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骄子 — 《战斗掠影》边纵第九支队红哥红姐们的老照片

文章原文“云南骄子”

春节前夕，杨群大姐送我一本刚由她和周锦荪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相册《战斗掠影》，这是一本极其珍贵的65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九支队红哥红姐们的老照片。杨群是教育家、摄影家、原省政协副主席杨春洲的女儿，她也是一位边纵老战士，与同是边纵地下党游击队的我的大姐孙尔芳同龄，又都是石屏老乡，故我称她大姐。我收藏的画册不少，大都是先珍藏起来，过一段时间再仔细欣赏。这一次，当我正要将这本相册收藏起来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它的副标题“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九支队老战士相册”，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边纵地下党游击队的相册。当年在滇南，在我的家乡石屏，叱咤风云、给蒋家王朝最后一击的边纵地下党游击队，难道就是他们吗？我寻找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哥红姐们，难道就是他们吗？我带着巨大的悬念打开相册，一个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一个个陌生又熟悉的英姿，在眼前闪现。是的，他们就是我要寻找的红哥红姐们……

　　1948年12月石屏午夜枪声

　　65年前的1948年12月1日午夜,宁静的石屏县城骤然响起了枪声,刚建立不久的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三、四支队(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第九支队)向石屏县城发起了攻击，全省为之震动。

　　那时，我刚6岁，上小学一年级。记得11月30日傍晚，我正准备做作业，父亲匆匆从外边回到家，把全家人叫到一起，说：“这两天外边乱得很，不要随便出去，后门要关好。只有带红条条的人才能开门，你们的大姐大哥说不定会回来……”我家的后门是一个通道，是一条从城外通往东正街十分隐蔽的通道。往常街天，东门、南门城外的老乡到城里赶街，时常从我家后门经过。从父亲的神色上，我感到了时局的紧张，但他的话我也有些听不懂，大姐大哥说是到省城昆明读书，已有两年没回来了，我当然盼着大姐大哥回来，可是这跟时局紧张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又为什么这个时候回来呢？心里这么想，却不敢问，赶紧抬着一条凳子到后门守着，巴望着大姐大哥会突然来敲门。

　　夜已经很深了，带红条条的大姐大哥始终没有来敲门，我也在不知不觉中打起瞌睡来，被妈妈抱到床上睡着了。突然我被推醒了，二姐对我说，快去看，带红条条的来了！我翻身下床，跑到后门，果然见一个个胸前带着红条条的人从后门鱼贯而过，往东正街去了。他们躬着腰，手中提着长枪，有男的有女的，可是就是不见大姐大哥，我不禁稍稍有些失望。

　　我仍然在后门等着，也许大姐大哥会突然出现呢！突然，从北边传来密集的枪声，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像春节放鞭炮那般热闹。“打起来啦！”“县衙门打起来啦！”有人在喊。带红条条的人提着枪奔跑着。不久，县衙门方向燃起了大火，把北边天空烧得明亮通红。我想爬到屋顶上去看，被母亲呵斥住了。

　　据后来参加攻城指挥部的地下石屏县委书记钟君劭回忆：12月1日夜，攻城部队迅速占领了东门、北门、西门，敌军龟缩到县衙门里。当突击队进至距县衙门大门仅50米时，我在县政府做内应的人员将紧闭的大木门拉开一扇。此时，有个突击队员未听招呼空放了一枪，大门又突然关上。由于枪声惊动敌人，霎时，敌人往我方摔出手榴弹，县政府右侧炮台的重机枪疯狂扫射，我突击队员先后牺牲7人、负伤30余人。由于缺乏攻城武器和经验，虽然围困了四五天，县衙门一直未能攻下。到第五天，得知第二十六军一个团前来增援，攻城指挥部决定撤出县城。

