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与东陆大学、云南讲武堂文武两校
作者 惠赐：唐继尧与东陆大学、云南讲武堂文武两校
原创 2015-07-29 陈予欢 历史百人会
唐继尧是民国时期云南地方乃至影响全国的著名历史人物，他先后多次主持云南军政事务，统军治政倥偬不忘致力地方各项事业建设，创办云南第一所高等学府东陆大学和参与创办了云南讲武堂，先“武”后“文”铸就“文武”两校开启滇省暨西南新纪元，令其个人声誉于云南近现世广为传颁，为云南乃至中华民族西南边疆教育与军事均作出了突出贡献。笔者藉掌握史料试论他创建东陆大学、云南讲武堂文武两校之历史功勋。
一、唐继尧与东陆大学创建缘起
追溯前源于辛亥革命后，云南一批有识之士深切感到：“滇处边陲，开化较晚”。初登滇省政坛的唐继尧感叹：“西南之大，岂能没有一所高等学府以成就完全之才”，他确信：“教育，强国之基础也，故欲复兴中国，须从教育入手”。[1]“咸以筹建大学为治滇要图”。实际上他在1913年初掌滇政就萌建云南高等学府之考虑了，他坚定认为“治天下，以大学为基础；立人格，以英雄为模范。”从现存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从1915年起，唐继尧等曾多次计议筹建大学。1915年云南代表在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上，就提出自办地方大学之倡议，后因云南首义讨袁，军费支出浩大，以至库款支绌，省办大学事搁浅。1918年在滇川黔三省联省会议上，唐又提出了于昆明联合办学，其他省代表欣然同意，然后又因故未成。1919年云南各届请愿，建议政府自建大学，唐政府亦曾规划之，“……现本督军兼省长力图整理内政，对于教育全部，均积极进行，大学校之设，必期于成。”然因社会不安，经费不足等原因而辍之。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省内呼吁自办大学之声愈炽，唐氏外观世运，内审国情，慨滇省人材之匮乏，人材之颓靡，遂于1920年“……积极筹备”之。直至1922年3月唐继尧第二次返回云南，重新执政尚有机缘重启此事，他参与当时南方各省政权时兴的“联省自治”，[2]1922年7月在唐有授意下，在翠湖水月轩成立筹备处，[3]唐继尧选择了妹夫董泽[4]以云南省政府教育司司长兼任筹备处处长。并以创办人唐继尧之别名为校名。校址定于前清朝贡院旧址，[5]同时决定由省政府每年补助学校26000元，[6]1922年8月唐继尧主持下改组省政府，实行“民治”，颁布《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并被推举为云南省长，扩编滇军五个军为“建国军”，组建川滇黔鄂赣豫陕七省建国联军。唐继尧在重掌政权大局已定情况下，在文化教育上亦不忘施加影响，他认为教育为救国根本，慷慨捐巨资筹款办学，[7]1922年12月8日正式宣布成立“私立东陆大学”[8]并确定该大学的办学宗旨为：“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此时的军人唐继尧为建校之事前后张罗，忙得不亦乐乎，几近痴迷程度。[9]唐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率先出资十万元建校，[10]有此标杆，云南当时各商绅如个旧锡务公司、东川铜矿公司、个碧铁路公司、富滇银行、殖边银行等紧随其后，纷纷拿出现款、股票和房地产捐献给东陆大学，[11]为最初建校解决了急需的财政支出。
另据董泽撰文的《东陆大学创办记》[12]记载：“1920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多次与唐继尧交谈办学之事，唐给予支持与鼓励，许可在经济上加以资助，遂以水月轩为筹备处，嘱王九龄与我主其事。在筹备进行中，因发生政变，唐继尧出走，遂致中断。1922年唐重掌滇政，旧事重提，仍恢复筹备处。以杨克嵘、陶鸿焘、张邦翰、杨维浚、姜荣章、李文焱、毕近斗、童振藻、邓绍先、邹世俊、王用予、刘国澍、惠我春、柏励、施俊霖、严继光、杨武勋等为筹备员，推我为处长，并议决援引欧美惯例，以创办人唐继尧的别名为校名，因名为东陆大学。这样，创办大学的便工作正式开始了。”当时在云南创办大学事属首例，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开办经费，唐继尧率先认捐十万元（为云南地方货币），随后云南工商界开明人士如王筱斋（商号“同庆丰”）、蒋抑虞（商号“福春恒”）、严子珍（商号“永昌祥”）、李恒升（商号“恒兴利”）等慷慨捐助。[13]据《中国高等学校变迁》记载：云南大学的前身即创立于1922年12月的私立东陆大学。[14]唐继尧亲自为东陆大学定调：这所西南第一高等学府不仅为云南蒙昧无知西南，并要为所有“东亚学生研究学术、昌明文化”提供方便与条件。筹建校舍时特以唐家乡会泽为名，1923年4月20日修建“会泽院”，[15]建成后该院“纵七丈，横二十三丈四尽，凡二层”，前有石阶95级，使得每个站立于此的人都有“登高仰止之感”，当年唐继尧曾在此向青年学生致词：东陆大学旨在“培养优秀人才，伸张正义而发达民治”。[16]并以王阳明语：“自尊、致知、正义、力行”八字确定为校训，他主张以：“以自知力行诲诸生，以自由研究为教旨”。[17]
