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兰：《火车经过人字桥》（散文）

赵丽兰 云南澄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诗刊》《大家》《星星》等。出版散文《月间事》、诗集《梁王山看云》

火车经过人字桥

一

滇越铁路的小火车，跟我最初始的关系是甘蔗、花生、午餐肉罐头，以及一年见到一次的爷爷。爷爷从小龙潭乘滇越铁路的小火车回来，一定会带着这几样小镇没有的稀缺品一起抵达。甘蔗是甜的，花生是香的，它们跟味蕾的享受有关。午餐肉罐头则是高级的，高级一词，是可以用来炫耀的。吃了午餐肉罐头，不仅填饱了肚子，最重要的是可以捏着嗓门，学着外地人的口音，和小伙伴们说，你们有吗？坐火车来的呢！因为一盒午餐肉罐头，我的童年以火车般的加速度高级起来。有一年，爷爷带回一双坡跟小凉鞋。穿上坡跟小凉鞋，我是镇上的白雪公主了。对一个小姑娘来说，这才是“高级”真正的开始。我的十个脚指头露在外面。美，以及前所未有的骄傲，让一个小姑娘可以有资本想象，长大以后要嫁一个怎样的男人，才配得上这双坡跟小凉鞋。我愿意在一双坡跟小凉鞋的衬托下，成为一个有野心的小姑娘。人如果一直想象，就会与自己构思的某个故事相遇。我看见有光照在我的小凉鞋上，我相信，我会穿着它抵达未知的远方。我还愿意在一双坡跟小凉鞋的衬托下，成为一个与滇越铁路上的小火车发生故事的人。如果长大必须嫁人，我肯定不会嫁在镇上。几步路就可以从我家到他家，这一生，该是多么苍白无聊。我和一个人的距离，至少要有一条铁路那么长、那么远。如果抵达越南，要有八百五十四公里，沿途经过一百五十八个隧道、一百七十四座桥梁、六十二个车站。如果故事只发生在云南，那也有四百六十五公里这么远。

一个小姑娘的野心，天真而滑稽、高级而荒诞。想象最终没有实现，小火车的故事，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发生了。

二年级暑假，妈妈带我坐小火车到小龙潭去看爷爷。起点的小站叫水塘，终点是小龙潭。我们坐的是傍晚的夜火车，第二天天快亮时抵达小龙潭。火车一路呼啸奔跑，蜿蜒穿行在崇山峻岭中。我扒在窗玻璃上，窗外掠过湖水、田野、村庄、山峰、树木、云彩。经过阳宗海时，感觉火车就像在水上游动。一路往南，南盘江的水一会儿平缓一会儿咆哮。过山洞，轰隆隆的声音撞击着洞壁，狭窄尖锐，仿佛要把人带到悬崖峭壁上。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尚缺乏足够的能力去理解一列火车的速度。沿途的景色，看水即水，看山即山，看树即树。暮色落下来，经过村庄时，零落的灯火闪烁在暗夜里，随着火车的移动，一跳一跳的。

从水塘到小龙潭，算上起点和终点，一路要经过二十三个车站。印象最深的是凤鸣村站、可保村站、糯租站、拉里黑站、巡检司站。这些站名，延伸出一种加速度，抵达某个村庄内部的细节。火车抵达可保村站，一个和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拉着一个小男孩上了车。小男孩圆脸、厚嘴唇，敦实可爱。小男孩看着我手里的一颗水果糖，直咽口水。我咬了一半，递给他。他们说听不懂的话，无法交流。只有水果糖，不论在谁的嘴里都是甜的，润泽着陌生人的唇齿，桥一样传达着情感。火车载着我和母亲，和一些陌生而新鲜的人相遇，但，并不会为彼此停留，他们接近我所不能企及的某种神秘。我和母亲只是他们的过客。母子俩早我们下了车，临走，对我们笑笑，算是告别。半颗水果糖的甜，戛然而止。

新鲜和兴奋过去，疲累袭来，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对面多出一个陌生的男人，瘦高个，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现在回忆起来，男人大概三十多岁，比母亲大一两岁的样子。男人一边和母亲说话，一边从裤兜里掏出两颗水果糖递给我。水果糖带着他身体的温度，散发出温热的香气。哦，暧昧，又是从水果糖开始的。那个下了火车的小男孩，我咬给他的半颗水果糖，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获悉了这列火车的甜蜜，但不会告诉大人那种甜蜜的味道。水果糖，成了确立秘密的暗语。比如此时，比如瘦高个男人和母亲，这种甜蜜让一列火车的延伸有了更为具体的目标。母亲干净漂亮，身材高挑，凹凸有致，五官搭配完美自然，属于少而珍贵的长相。穿一件洁白的的确良衬衫，在滇越铁路米轨小火车靠窗的位子上坐着的母亲，也算是在一列火车的江湖上行走。一个漂亮的女人，吸引了陌生男人的目光，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也有点儿别的说不出的什么，让母亲与火车上的其他女人都不同。或许是因为那件白色的确良衬衫，它太白、太耀眼了。

