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呼啸山庄》译者杨苡 | 回忆西南联大

29 1 月, 2023 admin 945 Views

在这个寒冬将尽的一月末，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文坛期颐老人。

她是首创“呼啸山庄”译名的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2023年1月27日晚8时30分，她于南京逝世，享年103岁。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出生于天津，读中学时开始写诗、与巴金先生通信。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翻译、南京师院外语系教师。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呼啸山庄》的译名由她首创，此后该版本成为经典。著有儿童文学作品《自己的事自己做》等。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丈夫赵瑞蕻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专家。

（全文17000字，开启西南联大之旅）

卢沟桥事变整整一年后的1938年7月8日，十九岁的杨苡和堂弟紘武一起，坐轮船离开了天津的家，他们的身份是流亡学生，要到昆明去上大学。

在青云街和侠女施剑翘、

沈从文先生等住一个院

在蒲草田住了一段时间后，一帮学生就都搬走了，并不是闹了什么不愉快，是嫌那儿贵，除了我和堂弟紘武能对付，其他同学都觉房租是个负担。离开蒲草田后，我和堂弟一起租住了青云街的一处房子。是郑颖孙先生介绍我们去住的，他是我们同船到昆明的平津流亡师生中最年长的一位，是国立北平艺专的教务长。

我搬到青云街的时候，那个大院里已住满了从外地流亡到昆明的人，其中有些大名鼎鼎，过去是只闻其名的。我和郑先生住的是第一进，第二进楼上住着杨振声先生一家和沈从文先生。第三进住着民国初年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和她弟弟，施剑翘因为行刺坐过牢，那时被放出来了。报上说到她都称为“女侠”。

越往里面租金应该越高吧，施剑翘他们有钱。后面我没进去过，见到施剑翘是有次跑警报，沈先生示意我说：“看，这就是那个女侠施剑翘。”她长得不好看，她弟弟也难看。她和她弟弟都往外跑，两手捂着头，还用天津话说一句：“我的妈呀！”沈先生见状对我笑说：“女侠也害怕嘛。”

那是一处老旧的大院，好几进，都是两层的，我住在门楼下面临街的一间，窗棂、壁板，还有上面的瓦檐，都是云南的样式，门是要上门板的那种，关起来后里面黑咕隆咚的。那时正是雨季，到处湿漉漉、粘嗒嗒的。我和紘武的房间是竹篱笆的“墙”，两边加一起也不过四五个平方，我屋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只小破桌。雨大的时候，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整个是透明的门帘。我在“水帘洞”里，并不担心“水漫金山”了如何是好（屋里是最“原始”的泥巴地），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甚至巴不得淹上一次才来劲——北方哪见过这么大的雨？

少女时代的杨苡

而且天天下个不停。一片雨声当中我唱起在中西（天津中西女校）学的英文歌：“雨！下雨啦！听那淅沥的雨点敲打着门窗！”一边唱，一边还在小木床上又是扭又是跳。好些歌词里有“雨”其实又不相干的歌一下子不招自来，比如《雨中曲》：“我在雨中唱，就是在雨中唱！”这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流行曲，我是从最早的有声片《好莱坞歌舞大会》里学来的；比如《颂主诗歌》里的一首：“小莫小于水滴，渐成海汪洋……”这歌我在中西从八岁唱到十八岁。圣歌嘛，都是虔诚的调子，和好莱坞那歌的欢快热闹完全是两个调调，唱得投入，居然也虔诚起来。

到现在当时的情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是因为雨“触景生情”了，更突出的却是那时的心境，那时真是年轻。

那房子真是老旧。郑颖孙先生住我楼上，通到楼上的楼梯简直不能算楼梯，就是些短而窄的木板钉在两根斜木头上，排列成梯状。木板长不到四尺、宽不到半尺，一只脚都搁不下，双脚得横着交错而行。上去还好些，下来时得斜着身子，或者干脆就倒退着走。倒退法是郑先生的发明，他演示给我看，很得意。说到郑先生，我就很逼真地想起他下楼时的样子：弓着背，左手撩起长袍的下襟，右手扶着楼梯扶手——其实不过是斜撑着的木棍而已。

郑颖孙是有名的古琴家，当时也不过人到中年，但与一路和我们唱歌过来的李抱忱相比，全然是一副学者模样，文质彬彬的，也很老派。我没听他弹过琴，倒是在他房间里聊过天。

他的房间也算是个套间吧，他住里间，外面待客什么的，有个越南的吊床悬在外间，我上楼去，他就倚在吊床上和我说话。他的太太不在了，一儿一女也不在身边，他孤身一人在昆明，和我说话时神情落寞。没过多久，他去了重庆，好像是教育部招他去的。

他走了以后，我住到了楼上，不过只有里间归我，外间成了办公地点。那房子应该早就不在了，要是还在，倒可以挂块牌子，因为朱自清先生和沈先生就在那里编大一国文。说起来里间外间的，其实就隔一层板，说什么都听得见。后来张兆和带着孩子到昆明，在那外间见到沈先生，责怪他头发怎么那么长，也不去剪，里面听得清清楚楚，沈先生说话声音低，咕咕哝哝的，就听不到了。

就因为一点不隔音，我们说话声音又高，沈先生还说过我一回。那次是两个航校的朋友来找我玩，他们学航空，讲开飞机的事，怎么飞上去，怎么俯冲，又讲这种那种战斗机什么的，讲得很兴奋，一边讲一边比划。朱自清先生和沈先生正在外面工作。大概是被搅得不行了，沈先生突然掀了门帘进来，对我说，杨小姐，我和朱先生都在工作！你们太吵，我们没办法做事！我们吓得不敢吭声，连一声“对不起”都忘了说。过一会儿我出去说了对不起，就见朱先生绷着脸，不悦的样子，也不理我。我还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是道歉了吗？后来我对朱先生印象就不大好。

那两个年轻人从此再没有见过。没过多久，其中一个在随教练做空中训练时，飞机不幸撞上了屋顶，另一个在空战中牺牲了。

朱自清

沈从文

沈从文先生劝诫我要用功

沈先生很严肃地对我说话，好像也就那么一次，他平时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对女生特别爱护。那次批评我时，我和他已经做了一段时间邻居，很熟了。

