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磨黑风波始末

本文摘自《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云南人民出版社

刘文典的狂，在联大是极有名的，虽说校内大师云集，被刘文典看在眼里的也不过陈寅恪、冯友兰、唐兰等几人。不独此也，刘文典还敢冒犯蒋介石。这可不是一般逸闻，而是实实在在的。鲁迅在1931年写的杂文《知难行难》有如下文字：“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全集》在此文注释“刘文典”条下做如下说明：“1928年11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介石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12月获释。”

就是这么一个刘文典，后来却“栽”在闻一多手下，被迫离开联大，去了云大。

事情的起由是因为刘文典去了一趟滇南普洱县的磨黑，但此事背景比较复杂，刘文典对此亦一无所知。据当年转移到磨黑进行地下活动的联大学生萧荻（即施载宣，后任《羊城晚报》编辑）《吴显钺同志逝世十周年祭》一文及其他史料，1941年皖南事变后，磨黑是云南地下党在滇南活动的主要据点之一。当时思（茅）普（洱）区有个大地主、大盐商、大土豪张孟希有权有势，是那地方最显赫的实力派。磨黑（也叫磨黑井，是滇南主要的盐井）离昆明远，又不通公路，别说国民党政府的政令行不通，连龙云对他也感鞭长莫及。张孟希附庸风雅，也讲一些江湖义气。为了满足子弟们的读书要求，在磨黑办过一个补习班，任教的是一些读过私塾的家长，效果差。1941年底，张孟希派人到昆明招聘教师。当时中共云南工委和西南联大党组织，按照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正需要转移疏散一批在斗争中比较暴露的同志到各地农村去。据此，吴显钺揭榜应聘（招聘启事就贴在校园附近），同去的还有另一位党员，这当然都是党组织研究决定的。

吴显钺等1941年底到了磨黑，先办了初中补习班，1943年春正式成立了磨黑中学。此后地下党组织又几次派党内外一些同志去磨黑（其中有写纪念吴显钺文章的萧荻），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发展力量，终于使磨黑成为滇南的一个革命据点。

至于刘文典教授为什么也去了磨黑，那与他喜好鸦片有关。吴显钺等在磨黑干了一年，取得张孟希的信任，初步站稳脚跟。但几个人力量单薄，还需要引进一些同志来校做隐蔽工作。在与张孟希的闲谈中，他们介绍过西南联大的许多著名教授，而张孟希对这位“二云居士”特别感兴趣，想请国学大师来为其母撰写墓志铭，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刘文典愿意接受邀请，是因为张孟希保证他的生活供应，尤其是对他特殊嗜好的满足。对于邀刘一事，有的同志曾有不同意见。吴认为刘文典教授在联大虽属保守派，但并不过问政治，到磨黑后只要处理得好，不但对工作无碍，而且能将这位大师请去，还可取得张孟希更大的信赖。几位同志的认识统一了，刘文典也就这么被请去了。

刘文典一行（刘一家三口和几位联大同学）去磨黑是很气派的，张孟希的马帮专门来昆明接，还有许多小马帮“跟帮”同行，声势很大。张孟希事先派人在沿途打过招呼，一路上不光接待没问题，也未遇到土匪侵扰。刘文典一家坐的是滑竿，几位地下党骑马。一路上将刘文典照顾得很好，不光有鸦片抽，在较大的站口还有人设宴接风，所以走了近二十天才到。到磨黑那天，张孟希和当地士绅在十里外迎接，而学生们则早早跑到三十里外的孔雀屏等着迎接老师了。我设想，刘文典的这趟马帮行如果拍成影视，该是多么有色彩、多么好看。

刘文典在磨黑住了半年。墓志铭自然要写，也给张孟希和一些读过点旧书的士绅讲讲《庄子》和《昭明文选》，每周讲一两次。但更多的时候刘文典是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张孟希也经常来同他谈古说今。走的时候由张孟希礼送他们全家回到昆明。张还送上好的“云土”（鸦片）十两作为“润笔”

风波出现了，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不给刘文典发聘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体制仍然存在，教师聘任事各校自行处理。闻一多、刘文典均属清华籍。）清华的聘任程序是很严格的，各学院拟延聘教师，得先将教师姓名、履历、著作单及拟请担任之职名、课程及薪俸标准等材料报学校聘任委员会审查。据《闻一多年谱长编》提供的史料，续聘刘文典是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的，但实际上并未给他聘书。刘文典去磨黑之前虽与蒋梦麟、罗常培打过招呼，但他所担任的联大课程仍受影响，而且此行之目的在于鸦片，在学校里已引起不小反响。所以尽管会议通过续聘，但闻一多仍持异议，认为刘不足为人师表。此事刘在磨黑即已知道，为此对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信表示不满并做申诉：“不料五月遽受停薪之处分，以后得昆明朋友信，知校中对典竟有更进一步之事。典初尚不信，因自问并无大过，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耳。不意近得某君‘半官式’信，云学校已经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十数倍，切不可再回学校，长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尽管刘文典解释再三却迟迟不归，所以闻一多未给他安排课程。王力等同事去讲情，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人们习惯将朱自清与闻一多并提，并认为两人性格一柔一刚。这是有道理的。闻一多的刚是在大原则上不让步，这在“一二·一”学潮中与傅斯年面对面的斗争中表现得更为鲜明。当时重庆政府任命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代）兼联大常委，首要任务是解决学潮问题。据冯友兰回忆，傅“秘密地向联大的部分教授说，这次罢课，蒋很怒，你们要叫学生赶紧结束，不然的话，蒋要派霍揆章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都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上傅斯年按蒋的意图行事，闻一多当面揭他在蒋面前“三呼万岁”的旧疤，气得傅大骂“滚出去！”

闻一多的性格梅贻琦自是清楚，何况这不是个性格问题而是个原则问题，而且舆论方面也对刘文典不利，所以梅贻琦在接到刘托罗常培转来的信后也一改一向平和的态度，在复刘的信中说：“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

连蒋介石都敢冒犯的刘文典哪里咽得下这口气。据王瑶（当时是研究生）对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曾到北郊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一多论理。“两人都很冲动，在饭桌上吵了起来。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但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联大）。以刘文典的学术地位，云南大学自是求之不得，何况陈寅恪（时在桂林）还专门给云大校长熊庆来写信推荐呢。据联大史料，刘文典“离校年月”为1943年7月。

今天回头看刘文典的磨黑之行，就其个人而言，可谓有得有失，得的是利，失的是名。但对云南地方来说则无失可言。在磨黑，这位国学大师实际上起到了掩护疏散同学的作用，做了“挡风墙”。回到昆明，为云南大学的学术地位添加了一枚重重的砝码。

补记：关于刘文典被解聘一事，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鲲西先生在《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中亦有记述，说：“据我所听到的缘由是刘先生长期旷课”，但另有“内在的原因”：“据我所听到的是由于在一次课间休息，教授休息室中刘先生直指一位读错了古音的同事，这在学界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难免。”此为一家言，录以备考。

作者：余斌

余斌， 人文学者、云南师大文学院教授。 1949年进入昆华中学(今昆一中)，1955年就读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兰州从事文艺、教育工作30年；上世纪80年代末回滇任教；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中国西部文学纵观》、文史随笔集《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三卷）和理论、批评、随笔集《大西门外捡落叶》。论文《对现实主义深化的探索》1984年获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中青年）优秀论文三等奖，《论中国女性文学纵深意识的演进》等论著获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1997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高等师范教师三等奖，2006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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