美好的故事就是坐着一列火车去远方。男人和母亲说了一会儿话，大概是问对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依稀记得，男人说，他还远呢，火车要经过人字桥，才到他要去的白河桥。

起风了，有些冷。可能是受凉，也可能是不习惯小火车的摇晃颠簸，母亲晕车了，晕得天旋地转，开始呕吐。男人脱下他的蓝色外套，要给母亲披上。禁忌与关心让他们显得与众不同。母亲拒绝，男人坚持。我看不清他们内心的挣扎。母亲把我搂在怀里，贴近我的气息，她潮热、颤抖、惊慌，在向我寻求保护和力量，似乎她才是我的孩子。同时，某种在暗处闪烁的亮光，在母亲的脸庞上一闪即逝。那一闪即逝的光亮，我后来认定，是她一瞬间产生的对一个陌生男人的信赖。陌生的路途上，相互之间的关心和帮助并没有什么，只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母亲或许把瘦高个男人的关心理解为“爱”了。

困倦再次袭来，我靠着母亲，疲倦地睡着了。再次醒来，小龙潭站到了。窗玻璃上蒙着一层雾。母亲摇晃着站起来，用白衬衫的袖口擦去窗玻璃上的水雾。袖口上留下了一抹黑亮的灰尘。那是煤炭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开远小龙潭是一个工业城市，是长江以南最大的露天煤矿开采点。开远，旧称阿迷州，后取“四面伸开，联结广远”之意改为开远。滇越铁路的小火车开通后，开远的工业日渐兴盛繁荣，亦有“火车拉来的城市”之说。透过车窗，我和母亲看见爷爷在站台上向我们挥手。瘦高个男人睡着了，车靠站也没醒。不知什么时候，他将外套竖直了衣领，遮住了脖子和下巴。凌晨五点的小站的确有些冷，他杂在睡着了的陌生旅客中间。铁轨和火车轮子摩擦碰撞发出的停靠声，延伸出尖锐的呼啸。走出车门时，我回头看了瘦高个男人一眼，睡着的他面无表情。火车将继续载着他去往下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

许多相遇一开始就已经结束。长大后，我曾肯定地想，母亲不应该拒绝瘦高个男人的蓝色外套。一些甜蜜而温暖的苏醒，跟好坏没有关系，即便有爱发生，也越不过人与人之间平常而美好的关心。

滇越铁路小火车上的故事，发生在那些一个小站下去另一个小站又上来的人群当中。起风了，给一个陌生人披上一件外衣，接纳或者拒绝，都是自愿的。我还小，我是母亲和那个陌生男人产生瞬间温暖的局外人。连偶然吹起来的风，都参与了那一瞬间的温暖，只有我，一个小屁孩，什么也不懂，任由他们为了一件衣服推来搡去。那个时候，我只想把他给我的两颗水果糖吃掉，获取它们的甜。但是糖不会说出口，它甜得如此暧昧。就像这件衣服，说是为了挡风，但是风，不会说出一件衣服的暧昧。每天都有故事在滇越铁路的小火车上发生，那些从一个小站上来的人，可能在另外一个小站跟着另外一个人下去了，成了某个村庄的媳妇或者女婿。

如今，滇越铁路的小火车是一种记忆，大到家国情怀、历史钩沉，小到发生在平凡而普通的人们生命里的故事。很多年后，我在一篇小说里写到一个场景：高铁经过一座起雾的大山，一个男孩在起雾的窗玻璃上写下一个女孩的名字。这个场景是虚构的，这个场景也是真实存在的。写下这个场景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用白衬衫的袖口擦去小火车窗玻璃上蒙着的一层水雾。袖口处，留下一抹黑亮的煤炭灰。旁边，一个瘦高个的男人靠着窗玻璃，疲惫地睡着了，蓝色的衣领竖起来，遮住了脖子和下巴。每个人的心里都存在着温暖，一直都存在着。或者是爱情，或者不是。或者是诺言，或者不是。它只是某个特定的时刻、特定的场景里一闪而过的温暖。那一刻，人们曾经传递温暖和甜蜜，以为能一起抵达某个小站，小龙潭，或者白河桥。未来，如果我写一篇关于滇越铁路的小说，我想，故事里的男主角，一定会在积满水雾的车窗玻璃上写下一句话：火车经过人字桥，就到白河桥。

关于滇越铁路，关于人字桥，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似乎还没有进入它们的内部。但是我相信，我所讲述的发生在小火车上的故事，并不是多余的。我曾经和一个朋友讲过这个瘦高个男人，当然，还有两颗半水果糖。我对朋友说，火车经过人字桥，就到白河桥。朋友说，我们买一大兜水果糖带着，一起去坐小火车。朋友让我带他去小龙潭，然后，经过人字桥抵达白河桥。

