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灯下黑”的那条昆明老街

有句老话叫做“灯下黑”，意思是说人们往往容易犯一个错误：那就是对近在眼前的或者身边的事反而不了解、不在意，抑或完全不知。这样一个看起来不该犯的错误，我们许多人都在经常犯，比如说对一个居住了很长时间的城市，身为居民的我们其实并不了解。

一位朋友就曾经这样批评过我，说我总爱跑去很远的地方看“风景”，往往对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忽略了它的美。我承认：我的确犯了这样的错误。

　　 不久前，应朋友茶叙之约，我走进了昆明的一条老街道——-钱王街。自从这条街进行商业化改造为步行街以后，大概有好多年了吧，这还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改造后的钱王街，自然也犯了“灯下黑”的老毛病。

　　与许多只喜欢看美丽风景、壮观山水的人不同，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反而更喜欢欣赏那些老旧的街道与建筑，因为在这些不能一眼看透、也一点不光鲜的“老物件”里隐藏着逐渐远去以及即将消失的历史文化。

　　在我看来，一个城市要有要有区别他者的显著辨识度，要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必定应有几条能让人流连忘返并让大众都能喜爱的历史街道，譬如上海的外滩与南京路，北京的大栅栏、王府井，福州的中山路、三坊七巷，广州的上下九、荔枝湾涌等等。而这钱王街正是这样一个需要深入地细细品味的老街道。

　　这是壬寅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大约是上午9时许，我从文庙公交站下了车，穿过此刻人车稀少的五一路，信步走进了钱王街。

　　恰在此时，布满阴霾的天空忽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撑开雨伞，我一人独自在这条街道上漫步，所见所感也随之而来。

　　望着那高大的王炽塑像，我的大脑开始急速搜索着有关他的记忆。关于钱王街形成的准确年代，现在鲜有可查的准确史料记载。如果从这条街上的老房子兴建时间推算，钱王街大约在清末民初就已经颇具规模了。

这一带有几条老巷子，在改造以前曾被昆明人唤作“南正街”、“邱家巷”、“小银柜巷”等等。今天的“钱王街”之名是在2007年11月正式启用的。之所以被命名“钱王街”，主要因为这里有一座清末一品“红顶商人”、民间誉为“钱王”王炽的府邸，也是王氏家族著名票号“同庆丰”所在地。

我对往昔的它已经没有多少记忆了，只记得上世纪90年代来时还很破旧，街道上也没有对一些昆明历史知名人士的古建筑加以“标注”，那时似乎也没有人跟我提起过那些尘封的历史，所以作为一个非昆明本地生长的我并不知晓这条老街上曾经住过“钱王”“腾越总兵”之类的大人物。

查阅当地媒体以往的新闻报道得知，昆明老街改造肇始于2003年，耗时多年才得以完成。这一片被定义为“文明街历史文化街区”，包括华山南路以南、正义路以西、景星街以北与五一路以东地域，约占地21公顷。据说，当初改造时，是将原有古旧建筑一一绘制成图，再将把每片砖瓦进行编号登记，按1:1的比例进行老街区的重建工作。

　　行走在这条数百米长的街道上，我的初步印象是它集古老与现代、滇味文化与西洋文化一身，融居住、休闲、零售、餐饮、观光、演艺等于一体，成为老昆明历史文化之活生生的展示地。在这里，诸如星巴克咖啡、酒吧、西餐厅、服装店、手工艺品店、昆明美食等应有尽有，可充分满足四面八方游客的需求，人气爆棚也就很自然了。

　　置身于钱王街，我既为昆明街区历史文化得以传承感到欣慰，又颇有一些逛成都宽窄巷、丽江古城之类的感觉，区别只是地域差异、居民不同，这或许也是国内各地老城改造的一个通病，但确实迎合了当下发展旅游、吸引喜欢“快餐式”休闲旅游的大众需求。

　　但不管怎么说，通过钱王街整理发掘老昆明的历史文化、努力留住历史文脉还是值得肯定的。身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昆明有超过上千 年的建城历史。然而，近些年来，昆明在城市建设上走了不少弯路，比如一度盲目对标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城市，过分追求新、大、洋，让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老街道和老房子通通葬身于推土机与挖掘机之下，丢掉了不少“老昆明味”，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于我而言，这条街上最能让我驻足、流连的是那些一看外表就充满了沧桑感的低矮老宅子。特别是鼎鼎大名的钱王府和银柜。

　　被后人冠以“钱王”大名的其实并非昆明人，而是滇南弥勒县人士王炽。初入商海，时年16岁的王炽手里只有母亲变卖首饰和衣物凑得的20两银子做本钱，然而凭着过人的聪慧与勤奋，他赶着马帮做生意，越做越大，一路从弥勒县做到了省府昆明。清同治十一年（1872），王炽在昆明主持“同庆丰”商号，并开办“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还修建了同仁街。

　 　他到底多有钱？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李鸿章称赞王炽“犹如清廷之国库也”。令家乡父老没想到的是，原本很寻常的王炽居然能把买卖做到了重庆、上海、四川、广东、江西、湖南、陕西、湖北、北京及香港等地，积累了巨额财富，说他富可敌国也不为过。但他急公好义，一点也不吝啬。