唐继尧在东陆大学开学之际，即为东陆大学制定校并作序：“继尧幼承家学，服膺《传习录》。少长读《文成全书》及《理学宗传》、《明儒学案》诸名著，体之于心，验之于行，窃窃奉行之以为宗。比来世变日纷，阅世更广，益信自治治人，王（阳明）学最为直捷，以无善无恶为心体，以为善去恶为功用；以致良知为始，以知行合一为归。加之以物质科学，参之以世界文化，端趋向，宏造就，光大中华之儒术，补助吾滇之学风。撮其要旨，列为四条：于以尊人格，正人心，宏人道，立人极。阐旧学而培新知，造通才而应世变，庶有济乎！姚江有言：愿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得自致其良知，以相养相安；去其自私自利之弊，以跻于大同。区区此心，亦犹是耳，诸生勉乎哉。”[18]此序此言，字里行间言简意赅，道出唐继尧治学之目标昭然若揭。他创办东陆大学，倡导（王）阳明学，强调：“自尊、致知、正义、力行”，从办学兴教高度弘扬“知行合一”，对于克服高等教育理论脱离实践之摒弃，重视与践行“致良知”、“遵人格”（尊从学术自由），正是当今教育亟待克服之弊端。以笔者浅见认为，唐继尧的治世统军才干，在办学兴教方面亦显得比较同代人看得高远深长，后继者似只能望其项背，抒其所言。时光跨跃百年之久，今日重读仍觉鼓舞人心，振聋发瞆。东陆大学学制仿照欧美制度，设立文、工两科，文科设政治、经济、教育三个系，工科设土木工程、采矿冶金两系。招收高级中学毕业生或具有同等资格者入学，修业四年，考试及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并授予学士学位。
1923年春先招收预科生两个班，1925年春开办本科，师资来源主要是云南留学欧美及日本等国回国的一批人才，唐继尧健在时，还聘请省内名儒袁嘉谷（清光绪末年经济特科第一）等为教授。在此期间，唐继尧还相继开办了云南航空学校、云南高等师范学校、美术专门学校、无线电学校和蚕桑学校等，唐当年办学定位之高瞻远瞩和目标宏伟，实被后人所颂扬。东陆大学为云南乃至西南文化文明复兴与传承，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奠定了坚实基础。1927年5月创办人唐继尧逝世后，1928年9月由校董事会公推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为董事长，1929年增设历史系、机械工程系。[19]1930年改为省立东陆大学，1934年9月改名为省立云南大学，遂结束名为东陆大学之八年校史。1938年7月改名为国立云南大学。
纵观近现以来，大凡历史名人在年轻求学时皆有一股立志“安邦治国”宏伟宿愿。回顾唐之生平走向，利于我们更深切体会理解他兴教办学之良苦用心。唐氏生逢清末，面对国家残破深感危机，赴留学日本时，毅然放弃了父亲指定的工科选择，考虑到中国“工业缓不济急，不如学陆军，异日庶可为国家效用。”到达日本不久，唐用水晶石章刻上“东大陆主人”字样，表达他的治政宏愿。并于1905年夏所做《偶成》一诗表达了他的宏伟抱负：“莫对青天唤奈何，扫开忧愤且狂歌；壮心百炼锄群丑，安排黄种旧山河；澄清事业寻常举，欧亚风云亦太和。”此可视为唐继尧教育理念之缘起。他在所著《会泽笔记》记录：“甲午、庚子之役，我民族惨遭异族屠戮；日俄战起，东北父老无辜受其蹂躏，皆我之父兄子弟也，此仇不雪，则我罪不恕，天之生我，宁无意乎？”“不速使中国富强，凌驾欧美，俯视列强，枉为廿世纪之中国男儿，生何如死。”[20]表现出他忧国忧民之壮怀心绪，有着强烈民族情节及远大抱负，笔者认为他创建东陆大学理念亦显露其中。史料记载的东陆大学宗旨：“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俾中西真理融会贯通，造就专门人材。”
唐继尧为东陆大学作校训如下：
自尊：志学而立，健以自强。不偏不倚，毋怠毋荒。世方万变，我自抱一。高乃自危，立乃勿踬。致知：子与有言，立乎其大。大者先立，天君自泰。何以致之，在致良知。良知吾心，吾心吾师。正义：履蹈正谊，罔涉回邪。耿介拨俗，尽扫浮夸。廉隅外砺，诗书内华。不挠不折，凛然孔嘉。力行：非知之艰，行之维艰。知行合一，允矣名言。庄敬日强，同撑大厦，愿持此言，质诸天下。
这八字校训，“自尊”谓心态，“致知”求学，“正义”谈道德，“力行”求实践。其下的四首四言诗，系唐氏之注也。
唐继尧先生办学缘由，在1923年东陆大学开学典礼的致训词中陈述创办大学的原因：
一，国家不幸，大乱迭兴，靖护诸役，数次起兵，以‘正义’、‘人道’相号召，即欲以此纠正人心，治国平乱，不料结果均无甚美满。于是憬然于国家之败坏，由于无多数优秀人材奋斗其间，致正义无由伸展，民治无由发达。迨民八年，军事收束后，乃觉悟培养人才之不可缓。
二，欧战以还，思潮勃兴，至理名言，阐发无遗。各处环境不同，主张亦固之有异，适此者，未必尽适于彼。研究所得虽多，但取材能力殊弱，削足适履，致旧文化无由发扬。拟以固有文化精神，吸收新文化，成一折中适于国情者，非谋建设一最高学府以研究之不可。