是郑颖孙领我认识沈先生的。我搬到青云街没几天，有天他下楼，撩开我自制的土布门帘，做手势要我出来，说，杨小姐，我带你去见个人。他带我去见的就是沈从文。我是最怕见生人的，每见生人只知道鞠躬，而后就剩下低头站在一边绞手指。说是要见沈从文，我就更慌。虽然我早就听说过沈从文当过兵，自幼看惯了杀头之类吓人的事，人却是个腼腆书生样，一点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那种，可毕竟是生人，还那么有名。

沈先生的《边城》在天津时就读过，但我更喜欢的是巴金。我姐是沈从文的粉丝，也不光是他，“京派”作家里好多人她都爱读，像周作人啊、冰心啊，等等。沈从文的书她都买，《边城》我好像也是从她那里看的。他们几个都到燕京大学做过讲座，我姐都去听。

我第一次见到冰心是去观摩我姐的毕业典礼。典礼上安静极了，不像现在乱哄哄的，冰心走过来，我姐看到了，就嚷“谢——”冰心见了竖起手指在嘴上，让她别出声。我姐说，沈从文去的那一次最有意思——那次不是演讲，是座谈，大家围坐在一起。轮到沈先生讲了，他半天不开口，好不容易开口了，说：“我不会讲话。我害羞。”而后又不响了。我姐说，真是窘死了——不是他窘，是听的人坐在那里，心揪着，不知如何是好。名作家呀，怎么会是这样？！

在青云街是头次见到沈先生，真是容易害羞的样子。他笑眯眯的，一口湖南话很绵软，说话声音很轻，不害羞时也有点害羞的样子。他问了我些话，大概知道我的情况后称赞、勉励了我一通：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到内地来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吧？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年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

他和颜悦色，轻声细语的，我还是紧张，只会傻傻地望着他，低声说了句：“反正我要像觉慧！”没头没脑，有点“文不对题”吧？也不知是对他说，还是对自己说。

怎样就算是“像觉慧”呢？其实我也没个谱。沈先生鼓励我埋头读书，我也没做到，成天看小说，唱歌，写长信，要不就是在麻布上绣我想出来的花样。我还买了把乐锯，亮闪闪的，没事就吱吱哑哑地拉，幻想着能在上面拉出托赛里的小夜曲。离开了家，一下子所有的管束都没了，我的兴奋还没结束，那情形有点像现在的年轻人结束了高考进大学，自由得不知怎么挥霍时间，就忙着兴奋了。

我和沈先生很快熟起来。他的客人多，因为知道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作家、诗人来访，他会让我也过去见见。我的房间隔着院子与沈先生的屋子相望，从后窗可以看见他那儿。院里通常都是黑洞洞、静悄悄的，有个晚上，忽听到清脆的女声喊“从文”，就见到对面沈先生的身影立起来，拿着灯往下走，灯在楼梯上移动，人就像飘下来似的。而后就听见沈先生大笑。原来是冰心从呈贡来看他。院子里立时欢声笑语，笑语未毕，他就朝我的窗户喊：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冰心女士！我匆忙下楼去拜见，这是第二次见到冰心，但我根本不会寒暄，扯扯当时的情形什么的，只鞠了个躬，马上就溜掉了。

没过几天，又是个月夜，沈先生又大声叫我：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徐芳！哈哈，你这个小女诗人快来看看大女诗人，好漂亮哩！徐芳是北大高材生，好像还是“校花”，不像冰心的清秀，像玫瑰的热烈。她哇啦哇啦滔滔不绝说个不停，沈先生只是微笑着听，我嘛，当然更没话了。之前没听说过徐芳，后来也没读过她的诗，因为沈先生，这一幕还记得。四十七年后，沈先生大病初愈，口齿已不大清楚了，我和杜运燮去看他，他喜欢听我们摆龙门阵，在他那间明亮的书房里，我和杜运燮海阔天空地聊，他坐在一只半圆形的藤椅上笑眯眯地听。我说起当今女作家抽烟的不少，不是逢场作戏抽着玩，是真抽，他忽然笑眯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徐芳，也抽烟。

沈先生对我的不够用功当然是清楚的，有机会就劝诫我。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这样教导学生了，他自己是很用功的，几乎每个晚上，我都看到他在糊纸的窗后伏案写作，直到深夜才站起身来举着灯走进卧室。昆明那时用的都是煤油灯，昏黄微明——那个情景我印象太深刻了！有一天我懒散得很，懒得看，懒得写，早早吹熄了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盘算明天找谁去玩？到哪儿逛逛？吃焖鸡米线，还是吃饵块？……第二天一早沈先生上楼到外间来工作，笑着对我说，昨晚写了什么了？看了什么书？才十八九岁不要那样贪睡，要睡懒的呦！我羞得无地自容：之前他就对我说过，要用功哩！我去睡觉，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像平时说话一样，他都是笑着说的，但其实都是认真的教诲，只是我总是做不到。

1939年，杨苡在昆明西南联大后门外莲花池畔

穆旦说：T字香，P字好，N字头的没人要

沈先生到昆明，是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却不是在课堂上。说来有意思，我并没有听过他的课。他在联大教的是写作，算选修课，不像大一国文，那是我们的必修课。虽然如此，沈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不说别的，我上联大念外文系，就是沈先生帮我拿的主意。我在天津时开始写诗，喜欢文学，本来一门心思想进中文系，信里面问巴先生（巴金），他说进哪个系都可以。沈先生的意思倒是很明确，他不懂外语，对外语却很看重，说我原来在教会中学那么多年，学中文的话，扔了外语太可惜，进中文系，就一天到晚跟线装书打交道了。

其实，我考南开考的就是中文系。到了昆明，我还心思活泛了一阵。那时候杭州艺专搬过来了，在云南大学。我有点心旌摇摇，想去考，堂弟紘武马上向我母亲汇报了，走之前母亲叮嘱过的，让他“监视”我。流亡学生大多数当然都想考联大了，有人就告诉我，联大里面有南开，我说我不能考，一考数学就露馅了。为此他们都笑我。

