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峰：北欧萨米族与云南傈僳族交流成因分析

内容提要：萨米族是居住在北欧斯堪的维亚半岛的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群体。近年来，它被逐渐介绍到中国并于2005年与云南傈僳族进行了正式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两个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对发展傈僳族经济、保护傈僳族文化具有启发意义，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和谐家园具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文化交流；认同感；文化期许

在人类共同居住的地球上，生活着千百个多姿多彩、风俗各异的民族。除了众所周知的大民族以外，还有一些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人口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部落或群体。他们和中华民族一样，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萨米族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千百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山地、雨林、沙漠、极地等偏远地区，过着人们向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相得益彰。萨米族总人口不到7万，是世界上人数最少的土著民族之一，其中约4万人是挪威公民，1．7万人住在瑞典，5000人住在芬兰，还有2000人住在俄罗斯。他们居住分散，活动和生存范围则跨越4国的大片边境地区，虽然人口较少，但有自己的语言、民族服装、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也有本民族特殊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傈僳族是云南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人口有100多万。其中，国内人口为63万余人，主要分布在云南怒江、丽江、迪庆、德宏、保山、楚雄、昆明、大理、临沧及四川的凉山，处于“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状态；国外傈僳族人口50多万，大多居住在缅甸、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地，与国内傈僳族山水相连、血脉相连。2005年初冬，瑞典萨米族和云南傈僳族在昆明诺的卡（中瑞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举行了首次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一群身着传统萨米服装的北欧民族频频在昆明亮相，开创了云南傈僳族与北欧民族交往的历史。其实，云南有26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多姿多彩的本民族文化，为什么惟独选择傈僳族作为交流对象，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这个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于宗教这个契机。考察两个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渊源、民风民俗可以知道，其实他们之间有着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这才是产生交流的内在基础和重要原因。

一、宗教信仰与语言的存在状况是产生交流的重要契机和基础

早期萨米族和傈僳族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信仰万物有灵论，充满着对自然界诸神明的顶礼膜拜。他们相信，大自然中从动物到石块都有灵魂，这是他们原始的、古老的朴素天真的对自然的原始理解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意愿使然。传统的萨米人认为神明都是住在自然界中的，同时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和动物、风以及太阳进行交流沟通，他们对各种自然现象满怀尊敬。萨米族四角帽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拉普地区狂风肆虐，人们苦于无法居住，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风神套进一个口袋。风神在袋子里面东南西北四处窜，口袋就演化成了现在萨米人头上戴的四角帽。傈僳族也有这样的传说，其先民由于不能理解自然界中各种变化莫测现象的因果关系，因而对自然的威力产生一种敬畏感、神秘感，认为他们所处周围的各种各样的事物中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尼”，“尼”主宰或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于是，他们将这些“尼”人格化作为神灵加以膜拜。萨米人的原始信仰直到17世纪末期，其领地被欧洲白种人侵占，萨米人被迫抛弃了崇拜神明的信仰，改信基督教后才式微下来。所以，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萨米族大多信奉基督教路德宗派。19世纪末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傈僳族聚居区广泛传播福音，建立教堂，部分群众接受了基督教，出现原始宗教与基督教并行不悖的态势。由于历史上傈僳族不注意积蓄，生活贫困，卫生习惯差等原因，一部分傈僳族群众产生改变落后的生存处境的思想意识主动信奉基督教，一部分群众依从现实利益的需要逐渐皈依基督教，并形成一定的传统。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政策和国际交流的频繁，傈僳族群众信奉基督教的人数逐年增加，有的傈僳族聚居区信教群众多达70％，最少人口的村寨也达10％左右，原始宗教信仰、民风民俗逐渐弱化，有的地方甚至消失。所以，相同的信仰存在状况是萨米族与傈僳族产生文化交流的重要契机。