和朋友讲故事的那天，我们在滇越铁路宜良境内的徐家渡火车站漫游。徐家渡的小火车停运后，小镇就空了。那天，在小镇上碰到了一个老人，闲聊了几句，他主动当了我们的向导。这里的每所房子，既是孤立的，又是相融的。每到一处，老人都挺熟悉。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火车穿越徐家渡，开往远方。这条窄窄的巷子，每逢赶街天，挤得水泄不通。老人沉浸在回忆里，仿佛那些拥挤的人群从未离开过。街上空空的，午后的阳光加剧了这种空荡感。斑驳的墙壁上挂着一个空邮筒，绿色的油漆有些已脱落下来。这空空的街道，是历史进程中的必要缺席。而对老人来说，则是生活的继续。老人就住在街道的尽头，屋里躺着他的老伴，已瘫在床上六年。他们结婚五十年了。相框里，年轻的妻子梳两条粗黑的大辫子。铁轨、小火车、街道、空邮筒、年迈的老夫妻，所有的事物都在不断变化、拆毁，到了某个节点，又融为一体。有些事物在毁掉很久以后，突然在某个日子里重焕生机。

我对朋友说，小火车客运已停，人字桥和白河桥，我也没去过。朋友是一个执着追求理想和事业的人，坚强笃定，但遇到难事也会伤感脆弱。每每到人生的关键路口，他一样需要被关心。我没有拒绝他要到小龙潭，或者穿过人字桥抵达白河桥的愿望。我怕拒绝他就像母亲拒绝一件蓝色的外套那样，只能将故事移植到小说的某个场景里，在起雾的窗玻璃上写下那句话：火车经过人字桥，就到白河桥。

从徐家渡回来，搜集了很多关于滇越铁路的资料。在网上买了《飘荡在峡谷间的笛声》《滇越铁路与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滇越铁路：一个法国家庭在中国的经历》《领事方苏雅：滇越铁路与云南往事》《滇越铁路：来自法国的解密文件》《静卧在风中的故事》。

关于这条铁路的前世今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铁路与那些曾经发生的故事交错在一起。现代性的焦虑，就是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得太快了。“云南十八怪，火车没有汽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的年代，已然过去。

抛开当年法国人对殖民统治的野心不说，一条铁路自河口北伸，经红河、玉溪抵达昆明，穿越崇山峻岭、大江河流，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由此文明交融，故事交错。为了修筑这条铁路，有一万两千人死在了米轨下。有关铁路的实用与美学的矛盾便诞生了。故事便发生在这样的矛盾中，动人的、悲伤的，可歌的、可泣的，温暖的、残酷的，这些情感组成了一个个故事的核心。讲完或听完这些故事，我们的眼睛，除了泪水便淌不出其他的液体。

二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机缘巧合，我要经过人字桥去往白河桥了。

那些火车上发生的故事，是一条铁路隐秘的存在，不要试图去破译它。火车上，无数张脸藏在蓝色的外套里，竖直的衣领可以遮住脖子和下巴，还可以遮蔽那些曾经的故事。并不需要为一条铁路赋予更多的意义，既已动心起念，那就起程付诸行动。

在网上订了票，二月二十七日十一点十一分，昆明—蒙自，C564，二等座11车厢14D。同行的还有四个熟悉的朋友。我们分散在不同的车厢，将一起抵达蒙自。当天晚上开完会，第二天各自去自己的目的地，一个去个旧，一个去开远，一个去泸西，一个去绿春，一个去屏边。火车已经改变了路线，南盘江，或南溪河，已经看不见了。我望着窗外。我已经望了很长时间，没有一个站名和我所叙述的故事有关。

一九一○年四月一日，火车开到昆明城，又从昆明城开到越南，途经六十二座车站。滇越铁路上的这些小站，海市蜃楼一般，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一下就找不见了。

在C564高铁上，我又想起了那个和我分享一颗水果糖的小男孩，以及穿蓝色外套的瘦高个男人。在依然拥挤的火车上，许多张脸面无表情。我将脸贴在窗玻璃上，我的脸和窗玻璃里的脸合在一起。我的嘴碰到了我的嘴，我亲了亲自己。窗外，城市、村庄、山峰、天空、白云一闪而过。我和自己拥抱，我在不曾空白的记忆里，一路寻找那个小男孩和穿蓝色外套的瘦高个男人。火车上的人们浪漫、悲伤、等待、幻想，持有另外一种世界观，相信远方，相信奇迹，相信一切善良而美好的故事。

火车经过昆明、昆明南、玉溪、通海、建水、个旧，然后到蒙自。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速度让一些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它终结了某种可能的延伸，许多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我旁边的座位一直是空着的，等待有人坐进来。事实上，即使有人坐进来，谁也不会对谁主动开口说话。低头玩手机，是二十一世纪旅行者的常态。我们仿佛进入到一种受伤的文明之中，一切都是空洞而真实的。

看着玻璃窗里的自己微笑，想起小男孩盯着我手里的水果糖咽口水的样子。半颗水果糖的甜，是记忆得以延续至今的秘密缘由，它将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让我可以将小火车上的一些个体经验，还原为一个具体的故事讲出来。如今回想，我当时是多么天真骄傲，那颗水果糖便是我骄傲的资本。

