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电通讯业科技的践行者 —— 熊秉群
熊秉群,1936年8月生于北京,是熊庆来先生的幼子。1937年熊庆来先生应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邀请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于是幼年的熊秉群就随父来到昆明,青少年时期就读于西南联大附小和昆明师院附中。
熊秉群在读初中的时候,就热衷于钻研无线电,父亲非常支持他的兴趣爱好,1953年昆明师院附中毕业后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1955年因院系调整转入了北京邮电学院有线通讯工程系,从此开始了他对本专业的学习和探索。195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并留校任教。他在北京邮电学院一干就是27年,从一名普通的助教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勤奋的工作,直至担任到副主任、教务处长等职务。1957年,他与北邮的师生们共同研究开发出我国第一套晶体管三路载波机,受到团中央的嘉奖。1958年,他带领学生生产了十二路载波机。196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北邮的“自动控制”专业,领导制作出“模拟式电子计算机”、“超低频幅相仪”等仪器,为我国自动控制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
时任教研室主任的熊秉群在操作模拟计算机
十年动乱结束,国家全面改革开放,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春天来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熊秉群多次赴美学习,攻读现代通信理论,观察和研究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和教学方法,系统地学习工商及电信管理。回国后,他在北邮的教学、科研一线积极进行实践和改革,将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与北邮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大胆创新引入“学分制”、“双学位”、“小学区”等管理机制,使北邮的教学面貌显著改善,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这时的他也逐步的由教学工作转入到了领导岗位上,历任邮电部教育局局长、教育司司长。他所主管的邮电部教育司的邮电教育改革面貌焕然一新、蒸蒸日上,并在系统内推广其改革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熊秉群调至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后改为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任院长、党组书记职务后,着力解决研究开发与科技产业化的难题,解放思想、大胆改革,联合相关单位于1993年4月成立了“西安中美合资大唐电信有限公司”(简称:西安大唐),这个开始只有28个人的小公司迅速发展,很快地开发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SP-30程控交换机,并在全国电话网上广泛安装使用。他于1995年初任董事长,1997年亲自兼任总经理。1997年底,在公司业绩得到大幅提高后,熊秉群及时策划了以“西安大唐”为基础,并将电信科学研究院的优质资产剥离重组,募集成立“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大唐电信),熊秉群担任公司的总裁。于1998年8月发行股票,10月正式上市并成功融资6.2亿元,成为我国国家级的研究院第一个改制成功上市的公司,为民族电信设备制造业的崛起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98年他获得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杰出成就奖”(此奖的获得者均有重大的贡献和杰出成就,如杨振宁、李政道等亦曾获过此奖)。
2000年“大唐电信”增发股票再融资7.6亿元。这年“大唐电信”销售额达到近24亿,开启了“大唐电信”的黄金时期。这是他依靠以“诚信为本,立足创新,服务至上,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熊秉群被同仁们赞誉为智者、仁者、儒者、勇者。
当人们问及熊秉群,你在人生道路上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时,他说:“一个人要取得成功,有三点最为重要。第一,做事先做人,人格完整才能有事业的辉煌;第二,做事时要专心做一件事,每一件事都做好了,离成功也就不远了;第三,机遇很重要,要善于抓住每一个机遇,有了机遇一定要尽力展现自己。”
熊秉群老校友曾经在2010年庆祝师大附小70周年校庆时对同学们说:“希望你们今天多向老师提问题,更好地学好知识,长大后多给自己提问题,发明创造,贡献人类。”熊秉群就是以这样一种不断创新的精神来要求自己,并指导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从而创造出一片崭新的事业天地。
他本想参加我们母校80周年的校庆活动,却不幸于2020年12月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熊秉群老校友一生高风亮节、勇于创新、恪尽职守、待人以诚,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教育和通信事业,愿师大附中广大的学子沿着他所开辟的科技之路继续披荆斩棘,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附:熊秉群:我生在通信业激情燃烧的时代
原载《通信世界》杂志2009年第37期
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电信,尽管当时还局限在业余无线电制作。当然,这不是没有来由。
1992年,我曾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后来被放到清华大学数学系的网站上。在那篇文章中,我就提到过,我在小学和初中时喜欢无线电制作,无线电让我觉得神奇而有趣味。父亲熊庆来对我的影响和支持,也促进了我选择通信业并作为我终身的事业。