当时我是已经被保送南开的，但我以为保送了还是要考。后来又听说保送生不用考，我就去问。报到的地方是一个大教室，放着好几张桌子，清华、北大、南开分开的，每人一张桌，我找到南开的人，问去年保送的事，那人在一个册子上查，发现保送的取了三个，其中一个是中西的，考的是中文系，杨静如——全对上号了，他马上就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和我热情握手，连说欢迎欢迎。我就这样成了联大的学生。

像我这样没再考试进了联大的，叫“复学生”，就是说，虽然还没报到，但我们已经算是联大的人了，因为日本人侵略，中断了学业，那是“失学”，现在重新开学，我们就算“复学”了。之前我们分别参加的是北大、清华、南开的考试，学生证上还留着痕迹，学号分别以首字母T(清华）、P（北大）、N（南开）开头，我们叫作“T字号”“P字号”“N字号”。清华的考分最高，北大次之，南开要低一些，后来同学中会拿这开玩笑，穆旦就在我面前打趣说，T字香，P字好，N字头的没人要。

穆旦

三所学校都在北京、天津，所以我们进校前身份是“平津流亡学生”，其实这个叫法范围还要大些，还有其他学校的，不过这三所学校的是主体。有些是中学刚毕业的，像紘武，就还要参加考试，这就是联大的考试了，他们的学生证上是“联”字开头，称为“联字号”。

其实在“联字号”之前，也不仅仅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学生，赵瑞蕻就是从青岛大学转到联大读二年级的，不过他入校时学校还在长沙，叫作“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到昆明以后还有没有三校以外转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他的学生证又不一样，是“转”字开头的，称作“转学生”。

西南联大学生下课，走出教室

沈从文先生在饭桌上大哭，吓坏了杨振声的女儿

联大开学的时间，原来定在10月，可就在快开学时，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学校那一带被炸得一塌糊涂。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是9月28号。在那之前，昆明已经开始有警报了，是预防警报，就是在城门楼上挂起一只红色的气球。头一回有这事，新鲜得很，好多当地人跑到外面来看，嘴里还叨叨：“挂灯笼喽，哪里真的会有敌机呦！”云南是大后方，到那时为止，除了外地人多起来以外，生活很平静，好像没什么战争的氛围，的确很难想象这地方会打起仗来。

昆明遭遇空袭，联大宿舍被炸

预防警报也没让人紧张起来，好多人甚至都没想到要躲一下，有人说该出城去躲一躲，也只是说说而已，根本就没有跑警报的概念。我们年轻人就更不知害怕了。我和紘武在青云街租住的地方，看见大家跑到外面，议论纷纷的，只觉得好玩，穿过圆通公园到北门城墙外，坐在菜地上东张西望，看天空看城门楼，等着看会不会有第二只红色警报球挂起来。来的路上我们买了些胡萝卜，昆明的胡萝卜又大又脆，水份多，特别好吃，我们一边看野景似的看着，一边啃得津津有味。这时昆明空军基地的飞机纷纷出动了，不是迎战敌机，是和我们一样“跑警报”（否则在机场上待着，敌机一轰炸就完蛋了）。等我们的胡萝卜吃完，警报也解除了。我们溜达着回到青云街，都说下次再不“跑”了。

“9·28”敌机第一次轰炸昆明那天，我们也真的没跑。那天是个大晴天，天上一丝云彩都不见，真的是碧空如洗，蓝得让人心醉。我们一帮年轻学生喜欢把昆明这样晴爽的蓝天说成“蓝得像马德里”，这是从一首诗里引来的，其实谁也没去过马德里，想象中西班牙阳光灿烂，马德里的天空极蓝极美就是了。联大还没开学，两个年轻人过来闲聊，我和紘武便合计着该去哪玩儿。这时外面忽然乱起来，就听到有人嚷：“挂灯笼喽!”朝城门楼望去，果然有一个球挂出来。我们原来就没打算“跑”，后院和最后一进房里的人也没动静，只是一个个不紧不慢地踱到天井里，三三两两站着聊天。杨振声、沈从文、郑颖孙几位先生都放下手头的事出来，望着天空。施剑翘姐弟也出来了。

这时候传来了很响的飞机的声音，我们还以为又是我们的飞机，忽然发现不对了，有三架涂着太阳旗的敌机从头顶上飞过去，几乎是同时，紧急警报响起来，就听到一种十分刺耳的声音，让人本能地捂住耳朵，没容我们分辨那是什么声音，前前后后就都是震动耳膜的爆炸声了。炸弹一个个落下来，地动山摇，我们站在那里怔住了，好像在做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沈先生是最镇静的，他根据爆炸声分析炸弹可能会落在什么地方。从湖南那边迁过来的联大师生刚刚安顿下来，他担心他们那边会不会有损失。

真像沈先生担心的那样，联大那一片那天挨炸了。轰炸停止后我们跑出去看，翠湖周围炸得一塌糊涂。到处是倒塌的房屋，玻璃的碎片，街上许多联大的师生，满身的灰土。在人流里我看到了闻一多，乱乱的头发上全是灰土。在中西时高玉爽老师领我们读新诗，闻一多的《死水》我会背，没想到第一次见到闻先生，是这样的情形。

有个同学叫吴锦天，和我们同船来的，整个行李给炸没了，天冷下来快到冬天时，我和紘武特地跑到裁缝店给他做了件棉袍过冬。几十年后，吴说起这事，说他永远忘不了，当时还照了张相片给我们。若不是他说起，我完全记不得这事，那相片也早没了，我清清楚楚记得的，就是那天轰炸的情形，还有那个日子，9月28日。

从那天开始，整个昆明进入到另一种节奏，“跑警报”成了大家生活的重要内容。早上起来，头一件事就是往城门楼上看，看警报球是怎样的情况。敌机都是白天来，“跑警报”就是要把白天避过去。往往天刚亮人们便扛着箱笼衣物，出城到郊外山沟里，下午四五点钟再回来忙着做晚饭。一整天就这么没了。