在建水站，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坐进了我旁边一直空着的位子。小姑娘戴着耳机，一直在听歌。我们无法交谈。她面前的小桌板上摆着一盒巧克力。我把头转向窗外，那一瞬间，至少在那一刹那，我的舌尖泛起一股神秘的甜。我竖了竖衣领，试图遮住面对小姑娘的那半张脸，然后假装睡去。

那个曾经在小火车上遇到的瘦高个男人，他面无表情沉沉睡去的样子，是否如我此时一样，是假装的。我想起母亲贴近我时的气息，潮湿、紧张、甜蜜，带着一闪而逝的光。那个穿蓝色外套的瘦高个男人，会在白河桥让我替母亲遇见他吗？这样的假设，显然等于幻想。我将曾经具体的故事转换为一种情绪，期待着在已经提速的高铁上遭遇突然而至的美，哪怕它又戛然而止。如果故事有目的，那么这隐秘而美丽的故事，带着秘而不宣的暧昧，也只能在目的里不可企及地期待，像滇越铁路一样长、一样蜿蜒曲折。故事被一列小火车载着，一直延伸到山川、河流、湖泊、天空、云朵的内部。

五年前，去小龙潭煤矿，找寻跟爷爷有关的人和事。联系了发小，他就在小龙潭煤矿工作。发小大我三天，我的母亲和他的母亲年轻时算是闺密。玩笑中，她们还曾给我们订了娃娃亲。一条铁路的尽头，也未必就是目的地。初中以后，发小和我便互无音信了。在开远，他带我去小龙潭、碧色寨、洋人坟，带我吃荷包洋芋，带我看凤凰花……站在空阔的露天煤矿，烈日下，我仿佛看见爷爷脱下工装，换上干净的衣服，带上甘蔗、花生、午餐肉罐头，还有一双坡跟小凉鞋，坐上从小龙潭开往昆明的小火车。妥协、悲苦、责任、温暖，以及爱和慈悲，是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必须经历。经历过这些的爷爷，看着穿坡跟小凉鞋的我一天一天长大，甘蔗的甜、花生的香、午餐肉罐头的高级，便有了更加“高级”的意义。

电影《芳华》让许多心里装着故事的人慕名前往碧色寨，碧色寨成了一个把秘密公之于众的小车站。那些内心里小小的窃喜，私密而不可告人，一旦被放置于公众场所，竟又显得落落大方，故事的演绎便有了充足的理由。朋友圈里看到过一组照片，是一对中年夫妻，男着一件青布长衫，叼着霸气的烟斗，女穿一袭棉质的素色旗袍，提着旧式的竹编箱子，眼含春水。两人撑一把伞，牵手走在碧色寨的小米轨上。旧式的装扮，试图覆盖住生活的本真面目，那瞬间的姿态显得饱满而新鲜。

发小带我去了碧色寨。一排空闲的法式小平房前爬满了葡萄藤，刚刚结出翠绿的小果实，仿佛是才睁眼的婴孩，这未曾沾染尘埃的生命，对人间充满好奇与希望。入鼻的空气，有葡萄酒醉人的清香。这些葡萄来自法国，是纯种酿酒葡萄。小米轨上，和一个陌生人擦肩而过，他走出很远，还不停地回头看我，目光灼热尖锐。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赖和信任。我知道这种突然产生的信赖和一条铁路有关。铁路延伸出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碧色寨和人字桥一样，都是滇越铁路的一部分。我已经把一整条铁路当成了时间的归途和去处。

那些关于滇越铁路上小火车的故事，即使真的写一篇小说去还原细枝末节，也很难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但结局不重要，就像爷爷，每次他都带着一个印有“上海旅行”字样的沉重旅行包回家。来回往返，他的心空了很多年；来回往返，他的心也充盈了很多年。

殊途同归。先乘C564次高铁，然后转乘公务用车，二○二二年三月一日下午我抵达了一座桥，它是人字桥。到达五家寨四岔河，已是下午五点。阳光明亮，山峦陡峭，流水湍急。天空飞过一只鸟，翅膀背负着蓝天。四岔河的天空，蓝得无法解释。真想做一只鸟，翅膀一晃，蓝天便属于你了。

四岔河安静得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桥上空无一人，山川、河流、峭壁像是从未有过丝毫变动。那些消失在天国的流水、风声、云朵，以及八百名劳工，一百年前明明就在这个地方，但就是找不到一点儿蛛丝马迹。也许，他们已然在时间中获得了另外一种生命，甚至比原本的生命更丰盈。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人字桥，就是伤口处长出的翅膀。

站在桥上，俯瞰谷底苍茫的浓绿。风，灌进两端的隧道，撞击洞壁后，以加速的迅捷穿越隧道口，形成陌生而陡峭的力量。这时，你会觉得自己像是一粒灰尘飘在空中。一条铁路已经抵达终点，要知道远方有多远，唯有回溯，回到一条铁路的起点，缅怀那些逝去的英魂。历史幽微的缝隙间有一束光，照亮了人间。