三，废督后实行民治政治，如实业、教育、交通及一切庶政，在需要专门人材，方克有济。此项专门人才，更非由大学以造成不可。
四，本省无相当之学校以升学，如中学毕业后，多数辍学，欲向省外国外谋升学，又苦于交通经济之种种障碍。今设此大学，向上颇便，人才易出。唐之办学理念亦显示其宏伟抱负，他认为大学应该以开放于世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滇省、局限于亚洲，应该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之路。
唐继尧认为“东陆大学者，东亚人之大学，非滇一省之大学。”“东陆大学之成立其所负文化上之使命不限于云南一省，将进而谋西南诸省文化之均衡与向上，以与中原齐躯，而同欧美争衡。”在他看来教育的本质在于德育，只有德育搞好了，才能搞好教育，才能作好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材，“心田不打扫干净，虽施以良好教育，亦无益也。”而要做到这一点，不独在于学生，“教授不独在学术，更应注重培养学生之精神。”1923年《东陆校刊》出版，唐继尧为之序，再次强调办大学之重要，认为读大学做学问者，强调要“求实学，戒虚声”，同时再次表达对教育之宏大昌明之愿望，“愿斯校发扬踔厉，磨练精神，正学昌明，终始勿隳，使东亚大陆，文学观摩，远放异彩。”唐继尧的治国理念在其教育思想中得到集中体现，特别是体现在他创办东陆大学漫长过程。
首先，东陆大学在当时云南近代发展起来的工业、矿业、商业，对于各种专门人才之强劲需求，他曾多次表示：“……此项专门人材，更非有大学以造就不可”。[21]其次，东陆大学之诞生具有一定的文化需求因素，云南要在教育文化上有所发展，则必须“拟以固有文化精神，吸收新文化，成一折衷适于国情者，非谋建设一最高学府以研究之不可”。[22]再次，云南教育发展至1920年代，地方中小学教育蓬勃发展，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学子逐渐增多，但是云南尚缺相应的高一层级教育学府，教育乃国脉相关、治滇要图与现实催生，创立西南最高学府最终成势所必然。
创办东陆大学在师资方面亦水到渠成，校长董泽广纳贤才，聘任留学归国者数十名。例如留学美国的杨克嵘、陶鸿焘、周恕、萧扬勋、华秀升、袁丕佑、何瑶、段伟、李炽昌、范师武，卢锡荣、严继光；留学法国的张邦翰、杨维浚、柳法唐、姜荣章；留学英国的李文焱、商娀生（女）；留学日本的邓鸿藩、周锡、李跃商、陈松岩、李季立等。东陆大学实际办学者是董泽（1888－1972），字雨苍，云南省云龙县人，他曾攻读日本东京同文书院，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2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及教育，1915年回国即应邀参加护国起义，曾任护国军司令部秘书及驻港联络总办，1917年初重赴美国完成学业。1920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被唐继尧任命为云南省教育司司长，后任财政司司长及富滇银行总办、私立东陆大学校长。董泽深受美国教育思想影响，创办私立东大时，仿效欧美高等教育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以及根据云南地方建设发展需要，提出办学理念，对学校发展建设具有一定影响。董泽主持校务八年，禀校训、行校纪，承先古文明，借欧美科技进步、学术民主，对国民教育的发展颇有建树。东陆大学名誉校长：唐继尧、王九龄；私立东陆大学校长：董泽（1922年至1930年）省立东陆大学校长：华秀升（1930年至1934年9月代理）；改名为省立云南大学后，校长有何瑶（1934年9月至1937年代理）、熊庆来（1937年至1949年）。
二、参与创建云南讲武堂，统领滇军纵横西南
唐继尧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1909年初离开日本，经仁川、汉城、东北、天津回北京，按清政府规定参加北京武试，并受到军机大臣召见。然后南下取道香港、越南，返回云南，先后任云南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参与云南讲武堂最初创办事宜。后任陆军第十九镇参谋官，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第一营管带。1911年10月与蔡锷、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发起昆明“重九起义”，参与组织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任参谋部次长兼军政部次长，期间再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总办及云南陆军干部学校校长，对于创立之初的云南讲武堂有过擘划。从现存史料分析，唐继尧对于云南讲武堂初创时期之作用与影响仅次于李根源。从唐之教育及办学实践观察，他无疑是从参与创建云南讲武堂，萌发兴教办学提升滇省乃至西南高等教育之宏伟构想。因此唐的教育理念应当是：以其军人秉持，开启军事教育引领，后发国民教育乃至高等教育。
