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先生的云南往事

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象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贡献。我们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现在我估计一下自己。国家、人民给我放下的砝码是够重的了。我从小学、到大学、留学美国五年，百分之百是公费，这样大的投资是很少人能享受的。在工作的六十年中，虽然我曾经经历过一些坎坷，但总的来说，国家和社会为了我，在天平上确实压下了很重的砝码。而我做出的贡献，作为砝码并没有把天平压平。——吴泽霖

案头，老同学寄来的《吴泽霖年谱》，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翻开扉页，正是这段发人深省的“天平人生观”。一代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在执教60周年庆祝会上发表的这段话，曾得到前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的高度评价。这番感悟是吴泽霖先生九十余年人生旅程的真实写照，至今读来，依然如弦歌在耳，回声悠长。

吴泽霖雕像，位于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馆前

吴泽霖教授（1898—1990），江苏常熟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并留学美国，先后获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曾执教于上海大夏大学、上海光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等多所院校。他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家，倡议并主持建设了我国第一所民族学博物馆，是我国民族文博事业当之无愧的拓荒者。吴泽霖先生195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6年以88年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92载人生历程中，吴先生曾经与西南地区结下深厚的感情。云南往事，见证了吴泽霖先生言传身教、学术救国、生机勃勃的中年时期，影响了他学术生涯的转型，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成长不平凡的历程。

一、缘起京滇公路

吴泽霖先生是最早关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清华大学执教期间，他引领了一系列以西南为中心的田野调查与文物征集工作。而这一切，始于一次特殊的旅行——“京滇公路周览团”。1937年4月至5月，吴泽霖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社代表，参加了南京至昆明的“京滇公路周览团”。这次公路汽车之旅。在20辆车队穿越湘西、贵州和滇东各县时，吴泽霖第一次接触到汉、满、蒙、藏、回以外的兄弟民族，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周览团抵达昆明之时，得到云南主席龙云的热情款待，吴泽霖受邀发表了主题演讲“贫穷问题”。经过此次横跨中国东西部之旅，吴泽霖先生开始关注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学术方向由社会学逐步转向民族学。

二、执教西南联大

1941年1月，吴先生从贵阳大夏大学来到昆明，2月起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讲“高级社会学”、“人类学”、“犯罪学”等课程。在昆期间，他先是居住在北门街清华教职员宿舍，后来迁到呈贡三台山“华氏墓庐”，女作家冰心一家也寄居于此。1942年1月，西南联合大学留美预备班成立，吴先生为该班名家大讲堂讲授《美国民族之组织》；还出席了中国社会学社昆明分会在云南大学举办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社会学社第六届理事会正理事，并宣读《边疆的社会建设》一文。3月至年底，兼任云南呈贡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教授，主讲了两个学期的社会学和社会问题课程，抗战胜利后，该校合并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据联大学生回忆，吴先生讲课既不高声喧朗，也不急促讨论，条理清晰，引人入胜。在联大的艰苦日子里，吴泽霖与众教授一样，安贫乐道，共度难关，一丝不苟，教书育人，桃李遍及天下。

三、支援抗战服务

1942年10月至1945年10月，吴泽霖在联大任教的同时，兼任昆明译员训练班副主任，主讲“美国民族心理”。当时一些联大老师认为，教授兼任译员训练班工作是不务正业，吴老热情鼓励大家，并反复引用梅贻琦校长的话“艰苦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教授，既要拿笔杆子，也要用笔杆子帮助拿枪杆子来反攻日本。”在吴泽霖等人的坚持努力下，昆明译员训练班培养了3000余名英文翻译人才为美国空军志愿队服务。1946年2月，他还与西南联大教授130余人在昆明对东北问题发表宣言。吴先生身体力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始终站在第一线，教学和培训两副重任一肩挑，为抗战服务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开创边胞服务

