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大学工学院办学历史考察

（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摘要：1922年12月，云南大学的前身私立东陆大学成立，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工厂内迁云南，推动云南理工教育跨越式发展。文章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大学工学院办学历史，认为高水平的教授集聚是工学师资的主要特点，在高水平的师资条件下，工学院的课程设置得到优化，教学水平获得提升，科学研究能力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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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抗日战争；云南大学；工学院

中图分类号：G 649.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5)01.0110.06

收稿日期：2014.09.06 修回日期：2014.10.26网络出版时间：2015.01.0713：06

基金项目：云财教2010年288#助学成才100万子项目（科技史硕士）（A3007337）；2014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云南的近代化：科技进步与制度变革”阶段性成果(2014Z084)。

作者简介：石国贤（1987—），男，广西都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近代理工教育史的研究。

纵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理工教育是推动科学技术传播、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增强国家科技实力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22年12月，云南大学的前身私立东陆大学成立，从此，云南大学成为云南理工教育的重镇。1925年，私立东陆大学土木工程系开始招收本科生，这是云南理工教育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云南结束了不能培养工科本科生的历史。1937年，应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邀请，熊庆来①出任省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上任后，着手推进云南大学晋升国立大学的工作，要求云南大学在几方面作出努力：第一，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第二，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第三，整饬校纪；第四，充实设备；第五，培养研究风气［1］。1937年，云南大学进行院系调整，理工学院一分为二，分设理学院和工学院，工学院设土木工程、矿冶工程学系。1938年，云南大学晋升国立大学，工学院为适应抗日战争时期加快培养技术人员的需要增设采矿专修科，1941年应滇缅铁路工程局要求添设铁道管理学系。1944年，添办航空工程学系。因铁道管理学系中途停办，航空工程学系组建较晚，本文仅就矿冶工程学系、土木工程系做讨论。

一、师资组成与特点

在熊庆来“慎选师资”的要求下，工学院名师荟萃、师资上乘。抗日战争期间，杨克嵘、冯景兰、熊庆来分别担任过工学院院长。杨克嵘，云南洱源人，云南首批“留美生”，获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1922年7月到校任教。除任教云大外还曾担任云南兵工厂机器厂主任及副厂长、第二路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云南航空学校教官、云南省企业局顾问、云南建设厅顾问、昆明市工程委员会委员等职［2］。冯景兰，河南唐河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1945年兼任工学院院长及矿冶系主任。各系历任主任分别为，土木系李炽昌、丘勤宝；矿冶系张正平、蒋导江、石充、卢焕云、冯景兰。

依据现有史料，表1基本囊括抗战期间在工学院任教者，但因抗日战争期间教师流动频繁，表1中难免有所遗漏。工学院教授、副教授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从教育背景看，求学目标国集中于美国，求学院校集中于世界顶尖大学

表1可查证留学去向者共33人，占教授、副教授总数约61%。而在留学群体中，留美26人，约占留学总人数的79%；留英国2人，约占留学总人数的6%；留法国2人，约占留学总人数的6%；留比利时2人，约占留学总人数的6%；留香港1人，约占留学总人数的3%。可见，工学院教授、副教授留学群体中，以留美为主，留欧次之，这与当时美国、欧洲各自在世界的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重心由欧洲向美国转移的趋势加强，对于留学生而言，前往美国学习理工科显然更具吸引力。美国东部8所高校即常青藤高校8所高校分别为：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被公认为美国顶尖的10所大学。工学院教授、副教授留美26人中，毕业于这10所大学者共15人，约占留美总人数的58%。其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2人，毕业于康奈尔大学7人，毕业于哈佛大学3人，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3人。余者也多为入读各自领域之名校，如矿冶系石充、黄国瀛毕业于科罗拉多矿业大学。院长杨克嵘、李吟秋毕业于以理工科见长的普渡大学。留欧方面，土木系高錤毕业于法国国立桥路学院土木工程系，该校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工程学院，在交通、土木领域中拥有很高的声望。

