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丰谱写交响合唱组曲《云南风情》照亮云南这块“秘境”

原文：田丰现象：在现代意识与原始思维的融合中升华

作者:朱运宽

艺术史上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一个艺术家远离尘嚣，同一片看来蛮荒然而充满生命、艺术本原意义的新的土地、新的生活结合，往往能找到一种新的思维、感知方式，新的艺术语言，产生艺术的飞跃；如：德拉克罗瓦、梵高、高更离开巴黎，一个前往北非研究阿拉伯世界那绚烂的色彩和富于浪漫情调的装饰，一个去了法国南部色彩缤纷的阿尔，一个去到塔希提岛“以遥远的、野蛮的源泉来充实自己”。作曲家田丰与这三位大师的背景、情况不同，但相似的文化现象在于：他作为一个首都的作曲家，近年来选择了云南，爱上了云南，他的艺术才华、现代意识与云南丰富的音乐素材相融合，使他的艺术得到了升华、超越。

爱云南：创作的一种内驱力

田丰的湖北沔阳人，12岁开始学音乐，他的第一部业余作品民族器乐曲《舟山锣鼓》就获得了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195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成为著名作曲家吴祖强的第一个学生。以后，田丰的名字就同一系列作品连在一起：交响乐有《红岩烈士诗钞》、《刘胡兰交响诗》、《第一交响乐》、《彝寨行》、《昨夜》，歌剧《大野芳菲》，钢琴协奏曲《嘉陵江》，大合唱《大凉山之歌》、《祖国晨曲》、《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歌曲有群众喜爱广为传唱的《何日彩云归》、《年青的朋友》等。从他写第一部作品起，就在民族化的道路上上下求索，苦苦追寻。

田丰爱上云南，偶然中有必然，1985年夏，他为音乐片《她从音画中走来》作曲，第一次来到云南，跑了滇西、滇西北，行程达四五千公里。这是一块艺术的“宝地”，又是各族群众心灵美、人性美的“净土”，他一见倾心一往情深地爱上了云南。刺激触发艺术家的灵感和创作激情的契机和内驱力，往往是爱：爱这块土地，爱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艺术在爱中孕育、升华、诞生。于是，多姿多彩的合唱组曲《云南风情》问世了。一幅幅云南风情：仙女般的少女风姿绰约地走在赶摆路上，洱海边渔家女的情歌互答，景颇妇女的舂米谣、拉姑母亲的摇篮曲……，这些迷人的令人心驰神往的音乐形象通过翟宪立出神入化的领唱、独唱和艺术学院同学的合唱，呈现在众人面前。作品浸透了那么多那么深的爱，以至有人不知田丰已过了“天命”之年，在听了音乐后说：“这一定是个热情的小伙子写的”。电视音乐片《她从音画中走来》在全国电视“百花园”评比中获得“星光”奖。还值得注意的音乐现象是：云南省歌舞团的编导们以《云南风情》的两段音乐篇成的舞蹈《大地.母亲》、《深山里的姑娘》在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中夺得了二、三等奖。著名白族舞蹈家杨丽萍要去菲律宾开独舞晚会，专程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西双版纳请正在深入生活的田丰为她创作了两个云南民族舞音乐。在云南舞坛上，还少有像田丰这样如此成功地为舞蹈编导、演员插上音乐幻想翅膀的作曲家。

在现代意识与原始思维的融合中升华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人生经验，而当你投入另一块土地时，就会为你提供另一种视角、思维方式。“文化震撼——对完全不同环境和风俗一开始感受到的冲击——是很普通的事”。（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25页）这种“文化震撼”现象，在德拉克罗瓦、梵高、高更深入到原始、荒蛮之地后，也从他们的感受中表现出来。《大画家传》244页中饰这样描述梵高初到阿尔时的“文化震撼”的“南部阿尔德暖风激起了他的不知疲倦的精神，阿尔士一个色彩缤纷的地方。一个来自北方、在冷冰冰的荒凉的风景和受苦农人的愁眉苦脸中长大的画家，看到千娇百媚的花儿和阿尔妇女的闪亮皮肤后，一定以为自己走入了《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奇幻的城镇。这儿是一片炎炎烈日下的仙镜。文森特是描述这仙境的人”。

