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埏:记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
闻一多先生以一位名学者名教授而俯就一个中学之聘,去兼任一席国文教员,使许多人闻之愕然。许多人猜想,学校既不至按照对一般教员的常规去要求,一多先生也不会按照一般教员的职责去工作。但实际完全大谬不然。他比一般中学教员更认真更负责。他的朴实、认真、平易近人的风范使师生们深受熏陶,对他肃然起敬。
1944年初春,云南省立昆华中学校长徐继祖先生卸职,云南省教育厅任命该校高中部主任徐天祥先生继任。天祥和我是中学同班同学,窗谊很好。那时我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他要我到昆中去兼任教务主任。他说:“要借重你的主要是罗致联大、云大的青年教师来兼课,以改善教学,提高学校声誉。别的事情你不愿办,决不勉强。” 天祥是学长,而昆华中学是母校,情既不可却,义亦不容辞,我于是接受任务,积极开展工作。经过一番努力,替学校聘请了一批年富力强而学养优良的教师。其中有何炳棣先生及其夫人邵景洛女士。此外,还请了两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到校讲演,每两星期举行一次。记得第一次请的是吴晗先生,接着要请的便是闻一多先生。
一多先生因避日寇飞机轰炸,疏散到龙泉镇。每周进城到联大授课并处理中文系的系务,一般是两次,有时多至三四次,这是十分不便的。那时从龙泉镇进城主要是徒步。虽有马车可以搭客,但是用货车改装的,没有护板,道路又不平,颠簸得很。而且还得绕道岗头村,所费不赀,清贫的联大教授是不轻易乘坐的。徒步取直径,穿行田间,较为捷近,但来回也有四十华里路程。如遇天雨,泞泥没履,步履维艰,也不好受。因此,四二、四三年后,日机肆虐渐少,人们便陆续迁入城内。联大教员宿舍很少,只供单身教师居住,有家眷者得自己赁屋。一多先生一家,人口多,收入只有他一个人的薪水,房屋租金又高,如何负担得起,因此他迟迟没有迁回城中。当我要敦请他到昆中做一两次学术讲演,先请何炳棣代达此意时,他对何君说:“你看,假若方便的话,你告诉李埏,我想到昆中做一个兼职的专任国文教师,要求是住三间房子。若不好办,那就算了。请他不要为难。”
过了两天,何炳棣来找我,转达一多先生的话。我听后,喜出望外,立即去和校长商量。徐天祥校长虽未曾见过一多先生,但一多先生的名望他是早已耳熟的。他不假思索,头一句话便是 “竭诚欢迎!” 接着说:“闻先生人口既然那么多,三间房恐怕还是挤,住两个专任教师的份额——四间好了。” 我说:“住房多一间,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课程。一个专任得教三个班的国文,我想,请闻先生教高中两个班的国文就行了。” 天祥也同意。当时我们还约定,星期天一早到龙泉镇去拜谒一多先生,面致聘书,并问还有什么困难待办之事。
我没有等到星期天,次日上午一多先生有课,我便按时到新校舍中文系办公室去等候他。不多时,他来了,我迎上去把昨天和天祥商定的话陈述一遍。他听后,高兴地笑着说道:“这很好,可别为难徐校长,也别为难你。至于你们星期天要去看我,不必了。我回去立即搬家,没有闲暇从容接待你们。等搬进来后你们再来谈吧。” 这样,我们只好不到乡下去,而他也不到星期天便迁入昆华中学了。学校把在足球场西南角上的卫生室楼上全部拨归他住用。(四间之外,还有一小间作厨房。) 那里很安静,周围都是稻田,是昆华中学教员宿舍中最好的房子。
一多先生以一位名学者名教授而俯就一个中学之聘,去兼任一席国文教员,使许多人闻之愕然。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由于纸币贬值,物价高涨,米珠薪桂,不得已而出此。但大家仍揣想,名教授教中学,学校既不至按照对一般教员的常规去要求,一多先生也不会按照一般教员的职责去工作。但实际怎样呢?完全大谬不然。一多先生比一般中学教员更认真更负责。他从不迟到早退;偶尔因事请假,也很快补授。学校规定国文课每两星期作文一次,他一次也没有漏。学生的作文都是他亲自批改,而且很快发还,从不假手于人。发还时,总要把许多共同的缺点错误在课堂上讲,还找一些学生个别指点。他没有架子,他的衣着、言谈、态度,一点也看不出名人的特征。假若不经介绍,一眼看去,可能还会认为是一位久在中学执教的老师宿儒罢了。一多先生的这种朴实、认真、平易近人的风范使师生们深受熏陶,对他肃然起敬。
但师生们对一多先生的敬仰,还有更甚于上面所说的,那就是他那种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不惧权势的思想和情操。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志士了。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权贵和贪官污吏,以及发国难财的奸商们。每谈及时事,他都是义愤填膺,慷慨陈词,使听者无不动容。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古典文学作品时也如此。如讲杜诗,当讲到 “三吏” “三别” 以及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之类的名作名句时,他是那样的慷慨激昂!课堂里除了他充满热情的声音外,没有任何轻微的响动。学生们完全被他带进作品的境界里了。深有领悟的学生课后感动地说:“闻先生就是杜甫!”