（二）从地域分布看，籍贯多为东、中部经济与教育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

东、中部地区历来是我国经济与教育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具有较为浓厚的读书氛围，在良好的经济条件与学习传统的影响下人才辈出。表1可查证籍贯者共42人，中东部省区占37人。其中江苏12人、安徽3人、浙江1人、湖北5人、河北6人、河南2人、广东4人、江西3人、湖南1人。而工学院江苏籍教授、副教授人数又在中东部省区中位列第一。

（三）从教授构成上看，兼职教授是工学院教授、副教授师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聘请兼职教授是云大充分利用校外智力建设高水平工学院的重大举措，表1中兼职教授共15人，约占教授师资总人数的28%。虽总数不多，但层次很高。15人中，可查证留学去向者8人，均留美，获硕士学位者4人，获博士学位者4人。以单位划分，西南联大有8人，云南钢铁厂有2人，昆明电铜厂有1人，体现出云大工学院与云南本土工矿企业、西南联合大学良好的互动关系。

（四）从院系分布上看，矿冶学系师资力量最为突出

云南蕴含着丰富的矿藏资源，特别是以锡、铅、铜、锌等有色金属矿藏最为丰富，为矿冶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矿冶学系具有的雄厚师资与良好办学条件还得益于以下两点。

1．云南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培养矿冶人才有迫切需求

“1884年中法战争后，在近代云南，围绕着地缘政治目标晚清政府和后来的军阀势力与西方列强，及西方列强之间（主要是英法两国之间）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遏制与反遏制，既有对抗又有

合作，既有合作竞争又有非合作竞争的地缘政治角逐。［3］”这一过程中，云南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并发展起来，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近代云南历史舞台。在筹办东川矿业公司、个旧锡务公司等企业时，民族资产阶级深感云南矿冶人才凋敝。如东川矿业公司因炼不出“精铜”被排斥于国际市场之外，曾聘日本技师改建炼铜炉，终因不适用，“精铜”炼不出来，炉子闲置［4］。

2．抗战为矿冶人才的培养带来了特殊的历史机遇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不断加快侵略步伐，中日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云南地缘政治地位日益上升，云南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蒋介石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倡导建设一个工业化的云南。1935年5月12日、13日、15日，蒋介石在昆明发表了三篇演说。他在《全滇民众应负起复兴民族之责》一文中说道：“我觉得以云南蕴藏之丰富，土地之肥美，气候之温和，民性之勤俭等种种条件看来，云南真正是一个最好发展工业的省区！我们不谈工业建设则已，如果要谈工业建设，就要先从云南建设起来！我们一定要在云南造成坚实宏大的工业基础，才可以复兴我们的民族！［5］”在《建设新云南与复兴民族》一文中他说道：“什么地方最容易工业化呢？我认定就是云南！因为云南地下蕴藏之丰与地面出产之富以及全省气候之和美：可以说那一省都赶不上，一切工业化的条件都已具备，所以我们要建设工业，就要从云南做起；……对于工业教育，必须要特别注意，现在再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复兴民族，第一要培植复兴民族的人才，要培植复兴民族的人才，必须有复兴民族的教育。［5］”为进一步落实云南工业人才的培养，5月15日下午，蒋介石单独召见云大校长何瑶，要他加强理工科人才培养。此后，工学院矿冶系之补助甚多，如1936年得中央庚款董事会补助8万元为矿冶系设备费；1939年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矿冶系补助费国币五万元，美金一万五千元。经费的充实使矿冶系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物质条件。抗战内迁所带来的智力资源转移，使矿冶系得以延揽到一批大师级教授，丰富了矿冶系的师资组成。如张正平，原为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名教授，抗战爆发后举家南逃，熊庆来得知后邀其来矿冶系任教；石充，历任阳新铜矿工程主任、经济部矿冶研究所技正，1941年担任矿冶系主任。冯景兰，中国矿床学重要奠基人之一，随清华大学内迁昆明，1943年聘为矿冶系主任。