吴泽霖在云南创造性地开展了边民服务工作。1942年 5月至1943年秋，争取到新生活促进会的支持，在墨江始建了边胞服务站，联系当地少数民族上层，进行简单医疗工作，开设儿童识字班，宣传国民政府政策、拍摄少数民族照片等。1942年7月，他推荐联大社会学系和教育学系毕业生的青年去丽江开展工作，组建丽江边胞服务站，为边区少数民族提供医疗服务和国民教育服务，每月给该站负责人写信对各项工作进行指导。吴泽霖关照丽江边胞服务站工作人员，注意收集当地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用具的实物和照片，以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校内外其他研究单位教学和科研。该站工作人员经过半年的努力，先后收集到纳西族、傈僳族和藏族的200多件文物和照片，成绩斐然。这在当时的中国条件下，组建具有实验性质的微型社会服务团体，还争取到合法的头衔和经费来源，让年轻人去民族地区从事民族研究和社会服务，不可不谓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五、情系民族文物

吴泽霖先生的西南民族研究和民族文物征集，为我国的民族学学科发展和民族学博物馆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吴泽霖多次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同时十分重视搜集相关的民族文物。1942年7月，他赴滇西丽江永宁等地调查藏族、傈僳族；8月再赴丽江县纳西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回昆明后演讲介绍纳西族社会文化，普及民族知识。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吴先生非常重视边胞文物的搜集，为民族文物进入博物馆视野打开了一扇大门。抗战胜利后，在云南、贵州搜集的边胞文物随清华迁校返回北京，在清华大学建立民族文物陈列室，包括东巴文卷轴等作为教学资料给学生学习。可以说，吴泽霖先生是把少数民族文物征集和收藏在清华园的第一人。在云南、贵州等地的民族文物征集实践和展览工作，为他日后开创中国第一所民族学博物馆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1957年4月，吴泽霖先生发表《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的一点认识》，文章开宗明义，论证了必须重视用实物来解释文化现象、阐明文化理论，唤醒了学界对于民族文物的关注。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读来依然高屋建瓴、字字珠玑。吴先生也曾深情地说：“尽管在规模上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民族文物陈列，但对民族文化交流起过一点宣传作用。这点小小的效果却增强了我对民族博物馆在促进民族关系上能起积极作用的信念，并鼓励我在嗣后岁月里为促进建立各级民族博物馆而不断努力。” 这朴实的话语，对于民族文博人而言，蕴藏着多少激励和鞭策！

六、再度相会春城

吴泽霖先生84岁高龄南下武汉，担任中南民族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支援中南民族学院的重建和发展工作。1985年5月，应云南大学江应樑教授邀请，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参加林超民博士论文答辩会。这次是吴先生最后一次踏上云南的土地，距离半个世纪前的京滇公路旅行团，已有天壤之别。下榻翠湖宾馆，参观云南民族学院民族文物陈列室，并欣然题字“开民族学博物馆的先河”；为第二届全国民族学讲习班全体学员授课，介绍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现状、建国后我国民族工作的几次高潮以及民族学博物馆。工作之余，吴先生还心致盎然地游览了西山龙门、太华寺，参观了云南省博物馆，这一趟旅行春城风物秀美，学术后继有人，尽兴而归。

吴泽霖先生的一生，跨越晚清、民国和共和三个历史时期，经历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内解放战争，历经风霜，初心不改，桑榆虽晚，为霞满天。往事悠悠，深藏着这位民盟学人一步一个脚印，执着的前行与坚守。吴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人生品格更是一座宝贵的精神富矿，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研究、传承和弘扬。

如今，中南民族大学美丽的南湖之滨，民族学博物馆前的芳草地，静静伫立着吴泽霖先生的青铜头像。笃信好学，自然宽和，先生的学魂与精神，早已融入这片秀美的南湖清波之中，恒久地陪伴着他深爱的校园。清风袭来，浪花飞扬，叩响我们的心扉——在人生的天平上，你将置放下多少属于自己的砝码？

作者：民盟云南民博博物馆支部主委 杨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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