此外，语言问题也是两族探寻沟通的主要原因。萨米族和傈僳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且，两者使用本族语言的情况都比较复杂。萨米人说着9种不同的语言，每一种都有其独到之处，这几种萨米语言中包含着挪威语、芬兰语和俄语中的个别词汇。占主要地位的是北方萨米语，约有75％的萨米人使用这种语言，其他的萨米人语言有相通的也有不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瑞典，萨米人的语言权利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到广泛重视，并得到了及时有效的保护和发扬，这一点和傈僳族明显不同。傈僳族也有自己独立、完整而丰富的语言，但是，由于傈僳族大部分聚集区多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各地语音有一些差别，有的傈僳语言可以相通，有的也不相通，甚至有的傈僳地区与其他民族世代杂居，语言基本消失，其风俗、习惯也与他族无二致，仅在族源上还保留着傈僳族的称呼。加之中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历代政府虽未制定出专门的保护和发扬傈僳族语言的措施，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对傈僳族生产、生活、文化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发展傈僳族经济和文化，成效十分显著，比如发掘、拯救傈僳族民间文化遗产，研究傈僳族复杂的语言使用情况，整理各地傈僳族风俗、习惯、信仰情况，改善傈僳族生产生活设施，促进傈僳族旅游文化的发展等。所以萨米族和傈僳族进行交流有着相似的语言存在状况、心理基础、文化期许和发展要求，即希望在所在各自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乃至族际社会的边缘，不被强势文化或群体遮蔽，获得自己的发展空间，保留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通过国际的交流，中国傈僳族开阔了视野，理清了思绪，展望了自己的发展前景，对借鉴北欧政府特别是瑞典政府发展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和措施，制定适合本国、本土、本族发展实际，确立物质良性发展方向等充满了信心，对建设和谐、和睦的边疆地区，构筑美好家园取得了共识，因此，两者的交流意义十分重大。

二、生活习性与服饰审美的自然演绎是交流的内在因素

萨米族和傈僳族都是一个喜欢迁徙的民族，祖先崇拜弱化，原始信仰遗留时间长，不容易被强势文化同化。萨米族属乌拉尔人种，为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类型。他们一般身材矮小，肤色偏黄，高高的颧骨，头发是深褐色、棕灰色，甚至是黑色的，所居拉普兰地区差不多是地球的最北端，气候异常寒冷，冬季漫长而多雪，地势起伏，景色多样，森林、高山、荒原、怪石一应俱全，环境艰苦卓绝，只有坚强的植物才能在寒风刺骨、贫瘠土壤中生存下来。萨米人以饲养驯鹿为生，不断地迁徙为驯鹿寻找丰饶的牧场，与恶劣的环境抗争，因而形成了真正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和极地文化气息，坚强、勇敢、执著。云南傈僳族与彝族关系密切，16世纪以后，经过数次大迁徙逐渐发展成一个单一民族，它是一个世代居住在高山、峡谷之间，靠打猎、种植为生的民族。迁居无常也是其显著特点：“喜居悬崖绝顶。垦山而种，地瘠则去人，迁徙无常。”［1］“铁索箐在县西北，逶迤千里，山阿水隈，蹊径深险，夷人每聚于此恃险出没，剽掠几百余年。”［2］在与高山峡谷共处的岁月里，傈僳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他们的衣、食、住、行，歌舞艺术无一不和大山直接有关，在他们的性格中，深深地烙上了大山之刚毅，峡谷之深邃的印记。由此可见，两个民族都有依持自然又在恶劣环境下茁壮成长的历史，有共同的心理基础和险恶生存环境的经验，比较容易感同身受，产生共鸣，这是潜隐于交流活动之外未被充分认识的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交流活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是两者服饰审美的相似性。和傈僳族一样，不同地区的萨米衣服的颜色和式样也不尽相同。大部分地区妇女的衣裙是用煮过的羊毛制成的，腰间系带，并饰有彩色的条纹和丝带，有些人在肩上围着彩色的披肩，有些人戴着高高的皮帽子。女性传统服装上装饰着美丽的金银别针和叮当作响的银质、铜质的硬币或圆盘。她们佩带的珠宝就是这些叮当作响的小圆环。萨米男子穿着短短的束腰上衣，也在腰间系带，有的人还戴着顶部带蓝色的有四个尖角的帽子。其服饰的基本色调是以蓝（深蓝、湖蓝和天蓝色）、红、黄3种鲜艳夺目的色彩相搭配，上衣多为深蓝和天蓝色，领口、前襟、肩部、袖口和下摆都镶有金黄和大红两色相间的花边。傈僳族服饰亦因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而略有差别。传统傈僳族服饰都比较简朴，男女一般都穿自织自制的麻布衣服，麻布有白色和青蓝色两种，有的还刺绣各种比较简单的花纹，与萨米族依靠现实环境发挥聪明才智抵御风寒的审美心理相同，服饰制作与审美源于自然界存在之物质。傈僳女性服装有两种，一种是裙装，上着短衫，下穿长及脚踝的裙。短衫圆领对襟，无纽扣，长及腰间，袖口上镶上各种颜色的花边。另一种为裤装，上穿短衫，下穿裤子，裤子外面前后系有小围裙，辅以各色花边。妇女喜佩头饰、胸饰、项圈，多用珊瑚、玛瑙、海贝串成。傈僳族女性身着浅蓝、深绿颜色的短衫夹袄，袖口和衣服脚边均镶有红、绿、白、黄等相间的花纹，胸前还挂有银、铜等金属制成的叮当作响的胸饰，颜色对比强烈，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一点也与萨米人女性服饰相似。傈僳族男子服饰简单朴素，一般为无领长衫，衣长至膝盖下，对襟无纽扣，穿时将左衣襟拉压在右襟上，系一条腰带，下穿短裤。一部分地区的男子，小腿打有绑腿。头上打有红、黑、白色的包头，肩挎长刀，既作装饰，又作防身武器，显得英姿、威武。萨米人和傈僳人对颜色有着一致的偏好，钟情于蓝色、红色和黄色，服装袖口、领边、脚边的装饰常用几种花边和颜色装饰，煞是鲜艳耀眼，甚至两族妇女都喜欢银、铜装饰品，胸前都喜欢挂叮当作响的银、铜圈，只不过傈僳族妇女胸前的装饰品做工更复杂、更大气一些。当黄皮肤、黑头发、高颧骨的北欧萨米族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来到中国，如果不是特别介绍，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就是异邦人。依靠自然的生活习性与服饰审美的相似性把文化交流的亲近感彰显得淋漓尽致，这是交流存续、发展的内在因素。