二、课程设置与特点

（一）课程设置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工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云南大学作为国立大学，一切教学制度、课程设置需贯彻国民政府的要求。工学院共同必修课定为：三民主义（不计学分）、体育（不计学分）、军训（不计学分）、国文（4学分，每周需作文一次）、外国文（6学分，每周需作文一次）、数学（8学分）、物理学（8学分，每周授课3小时、实习3小时）、化学（8学分，每周授课3小时、实习3小时，建筑工程系不授此科）、应用力学（4学分）、材料力学（4学分）、经济学（3学分，得移在第三或第四学期讲授）、投影几何（2学分，每周上课6小时）、工程画（2学分，每周上课6小时，建筑工程系不授此科）、工厂实习（2学分，每周实习3小时，建筑工程系不授此科）、徒手画（4学分，除建筑工程系外其他系不授此科）、建筑初则及建筑画（2学分，除建筑工程系外其他系不授此科）、初级图案（3学分，除建筑工程系外其他系不授此科）、阴影法（2学分，除建筑工程系外其他系不授此科）、木工（1学分，除建筑工程系外其他系不授此科）［6］。1940年以后，三民主义以4学分计入课程学分。除共同必修科目外，还分为院系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需要修够至少142学分方能毕业［7］。云南大学工学院所需毕业学分为诸学院中最多，课程学习任务十分繁重。

（二）课程设置的特点

1．学分设置上体现基础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兼顾原则

基础理论学习是进一步掌握、运用技术的基石，对于基础理论的掌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理工科人才的培养质量。工学院对基础理论课程较为重视，如数学、物理、化学三大基础科目所占学分均为8学分。物理和化学又把实践和理论学习分开成为两个独立考核的部分，又如矿物学科目分为矿物学、矿物学实验两门，理论学习占4学分，实验占2学分。通过明确实践环节所占的学分数，这就避免了在教学中理论与实践不清的情况。

2．科目安排上体现课程结构的优化

公共必修课课程结构的优化主要体现在国文和英文科目上。战前省立时期云大生源质量参差不齐，为使学生打好基础以应后续课程学习，国文、英文在需两学年授完。改为国立后且内地学生来昆逃难求学者众多，生源面更广，生源素质提高，不一定需学生修两年，可按照教育部要求一学年授完，但土木系与矿冶系要求有所差异，矿冶系要求一年级国文和英文课程低于70分者需再习一年，而土木系在第一学年后则不再专门安排国文及英文课程。

专业必修课课程结构的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课程根据实际需要开设，如土木系开设铁路工程、铁路定线、铁路设计、隧道工程等科目，以应培养抗日战争时期铁路人才的需要。二是将原本单一门科目细化成数门课程讲授。如矿冶系的采矿工程科目，1936年省立时期在第三学年开出，而国立后则从第二学年起就开设采矿工程（一）、（二），第三学年开设采矿工程（三）、（四），毕业学年继续开设采矿工程（五）、（六），这种设置深化了课程的专业性，体现了核心课程的教学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水平。

三、科学研究

抗战中，工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并未中断，在艰苦条件仍然取得一定成绩。其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 科学研究水平显著提高

战前，因工科师资多为留学归国之青年教师，疲于应付教学任务，因而在科学研究方面几无成果，工学院尚不具备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抗战爆发后，在校长熊庆来的努力下，工学院多方延揽名师，师资水平得到提高，结构得到优化，科学研究资助不断增多，土木系在昆明街道测绘与设计，水利工程建设等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矿冶学系则与相关企业在矿物开采、加工领域展开联合研究，工学院已经具备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的能力。

（二）科学研究服务于抗战

抗战大背景下，工学院科学研究与抗战联系紧密。其中，矿冶系与滇北矿务局东川矿合作选洗铜矿，解决了东川矿当时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不仅支援了抗战，而且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滇北矿务公司为资源委员会与云南合办企业，抗战爆发后，前线军火及军用通讯器材吃紧，铜的需求旺盛，为此，滇北矿务公司邀请矿冶系教授朱熙人、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长谢家荣、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黄懿分两次考察东川铜矿区，但都没有解决矿区的开采价值与前景问题，东川铜矿能不能办，资源委员会难下决断。东川铜矿的马尾丝矿当时学界尚在讨论，滇北矿务公司工程师李洪谟、王尚文认为岩浆热液沿灰岩叶理交代生成，而谢家荣则认为它是藻类组织，为铜矿所交换或填充者［8］。马尾丝矿的含铜量与选洗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1941年，矿冶系教授石充在东川矿区进行详细调查后认为马尾丝铜矿具有良好的开采价值，弃置不用实在可惜。石充判断马尾丝矿含铜3%，低级铜矿可在合乎经济原则下，用浮油选矿方法提选至含铜40%之富集品。选矿收获率可达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以上［9］。1941年4月1日，云南大学与滇北矿务公司就《合作研究选洗东川铜矿办法》达成正式协议，此举不仅解决了东川铜矿值不值得办的问题，也使工学院获益匪浅。《办法》中约定，研究结果由公司付诸实行，如因此得有较大利润时则由公司每年提出百分之二十补助学校作为工学院教学或设备之用，其中大部分发展矿冶学系［10］。