时间退回到一九○七年三月十日，随着一百余名工人入驻，红河州屏边县五家寨四岔河大峡谷往日的宁静被打破。工地上，悬崖峭壁，岩陡苔滑，没有安全设施，只能用绳子系人于半空中凿岩放炮。悬挂在峭壁上的劳工，遇毒蛇、毒蜂、大风等攻击，以自由落体的姿势坠落谷底，被湍急的流水卷走。加速度式的坠落，让一个个鲜活的身体，消失在空中、谷底，消失在人世间。

据统计，修建人字桥死亡的劳工有八百余人。来自四川巴山的邹氏两兄弟就是被毒蛇咬伤后坠落谷底，消失在南溪河的。资料记载的数据，看不到具体的悲伤，悲伤从来都与数据无关。

此时，我站在四岔河三月的晴空朗日下，群山间萌动着植物新鲜的嫩绿，草木一簇一簇地茁起，大地生机勃勃。滇南的群山，千百年来浓雾漫漫，云深林密，四野荒寂，无路无桥，甚至没有人迹。现在，一座桥横跨于两山之间。小火车停运后，随着火车汽笛的消失，桥的声音藏进了故事里。一阵风吹过来，我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声，它正由一列火车载着，轰隆隆驶过来。火车穿越人字桥的刹那，闪出一束迅捷的光，照亮了四野的空旷。

一百多年来，多少列火车通过人字桥，载来或载去无以计数的南来北往的人。那些大到家国情怀的历史，和一个个活泼泼的故事相关联。直到今天，许多故事仍然引人入胜。滇越铁路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要经历中国近代史的风风雨雨。一九○八年四月三十日，孙中山利用滇越铁路的便利在河口策划了河口起义。云南历史上唯一一位状元袁嘉谷当年从重庆改水路赴京赶考，花了两个月；一九一○年，他乘火车荣归故里，仅仅用了十一天的时间，便从京城返回昆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蔡锷将军沿滇越铁路北上，与云南军都督唐继尧发动了震动全国的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退位，维护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一九三○年，聂耳搭乘滇越铁路火车，经海防赴上海，在边境小镇河口寄出了一封简短家书。一九三七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在日军的战火中惨遭摧残，三校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中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从滇越铁路进入昆明。一路上，同学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松花江上》。

孙中山、蔡锷、聂耳以及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与一条铁路的关系，让人生出一种想象，觉得一条铁路的尽头，便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我热爱着小火车上的爷爷、母亲、小男孩、穿蓝色外套的瘦高个男人，以及和我擦肩而过的所有陌生人。如果非得用一条铁路来陈述生命和时间的本质，那么，在我的范畴里，只能是这条铁路。它在历史的进程中，以加速度的方式参与了文明和革命，然后再用漫长的岁月，把它们一一还原为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记忆。这条铁路成了一种美学，或者一件艺术品。

站在人字桥上，我感觉到了一条铁路的重量。云朵下，我是一个小小的“人”字，被书写在一个大大的“人”字上，交错重叠，相互印证。

三

讲故事的人借助一条铁路，将故事一一讲了出来。故事里，保罗·波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没有他，就没有人字桥。人字桥是一个孤独而伟大的存在，作为现代桥梁建筑的精华，它的修建是复杂的。

从埃菲尔铁塔到人字桥，从古斯塔夫·埃菲尔到保罗·波登，宛如一只鸟的两只翅膀，异曲同工。保罗·波登和古斯塔夫·埃菲尔是校友，人字桥和埃菲尔铁塔则都是“埃菲尔”式结构，同为钢架结构工程技术鼎盛时期的杰出作品。埃菲尔铁塔于一八八九年完工，人字桥于一九○八年完工，前后相差十九年。埃菲尔建造铁塔，是为了爱情。在埃菲尔的心里，爱情可以是一座铁塔的样子。十七岁那年，埃菲尔与玛格丽特一见钟情。家境优渥的玛格丽特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穷小子埃菲尔，并一直支持、激励着埃菲尔在建筑事业上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和埃菲尔相伴十五年后，年仅三十二岁的玛格丽特病逝。埃菲尔曾经答应妻子，要站在自己设计的建筑上对她说爱。一八八五年，法国政府决定在巴黎建造一座标志性的建筑来纪念即将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以及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埃菲尔最终在众多的设计者中脱颖而出，取得了摩天高塔的设计权。工程竣工后，一座标志着爱情高度的铁塔在世界上诞生了。

保罗·波登也想和校友埃菲尔一样创造奇迹，为设计跨越四岔河上的人字桥，他否定了一个又一个方案。最后敲定的设计方案的来源，一种说法是，保罗·波登看见自己月光下手叉腰杆、双足分开的样子，受到了启发；另一种说法是，剪子掉到地上站立的形状让他茅塞顿开。无一例外，它们都是人字的形状。