唐继尧作为军人当政时，很早就十分重视军人节操与读书学习，例如他早年在云南陆军将校讲学会弁言指出：“讲道德即所以陶淑其性情，讲名将即所以高尚其品德，讲法制即所以范围其身心也。顾知之诚易，行之则难，如谓讲习既久，知之即能行之”。[23]大意即：讲道德就是为了陶冶军人的性情而使军人的性情美善，讲名将的事迹就是为了军人的高尚品德，讲法制就是为了规范约束军人的身心。只不过懂得道理确实容易，但是要把道理落实到行动中就难了。
如果说研究学习的时间已经久了，懂得道理就能把道理落实到行动中了。1913年9月28日署云南都督府都督。1913年10月1日其正式接蔡锷任云南都督，1913年10月14日兼云南民政长。1914年4月被北京政府授予将军府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并兼云南按察使，全权处理云南军政事宜。1915年12月22日他与蔡锷、李烈钧等外来人士暨滇军重要将领三十九人歃血盟誓于五华山光复楼，共申讨袁(世凯)。1915年12月25日领衔通电全国，与蔡锷联合宣布云南独立，拥护共和，组织设立云南都督府，被推任为都督。发起护国战争，自任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1916年7月再任云南督军兼省长。其以云南首义功，获颁勋一位、一等大绶嘉禾章及一等大绶宝光章，1916年7月20日被北京政府陆军部授予陆军上将。1917年8月11日他率部通电全国，拥护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
1917年9月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被推为元帅，未到职。1917年12月15日任滇黔川三省靖国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誓师出发讨逆。1918年5月非常国会在广州集会，选举其与孙中山等七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1918年5月22日通电就职，并任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1918年6月倡议废督裁兵，并组织民治党，倡导联省自治，与广东陈炯明及其粤军遥相呼应。
1921年1月驻川靖国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返回昆明，2月8日其被驱逐，继赴香港寓居。1922年3月率旧部返回云南，在昆明复职任云南省省长。在此期间，云南军政当局亦思图鼎革，编练云南新军与开办军事学堂势在必行。时值“云贵总督李经羲器重蔡锷，因而也就十分重视和喜爱日本士官学生，于是蔡锷便趁此接任三十七协统领的机会，向李经羲建议调整十九镇的人事，大批推荐士官学生”。[24]一部分留日士官生相继来到云南。因此，当时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教官大部分来源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25]笔者在新作《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最新研究数据表明，以唐继尧、李根源为首的留日士官群体，曾先后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建校有关联的有76名。
一是早期毕业归来的士官生都参与了创建云南陆军讲武堂以及最初发展；
二是绝大多数士官生曾经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不同时期的校长、教育长或主要教职；
三是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职的士官生，不仅在云南赫赫有名，在近现代中国军事史及其教育史上，亦是名声显赫的历史人物。因此可以说，云南陆军讲武堂是近现代中国四大著名军校之一，是名符其实和当之无愧的；
四是士官生群体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与影响居功至伟。