三、风俗习惯与历史传承模式的相似性

萨米族和傈僳族都是爱唱歌的民族。从传统上讲，萨米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萨米人在现实中使用绘画、雕刻、讲故事和唱歌来代替文字，现代的艺术家依然还以“约依克”的歌曲演唱形式来歌颂人物、事件和大自然，并作为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唱述本民族起源和传说、生活和情感，口耳相传，历史悠久，涉及他们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和信仰背景等。傈僳族虽有一定的文字，但没有形成系统普及开来，对祖先历史、神话传说、自然环境、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均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相承，这与萨米族是一致的。萨米人在婚礼和葬礼场合才唱“约依克”，有时还会唱“约依克”给心上人和竞争对手听，看谁的“约依克”唱得更巧妙、更甜美或者更加感情充沛。傈僳族是一个善歌的民族，遇事而歌，无论是逢年过节，喜庆丰收，举行婚礼，各种集会，他们都会一展歌喉，引吭高歌，唱出美妙歌声。傈僳族婚礼是歌声的海洋，而处在热恋中的傈僳族男女，更是唱歌的高手。他们以歌传情，以歌为媒，互相试探，倾诉爱慕之情，那些直白、热辣辣地表达爱情的歌词，是傈僳族歌曲中的精华，傈僳语称为“约叶”。由此而知，萨米族和傈僳族都有引吭高歌叙述本民族历史、命运、前途、生活等习俗，口耳相承是其共同模式，但是过去由于萨米族受到严重的歧视，政府强令他们适应所在国的主流社会，严禁他们讲自己民族的语言、信仰自己的原始宗教，萨米族文化逐渐消失，直到近年来才又重新得到重视并发扬。值得注意的是，在婚礼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场合，萨米族与傈僳族信教群众，每个人都会穿上自己最好的传统服装，在教堂举行婚礼之后，接着又举行可能会持续数天的聚会，尽情享受美酒佳肴，跳舞谈天，唱歌对歌，尽情欢乐。既重视本民族婚礼习俗，又遵从宗教信仰。可见，萨米族和傈僳族不仅能即兴而歌，表达传统和现代相融的情感和心声，而且他们的生活和习俗融合了自然情怀、原始信仰和基督教精神，有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相似性，这种文化认同是交流成功的重要因素。