跑警报的人群，总是伴着对日本鬼子的愤怒和诅咒。只有一次，看着敌机肆无忌惮地低空飞行、扫射、扔炸弹的人群爆发出欢呼声，那是因为城防的高射炮打下了一架日本飞机。我们看着那飞机拖着黑烟栽下去，高兴得又叫又跳。后来这架飞机的残骸被弄到大成殿供老百姓参观，我也跑去看，参观的人一边看一边咒骂，骂了才更解气。回来之后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叫《破碎的铁鸟》，发表在云南文艺抗敌协会的刊物《战歌》上。

我到昆明不久就开始向《战歌》投稿，加入了文协，跟穆木天、罗铁鹰、雷石榆等诗人一起开座谈会，吃小馆子。这在天津是不可想象的，想想家里也不可能让我像刘嘉蓁那样去游行、参加集会，现在却可以“我行我素”，我尤其有一种成了大人的感觉。我记得除了几首诗之外，我还写过篇文章叫《纪念九一八》，最后写，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纪念九一八了，意思是不要一年，我们就胜利了——仗已经打了两年了，还不够我们赢吗？真是天真得很。那时候发表作品，我用的笔名是“晓黛”。

在《战歌》上发表的诗文，应该是给沈从文先生看过。他虽然鼓励我要用功，多写，但这样的抗战诗他是不赞成的。我还记得，就是他因为我们过于喧哗责备我的那天晚上，他跟我谈话，不是为白天的事说我，而是耐心地劝我以后少写那些尽是口号的抗战诗，说那样的诗即使发表了，也不见得有多少价值。他给我抱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叫我做读书笔记。这也是他一向的立场。

关于抗战与文学，文坛上一直有争论，沈先生坚持文学是文学，抗战是抗战，文学是不该拿来当工具的。当时全国上下都是浓浓的抗战氛围，他坚持这种立场，压力不小。别看沈先生平时低声细语，动不动就脸红，他有他倔犟的那一面。像他对抗战文学的不屑，可能别人私下里也有同样的态度，却不一定公开说，而他就要写文章公开说出来。

关于跑警报，他的看法也与众不同。他和杨振声先生有过一次不愉快，就与此有关。

我们几个都是在外面包伙的，每天到吃饭的时候小馆子就送饭过来。杨先生他们雇了个人烧饭，开饭时坐一桌人。沈先生在杨家搭伙，跟他们一起吃。有一次吃午饭，杨先生的女儿跑到我屋里说，沈先生在饭桌上突然大哭，她吓死了。原来是他和杨先生就跑警报的事争起来。之前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那些跑警报的人，说大家从各地聚集到这里，整天忙着跑警报，开不了学，书也不念了，成个什么事？文章出来后许多人认为他说的不对，写文章驳他，他挺委屈的。那天他在饭桌上又说这事，还是他那些理由。杨先生就说，你可以不跑，我拖家带口的，孩子还小，不跑等着日本飞机炸死？沈先生说不出话来，大概还有那时的压力，一下就哭起来。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沈先生挺容易哭的。从那以后，两位先生之间就有些别扭了。

最期待陈梦家、闻一多的课，不喜欢刘文典、朱自清的课

联大在轰炸中开学了。印象中并没有开学典礼。新生入校时也许有吧，我不太清楚。新生是考联大进来的，我们这些“复学生”是直接进来念的。开学了，有面墙上贴着课程表，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是必须上的，选修课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选，不过必须自然科学选一门，社会科学选一门。社会科学我选的是“社会学”，自然科学我选的是“地质学”。

校舍分散在几个地方，都是借来的。工学院是一处，挨着航校，农校那儿是一处，还有就是昆明师范学院。后来新校区建起来，就是现在西南联大旧址的那排房子，我们称作“新教室”。我们女生开始住在农校的小楼里，每天早上起来要急急忙忙跑到师范学院那边去上课。经常是两节课上完，又急急忙忙往农校跑。农校在小西门里，新教室在小西门外，中间隔着翠湖，要走一段路，一二节和三四节之间只有二十分钟，真挺赶的。

西南联大校舍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名人。讲“西洋通史”的是皮名举，讲“社会学”的是陈序经。印象最深的是“大一国文”，许多老师合教，每人讲一两周，给我们上这课的有陈梦家、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没有教材，他们各人讲各人的。许多女生都期待闻一多、陈梦家的课，因为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他们的一些名诗我们都会背。没想到他们根本不讲新诗，讲的都是他们的研究，关于古代文学的。陈梦家好像还讲一点甲骨文。不过他们的课我不大逃，毕竟他们是我崇拜的老师，陈梦家还长那么帅。女生逃得多的，是刘文典的课，我也最不喜欢，去了一次，把听课证交上去就完了。好像只有朱自清讲新文学，讲白话散文，但他课讲得不好，拘谨得很，我也不爱听。

左：闻一多

右：刘文典

左：陈梦家

右：陈序经

大一的国文课要写作文。作文要批改，每个学期还要面批一次，这些都是助教的事。管我们作文的是余冠英，他当时还是年轻的助教。跟我面谈时，他就我的作文评说了一通，鼓励我说以后我是可以写作的，我听了很得意。记不得英语作文有没有面批，英语作文得高分恐怕也没那么高兴，因为我原先是考中文系的。20世纪50年代我找工作，也一直想到中文系教书，没想到最后还是在外语系。

还有一门“逻辑”，是必修课，最让我头疼。我完全听不懂，也忘了是谁上的，只记得他左一个logic，右一个logic，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我们背后开玩笑，说跟“垃圾”似的。考试怎么办呢？我连笔记都记不下来，只觉得这课和数学有关系。后来因为认识赵瑞蕻，他的同乡把笔记塞给我，到时候抄。条件是我把一年的英语作文借给他们。

外文系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就多了，陈嘉讲莎士比亚，谢文通讲英诗，陈福田讲英国小说，莫泮芹讲英国散文。印象比较深的是陈福田的课，讲小说之外，他还给我们开过一门Reading（阅读）。不管讲小说还是上阅读课，他选的材料都是当代的东西，如毛姆的《人性的枷锁》。他不是只管自己讲，而是会指定我们去读，还要写读后感。我比较习惯这样的讲课方式。我对他印象深，还有个原因是他英语说得漂亮，举手投足也比较洋气。

