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司令杨江”路伟良”

我们的父亲以“杨江”这个化名–中共地下工作时的假名–行世,他的本名叫“路伟良”,这是广西融水县古鼎村路氏家族的“序列号”。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大苗山做过先生,入广西师专后学习唯物论,选择革命救国之路,成为广西早期中共地下党员。其后在粤、滇敌后打游击,创建滇桂黔罗盘区根据地,迎解放,任地委书记。

50年代,在一机部任司长,搞经济,后任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搞教育至“文革-前夕。本书绝大部分内容以“文革”后发还的父亲档案材料为主,禀真据实,编缀而成。《南国生》之名,取自母亲生前最爱的小诗,诗云“红豆生南国……”,而父亲读大学的校园(桂林雁山西林公园)内,便曾有一株这种罕见的相思红豆树。时断时续地抄录父亲手稿,已故的父亲偶尔会在我眼前出现,而这张曾经与我们在一张桌上吃饭的面孔,与家中墙壁上挂着的那幅照片一样,无论是《陶保桓烈士传》里的父亲(那是少年的父亲),还是《板桥日记》里的父亲(当时他是司令员),或是《我在广西师院几年工作的初步检查》里的父亲(当时父亲是“走资派”),父亲的脸似乎脱离了岁月的桎梏被定格了,永远是坚忍又温和的样子。

1933年考入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在省立师范期间受到进步人士杨东莼、朱克清、薛暮桥等的影响,倾向进步,积极投身革命,成为该校进步组织“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后改为“抗日反法西斯同盟”)的骨干。1934年暑假,他和陶保桓回家乡,深入山区,进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进一步接触群众,了解社会。1936年师专毕业,同年6月,在南宁经郭英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融水县最早的中共党员。1936年9月,任广西南宁民团干校中共地下党总支部书记,1938年3月任广西地方建设干校中共党支部书记。1941年7月,党组织决定让他到广西省地方建设干部训练团受训,任训练团地下党支部书记,从事革命活动。为应付当时形势,他打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任团支部委员。他在训练团常写有关训练文章,表现突出,取得省主席黄旭初的信任。1943年秋,调任国立贺县中学校长,党组织授命他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团结进步教师,发动学生。抗战期间,他经常邀请进步人士来校做国际形势的报告,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为建立敌后抗日游击队打下基础。1945年抗日胜利后他调到全州中学任校长。1947年5月,中共广西省工委通知他从广西撤出,工作由中共南方局分配。下半年,他在广东的增城、从化、四会等地从事武装斗争和改编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工作。1948年2月调任中共云南工作组组长、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兼政委、罗盘地委副书记等职。在罗平中山一带,开始了为时两年的武装斗争,为迎接云南解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50年5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文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中共武定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1952年11月,任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副司长,司长。1957年11月任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84年10月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1991年5月,因病在桂林逝世。

1948年2月, 组织上从香港派杨江到云南住在玉溪任工作组组长。 组织滇桂黔边纵第三支队,支队司令员杨江、政委刘清等地下党人的领导下建立了以钟山为中心的的中共罗盘地委、边纵罗盘支队。

罗盘区的武装斗争,从准备到结束历时14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了一支拥有3个主力团、1个警卫大队,4个游击团、20支游击队,共16495人的人民武装,其中主力部队4080人、云南地方部队5010人、贵州地方部队7125人、广西地方部队280人。边纵干部、战士驰骋疆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9年2月底,边纵宣布成立罗盘区司令部,杨江为司令员,刘清为政委。同时成立罗盘区专员公署,张天禄为专员,王纲正为副专员,并成立罗平县临时人民政府,黄纲正兼县长。在庄田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边纵司令部率一支队、二支队(弥勒支队)、三支队(罗盘支队)先后打退了敌人对罗盘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此后,罗盘区武装斗争进入巩固阶段,成为边纵发展反蒋武装斗争主要根据地。罗盘区主力部队21、22、24团则转入外围地区师宗、平彝及贵州、广西开辟新区作战,为迎接解放大军顺利南下、解放云南全境和解放大西南继续征战。

1949年8月,根据滇桂黔边区党委决定,桂滇黔边纵队第三支队(罗盘支队)改称滇桂黔边纵队罗盘支队,司令员杨江,政委刘清。9月,第三支队与第一支队合并后,罗盘支队亦称第三支队。支队下辖第二十一团、二十二团、二十四团、师宗护乡独立团、平彝游击团、盘县游击团、兴义游击团、安龙游击团和盘北游击第六、七、八支队,共计5000余人。但罗盘指挥部的机构还一直存在。


任云南文山地委书记、边防区司令员的路伟良与警卫员吴能宽(1950年摄影于文山)


到广西师院就任党委书记的路伟良手抱儿女小肃和三五在独秀峰下留影(1957年摄影)

《劫 后 之 复 员》是1947年1月1日杨江写的当时全县中学劫后办校的情况。

《劫 后 之 复 员》

本校为桂北富有悠久历史之学府。前赖诸教育先进及地方士绅热心培育,早著辉煌之成效。惟经八年抗战,复遭敌寇铁蹄之蹂躏,现已一无所遗:校舍被炸为废墟;校具、图书、仪器、医药用品,尽失于敌,就省内而论,受劫之重,当首屈一指。

然敌寇虽毁灭吾人之物质,不能毁灭吾人之精神。劫后归来借住破旧之厂房校舍,因陋就简,无舒适用具,无充足之教学设备,惟二十余年来,本之优良学风,依然洋溢于师生之间。吾人均能痛定思痛,于艰苦物质条件之下,孜孜不倦,以追求丰富之学识。在风雨飘摇之陋室中,弦歌不绝,实乃本校复员之写照。

本校复员,首要精神,次及物质,就精神而言,为发扬固有勤苦朴实之学风,务使诸生能认真求知,努力向上,践履笃实,陶冶优良品德,具备实学真才,奠定一生事业之初基。于物质而言:则为重校舍,逐次添置图书仪器校具,以及医药卫生体育用品,务使员生生活得以安定,员生工作学习,得以发挥应用之效能。然后,进而确定规模,追寻先贤之业绩。

浩劫之后,百废待举,教育复员,头绪万千,慈催举止述两端,以为本校贤生今后努力之方针,并就正于邦人君子。

路伟良(1980年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