四、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过去，萨米文化受到歧视、压抑、扼杀。萨米人所在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消灭萨米文化的政策，如禁止萨米儿童在学校里讲自己民族的语言，规定所有的萨米族学生必须住在专门的寄宿学校，避免他们使用萨米语言与父母亲人交流；派兵进驻萨米聚居地，向当地征收税款并强制施行旨在消灭萨米人文化特征的新法律，以此胁迫萨米人认同、归附、顺服所在国文化；强迫萨米人放弃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烧毁萨米人的宗教圣物，甚至还烧死了一些萨米的宗教领袖，在萨米人的领地上建起了许多教堂，强迫萨米人改信基督教；禁止萨米人唱讲述他们起源、传说的民歌；在瑞典，萨米人不能享有和其他瑞典国民平等的权利及工作机会。所有这一切不平等的文化侵略措施，最后的结果就是文化消失：终于有许多萨米人在高压强制下不再讲本民族的语言，也不再遵循本民族古老的传统，他们被冠以基督教的名字，取代了原有的萨米名字，萨米人的权利所剩无几，并逐渐被逐出了自己的国土。20世纪初，萨米人开始联合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并于1904年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组织。1956年，挪威、瑞典、芬兰的萨米人组成了“北欧萨米委员会”，旨在为萨米人争取公正的待遇。挪威于1989年创立了第一个议会，接着是瑞典（1993年），然后是芬兰（1996年），而俄国的萨米人至今没有自己的议会负责讨论面临的种种问题及解决办法。而今，萨米人的各个组织已经为现代各国的萨米人争取了在本国的完整的公民权利。如挪威有6个城市被确定为可以使用挪威和萨米两种语言；萨米人集中的拉普兰地区的一些学校和大学开设了关于萨米人生活的课程，学生可以选修渔业、驯鹿饲养、萨米手工艺、萨米文化等其他课程；作家可以用萨米语来进行书写。这样，萨米文化得到复苏，有的萨米儿童除了学习所在国家的语言，还专门学习萨米语言，在拉普兰的一些镇子上还设立了专门面向萨米人的高中；政府拨专款给萨米人的文化事业，组织用萨米语播出广播电视节目、无线电节目并建立萨米网站，如瑞典的新闻播报节目就有萨米语和瑞典语两种，萨米人的教育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传统文化得到恢复、保存；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权利，许多萨米人得以进入大城市和所在国公民一起工作、上学、驾驶汽车、使用现代化设备等等。和当今的傈僳族一样，大都市中的萨米人有着现代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依然遵循着古老的萨米传统，与他们的故乡——拉普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比之下，傈僳族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挖掘与保护，傈僳族的生活水平低下，为躲避战争或者因为战争，他们不得不迁徙至山高险峻之地居住，生活极其困苦，有时还必须为其他族群利益争斗充当炮灰，无人生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傈僳族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保护和发展傈僳族文化，如高考时傈僳族学生可以以低于汉族学生一定分数线的成绩进入大学学习各种技能和文化；国家政治体系中特定职务任职者傈僳族的民族身份占一定比例；各傈僳族地区文化机构专门下拨经费致力于傈僳族民间文学、口承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政府针对傈僳族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及时争取政策和资金帮助傈僳族群众脱贫致富，改变落后的习俗和观念，转变产业结构，发展生产，科技致富，积极发展傈僳族旅游业等。全球化的发展机遇使得北欧萨米族和云南的傈僳族能够在国际交流的大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文化交流、思想交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这种交流活动对于发展傈僳族经济和文化，建设和谐家园与美好社会必将产生重大的意义，这是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少数民族众多，居住分散，自然环境各有差异，发展程度也不一致，一味地照搬、照抄国外有关少数民族政策和措施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大国，“不同种族共同体、语言集体、宗教群体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平等共存，不能以社会的零散化为代价”［3］，对外来的文化我们只能是鉴别、挑选、为我所用，如此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才能确实建立起一个和谐发展的边疆地区。

参考文献：
［1］［清］余庆远．夷人篇［A］．维西见闻录［C］．
［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
［3］徐杰舜主编．族群与族群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本文原载《学术探索》2008年6期第80～83页）

宋建峰,女,1966年10月生于云南楚雄,现为昆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及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通讯评审专家,云南民族大学傈僳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云南民族伦理学会理事,云南众智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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