人字桥于一九○七年三月十日破土动工，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竣工。远在法国的保罗·波登开怀畅饮。屏边县四岔河的天际，从此写上了一个大大的“人”字。一位巨人脚蹬四岔河两岸的峭壁，双手托起一列列火车。火车经过人字桥，法国人从越南海防进入中国滇南，一声汽笛，传来了西方文明，这条铁路让红河这样一个蛮荒之地，摇身一变成为连接东南亚各国、充满异域风情的滇南重镇。罐头、饼干、香槟、葡萄酒、香烟、咖啡、手表、时钟、缝纫机、化妆品、香水、香皂，这些以前没吃过没见过的稀奇物品，渐渐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北京、上海、广东，甚至是异国，原来都这么近。铁路缩短了时空的距离，铁路还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进步，人的活动半径也随着它不断扩大。它还带来了光明，一九一二年，这里从西门子公司引进先进设备，建成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同年四月，昆明开始使用电灯，成了全国最早使用电灯的城市之一。

有了火车，便产生了新的速度、文明、思想以及生活方式。屏边县湾塘乡的村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钟表，火车经过湾塘的时间，就是他们的作息时间。当火车经过人字桥，当伤口处长出翅膀，翅膀扇动的每一缕风都成了故事。故事是旧的，比一条铁路还旧；故事是新的，比一条铁路还新。当地面上的交通工具进入高铁时代，我们开始怀念马背上的速度，怀念绿皮火车上的速度。

在C564次高铁上，我打开著名摄影家王福春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的相关链接。从一九八○年开始，身为铁路职工的王福春将镜头对准了火车上的中国人，用二十万张胶片记录了绿皮火车时代。这狭小的空间里，展现着中国人独特的生存之道。在他的镜头下，火车是一个流动小社会、临时的大家庭，人们吃喝拉撒都在车上，一节节车厢里演绎着一幕幕人间百态。有人在火车上做生意，有人在火车上打麻将，有人在火车上拉小提琴。有人脸上盖一本《Ebony》杂志睡着了，封面是迈克尔·杰克逊的特写。有位妈妈让小男孩把尿撒在八宝粥空罐里，还有一位孕妇在火车上生下了孩子。一对相拥着躺在硬卧上的情侣，看到王福春的镜头对准他们，小伙子扯起毯子遮住了半张脸。在乐山巴沟镇，有一条不到二十公里的铁路，连接着山里山外，村民怀里抱着鸡鸭鹅去县城的集市赶集。一家三口推着一头大肥猪的屁股，将猪赶上小火车。猪板着一张脸，没有表情，猪屁股后面的三张脸，却笑得花枝乱颤。这人间的喜剧，让日常的生活甜蜜轻快起来。一头猪坐上火车的情景，着实让人莞尔，打破了火车惯常的景象，充盈着活泼泼的生活气息。

只可惜，王福春没有坐过滇越铁路上的小火车，也没有关于滇越铁路小火车上故事的照片记录。一九九三年，昆明开往北京的一列火车上，王福春拍下了一个吸水烟筒的老大爷。老大爷抱着一支水烟筒，抬起眼睛望向镜头。他的脸上有鲜明的云南人特征，古铜色的皮肤沟壑纵横，带着穿越时光的沧桑魅力。

铁路携带着灵魂，人的、猪的、狗的、猫的、鸡鸭鹅的，抵达一个个目的地。因为桥，火车上的故事连接在了一起。

人字桥，这伤口处长出的翅膀，设计、建造、竣工、使用，到最后成为历史文化遗产。它参与到了我的故事中，使我叙述的一切有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滇越铁路沿途经过高山、大川、河流、湖泊、平原、坝子、峡谷、海洋，在云南境内途经十二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杂糅了历史、文化、自然、人文，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带。这注定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山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大碰撞。

人字桥所具有的意义，是一种开始、一种承载，它指引着我们从历史中来，到未来中去。

人字桥只有七百一十八米，但是作为滇越铁路上的咽喉要道，这座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块巨石上刻着《人字桥之歌》，这是守桥人王开林带领员工们创作的一首歌。

人在桥在，与桥共存。这是我们的口号。

人在桥在，与桥共存。这是我们的目标。

也是我们的誓言，团结协作，艰苦奋斗。

也是我们的自愿，确保安全，保证畅通。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如今，桥上没有旅游者，只有一个守桥的人，他叫杨有光。杨有光已经沿着七百一十八米的桥来来回回走了三十一年，他生命的意义，是静止的速度。这是一个守桥人的哲学，这也是一座桥的哲学。面对一座桥，面对一个守桥人，一种可以托付生命的安全感，在三十一年周而复始的往来中产生了。杨有光说，这并没有什么，不过是尽一个守桥人的工作职责而已。他和我们说起守桥王——王开林。“人在桥在，与桥共存。”这是王开林的遗愿，也是他生前一直践行的守桥人精神。王开林是开远屏边铁路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四十岁出头时，主动申请去守人字桥。当年，王开林的爷爷参与了修建人字桥，不幸丧生。守桥，就是守护爷爷以及八百多名劳工的英魂。王开林过世后，儿子王庆华，当兵入伍转业后回到这里，当起了守桥二代。两代人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在七百多米的桥上来回行走。敲敲这个铆钉，扳扳那个螺丝，它们光滑锃亮，已经被守桥人磨出了光。王开林、杨有光、王庆华……守桥人闭上眼睛，所有的铆钉和螺丝都烂熟于心。