左：陈嘉

右：陈福田

当时钱锺书也在联大，但没教过我们，印象中选他课的人并不多，至少不像陈嘉的课。陈嘉讲莎士比亚，教室里坐不下，窗台上都坐着人。大概还是慕“名”吧，陈嘉是拿了耶鲁的博士的，学生都喊他Dr.陈。当时外文系的系主任是叶公超，他很洋派，英语说得特别流利，发音也很地道。我们喊他George，他也拿过博士学位。叶公超也没给我上过课，但是带我们新生去郊游过。要不是在许渊冲的回忆录里看到郊游的合影照片中有我，这事我都忘了。

叶公超

吴宓先生的英语发音很糟糕

那时候不大明白教授水平的高低不全在口语好不好、发音是否纯正（学问常在这之外），我们对英语说得地道的就佩服，对说得不地道的就觉得奇怪。比如，吴宓英语发音很糟糕，普通话也说不好，有很重的方言腔，说英语、说普通话都带方言味。我们就奇怪，这么有名的教授，怎么发音还不如我们中学老师？

吴宓

女生对吴宓印象不好，还有一条就是他土。吴宓身材偏瘦小，脑袋却蛮大，听说四十多岁，看上去却是老学究的模样。他是穿西装的，还拿一支手杖，走起路直挺挺的，目不斜视。他拿手杖跟别人不一样，不住地在地下点，跟盲人行路似的。昆明尽是石板路，手杖点在石板上，嘀嘀笃笃地响。照说西装手杖的，应该很洋派，但在他身上就是显得土。有的老师，学生是有点怕的，而吴宓名气很大，表情又严肃，女生倒没有谁怕他。

吴宓给我们上过“欧洲文学史”，这是联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必修课，高年级没修过的人也可选修。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上课时的样子：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地走进教室。他上课喜欢做手势，讲但丁的《神曲》，比划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昂首向天，一会儿低头蹲下，让我们笑了又笑。说到但丁对贝阿特丽奇的那段恋情，更是对着空中大呼“Beatrice（贝阿特丽奇）!”显然动了感情。不知他这样深情呼唤时，是否想到了毛彦文，我想下面的学生大概都有联想，他的那段恋情，联大学生几乎无人不知。

我还在天津时就知道了，因为家里有他的书，大开本，灰色书皮，上面写着“吴宓诗集”几个大字。书是我哥买的，他出国留学时就留给了我。旧体诗我不大看得懂，只大概翻了翻。留意的是书中的许多照片，还有就是情诗。有些句子像大白话，比如“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没什么懂不懂的，一下就记住了。他的追求没结果，就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百害无一利”。我容易记住还因为毛彦文后来嫁给了民国元老熊希龄。1934年我哥出国前，我们全家到香山度假，住的就是熊希龄家的别墅，没准当时还议论过——这事在北方知识界真是传得“沸沸扬扬”。

不光是毛彦文，联大师生中还流传着吴宓的其他恋爱故事，包括师生恋。他对漂亮女生格外注意，倒也不全是因为恋爱，大概是爱美之心吧。他上课点名，点到金丽珠，金应了，他就直直地看着她说“Beautiful（漂亮）!Beautiful（漂亮）!!”我们直想笑又不敢笑，只能使劲忍着。还有说他对女生特别照顾，很讲究绅士风度。但许渊冲说吴宓因为赵瑞蕻追我，就在课上安排赵和我坐一起，那是瞎扯。赵瑞蕻高我两级，他之前没上过“欧洲文学史”，的确是选修了这门课，但联大的教室是随便坐的，通常女生坐在前排，我都是和金丽珠一起坐，赵瑞蕻、许渊冲他们都坐在后面。

左：赵瑞蕻

右：许渊冲

说起来吴宓先生倒是和我们有过一次课外接触，那已经是我和赵瑞蕻结婚以后、我们住在凤翥街的时候。他由杨周翰陪着到我家来搜书：他听人说，赵瑞蕻拿了图书馆的书不还。赵瑞蕻是有不少书借了不还，我说他，他不高兴，说，书嘛，又不是偷。当时联大图书馆的书不多，你占着别人就看不了，所以吴宓听说后很生气。

我远远看见他们来了，吴宓拿着手杖，嘀嘀笃笃，杨周翰在一边直跟我使眼色，我也不知什么意思。我就对屋里的赵瑞蕻说，吴先生来了。吴宓气呼呼的，我迎他进屋，发现书架上那些图书馆的书都没了，当然是赵瑞蕻刚拿下来，藏起来了。吴宓没搜出什么来，气鼓鼓的，也不说话就走了。后来我又跟赵瑞蕻说，书还是应该还回去，这样霸着算什么？他不爱听，不过后来还是还回去了。他要面子，找没人的时候，往柜台上一放就走了。

我写信给巴金先生，抱怨这里生活太苦，吃也吃不饱

“跑警报”还在继续。警报响起了，我们就带着书（多数是我们的油印讲义）一起出城，不慌不忙的。巴金先生那时在广西，信里说敌机来袭好比“强迫我们游山”，我们也是，等于游山玩水，天气好的时候尤其是。

开学后，我从青云街搬到了联大宿舍。联大的女生最初住在农校外面的一座西式小楼里，房子不错，看上去比青云街条件好不少。只是人多，楼下的大间里要住十几人，睡双层木床，可以自己添置油灯。晚上一盏盏油灯亮起来，开始我还觉得挺有诗意的，谁料一下就被臭虫给搅了。

有天夜里，一个四川女生忽然大声尖叫起来，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赶忙爬起来点上油灯。她大哭大叫，说有臭虫爬进她耳朵里去了。我们中间有个似乎有点经验的，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居然把虫子引了出来。大哭的是个富家小姐，仍惊魂未定，哭着喊想妈妈，大家都是离乡背井来念书的，被她这一哭勾起心事，全体想家，大半夜的宿舍里哭成一片。