以唐继尧、李根源、罗佩金为首的几十名滇籍士官生学成归来，对于云南讲武堂的创办与发展，更是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带回了先进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一度成为推进军事现代化的动力，尤其在军事教育方面彰显成效。例如云南“讲武堂的教育以军事学科为主，在学校开办初期，在军事教材中采用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材，有战术学、筑城学、兵器学、地形学、交通学、马学、测绘学，这些教材称为大教程”。[26]由于“讲武堂的学术科都是仿照日本的，当时的教官们完全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他们将士官学校的东西全套搬了过来，有很多东西，当然不可能跟当时的国家实际情况相符合，但与不堪一击的八旗军和其他旧军队比起来，新的总比旧的好”。[27]从这批滇籍士官生群体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职情况看，握有带兵实权的唐继尧（会泽）、罗佩金（澂江）、刘祖武（昆明）、殷承献（曲靖）、王廷治（昆明）、何国钧（宜良）、庾恩飏（墨江）、黄毓成（昆明）、谢汝翼（澂江）等，对于发动起义实施军事目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李根源、沈汪度、张开儒等云南讲武堂监督、总办以及教官，则指挥该堂学生积极参加起义行动，为后来实现各个军事目标占领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李根源指出：“讲武堂乃成为云南重九革命之基础”。[28]
1911年初，时任云贵总督（李经羲）署（总参议靳云鹏）参议的蔡锷，被李经羲及靳云鹏任为第三十七协统领，蔡锷上任后推荐大批士官生，出任所属第七十四标各级主官，如唐继尧、罗佩金、何国华、齐灏（俊三）、刘存厚、李鸿祥、谢汝翼、庾恩飏等以及李根源。“这样，七十四标和陆军小学堂以及讲武堂的主要干部就清一色成地都了蔡锷的同学、同志，……后来九九反正之所以非常顺利的成功，实和这次人事安排分不开的”。[29]留日士官生群体，造就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鼎盛时期，亦成就了云南“重九起义”以及云南在辛亥革命当中一度的鼎革态势。
从历史上看，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清王朝决策者初衷本意是为巩固满清统治，培养军事干才，而出资保送各省优秀青年学子军事留学日本，以期学成归来再为满清王朝效力尽忠。但是事与愿违，这批思想激进军事学成的新型军官，绝大多数成了满清王朝的掘墓人和终结者，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青年救亡图存与革命激进之军事冒险和政治宿愿。正是由于这批军事留学日本的士官生激进领头与率先垂范，在昆明创立云南陆军讲武堂，士官生群体皆参与新型政权与军队的建设，革故鼎新地创建滇省新型军政体制，使辛亥革命后之云南“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30]以唐继尧为首之士官生群体，遂成滇军发展壮大乃至纵横西南之主干力量。
三、创建“文武两校”功勋卓著，彰显云南人文历史深厚渊源
关于唐继尧生平治滇与扩张之执政评价，近十多年来随着革命史观的演进与扩展，有了一些转变和不同看法，譬如过去认为唐继尧为了统一中国，实现自己“计划中未来的中国总统”[31]梦想，积极参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一些主流观点认为其对外扩张、军阀混战本质，另一些则认为唐是出于“保乡护境，北拒南争”之政治规划；再如过去主流史观以孙中山的政治趋向划定进步与倒退，异孙则为“反革命”，唐之逆孙被认为是反“时代潮流”，而现时一些学者认为，唐继尧之“联省自治”，与广东省长陈炯明的政治规划有“异曲同工”之处，仅是当时众多政治规划当中的地方选择；又如以过去正统封建史观认为，中原地区以中华民族正宗自居，在政治上、军事上统一中国，则是“正统”和“当然”，处于边陲的唐继尧公然宣示统一中国，号称“东大陆主人”，则是“地方独大”、“政权僭越”或“军事扩张”。
以当时国家政治的现实情形分析，中华民族与中华国家政治概念尚未完整确立，而唐所谓“北拒南争”，实系将北洋政府、孙中山广东政府、唐继尧政权放在平等的地位进行史学探讨，三方均是为了统一中国而合纵连横，没有孰是孰非问题，此种判断或评价显得更为公允。从当时唐继尧所地的历史环境分析，唐继尧时期的云南地方政权相对独立稳定，没能实现政治上的全国统一或军事割据长久局面，但他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军事、文化活动，加强西南边陲与内地邻近省份之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凝聚，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利于中华民族与国家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应当肯定其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面的进步意义和作用。
