈醉还没把两个“凶手”找齐，就接到毛人凤的通知：别找了，军统云南站已经有了线索。
也许是为了洗清自身的嫌疑，军统以极高的效率查清了李闻血案的来龙去脉。
唐纵20日才启程，人还没到昆明，便接到军统局第三处处长郑修元来电，得知李闻惨案与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有关。郑修元的第三处在军统中专门负责暗杀工作，此次用来破案，可以说是专业对口，可信度极高。
7月23日，当唐纵一行飞抵昆明时，高速运转的军统网络已将执行刺杀任务的凶手揪出。
他们全部都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在职人员，凶手的职务、姓名和刺杀前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一清二楚。至于幕后指使者，答案已经呼之欲出，正是当时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
【蒋介石亲信门生霍揆彰】
“幼稚荒谬极矣”
唐纵在日记中记载：“下机后修元、毓桢、少侠等报告李闻案真相与经过情形，余诫以对外谨慎言论。”
考虑到霍揆彰是自己的湖南老乡和黄埔同学，唐纵决定先找霍揆彰面谈。可当唐纵前去探口风时，霍揆彰却抵死不认账，并装模做样地表示会协助破案。唐纵无奈，只好将所掌握的证据直接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疯子”霍揆彰，不但不准备认罪，还自作聪明地又设计了一个一箭双雕的伎俩。
闻一多父子被刺当天，霍揆彰就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向昆明各报送去了悬赏缉凶启事，并开出“凡能捕获凶犯解部法办者，各奖法币一百万元；凡能闻风报讯因而缉获者，各奖法币五十万元”的赏额。“捉贼”态度之积极，看起来像是完全不知情。
然而，李闻血案引起的巨大舆论反响，超出了霍揆彰的预料。
蒋介石又发来电令，命他“负责缉获正凶”。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正凶”，恐怕交代不过去。可真凶是他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交代。霍揆彰就找到了一个他认为会令蒋介石满意的“正凶”。
7月20日，霍揆彰下令逮捕了杨立德。杨立德原是龙云的重要幕僚，曾任昆明行营及绥靖总署副官长。
龙云在抗战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多年，其势力让蒋介石很是头痛。1945年抗战刚胜利，龙云就被逼下台，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霍揆彰抓了杨立德，施以酷刑，逼其承认组织暗杀团，用意是在推卸自己责任的同时，把火引向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龙云。
【龙云与蒋介石】
霍揆彰一门心思对杨立德刑讯逼供，不但对前来查案的唐纵死不认账，而且对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接二连三的召见手令也置之不理。
蒋要霍揆彰24日到庐山面报，可霍直到7月25日才启程——这一天，杨立德终于屈打成招。
手握供词的霍揆彰自以为得计，一边准备启程，一边开始散布假消息。国民党官方通讯社中央社昆明分社在霍揆彰启程前发出消息：“经军警当局连日之努力，对李闻二氏暗杀案，已经有确实之线索，日内全案当可大白。”
途经南京时，霍揆彰干脆宣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得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队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捕，并供认不讳。”
他还煞有介事地对记者说，李闻被刺是当前有力集团发动的有计划的谋杀，目的在于嫁祸政府。
生怕公众不明白所指是谁，霍揆彰又补充一句，谋杀案的主使人已经逃回昭通原籍躲避……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龙云的三子龙绳曾。
但这番试图嫁祸龙云的谎言，很快被揭穿。原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因公路过南京，刚好看到霍揆彰对媒体的表态，特意发表谈话，说龙绳曾去年夏天就已回原籍，李闻案发生时龙绳曾根本不在昆明，更无所谓“逃往昭通原籍”。
龙云也被激怒，在南京公开表示，少数报纸的不负责任之报道，已经涉及了私人名誉，应负法律责任。
【昆明西仓坡闻一多先生殉难处】
实际上，霍揆彰对龙云的诬陷，连蒋介石都不相信。
早在7月20日，蒋就在日记中抱怨，“干部之无智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或许是想到国民党内部的一贯作风，当时他已猜到是手下“干部”所为。
7月25日，霍揆彰赶到庐山时，还不知道蒋介石已经知道了全部案情，拿出自己设计的案卷，等着受嘉奖，结果等来的是蒋大发雷霆。蒋在日记中写道：“晚课后召见霍揆彰，彼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共供，其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指出其行刺之人名。”
不过，骂归骂，蒋介石并没有惩处这个自作聪明的愚蠢属下，而是“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
（未完待续）
本文综合摘编自搜狐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和《扬子晚报》
作者： 延鹏、易辛
文章来源： 闲话说当年 微信公众号
版权保护声明：云之南华人频道（yznchinese.com）选发有优质传播价值的内容，请尊重原创内容版权。如所选内容未能联系到原文作者本人，请作者和 yznchinese 电邮联系。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单位和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