后来，还是我们那位燕京毕业的舍监有魄力，她把我们一股脑儿搬到农校上课的教室里住了三天，把所有木床都用烧开的水浇烫，这样宿舍的臭虫事件才算告一段落。

还有其他的“水土不服”。我们发现昆明也不是传说中的那样“四季如春”，冬天还是要冷的。北方虽然冷得多，但冬天是取暖的，我们这些北方来的，在家时都习惯了大火炉、暖气汀，这边没有取暖一说，到了晚上冷得很，夜里又不像白天有上课的忙碌、种种活动的兴奋，于是就想家了，尤其是快到过年的时候，一个个躲在棉被里流泪。这时候念的都是家里的好处了：在家里过年多好，有那么多好吃的；一个星期还能看一次电影……我离开天津时称得上“义无反顾”，这时候也加入了想家的队伍。

但这只是一时，多愁善感的年纪，忧愁也可以转化成诗意，也可以是美丽的，甚至昆明美丽的月色也像是来陪衬我们的乡愁的。我的上铺是我上中西女中时低我一级的金丽珠，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包括爱情。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喜欢从宿舍里搬两把椅子到农校空旷的大操场上，坐那儿傻看月亮和各种形状的白色的云飘过去。月亮下面什么都显得美，要是我们在月亮旁边发现了星星，更是感到欣喜，提醒对方快看。星星伴着月亮，对我们有特殊的含义，月亮代表爱的人，星星是我们的自况，我们都希望自己是颗星，依傍心中的“月亮”——虽然“月亮”朦朦胧胧，在虚无缥缈之间。看着想着，忽然之间眼眶就开始湿漉漉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揪心的感觉。

金丽珠那时跟我好得不得了，我们总是在一起。我俩有很多悄悄话：她喜欢赵先生，就是赵宛平，她的表兄，说起来她都称他“二哥”。赵已经结婚了，太太是柳无垢，就是柳亚子的女儿。金喜欢“二哥”，我喜欢大李先生（李尧林，巴金的哥哥）。他们都是老师辈的，比我们大好多，我和金丽珠莫名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就互相说。“二哥”对金特别好，在她生病时照顾她，无微不至，但从来都彬彬有礼，绝对没有动手动脚的事。他是想过离婚的，但怎么可能呢？

我一直不承认对李尧林的感情是Love（爱），我崇拜他，把他当太阳，怎么说得上恋爱？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等于一直没父亲。我最崇拜我哥，比对上帝还崇拜，可他去留学了，按心理学的说法，我大概要找什么人来填补吧？我给巴金写信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巴金给李尧林写信，托他把我当小妹妹照顾。

女生在一起，最容易形成现在叫“闺密”的那种关系。宿舍里还有一个福建籍的女生，叫陈樨，也和我走得很近，再加上王树藏——那时她已和萧乾结婚，要上联大社会学系，我们三人会一起谈心。我说大李先生，王树藏说萧乾，陈樨说她堂哥，各自有各自想念的人。有天晚饭后，王树藏在屋里写信，我和陈樨洗了头发坐在操场边，一边梳理湿湿的头发一边说话。陈樨和她的堂哥青梅竹马，特别要好。他们相爱了，这却是世俗社会绝不允许的。她说着说着忽然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静如——。我没有她这样的烦恼，我只是日夜等待着大李先生有一天突然出现。到老了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叫着我名字，她轻声叹息，我流泪了，梳子梳着额前的刘海，也不知梳下的是水滴还是泪滴，我说，我不知道，我好想家！我想回去！

陈樨当然不是真以为我能给她什么主意，我的话听上去也不像对她的回答，我们说出来的就是那时的心情。我们各自掏出小手绢擦擦眼泪，叹口气搬了椅子回宿舍。王树藏还在写她的情书，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写。我没情书可写，大李先生在沦陷区，音信不通，我只能写信给巴金先生，诉说我的怀乡病，抱怨这里生活太苦，吃也吃不饱。

西南联大国文系师生合影

除夕那天，我和王树藏、陈蕴珍一起去沈从文先生家做客

除了陈樨，我还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王树藏和陈蕴珍。陈蕴珍即后来巴金的夫人萧珊。王树藏念的是政治系；陈蕴珍先在外文系，后来转到了历史系。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因为都和巴金、沈从文熟，所以经常在一起。

在西南联大就读时的陈蕴珍

我和王树藏是在青云街认识的。她那时已经是萧乾的女朋友了，到昆明来考联大。萧乾在《大公报》编副刊是沈从文提拔的，沈从文租住在青云街八号，大概萧乾托付过沈从文，王树藏就住到青云街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萧乾，是他到昆明为《大公报》组稿。大概是在一家茶馆里吧，一张长条桌，陈蕴珍、王树藏和我几个女生坐一边，穆旦、林逋、赵瑞蕻几个高原文艺社的男生坐另一边。沈先生给萧乾撑场子，说了不少话。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桌上放了点糖果零食，老有苍蝇在上面飞。沈先生一面说，一面挥手赶，一挥手，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塞回去又掉出来。我看了直想笑。沈先生的棉袍太破旧了，他夫人张兆和不在昆明，棉袍破了也没人给缝补。

我和陈蕴珍是巴金介绍认识的。陈蕴珍也是巴金的读者，跟巴金通信相识。因为我到昆明已有一段时间，陈蕴珍到联大读书，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巴金就让我照顾她。他在信中还说，陈蕴珍和我有些像，大概是说我们都天真又有些任性吧。我和陈蕴珍见面后很快成了好朋友，但其实我俩有些地方不大一样，比如我比她封建保守得多。

陈蕴珍是宁波人，和我同岁，特别开朗活泼，是那种外向型的性格，爱热闹，爱交朋友。有段时间，联大的一些学生在金鸡巷合租房子一起住——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汪曾祺都住在那里。其他同学没事就跑那儿去玩，热闹得很，晚上回不去学校或是不想走了，就在那儿挤一挤。男的往男生那边挤，女的往女生这边挤。陈蕴珍住楼上，和王树藏、毛儿妈（缪景瑚，已结婚有小孩，就成“毛儿妈”了）三人住一间，我从岗头村进城看电影时在她们那儿挤过好几回。巴金到昆明时也住在那儿，虽然巴金已是成名作家，照样挤在男生宿舍。

