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色寨：法国殖民云南的百年遗存

自前几年昆明至巴黎的直飞航线开通以来，巨大的地理空间不再是阻碍，凯旋门、凡尔赛宫、香榭丽大街似乎变得近在眼前，去法国旅游的云南人已是越来越多。

　　然而，揭开尘封百年的历史档案，如果说出这样一个隐藏了许久的“秘密”——法国及其首都巴黎能有今天的繁荣竟与云南人的血汗与贡献有关，究竟会有多少人知道并且相信呢？

　　但是，当您去过至今在中原内地人眼里还是边疆大山深处的碧色寨，您一定会为这样冷酷的事实所震撼！

　　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您至今还未走进碧色寨，那我必须得说：与远在万里之外的法国人相比，您的脚步已经整整晚了上百年。

　　碧色寨，这是一个在比例为六千五百万分之一的世界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地方，与欧洲的法兰西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相去甚远。

　　然而，就是这样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一百多年前，它所在的蒙自已经被法帝国的统治者视为囊中之物。

　　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地处珠江与红河分水岭两侧的蒙自市，是云南建县最早的几个千年古县之一。它与省会昆明相距289公里，离越南的老街也不过百余公里。北回归线横贯境内，是云南省六大平坝之一，物产丰富，为彝族、苗族、壮族、哈尼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之地。

　　有上万年人类繁衍活动史、2100多年建县史的蒙自，在清末民初曾是云南省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当时云南80%以上的进出口物资均通过蒙自转运。滇省的第一个海关、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邮政局、第一个外国银行、第一条民营铁路、第一个外资企业、第一个驻滇领事馆、第一个火电站等先后诞生于此，这也凸显了它在云南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碧色寨就位于其所下辖的草坝镇。

　　正值盛夏，阵雨后的蒙自，虽不是最强的阳光，却依旧感觉燥热。从市区驱车10公里，就到达了碧色寨。

　　也许您并不熟悉，这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火车站之一，火车经此北上可以到达昆明，南下不远，经过中越边境重镇河口就能直达越南海防港。

　　对我来说，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到滇越铁路上的这个百年老站了。

　　站在冷清的轨道旁，望着黄色的站房和远处的群山，我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久远的过去。

碧色寨，本来只是一个十几户人家、比邻火车站的小小山村，原名叫“坡心”。相传，当年一个法国驻蒙自的官员发现这里有着依山面水的美景，遂将坐落于此的火车站命名为“碧色寨”，这个小村庄也因此而闻名中法。

　　而距此西南方向约40公里处，有一叫做个旧的所在，那里蕴藏着中国最大的锡矿。锡，作为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稀有贵金属，号称“工业味精”，被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电器、化工、冶金、建材、机械、食品包装等行业。

早在19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英法殖民者不断侵入东南亚及中国云南。眼见得大英帝国在中国处处确立势力范围，不甘落后的法帝国，也步步进逼，妄图通过修筑铁路来逐渐控制拥有丰富锡矿等资源的云南，想方设法变云南为其殖民地。

　　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法国通过中法战争，与羸弱的清政府缔结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及在中国西南诸省通商和修筑铁路权；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法国借口在“三国干涉(日本)还辽”中有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续议界务商务专条》，获得将越南铁路延伸修入与越南接壤的中国境内之修筑权；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3月23日)，法国驻华公使吕班向清廷递交照会，要求获取修筑云南铁路特权，其照会第三条称：“允许法国从越南修筑铁路至中国昆明。”软弱无能的满清政府再度屈服于法国的压力，承认了法国在云南的筑路权。

　　1903年，法国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使法国攫取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和通车管理权。随即，法国便派人入滇踏勘路线，绘制铁路蓝图，正式成立滇越铁路法国公司。滇越铁路于1903年动工修建，其滇段穿越了云南众多高山峡谷，渗透了数十万中国劳工的血汗，正是：“血染南溪河，尸铺滇越路。千山遍白骨，万壑血泪流。”1909年4月13日通车至碧色寨，1910年实现全线通车。全线当时总造价约1.59亿法郎。

　　作为米轨铁路，滇越铁路全长855公里，其中越南段长389公里，云南段长466公里，经过了12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南北海拔高差1807米的线路上，平均3公里1个隧道、1公里1座桥涵，足见修建之艰难。

　　由于它是当时云南境内的唯一铁路，滇越铁路建成后，碧色寨很快确立了云南进出口货物中转站的地位。随着1921年个（旧）碧（色寨）铁路通车，碧色寨也成为滇越铁路与个碧铁路的换装站。它一跃而成当时云南铁路交通的枢纽。

　　令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整个铁路修筑过程中，法国殖民者对中国筑路工人进行了极其野蛮的奴役、压迫。还在法国人勘测线路期间，就引起了沿途百姓的强烈反对，1899年6月20日，蒙自大屯杨家寨的杨自元召集锡矿工人及附近村民数千人，夜袭蒙自县城，火烧洋关税司，迫使勘测铁路的法方人员逃回越南。