　　1948年12月5日夜，游击队突然从石屏消失，我等待中的大姐大哥自然也没有出现。

　　寻找红哥红姐

　　就在游击队撤走后的第三天，石屏县城东门通往我家的门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保安团大队人马冲进我家,架起了机枪，持长枪短枪的就有40余人。我父亲刚好从后门回家，被邻居拉进他们家，藏到蚊帐后面，没有被保安团发现。母亲背着襁褓中的弟弟，被保安团围住，要叫交出大姐孙尔芳。说是孙尔芳带着游击队来攻打县城的。母亲说，我没有见到我姑娘，她没有回家，你叫我怎么交？保安团见我母亲口气硬，便把母亲抓走了。

　　母亲被关在县衙门大门进去右边的一间牢房里。牢房门上半部开着一小窗口，有30公分大小，每天我和二姐去送饭，装饭的盒子就是从这个小窗口递进去的。母亲压低嗓音说：“看见你尔芳姐没有？”二姐说：“没。”母亲说：“没就好。赶快设法找到你姐，让她别回来。”末了，母亲又说：“听说，游击队的头头叫朱家璧、余为民、刘昆府、钟君劭，后两个是石屏人。”

　　大姐大我十四五岁，已经有20岁了，她长什么样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平时母亲讲，大姐长得很漂亮，大眼睛，白皮肤，高个子，原来许配给一家大户人家的公子，大姐不愿意，那时她已经参加了地下党，便偷偷跑到省城昆明读书去了，大哥也跑到昆明找大姐去了。那是1946年的事。大姐大哥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大姐才第一次回石屏，据大姐回忆，昆明九九整肃以后，她便和杨一堂（石屏人）、普朝柱（华宁人）一起到了滇中华宁、玉溪一带打游击去了。她并没有带人到石屏攻打县城，不知保安团认定是她带人攻打石屏城的情报从何而来？

　　大学毕业后，我曾在红河州机关工作过，一直想寻找攻打石屏城的红哥哥红姐姐，寻找母亲说的那几位游击队的头头。我身边接触的大我十来岁的不少干部，大都是石屏老乡，有的还是我的领导，如州委秘书长高文华、副州长普照等。他们言行谨慎，闭口不谈“当年”。从他们偶然流露的只言片语中，我猜测他们就是参加过地下党游击队的人。但社会上又同时流传着一种说法：地下党游击队大多是土匪武装、地霸武装，是和南下的大军抢地盘。我周围有几位作家原本想写地下党游击队的作品，都因此作罢。我的尔芳姐和她地下党的战友、担任第一任江川县长的丈夫杨松柏也一同被打成右派。在这种气候下，我也不敢贸然去打听红哥哥红姐姐。

　　那么，究竟是谁带人攻打石屏城的呢？攻打石屏城的红哥哥红姐姐又是些什么人呢？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

　　石屏：黎明前的红色堡垒

　　这个悬念的答案，最终是在杨群大姐送我的《战斗掠影》一书中找到的。

　　打开《战斗掠影》，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上至领导干部朱家璧、余为民、张华俊、刘昆府、袁用之、方仲伯、刘宝煊、杨守篤、钟君劭等，下至年轻战士周锦荪、杨群、刘根等。他们一个个头戴八角帽，佩戴自卫军臂章，胸前口袋里插把牙刷，脖子上挂一支用旧毛线织的水笔套这就是当年边纵九支队战士最具代表性的装备，营以上干部在腰间挎一把小手枪，一排黄铮铮的子弹，战士则扛一支步枪，可谓英姿飒爽，威武雄壮。就是他们，在黎明前打响了解放滇南重镇石屏的第一枪；同样是他们，配合解放大军，在石屏至元江之间，展开了中国内地最后一个战役并取得了辉煌胜利，亲手迎来了滇南的完全解放。