现代意识与原始思维的融合，这是当今文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在1988年9月，云南省民族艺术节上，云南省歌舞团用舞蹈形式表现少数民族奇异婚恋风俗，推出大型歌舞《爱的足迹》，田丰被邀请担任作曲兼艺术指导。他在当代意识与原始思维的融合上做出有益的尝试。他87年3月与《爱的足迹》编导周培武、马文静一块赴云南边疆采风，他深深感到：云南的少数民族音乐闪烁着“人类童年”时期音乐文化的特点：在绿春牛孔乡，哈尼族群众表演的栽秧鼓舞是那么丰富，那么多变，不规则节拍的有机结合，组成了极为复杂的节奏音响，这种节奏不是现代机械的组合，而是人类情感的丰富表现；爱尼族祭祀歌更是新鲜、奇特，使作曲家也难以想象；瑶族对唱始终在不同的调上进行，而傈僳族的“利诺利”却各唱各的调，但又那么和谐，那么美；各族群众的吹奏乐器（包括树叶、独铉琴等）又使人感受到一种远古时代的气息和神秘感；声音是那么苍凉、深沉、富于悲剧的表现力，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音乐天地，是被很多音乐家朦胧、模糊感受到却还没有被开垦被升华的处女地。

田丰说：“越爱云南，生活越深入，越觉得奥秘太多”。奥秘是什么呢？越原始、越接近艺术本原的东西，形式就越自由，音乐能自由、随意地表现情感，这正是现代派梦昧以求的。而中国的现代派音乐有的误入歧途，出现了“双向逆反”。离西方现代技法越近，离民族化越远。田丰是受50年代正统音乐教育的，受苏联肖斯塔诺维奇、普罗柯菲耶夫等作曲家影响较深，局限在一个较狭窄的审美观念中。近年来，他一直在探索，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现代；一手伸向中国，一手伸向西方。他能站在较高的文化层次上，观察云南这片百年孤独的神奇土地。而今，在方方面面，八面来风的文化相遇、碰撞]融合中，，在“旧我”与“新我”的冲突中，他像凤凰涅磐一样，诞生了一个新我!他似乎寻到了艺术的本原，而往往本原的东西才更有永恒的价值。他如鱼得水，他说：“来云南，这是一个飞跃！”

田丰说：“《云南风情》是旋律美，而在《爱的足迹》中，我要表现民族的素材能升华到什么地步”。在序幕《爱的传说》中，田丰从哈尼族祭祀歌中提炼、加工了一段祭祀歌，它回荡着原始初民野性的呼唤，不协调音响的组合，把观众带到了遥远的洪荒年代。在《梦婚》中，他用人声模拟佤族独铉琴得声音，旋律只有一个很小的动机，而他用现代技法反复变奏，推向高潮，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感染力。一位同行评价：“田丰用一个动机，运用各种作曲技法，从小河变成了汪洋”。音乐创作最能体现人的素质、修养、美学观。田丰认为云南的民族民歌流露出悲剧色彩，象“苦情歌”，“苦”才能显出爱的深刻，这与他生命中的悲剧意识十分契合。在“梦婚”、“殉情”中，渗透了他的悲剧意识，也表现了他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深层思考和表现。当他写完《云南风情》时，还想马上写另一部作品来超越它；可写完《爱的足迹》，他感到自己被耗尽了、掏空了，倘若不下大功夫，就难以超越自己了。

“越有地方性，就越具有世界性”，这似乎近来一些朋友常常问田丰：“现在你正是写大作品的时候，怎么老往云南跑？”田丰回答：“云南正是写大作品的地方”。以后，他对表现这块红土地，还有很多设想，还会有新作问世。这就成为云南进而全国的一种令人深思的创作现象，我姑妄“超前”称之为“田丰现象”已成为定论。单笔者认为，这个命题只对一半。仅有民族性还不够，还要看作品是否表现了人类的普遍情感，是否寻找到与世界“对话”的艺术语言。不然，就难以解释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而《孩子王》被西方记者调侃为“令人最乏味的影片”，我以为《红高粱》中浸透着一种西方人崇尚的“酒精精神”，这种精神更为今天异化了的现代人所渴慕，所以获得世界的文化认同；而西方对《孩子王》中反映动乱中一个边疆教师的故事这种背景不了解，难以获得认同。——一个异乡人对云南的爱，在传统与现代、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中来寻找一种既来自本民族又与世界对话的语言，他创作的实绩和美学追求等。这已经引起云南和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深思：田丰在云南的时间短暂，论对生活的熟悉，对民族艺术素材的掌握，云南音乐工作者比他强，但少了些什么呢？我以为，在云南，对“狭谷意识”的突破——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用审美理想之光，现代意识之光，来照亮云南这块“秘境”、“隐藏的土地”是云南省文化创作飞跃的一个突破口。

红土高原，象大地母亲，呼唤更多的人，投入她的怀抱!

作者：朱运宽 云南省文联作家 《云南文艺评论》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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