照彭小莲的说法，金鸡巷是巴金向陈蕴珍求爱的地方。彭小莲是彭柏山的女儿，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她曾经想拍一部巴金的传记片，恋爱当然是重头戏。彭小莲到南京来采访过我，我挺喜欢她，她那本写她父亲一辈人经历的书太好了。不过她对我的话加了好多想象。我跟她说过，有次去金鸡巷找陈蕴珍，我没敲门就进去了，只见陈蕴珍躺在床上，巴金蹲在地下，就着陈蕴珍在说话。我说了声“对不起”，挺窘的，巴金也挺窘，陈蕴珍倒没什么，直招呼我，看上去他们俩已经比较亲密了。到彭小莲那里，我见到的一幕变成了巴金跪在地下向陈蕴珍求婚。李小林（巴金的女儿）跟我打电话说起，说彭小莲说的，是从我嘴里听来的——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就像李小林所说，她爸爸那么拘谨的一个人，哪儿会跪地求婚，一直是她妈追她爸的。

那段时间我们和沈先生接触很多。他和巴金是老朋友，又和萧乾熟，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总想照顾着点，请我们吃小馆子就有好多回。记得有一回，他带我们去一家羊杂碎小馆，很简陋的那种，门上挂着羊头，血淋淋的看着挺吓人。他要了羊眼、羊腰、口条什么的，别的还罢了，羊眼（当地说法叫“灯笼”），我和陈蕴珍碰都不敢碰。沈先生看我们一脸惊恐的表情，哈哈大笑，连说：勇敢些，勇敢些！结果我和陈蕴珍还是不敢，只有王树藏吃了。

三姐张兆和来昆明之后，沈先生搬到了大西门内的北门街。我和陈蕴珍、王树藏要从城外的学校女生宿舍去看他，进出城门得花不少时间，但我们还是相约去看沈先生的新居。北门街比青云街更僻静，他们的新家在一栋旧式小楼的楼上，窗明几净，比原来的住所温馨舒适得多。这当然是三姐的功劳。我记得三姐让我们吃大肉包子，说是联大有位师母为了补贴家用开了一个小吃店，林徽因先生来看他们时带了些过来。那包子果然有些特别，是什锦肉馅的，和我们在当地吃到的不一样。我们贪嘴，吃了一个又一个。沈先生对我们大谈林徽因的才气，说她才是真正的女诗人。

沈先生一有机会就要鼓励我们努力上进，他说要读的书太多了，还有生活这本大书。他也关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想家了就到他这儿来。那天正好是除夕，我们和沈先生、三姐一起守岁，在昏黄的油灯和烛光里聊了吃，吃了聊，特别开心尽兴，把还要赶回宿舍这茬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忽然想起，已是午夜时分了。我们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三姐说太迟了，不让我们走，怕我们遇上“强盗”。我们嘻嘻哈哈满不在乎，说我们有三个人，三人一起对付一个坏人不成问题。沈先生笑眯眯的，夸我们是“三个勇敢的少女”。就像他让我们“勇敢些”对付羊杂碎一样，“勇敢些”一直是他给我们开的方子。他还给了我们甘蔗，开玩笑说可以用来防身。三姐到我们起身时仍在不停地说：“不行，不行，我实在不放心。”但我们还是辞了行，当真舞着两三尺长的甘蔗往回走了。

那时昆明郊外的公路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嘴上说不怕，心里还是怕的。陈蕴珍紧紧挽着我，也不大说大笑了，彼此好像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偶尔听到有脚步声，我们就更紧张了，赶紧把手中的“明子”（点着的火把）晃一晃，给自己壮胆。只有王树藏是真的不在乎，后来她提议啃甘蔗，我们便吃了起来，一路上只听到我们撕啃甘蔗皮的声音。王树藏吃着嚼着，不住地“呸！呸！”吐着，声音在夜里特别响亮，让我们一时忘了害怕，大笑起来，笑过了又继续害怕。陈蕴珍说，要是树底下忽然跳出个人来怎么办？王树藏一边继续“呸! 呸!”，一边说“打！拿甘蔗打！”。其实甘蔗已被我们啃掉老大一截了。

树下跳出人来会是什么情形我们想象不出来，我能联想到的都是电影里的情景，好莱坞片里的蒙面大盗。当然，除了联大男生在后面赶路，脚步声让我们虚惊之外，没什么事情发生。等到终于看见女生宿舍的灯光，我们才算彻底放松了，忽然大声唱起抗日歌曲来。

西南联大的课堂

我和金丽珠整晚夜不归宿，闹得满宿舍都知道了

那次我们只是回宿舍晚了点，另外一次我和金丽珠整晚夜不归宿，把人吓得不轻。不知现在大学对住校生的管理是怎样的情形，我们在西南联大时，晚上不回来是要请假的。我和金丽珠整夜未归，闹得满宿舍都知道了。

西南联大的学生宿舍

那次其实是个意外。一天，我们在学校里碰到了在中西女中时的学姐胡素静。胡高我三级，是我姐最好的朋友之一，把我当小妹妹看，我们则对高年级的学姐都叫姐姐。胡素静是龙云的大儿媳，在中西时就订了婚。碰到时她在联大念大四，我们念大一。当时她已经结婚，怀孕都好久了。见到我们这两个天津的学妹，她很高兴，一定要邀我们去她家做客，日子也订下了，说会有车来接。

到了约定的那天，我们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后来来了一个女孩，是胡素静的表妹，也在联大念书。她说胡生病了，托她带我们去玩，我们就跟她上车走了。车子开到了一个深宅大院，房子漂亮讲究，西式的，有两条大狗。后来我才弄明白，这儿不是龙云的宅子，主人是龙云的弟弟，云南的财政厅长，留学回来的。我们被领着楼上楼下地转。一边转金丽珠一边小声跟我说，比我们天津的家好，阔气。我家的房子虽在租界，但已经败了。金丽珠家是做买办的，有钱，但也说不如这里好。我们觉得这家特好，还因为昆明和天津比是小地方，房子大都破破烂烂的，没想到财政厅长家这么气派，还洋气。

吃饭时桌上有汽锅鸡、宣威火腿等，我们觉得好吃极了。到昆明好久了，我们就没吃过什么像样的饭菜。这时天已全黑了，我犯嘀咕：得赶紧回去呀，这要吃到什么时候? 金丽珠小声说：管他呢，先吃了再说。她比我低一级，倒比我大一岁，胆子大，比我有主张。