　　 有关史料显示，被誉为“红顶商人”的王炽曾经在大清皇太后慈禧逃避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提供了一路资助；光绪九年（1883），因法国入侵越南，清朝要派兵援越抗法，却遭遇军费紧缺难题，王炽急国家所急，毅然垫支了白银60万两；同样是光绪年间，陕西、山西两省发生大旱，王炽捐银2万两赈灾；为造福桑梓，王炽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兴办云南铜矿、锡矿等产业；昆明人熟知的拓东路上那座地标性建筑——状元楼，是为祝贺云南石屏人袁嘉谷考取全国经济特科第一名时，王炽出资专门为其修建的；他甚至还被传说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使用权……大清朝廷因他“乐善好施，迭捐巨款”而敕封其“三代一品封典”，并准予建坊旌表。据说，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排名，将王炽列在了全球富豪榜的第四位。

　 　因此，今天昆明用“钱王”美名来命名这条街道，以纪念这位云南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可谓再合适不过了。

虽然此前我一直没有走进新的钱王街，但对大名鼎鼎的王炽还是多少有些耳闻。而对同在一条街上的“银柜”则是一无所知。

那天上午，我是边走边打听，终于在距王炽的钱王府不远处，见到了门脸极为普通低调的银柜。在一个朋友的引领下，我走了进去，眼前一亮，原来这是一座外表看起来不大，却深藏不露、别有洞天的大宅院。

从一楼沿梯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幢中式为主，有许多西式装饰的漂亮古建筑。它由东西两部分组成，巧妙融合了“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两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形成了“六合同春”的建筑风格，也与云南方言中“六（鹿）合（鹤）同春”谐音，蕴含“富贵长寿”之美意。

参观完毕，我们在老宅一间往昔用作银库的老屋中坐定，一边品老茶一边聊起有关滇史等话题。在细细了解了它的传奇后，我对银柜的历史有了大致的了解。

它本是“富春恒”商号在昆明的一个分号，老昆明人过去常以“蒋家大院”相称。

我原以为它只不过是清末民初昆明一个普通的老字号而已，但是见到一院门上书“腾越总兵府”，再听朋友介绍后才知里面大有传奇故事。

银柜的老主人乃蒋宗汉。他本是彝族小伙，彝名唤作绞阿六，大理鹤庆辛屯人，家境贫寒，自幼被迫给当地大户人家打工。1856年，为了混口饭吃，他跑到永胜去投清军，报名时负责招募兵丁的官员没听懂他的土话，误将绞姓写成了“蒋”，并为他取名“宗汉”。年轻的他身材魁梧，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喽啰兵干到了将军，清同治十二年（1872）三月，因平叛有功被提任为腾越总兵，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中战功显著，晋升为贵州提督，赐一品衔。

虽然长于带兵打仗，但蒋宗汉还颇有商业头脑。在担任腾越总兵、驻守与缅甸接壤的边城腾冲期间，他了解到缅甸人很喜欢滇西的粉丝、乳扇、核桃、弓鱼、火腿、酥油等土特产，可是当时制造业落后的云南又不得不从缅甸进口棉花、玉石、棉纱等，于是便令属下采购云南土特产贩至缅甸的曼德勒销售，然后从那里购进棉纱、布匹等销往国内，很快就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尝到甜头的蒋宗汉，一不做二不休，于1876年联手腾越商人明树功、董益三合伙正式创立了“福春恒”商号，并陆续在保山、下关、鹤庆、昆明、成都、香港及缅甸等地开分店，主营丝绸、珠宝、药材、土特产品等，兼营钱庄业务。同时他还在滇西“博南古道”上开办马帮驿站，专门为往返云南到缅甸的马帮客商服务，生意也照样红红火火。后来，福春恒的总号迁至昆明银柜。

据说，福春恒运营的时间长达61年，业务鼎盛时，日进斗金，所设的商号、工厂就有40多处，所生产的“狮球牌”细丝、“桃牌”面粉，打破了日本货的市场垄断，于1937年才破产倒闭。它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昆明近代史上金融业的兴衰。

在银柜的隔壁，还有一个“马家大院”，现在因时常上演庭院话剧而名噪一时。它原是当年护国元老、滇军名将马鉁的宅院，始建于1923年。马鉁先生系大理洱源人，白族，官至中将，曾担任过昆明市第一任市长。马宅在建筑风格上具有“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特点，属典型的“三坊一照壁”的白族民居经典建筑。那天，因为另有他事，我未能走进马家大院里细看，留下了一点小小遗憾，留待日后弥补。

走马观花了钱王街，我最大的感受是：对昆明这样一个存在于具有5000年历史文化传统中华大地上的一个大都市，倘若失去了蕴涵历史文化的这些老街、老巷、老房子，那么这个城市必将寡淡无味，“昆将不昆”。

所幸的是，在经历了被诟病多多的数次大拆大建与现代化改造后，昆明城里还能保有这样一条历史老街，为子孙后代留一些念想，殊为不易，也算对得起昆明人的老祖宗了。

来源： 鸟语茶香 作者：任维东

任维东, 《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及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 多年来采写刊发重大新闻、调查新闻、深度人文地理和舆论监督报道等各类新闻作品。参与撰写《特色文化产业融入“一带一路”——来自云南的一线调研和思考》, 滇池污染和治理的系列报道等。

1983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工作3年后，1986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研究生，1989年7月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分配至《人民日报》社工作。从1989年8月至2003年3月，一直任《人民日报》记者。现为《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
多年来一手拿笔，一手拍照，撰写、拍摄与发表了大量文字和摄影作品，著有《探访东方大河 》、《神秘的金三角》、《云南故事》等。1995年加入中国民俗摄影协会，1999年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家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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