　　我终于弄清楚了攻打石屏城的红哥红姐都是谁。

　　1948年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滇南工委遵照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建立地方人民武装的指示，建立了云南人民自卫军四个支队。8月，面对石屏县城防守空虚的情况，第三支队长刘昆府提出了“趁机袭击石屏城，夺取库存枪弹以装备我军，然后向山区转移”的建议，得到滇南工委的批准。决定由第二、四支队配合第三支队攻打石屏城，成立了攻城指挥部，制定了攻城方案。石屏县委提供了县城详细地形图和守敌的部署情况、做好内应和群众发动工作。攻城部队一举攻占了四城门、县党部，歼敌保安营一部，缴获一批军用物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连几天，老百姓不明情况，关门闭户躲在家里，一线部队吃不上饭。上级命令女同志进城支援，杨群带着一批女战士进城，子弹就在脚面前飞过，她们全然不顾，登上南门城楼，齐声唱起了《山那边呀好地方》《满山孃》等游击队歌曲，优美嘹亮的歌声不但激励着前线战士，也神奇般地敲开了老百姓的大门。随着一声声“咕嘎”之声，一户户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个大妈大嫂端着饭，抬着酸菜，提着开水，送来给攻城战士……杨群大姐讲起65年前的这段经历，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

　　是的，云南人民自卫军之所以刚成立不到半年就攻打石屏，并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有一个重要原因：石屏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堪称红色堡垒。早在1941年，石屏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蒋介石的私人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国仪，受党的派遣便来到石屏负责党的工作。她到石屏中学以教英语为掩护，秘密组织师生“自治会”、“读书会”，动员师生抗日救亡。她还到宝秀等农村发动群众。她所在的石屏中学成了名副其实的民主堡垒、地下党的联络站。后来的中共地下党石屏县委书记、攻打石屏城指挥部成员钟君劭，就是石屏中学图书室的管理员。

　　不仅如此，1948年2月，朱家璧从缅甸回滇创建人民武装，路过石屏时，地下党石屏县委迅速组织了200多师生和革命青年随朱家璧到弥勒西山建军。接着，又动员和组织70余人到元江地区参加建军。攻打石屏城时，县委组织一千余四乡各族群众，抬着火枪、大刀等前来支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石屏红色堡垒成为边纵游击队的中坚。云南人民自卫军四个支队，从1947年7月建军到1949年9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九支队，两年间，五战五捷奔袭远江洼垤镇、歼灭新平国民党军独立大队、攻占龙武县城、攻打石屏城、配合解放大军取得了大陆最后一仗的胜利，为滇南的完全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不愧为云南人民的好儿女。

　　云南人民的好儿女

　　滇桂黔边纵区纵队，是由云南全省、广西左右江、贵州黔西南和广东南路的人民武装汇合发展起来的，中央军委1949年元旦宣布将它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列，地下党三省工委组成整个边纵的领导集体。从1947年夏到1949年底，边纵的战斗活动遍及3省147个县，约2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起12个成块的根据地，钳制了15万国民党军队，大大减轻了解放战争中我方压力。边纵主力部队发展到14.5万人，其中主力部队4.5万人（第九支队9000余人）。1947年至1949年歼敌6.1万人，在卢汉起义前夕就已经解放了云南全省91座县城，为配合南下的大军解放滇桂黔三省，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云南地下党边纵与云南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边纵的骨干队伍和云南地下党的核心成员，曾经有过昆明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的历史功勋；抗日战争中又经受了抗日救国的洗礼，以联大和云大两所高校为中心，使八年抗战时期的昆明成为中外公认的“民主堡垒”。 云南地下党边纵就是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形成的，又主要由学运和农民运动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组成骨干力量，从1947年至1949年春，组建起14.5万人的游击武装，他们是踩着抗日救亡的鼓点而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群体，真心诚意为民主自由新中国而奋斗，在黎明前夜进行了最艰苦卓绝的斗争。

　　今天，65年过去了，当我们读到当年滇桂黔边纵的红哥红姐们战斗历程的老照片时，由衷地充满了敬意，我从心底里道一声：

　　红哥红姐，您们好！您们是云南的骄子！云南的丰碑上永远铭刻着您们的芳名！

　　

作者：孙官生

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会长， 原云南省记协主席、云南日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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