吃饭时有七个人：厅长夫妇俩、我们俩、接我们来的那个女生，还有两个男青年，一个是厅长的儿子，个高，留美的，没什么话；一个矮的，留法的，他们家的亲戚，话多，特别热络、殷勤。吃完饭，厅长夫妇和胡素静的表妹就离开了，其他人来到客厅。他们在留声机上放唱片，并邀我们跳舞。我会跳舞，学的时候家里也同意，但我们家的规矩是不让随便跳舞，比如有舞女的场合绝对不许跳。我们四个人在那里，两男两女，有点窘。其实吃饭时就有点不自在，因为大家原来都不认识，跟那些大人也不知说什么好。我才十九岁，金丽珠也就大我一岁，我们都没跟人打过什么交道。

跳了几支舞，我们说要走。外面正在下雨，当时正好是雨季，昆明的雨说下就下，还下得特别大。他们家的小车开出去了，怎么走呢？我们执意要走，就说坐黄包车。矮个青年叫了黄包车送我们回去，但没多久车就停下了，进了一个中式的大院子，是他家。原来车夫不肯走了，说天黑雨大，路太远也不好走。联大在小西门外，要出城。矮个说，只好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走。这种情况，我们虽急着回去，却也没办法，只好听他安排。

他把我们领到一间客房，说他有客人都住这儿，而后就让我们休息。他走后我们突然害怕起来，互相问，不会遇到坏人了吧？越想越怕，越想越像——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出来玩儿全是因为胡素静，但和她从上次约定后就再没联系过，谁知道今天这些是什么人呢？金丽珠给自己壮胆说，不怕，反正我们身上没钱，有什么可抢？！后来人家笑话我们这些教会女校出来的女生什么都不懂，动辄说没什么可抢，难道不怕抢人吗？更何况金丽珠长得还挺漂亮。

说不怕，心里还是怕。我们就把房间里的桌子抬过去抵着门，又把椅子拿过去，架到桌子上面。其实，从见面起，那些人就都挺礼貌、挺绅士的。过了一阵，矮个男士来敲门，问冷不冷，还需要什么。我们不好去开门，因为门堵着呢，要搬就有响动，人家问起来无法解释。我们就这么挨到天亮，他来喊起床，我们才又坐上黄包车回到学校。

一夜未归，宿舍的人都跑过来问。我们到舍监那儿去说明情况，她当然也没把我们怎么样，后来她也向胡素静核实了。胡不是生病，是生小孩了，她埋怨表妹把事情弄成了这样。舍监对我俩说，以后再不准有这样的事。我们受惊不小，哪还会有下一次呢？

金丽珠后来和邓灼结婚了。邓是工学院的学生，后来去了美国留学，学成后回国到了南京，那是在抗战胜利后，金丽珠也到了南京，在中央大学附中教书。有次她让赵瑞蕻替她代上一周的课，赵答应了，但后来居然没去。她回来后到我们家，气得说赵，你怎么这么拆烂污？！那时我才知道她请赵代课的事，赵瑞蕻之前没跟我说。我后来分析，赵没去代课，恐怕是怕见到附中的校长，校长之前要他办事他没办成，怕碰见。这事之后我和金丽珠就没什么来往了。她也许认为是我不让赵瑞蕻替她上课，谁知道呢？反正我们不再通信了。

1941年，杨苡和赵瑞蕻在昆明西南联大

联大的伙食很糟糕，我们经常饥肠辘辘

金丽珠在陌生人家里不管三七二十一说“吃了再说”，是她胆子大，同时也因为别人家有那么多好吃的，我们真的想饱餐一顿。学校的伙食很糟糕，我们经常是饥肠碌碌的状态。我和陈蕴珍、王树藏去看沈先生，他总想着招待我们，让我们打牙祭。他当然知道，学生的生活很艰苦。

流亡学生在学校吃饭不要钱，由政府管，叫作“贷金饭”。说是“贷”，其实并不要求还。这样的情况下也就不能对伙食有什么要求了。何况不光学生，教授们的生活也很苦。我们早上是一顿稀饭——真是稀，能照出人影。一大桶放那儿，大家用大勺往自己碗里舀。男生饭量大吃得又快，女生要舀第二碗时，桶早干净了。这么一顿，不到中午我们已经饿得不行了。

中午、晚上两顿是干的。我们拿学校发的洋铁盒子打饭，那盒子中间是隔开的，一边装饭，一边装菜。现在的盒饭有一荤两素、两荤两素等各种，还分大荤小荤。按照现在的标准，我们当时一荤也没有，颠来倒去就是萝卜、胡萝卜、白菜、土豆这几样，我印象里吃得最多的是胡萝卜。米饭也和现在的完全不能比，小石子、稗子等杂在里面，有时还吃出老鼠屎，男生起哄说我们吃的是“八宝饭”。

这样的饭食，不要说男生，就是我们女生也很难撑着上一天课。上午的课到课间时，我们经常去买点烧饼、糍粑之类的，这样才能撑到中午。午饭虽然是干饭，但没油水，到下午3点来钟就又饿了。晚上大家会到茶馆里看书到很迟，看见人家买点心，肚子越发咕咕直叫，有时也会叫一碗米线吃。那时我算有钱的，每个月母亲给我五十元，在当时绝对不是小数了。我起初还奇怪，饿了就买吃的呀，怎么同学大都不买呢？事实上很多同学真的很穷，吃不起。但我也不常买外面的东西吃，不是吃不起，是不想特殊，想跟大家一样。如果买了吃，往往是和同学一起，大都是我掏钱。这是受母亲的影响，她总说不能花别人的钱，应该请别人。

为了改善伙食，我们也会买教授太太们做的食物。这些太太做出吃食来卖，补贴家用。有的把租的房子拿出一间来做，有的就在门口生炉子，架上笼屉，蒸包子卖。起初吃的人是买了就走，后来卖家弄了几条凳子让买的人坐那儿吃。我印象深的是菜饭，上面铺几片火腿，就是火腿菜饭，真是香。

（原文《杨苡：“自由自在的生活开始了”》《杨苡：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同学们》分别刊于《名人传记》2021年第4期、第5期口述/杨苡文/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