（三）科学研究服务于云南抗战大后方建设

抗战大后方建设事关抗战全局与战后建设，云南地处抗战大后方，地缘政治地位十分重要。工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根植于云南地方发展实际，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为抗战大后方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1．地方矿冶研究

此方面研究主要有：（1）1937年7月，矿冶系教授张正平、朱熙人协同资源委员会对东川铜矿区开发计划展开研究；（2）1938年3月，矿冶系教授张正平、朱熙人、徐象数受昆华煤铁公司邀请，赴路南从事技术方面商讨，开采圭山煤田；（3）1938年6月，矿冶系教授蒋导江、朱熙人与助教熊秉信应财政厅之约，赴双柏县石羊、马龙二银铅矿，解决其经济价值与协助冶炼问题；（4）1939年秋，矿冶系为躲避日机空袭，迁至广通县舍资镇一平浪矿附近，与滇西企业局合作研究一平浪盐、煤开采；（5）1940年7月，由矿冶系教师朱熙人、袁见齐、熊秉信、郭令智主编的《云南矿产志》出版。

2．地方水利发展问题研究

此方面研究主要有：（1）1938年，云南省建设厅邀请土木系教授丘勤宝勘测盘龙江谷昌坝水库位于芹菜冲的坝子，设计坝高13m；（2）1944年冬，省府任命丘勤宝为顾问，对谷昌坝水库坝址进行勘测，最终确定坝址为芹菜冲，整个工程由土木系主任丘勤宝设计，助教吴持恭、李榆仙、杨祖诲参与设计、计算及绘图。由工学院院长杨克嵘指导，张鹤龄、杨祖诲设计阀门及启闭机械。该大坝1945年动工，1946年6月竣工。

四、结束语

近代以来，云南理工教育曾有过两次重大发展机遇期。1840年以后，伴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危机的加深，以洋务派为推手，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西式学堂陆续创办起来，中国理工教育开始起步。云南地处边陲，各项事业较为落后，1902年，云南高等学堂设立，1908年，速成铁道学堂设立，1910年，工矿学堂设立，此时，洋务运动早已成为历史。云南理工教育发展错失洋务运动带来的机遇。抗日战争时期，伴随着高校内迁、高等学校布局的调整与工厂内迁、工业布局的调整，云南理工教育又迎来第二次重大发展机遇期，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行政当局，以熊庆来为代表的云南本土教育家没有错过机遇，充分利用内迁带来的资源，不断将云南大学工学院教学、科学研究能力推向更高水平。高水平的理工教育也促进了云南大学的整体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云南大学已被美国国务院指定为中美交流留学生的五所大学之一［11］。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经验，关键有两条，一是抓住机遇；二是理工教育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科学技术在推动区域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云南应继续加大在理工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以高水平理工教育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加快培育云南本土科技人才，为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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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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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辚．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及其成因［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5（1）：66.71．

［4］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云南大学志：总述［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5］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179.180，182.186.

［6］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501.502．

［7］刘兴育，朱军．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教学卷(1922—1949年)［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102．

［8］曹仁关. 云南东川“马尾丝”铜矿和叠层石［J］.地质与勘探，1986（6）：31.33

［9］刘兴育. 为云大矿冶系取得辉煌成就的大师们［N］.云南大学校报，2011.01.24(4).

［10］云南大学，滇北矿务公司.复函滇北矿务公司修正合作办法并缮写三份请签章并分别存查掷还以凭办理由［Z］.昆明：云南省档案馆，云南民国档案卷1016.001.00102.002.

［11］刘兴育，朱军．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术卷(1922—1949年) ［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石国贤（1987—），男，广西都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近代理工教育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