站在桥上回望历史以及火车上的故事，却不知道该对这条铁路说什么。从人字桥沿着铁轨返回，碰到几个年轻人，他们坐在铁轨上，双腿间夹一瓶啤酒，说一会儿话，喝一口啤酒。此时，没有火车通过的铁轨依然锃亮，枕木旁盛开着一朵不知名的小花。雪白的花瓣在风中摇曳，这景象仿佛不是出现在眼前，而是存在于历史的回溯中。奥托·麦斯特尔家族的点点滴滴，经由一朵小花延伸出去，直到一百多年前。彼时，奥托·麦斯特尔正是参与修建人字桥的瑞士工程师。在遥远的东方，一切既艰险又浪漫。某一天，奥托·麦斯特尔在蒙自某地采得一朵雪绒花，并将这朵雪绒花附在信笺的右上角，寄给了远在瑞士的家人。奥托·麦斯特尔相信，终有一天，他的家人会来到遥远的东方，因为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有一条铁路，有一座被称为“人字”的桥。

四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九六○年的一列火车上，这列火车正从阿尔卑斯山美丽的湖滨城市卢加诺开往苏黎世。火车上，弗来迪·麦斯特尔对十六岁的女儿希尔维亚·麦斯特尔说，她的爷爷奥托·麦斯特尔留下了一些遗物。一九三七年，奥托·麦斯特尔在上海去世。当父亲将关于爷爷遗物的事情告诉希尔维亚，遥远的东方就成了她的向往。父亲过世后，患病的母亲将爷爷的两只大箱子丢到了垃圾站。希尔维亚想起了父亲说过的话，又悄悄将两只大箱子从垃圾站搬回来。希尔维亚将箱子打开，里面的东西让她震惊了。那是奥托·麦斯特尔在参与修建人字桥期间拍摄的大量施工现场照片，还有一些手稿、信件、图纸。这些物件中，最特别的是人字桥合龙时的照片。一九○八年七月十六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天，人字桥合龙了。奥托·麦斯特尔用相机拍摄下了从上午九点三十分开始至下午大桥合龙不同时段的照片，以及后来大桥拱臂、桥面架设进展、人字桥竣工的全景，留下了关于人字桥珍贵的第一手图像资料。

后来，希尔维亚和家人一起，将爷爷留下的遗物整理精选后编成了《飘荡在峡谷间的笛声》一书，由苏黎世利马特出版社正式出版。

奥托·麦斯特尔，一个年轻的瑞士土木工程师，是人字桥诞生的见证者。他将人字桥合龙时的情形装进了相机。他按下快门，这座桥便成了那段历史不可忽略的关键细节。

一百多年后，他的孙女希尔维亚终于来到爷爷修建的人字桥。满目沧桑的不只是一座桥，还有与桥有关的那些故事。希尔维亚回到了心灵的栖息之地，三代人的牵挂惦记，一切恍如昨日。那些关于爷爷的点点滴滴从记忆中涌现，让希尔维亚感到饱满充盈，不由得想起爷爷遗物里那朵采自蒙自某地的雪绒花。爷爷多次在信中给家人描绘云南美丽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并详细记录了他在云南修建铁路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希尔维亚抚摸着桥上的铆钉、螺丝，像是触摸到了爷爷的灵魂。阳光照射下，人字桥闪着亮光，和她眼睛里的光亮融为一体。

五

火车穿过人字桥，就到白河桥。

我的目光沿着铁轨延伸出去。在一个叫白河桥的地方，那个穿蓝色外套的瘦高个男人，他应该有七十多岁了。他和母亲都老了，但是故事还未曾开始。

在寻找故事的路途中，我已经准备好了结局。

二○二二年三月三日上午的行程便是前往白河桥，出发地是玉屏镇，交通工具是小轿车。车子在晨雾中穿行，一切既虚幻又真实。雾，牛奶般浓稠丝滑，将心也浸润得潮湿温润。我需要重新面对时间，重新面对一条铁路。从玉屏镇到白河桥，海拔渐渐降低，雾渐渐散去。车窗外一树一树黄色的风铃花在风中摇曳，开得轻盈、快乐、随心、热闹，像一群赏玩嬉戏的孩子。一位老人在花树下独坐，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表情，车已疾驰而过。

车子往河谷的更低处去，海拔也越来越低，气温越来越高，植被、树木随之变化。河谷深处，是高大的木棉树，那一树一树的红，仿佛是人群中孤独者的姿态，独立、坚强、笃定。木棉花的红，是一种理性的克制，像母亲的拒绝，又热烈又冷漠；又像瘦高个男人的关心，直接、真诚，又杂夹着一些小小的暧昧。