　　在滇段修筑过程中，法国除役使云南各族人民外，还从四川、河北、山东、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省招募大量民工，前后7年间，总数不下二、三十万，而被虐待折磨致死的民工近8万人。连当时的云南地方官吏也不得不承认“此路实吾国血肉所造成矣”。修路中不断激起云南人民的反抗，“拒修洋路”呼声不绝；昆明的革命党人和爱国士绅还一再提出“赎路自办”。但由于法帝的强大和清廷的腐败，中国人民的反抗屡遭镇压。

从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起的30多年时间，碧色寨一直扮演了滇越铁路沿线第一大站的角色，每天有四十余对列车在此进出，火车的汽笛声和搬运工的号子声昼夜回响在山中，待运的大锡、煤油、钢铁、糖、茶叶、纺织品等装满了仓库，洋行、咖啡馆、百货公司、邮政局四处林立，高鼻子蓝眼珠的洋人和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混杂一起。

于是乎，一种十分独特的大杂烩文化形成了：西装与长衫并行，法语与方言交流，威士忌与包谷酒干杯，高跟鞋与土布鞋同路，这里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欧洲现代工业文明及商业文明与云南古老的农耕文明奇妙地融合一处。

　　最初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碧色寨，伴随着铁路的发达很快呈现了畸形的繁华，以“小巴黎”而享誉滇南。

　　据有关史料，当时，出于货物运输的需要，在小站的四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许多西洋人开设的公司，如美国美孚三达水火油公司，法商亚细亚水火油公司，德商德士古水火油公司等。而洋行中最著名的，便是滇越铁路原职员、希腊人哥胪士兄弟兴办的哥胪士洋行。有资料显示，在碧色寨最兴盛的时候，有国内18个省、108个县的商人，蜂拥而至，到这里寻找自己的“发财之

路”。

　　最终，这条中国人民用生命及血汗筑就的滇越铁路，成了法国殖民者的重要掠夺工具，给云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凭借这条铁路，法国不仅控制了云南的铁路交通命脉，掌握了锡都个旧的命运，还操纵了云南的金融，支配了云南的邮政和电讯。法国人柏顿在考察云南后一语道破了天机：“滇越铁路不独云南全省商务为法人所掌握，而云南政府也在巴黎政府掌握之中。”

　　法帝国主义利用滇越铁路大肆榨取云南人民的血汗和资源，使其最终成为“插在云南的大吸血管”，一刻不停地吮吸着云南人民的膏血。碧色寨车站就是法国殖民者侵略、掠夺云南人民的活的历史见证。

　　有关史料记载，从1915年至1920年，法国滇越铁路公司云南段年均盈利100万法郎，1920年至1930年增至年均盈利600余万法郎。1914年至1930年，法国从云南搜罗外运的银元，达1455万元。19O0年至1938年，法国仅从滇越铁路运走的大锡达234242吨。西南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说，1910至1940年30年里，法国的滇越铁路公司通过该路获取的利润超过了3亿法郎。而同期，云南人民却过着被压迫、被奴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苦日子！

　　抗战爆发后，1940年9月12日，为防范日本人利用滇越铁路从越南入侵云南，国民政府下令炸毁了河口的中越铁路大桥，拆除从河口至碧色寨177公里的铁轨。滇越铁路的中断，致使碧色寨的对外贸易完全停止，碧色寨也就此走向衰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虽然碧色寨至河口的铁路得以逐步修复，但由于外贸运输量和客流量大降，碧色寨车站和集市往日的喧闹与繁华一去不复返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滇越铁路滇段。随着成昆铁路、贵昆铁路、南昆铁路以及昆明高铁的不断开通，碧色寨车站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由一个赫赫有名的特等站降格为一个只有慢车和货车才停靠几分钟的四等小站。

　　今天，走在占地2平方公里的碧色寨火车站，还能清晰地看到百年前的那些建筑遗存：大通公司，水塔，站房，火车站钟，警察局，法国员工的宿舍，哥胪士旅馆，红土地网球场，甚至还有当年法国人栽下的一颗葡萄树等等。

令人欣慰的是，多年来，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各级政府及昆明铁路局对碧色寨车站一直给予了重视保护，使得整个百年老站，历经长期岁月风雨，依然基本保持了通车时的原貌，形成了中法文化交汇的独特景观。

1987年12月21日，碧色寨被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车站都属保护范围。2013年3月又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在我此行的不久前，蒙自市与云南世博旅游集团等签订协议，计划实施总投资50亿元的碧色寨滇越铁路历史文化公园项目。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碧色寨会被保护得更好。

来源： 图影看世界 作者：任维东

任维东, 《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及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 多年来采写刊发重大新闻、调查新闻、深度人文地理和舆论监督报道等各类新闻作品。参与撰写《特色文化产业融入“一带一路”——来自云南的一线调研和思考》, 滇池污染和治理的系列报道等。

1983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工作3年后，1986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研究生，1989年7月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分配至《人民日报》社工作。从1989年8月至2003年3月，一直任《人民日报》记者。现为《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
多年来一手拿笔，一手拍照，撰写、拍摄与发表了大量文字和摄影作品，著有《探访东方大河 》、《神秘的金三角》、《云南故事》等。1995年加入中国民俗摄影协会，1999年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家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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