唐继尧先与作为留日士官群体主要领导者李根源等参与创办了云南讲武堂，在执掌云南军政大权后，不忘教育百年大计，慷慨出资并主持创办了东陆大学，不失为云南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之壮举。以笔者浅见认为其历史意义与当时进步作用，与当今广为宣传颂扬的孙中山在广州创办文武两校－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有不同时期之“异曲同工”之巧合，虽然前者影响与作用未能跨越西南幅射全国，仅就军校而言，黄埔军校的众多早期教官皆为云南讲武堂出身，云南（东陆）大学与中山大学比较，则同为南方区域高等学府。所不同的仅仅是，同时代的两个历史巨人，唐继尧与孙中山之比较，按照当今大中华历史观评价，绝不能以孰是孰非为之评判，而是不同地域或范围起过重大历史影响与作用的“军事称雄”时代突出人物。
以军人出身的唐继尧，具备了近代地方割据军阀的突出特征，军人作为那个时代的“强权称雄”产物，一方面有着统领地方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决策实施权益，同时对于该区域的社会、文化、教育亦起到相当大的主导开启作用与影响，以近现代中国各地军阀之共通性为例，据史料记载，有不少地方军阀在割据称霸时期，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维护一方权衡利益，在促进统领区域的文化、教育方面多数有过积极或进步的作用和影响，对于过去倡导的主流史观无疑是一种重新认识与启示，作为部分军阀在历史上作用影响之“两面性”（或双重性）表现，渐为当代学者普遍认同。唐继尧是那个时代赋予的“军政强人”偶像，其作用与影响，显然不能以“倒退”或“反动”来简单衡定划分，以“成王败寇论”评价亦难免失之偏颇，看来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有时真的不能以“孰是孰非”来判定与盖棺。
综上所述，从现代化立场研究唐继尧，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深入与细化发展的要求与方向。唐继尧身处国家西南边陲，但他考虑云南未来始终以国家为己任，活跃于国家政治及军事活动中，不自外和不居小，为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与北京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之间合纵连横，乃至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护国战争，在文化教育方面创办西南第一高等学府东陆大学，无不显示他身在云南面向全国之宏伟视野。研究唐继尧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之军阀现象，其实是对近现代中国以来整体军阀现象之再研究与再认识之必然过程。
从总体上看，唐继尧之创办西南首个最高学府－东陆大学，比之参与创办仅限于军事教育层面的云南讲武堂，其在现代云南历史上意义、作用与影响要深重得多。因此可以认定，唐继尧以军人特有秉持，邅递以教育为宗旨的民族先驱，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2015年2月18日结稿
[1]、许敏、木霁弘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蓂赓气象－唐继尧传》第292页记载。
[2]、李新总编：中华书局2011年12月《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六卷第3461页记载。
[3]、吴道源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云南大学志－人物传唐继尧篇》第6页记载。
[4]、田云翔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百年军校－将帅摇篮》第375页记载。
[5]、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1月《中国高等学校简介》第607页记载。
[6]、许敏、木霁弘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蓂赓气象－唐继尧传》第313页记载。
[7]、林超民主编：《云南讲堂百年辉煌－云南陆军讲武堂建校百年纪念文集》第191页记载。
[8]、季啸风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中国高等学校变迁》第998页记载。