我想，他会靠在白河桥铁路旁的某棵木棉树下小睡一会儿。醒来时，拍拍落到白发上的花瓣，就此完成了一生。

白河镇到了。热浪扑过来，身体淹没在热流中。满目是遍布山坡的水果，菠萝、柑橘、香蕉、木瓜，以及正在开花的杧果。穿着苗族服饰的乡民，背一个大背篓迎面走来。这是我想象了很多年的地方，陌生而熟悉，仿佛这里生活着我的一个亲人。我无法说清这种感觉，关于时空，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几十年前，小火车上的那个场景成了我抵达白河桥的充分理由，或者也不完全是。母亲和瘦高个男人，他们已经从一列火车上下来，抵达了各自的目的地，消失在彼此看不见的时空。只有我，固执地记着瘦高个男人对母亲说过的那句话：“穿过人字桥，就到白河桥。”仿佛这句话才是故事真正的内核。

那时，母亲近乎冷漠的倔强，那么好看，又那么不近人情。一次，和母亲说起这段往事，她说，傻丫头，乱说些什么，没有的事情。没大没小的，连老母亲的玩笑都开。父亲坐在旁边，笑意盈盈，像是在听一个别人家的故事。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像中国的大部分夫妻一样，老了，更加恩爱，更加需要彼此。而爷爷，早已过世十多年。

事实上，母亲后来曾经收到过一封来自远方的信。邮递员是在次年夏天一个有雨的傍晚将信交给我的，那时，母亲弯着腰，披着一件雨衣，在谷子田里薅稗子。信封上的字迹本来就潦草模糊，雨水还将寄信地址那一栏淋湿，墨水洇晕开去，无法辨认。面对一封陌生人写给母亲的信件，我所可以联想到的母亲与外界的关联，便是小火车上穿蓝色外套的瘦高个男人。被雨水洇湿了的信件，像是一个被淋得湿漉漉的秘密，一碰就会消失。我将信拿在手上，仿佛攥握了某种证据。信寄自哪里、写了些什么内容，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一个细节，写信人要给我家寄一罐鸡枞油，说是当地的特产。

带路的朋友说，今天不凑巧，没碰上赶街天。白河镇逢周一赶街。更为奇妙的是，白河镇的街子就设在铁路边上。白河桥，是中国最后的铁路集市。集市交易大约起源于上个世纪，最初，当地村民与铁路工人聚集在这里以物易物，后来商贩们蜂拥而至，约定每周一进行集市交易，这个传统延续至今。火车穿过日常的烟火，往远方开去。每逢周一，附近的村民便聚集于此，把各种时鲜的农特产品蔬菜、水果等，沿铁路一字排开。火车汽笛一响，人们左右散开，让出铁轨。火车减速通过后，人群又聚拢回来。

我问带路的朋友，白河桥是不是盛产鸡枞油？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白河桥的集镇上穿行，街道狭窄，阳光被某座房屋遮挡了一下，形成一块灰白的阴影，像是某个故事的留白。不远处，南溪河的水流过，河上有一座叫“白河”的桥。这样的街，像是故事的中转站，充满着未知和不确定性。我需要笃定而用力地走在这个正午的阳光下，对我来说，这样的时刻是故事里的一个场景。或许，那个穿蓝色外套的瘦高个男人就走在人群中。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消失，并不由我掌控。然而，一直以来，他无疑是我和人字桥以及白河桥之间的隐秘联系。

中午饭在镇上的一家小餐馆吃的，招牌菜是“白河凉鸡”。镇上的三位朋友已等候多时，其中一个阳光、帅气，有一双喜欢笑的双眼皮大眼睛，面部线条温厚而流畅。眼神，完全过滤掉了彼此之间陌生的客套，仿佛我们认识了很多年，老朋友一样，有着难以置信的默契。南溪河吹来的风热烈而和煦，我们默然握手，寂静欢喜。

我们很快熟悉起来，不需要开场白，没有一点儿生涩的感觉。

他给我介绍白河镇的相关情况，笑容清澈，他还给我介绍饭桌上的“白河凉鸡”。当他说到“白河”与“白鹤”之间的关系及演变，我突然觉得他身上有仙鹤一样独立又高贵的气质。

外面的街道上，有孩子在奔跑。阳光依然灼热，从刚刚照着的那间屋子，移到了另外一间屋子，阴影也随之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他给我们碗里夹白河凉鸡，说，白河凉鸡一定要配当地特制的蘸水，吃起来才会有滋味。又说，白河凉鸡要在白河镇吹着南溪河湿热的风吃，才吃得出味道。如果把白河凉鸡带出白河镇，味道就不一样了。

把白河凉鸡带出白河镇，味道就不一样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个穿蓝色外套的瘦高个男人呢？在母亲拉着我从小龙潭站下车的一瞬间，一个古老的故事就停止了。

握手，告别，他的双眼皮大眼睛依然闪烁着笑眯眯的亮光。

另一个充满想象的故事也戛然而止。

选自《人民文学》2023年第2期

文章来源： 赵丽兰 云南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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