从12岁开始与电信的不解之缘
最初时,我开始做矿石收音机和简单的电子管收音机。当时我们全家还都居住在昆明。那时昆明买无线电器件不很容易。记得还是在12岁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因事到香港,父亲就特意要我开了一份元件清单,请他代买我所需要的器件。事后不久,当我拿到一盒可以做一个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机(这是一种较复杂的高级收音机) 的零件时,我高兴地一夜没睡着。
后来,我经常说,也许就是这天,成为我选择电信专业作为我终身事业的日子。
我投考大学时,被重庆大学的“电话与电报通信”专业录取。开始我还不知道“电话和电报专业”是学什?入学后才逐步对电信专业有所了解。1955年北京邮电学院成立,重庆大学和天津大学电信专业的师生转入北京邮电学院,即现在的北京邮电大学后,才算正式进入电信行业,并且一生从事这个专业。
1953年我高中毕业入大学时,刚好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阶段,那时的人们都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列宁所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就是美好的社会主义。我们都是抱着建设祖国的热忱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去上的大学。我当年还被评为学校的“三好学生”。回过头来看,大学的学习只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那时学的专业课的内容现在几乎都被新技术淘汰了,不过那些最基本的数学、物理、外语、电路基础等还是一辈子受用,学习的方法、工程的方法更是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回忆起来,我们那一代人,恰好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成长为大学生。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每个人都从内心里充满着对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和热爱。
算起来,我们算是北京邮电大学最早的一批学生,我们比谢高觉副部长低一年级毕业,他们是第一届毕业生。
我们的晶体载波机模型接受了国庆检阅
1957年我大学毕业了,那年刚好成立邮电科学研究院,我本来是很想去研究院工作的。但那时,刘宜伦老师(后曾任重庆邮电学院的院长)代表学校动员我说:学习好的同学,最好要留下来做“老母鸡”,像带小鸡一样,当个教师培养更多的学生。
刚留校那会儿,就分配到教研室刚成立的“县内电话研究室”工作。当时,我国还处在被封锁和自己闭关锁国的状态,铜的资源还很缺乏,农村的电话还是使用铁线传输呢。我们研制的“铁线晶体管三路载波机”,让一对铁线能通4路电话。这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是超前。我国当时还不能生产晶体管,我们用的晶体管是去苏联访问的老师带回国的。
从1957年的十月到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我们没白天没黑夜的进行研究开发。经过整整一年努力终于初步完成了任务。就在1958年的国庆节,我们的项目参加了国庆献礼,我们做的晶体载波机模型被学生抬到天安门广场接受国庆检阅。后来,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我们又参与了12路载波机的生产任务。可惜的是这些设备因为元器件没有达到要求,但是又必须赶时间,整机也不能达到指标,设备也不稳定,运到企业没有使用多久,就被淘汰了,造成了人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
后来回到“长途电信教研室”参加教学辅导工作,一直到1960年,学校要办新专业,我被调去筹建“自动控制”专业,被称为“白牌教师”(学生的校徽是白底的,教师的校徽是红底的)。我们教研室的同志,一边去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旁听专业课,派同志去西安交大进修;一边开始制作模拟式电子计算机和超低频幅相仪。到了1963年,又增加了几位和我同年毕业的教师,我们终于可以开出课程和相关的实验。
和农民一起吃白薯,再开始从零学ABC
1969年我们几乎全校的教师们都去了在河南省确山的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两年半。打井、做砖坯、盖房子、做炊事员、干农活……
在干校时,我还曾和几位老同志一起调去参加“整建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整顿农村的干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整整吃了半年白薯和高粱糊糊,在干校浪费了我最宝贵的年华,但也更多的知道了中国农村的状况。
当年在确山我们一帮同时“接受再教育”的同事,有时喜欢坐在山坡上,仰望着天空闲聊。我也许有一点盲目的乐观,我总是认为,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没有教育尤其是没有高等教育呢?我们一定会回去继续作教学工作的。直到1972年夏,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开始重新教学,带学生做毕业设计等等。
1976年为解决文革带来的人才奇缺、我国科技水平和世界差距拉大的情况,邓小平提出要派人出国学习。当学校领导让我参加出国留学考试,我自知水平太差,考完笔试,没等考口试,我就退出了。后来我们决定全教研室老师分成两部分,一拨人帮助基础课教研室工作,一拨人去学习外语。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好有谢冰心女儿吴青主持的英语教学节目,我为了打好基础,发音准确,便跟着电视从ABC的基础开始学起来。两年后,我通过了出国留学考试。1981年,我去了美国做访问学者。
回国后,我回到北京邮电大学,继续从事通信专业的教学工作。以后虽然有工作调动,但始终没有离开通信行业,并且亲身经历了我国通信业大发展的时代,我庆幸,自己生在了一个通信业激情燃烧的岁月。
文章来源: 云南师大校友会附中分会 2021-02-04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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