[9]、许敏、木霁弘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蓂赓气象－唐继尧传》第293页记载。
[10]、李晓明、詹霖编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10月《丰碑百年话英雄－－永远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41页记载。
[11]、许敏、木霁弘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蓂赓气象－唐继尧传》第313页记载。
[12]、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七卷董雨苍撰文《东陆大学创办记》第632页记载。
[13]、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七卷董雨苍撰文《东陆大学创办记》第634页记载。
[14]、季啸风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中国高等学校变迁》第998页记载。
[15]、吴道源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云南大学志－人物传唐继尧篇》第5页记载。
[16]、陈远编：同心出版社2005年3月《逝去的大学》第221页记载。
[17]、许敏、木霁弘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蓂赓气象－唐继尧传》第314页记载。
[18]、中华民国十二年秋季出版，《东陆校刊》刊载唐继尧撰文《东陆大学校训并序》记载。转载于昆明市云南陆军讲武堂研究会筹备组2009年10月印行《云南陆军讲武堂百年庆典学术研讨会文集》第237页。
[1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1月《中国高等学校简介》第607页记载。
[20]、赵椿主编：《唐继尧研究文集》记载。
[21]、吴道源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云南大学志－人物传唐继尧篇》第7页记载。
[22]、郑学溥、成岳冲、李勇等编著：香港陈鸿澄书局1997年《唐继尧传》第205页记载。
[23]、唐继尧整理，蔡正发注释：《明体达用注释－云南陆军将校讲学会讲演稿汇编》第1－3页记载。
[24]、中国文史出版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366页王冠军著《辛亥云南反正亲历记》记载。
[25]、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八卷第724页周开勋著《云南讲武堂的回忆》记载。
[26]、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八卷第725页周开勋著《云南讲武堂的回忆》记载。
[27]、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1月《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7页记载。
[28]、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一卷第325页李根源著《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记载。
[29]、中国文史出版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366页王冠军著《辛亥云南反正亲历记》记载。
[30]、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云南文史集粹•政治军事》（一）第4页记载。
[31]、澳大利亚·霍尔[hall.j.c.s]著：谢本书等译：《云南的地方派别1927－1937》，载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4年第一期第384页记载
作者：
陈予欢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陈予欢，军事人物传记作家，黄埔军校史、近现代中国军校史、民国军事史研究专家，这套《近现代中国著名军校将帅传记书系》正是出自他之手，包括《黄埔军校将帅录》《保定军校将帅录》《陆军大学将帅录》《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东北讲武堂将帅录》和《云南讲武堂将帅录》，总计约1300万字，收录20世纪上半叶近现代中国六所最出名的军事学校的20000余位将帅名人及其个人历史照片15000余张，现已成为很多专业研究者的案头工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