学校每星期一早晨有一小时的 “周会”。校长主任们常利用这个时间给学生讲学习、生活、纪律上的事情,有时也请一些素为学生敬服的老师讲立志为学、做人之类的问题。一多先生迁进校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早晨,徐校长就邀请他讲了一次,并借此向全校介绍。以后还讲了好几次。有一次讲时事,讲到学生的政治活动时,他大声疾呼,鼓励学生们要关心时局,过问国家大事。他说:“同学们不要以小孩子而轻视自己,要以天下为己任,负起国家兴亡之责!” 那时,每个学校里都派有军事教官,管军训和学生生活。据说有些教官实是特务。一多先生对此深恶痛绝,因此他在那次讲演中,面对站在台下的教官们,痛斥他们甘当反动鹰犬的罪恶。散会以后,全体教官一齐去找校长,以集体辞职相要挟。徐校长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慑于学生们对一多先生的热爱,也只好不了了之。当然他们不会自此罢休。他们不断向校外有关方面反映,把学校说得混乱不堪。国民党当局对昆华中学也早就注意了。到学年末一放寒假,学生们离校回家后,教育厅便要徐校长解聘一多先生。徐校长不照办,说:“闻先生教得很好,很受学生爱戴,若解聘,开学后如何向学生解释!” 过了几天,教育厅突然下了一道调令,把徐校长调任只有两间空屋和一个工友的科学馆馆长,而另派一个极为反动的家伙来继任校长。此人一来,一多先生和各处主任以及好些教师都被逐出学校。幸好,联大西仓坡宿舍已落成,分了一套给一多先生。于是一多先生从昆中迁居西仓坡,一直住到他被特务狙击殉难。
一多先生在昆中兼任时,虽多有一份薪水,但仍很拮据。他不屑去叩朱门求救济,也不屑进市廛逐什一之利,他宁愿镌刻印章,获取一点微薄的报酬以糊口。一代学人,如此度日,亦云惨矣!但他安之若素,毫不以为意。那时,正义路北段 (马市口下去不远) 西廊的一爿王姓笔店,自制毛笔出售。一些书法家都喜用王老板的笔,因此颇有往还。一多先生就托王老板代为收件,在门上加挂一块 “闻一多治印收件处” 的牌子。这块牌子直挂到他殉难后才取下来。
我很羡慕一多先生的治印艺术,但我一直没有请他给我刻一枚。原因是,我看到他桌上老摆着那么多的待刻印章,知道他已够忙累了,怎么好意思再去干扰他呢?因此,直到1946年6月间我去看望他时,他问我有没有什么事要他帮助,我才说:“最好能得到您的一枚印章。” 7月上旬的一天,我又去看望他。他从抽斗里取出一枚章递给我,说:“我们快分手了,无以留别,即以此相赠,作为一个纪念吧。本想刻颗石章,但手边没有好石头,还不如这颗血牙呢。” 我接过一看,上刻 “李埏” 二字,阴文,篆书;边款小字两行,文曰:“卅五年七月应幼舟兄嘱一多。” 后数日,他便遇难。这枚章,大概就是他的绝作了,我一直珍藏到现在,打算捐献某所博物馆,以垂永久,并供陈列。
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的这一段经历是值得写进他的传记的。徐天祥校长知道得很清楚,可惜他已于数年前溘逝。我若不即加追记,恐将湮没而无考,这怎么对得起我景仰不忘的一多先生呢!愿当时的昆中师生,各就所知加以补充,使一多先生的音容能更完整地显现给崇敬他的人们。
李埏 , 李伯重 著:《良史与良师:学生眼中的八位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李埏(1914~2008),字子沂,号幼舟,彝族,云南路南县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创建者。早年受业于张荫麟、吴晗、钱穆、陈寅恪等史学大师,深得史学真传。毕生研究中国古代史,对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尤为深入。
李埏先生1942年入浙江大学任教,1943年任教云南大学。他执教60余年,自1980年招收培养研究生以来,共培养博士12名,硕士20余名。他还多次应邀到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海外名校讲学交流,在振兴祖国学术文化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