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田野口述史：一个泰北云南籍穆斯林家庭的迁徙故事

对于泰北云南穆斯林移民的研究，泰国的Suthep Soonthornpasuch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把云南穆斯林移民按照不同的迁移背景分为以下五类：第一，19世纪在云南与东南亚地区之间从事长途马帮贸易的穆斯林商人；第二，杜文秀起义失败受清政府压迫逃往泰北的云南穆斯林；第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云南逃到缅甸，最后转居泰北的难民；第四，效忠国民党正规部队中的云南人；第五，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被赶出中国的云南土匪。[1]通过阅读文献并结合田野调查，笔者认为我们已不能完全的还原历史，只能在历史的遗迹和后代人的口述史中去探寻先辈们迁移的历史。上述移民的分类中“云南土匪”并没有确切的历史考证，同时笔者在调查中也没有获得相关的说法，所以对于第五类“云南土匪”笔者不给予评价。但除此之外，从其他四种移民类型我们了解到泰北云南穆斯林的迁徙历史和来源，这对于我们现在研究当地云南穆斯林是不可或缺的资料。本文主要结合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收集的口述史，以ZHGJ[2]家的迁移经历为例，探讨泰北云南穆斯林的迁移史及生活现状。

ZHGJ（女 86岁）祖籍大理古城，丈夫MDH祖籍玉溪大白邑， 曾是王和清真寺的第八任伊玛目（公历1980-1993年），现已经归真（去世）20多年了。育有两男两女，两个儿子曾去美国攻读管理学硕士，毕业后大儿子在曼谷上班，与泰国当地非穆斯林结婚，有个女儿现在就读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工程专业，二儿子在清迈一家对外贸易公司当经理，与MCL的第六个女儿结婚。两个女儿都在清迈大学从事行政工作，并且都嫁给云南人后裔。现在大女儿育有两女，一个在清迈大学的附属医院药房上班，另一个还在外府上医科大学。二儿子和小女儿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孩子。

第一代迁徙 从中国大理到缅甸班弄

ZHGJ告诉笔者她父亲那一辈因杜文秀起义失败，大理境内的穆斯林遭到清政府的迫害残杀，为了躲避残杀而逃到中缅边界班弄一带定居，后因为班弄动乱，又携家人连夜逃到缅甸东枝。期间清政府的军队退出大理后，ZHGJ回到大理姑妈家上小学，毕业后再次来到父母身边念中学。因为当时缅甸被英国统治，所以在学校里必须学习英文。就这样早期的她掌握了3门语言，中文、英文和缅文。ZHGJ的父母是在缅甸班弄结婚的，母亲也是从云南逃到缅甸的回族，婚后育有三儿三女，大的三个是女儿，小的是三个儿子，她是家里的老大。现在两个小兄弟都归真了，只有最大的弟弟在美国，有一个妹妹嫁了印度裔的穆斯林居住在缅甸仰光，另一个妹妹嫁了缅甸裔穆斯林在东枝，但几年前丈夫归真后随女儿到泰国曼谷居住。

年轻时的ZHGJ（左一）与家人 （笔者2017年翻拍于ZHGJ的影集，原图拍摄于缅甸）

第二代迁徙 从缅甸东枝到泰国清迈

据ZHGJ讲述，清迈刚刚建起机场，她于就和表姐妹们相约，坐一次飞机，体验一番。当时她已经在缅甸一家银行里工作了，于是请了假，就和表姐妹坐飞机来到清迈玩了几天。当时一位哥哥在清迈接待了她们，见到她后就有意把她介绍给自己的表弟。她说那会他们只见过彼此的照片，就连订婚也是公公带着彩礼去缅甸，双方父母一起决定的。而后来成为了她先生的男人，当时因为还在赶马帮做生意，没能亲自去。ZHGJ笑着补充到，那时她公公见到她很满意，于是就把婚事定下来了。聊起她和她先生的爱情故事，她还提起：以前清迈城里有一位很漂亮的姑娘也喜欢她先生，当时她先生的堂哥去这家姑娘家提亲，结果姑娘就和家人说“黑的这个（那个的堂哥），不给（我不嫁给他）；要是白的那个（ZHGJ的先生），就给了（我愿意嫁给他）”[3]。 ZHGJ说，这位漂亮姑娘是个泰国人，当时她先生不想娶泰国人，一心想娶个中国人，后来听说表哥介绍了中国女孩ZHGJ，于是在未曾谋面的情况下就决定结婚了。

婚后，ZHGJ继续留在缅甸，而先生继续赶马帮做生意，主要从缅甸边界驮货物到泰国清迈、清莱、曼谷卖。货物中也包含鸦。，ZHGJ本人毫不避讳的告诉笔者驮鸦片的事情，她说，当时在清迈有很多鸦片馆，从事鸦片买卖并不违法。后来缅甸政府政变，局势动荡。ZHGJ的先生对政变充满了恐惧，于是于1964年带着家人逃到清迈并定居于此。

她描述说：“缅甸政府一夜之间突然宣布面值100元的纸币不用了，作废了，很多老百姓手里的纸币瞬间就化为乌有。”她先生害怕，于是想法设法逃了出来。当时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她家和阿姨家（妈妈的妹妹家）买了两匹马就往外逃，而其他兄弟姐妹包括她的父母并没有一起出来。出逃的一个多月里我们都无法想象他们经历了什么。笔者问她：“你们从山里逃出来不害怕吗？”她笑着说：“还是害怕呢，娃娃又小，最小的那个还吃着奶，从山路过来，经过那些深山老林，在那些大树林里休息，害怕、害怕（泰国人在表达某种情感和感受是喜欢用叠词来增强感情色彩—笔者注），但是都逃出来了，就顾不上那么多了。”两家人仅有两匹马，还要驮着吃的用的，女的骑着马，男的走路，整整赶了一个多月的山路，途中不知遇到多少问题。她说：“在大山里赶路一会热得要死，一会又下大雨，小娃也会生病，路又难走，那些路真的是只有马才能走出来。”逃到清迈以后，她先生先把他们安顿在山上的村子里，自己到清迈城里找好房子后才把他们接下来。他们来到清迈后也没有去上班，就在王和清真寺门口开了一间小铺子，做糕点和干面条卖。她丈夫来到清迈后因为政府严查鸦片，所以也没有继续做鸦片生意了。

她们来到清迈不久就赶上了泰国政府给外来人员颁发“公民字”（身份证），所以他们顺利加入了泰国国籍。她说：“泰国国王很好啊，他心宽啊，愿意让其他国家的人在他的土地上生活，而且对老百姓非常关心，泰国人很尊敬他，我们云南人也是。”她说，国王曾对人们说过：“一个花盆里只有什么花都有才漂亮，单一种就不好看了。”所以他愿意接受从中国逃过来的人，并颁发公民字给我们。

从上述两次迁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ZHGJ的父辈在杜文秀起义失败后，逃往缅甸班弄，并在当地结婚生子。第二代的她和丈夫结婚后，因缅甸政府政变又再一次逃亡到泰国清迈。两次迁徙正好形成了“云南—缅甸—清迈”的迁移路线，这也是学术界很多学者早期就提出来的。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接触到很大一部分云南穆斯林都是祖辈先迁移到缅甸，后又转到清迈，其中部分人是因为躲避政变，而一部分又是因为两地间的云南人通婚转居泰北。现在这批转居清迈的云南人，已经在泰生活将近五六十年了，基本都获得了泰国国籍。这两次迁徙笔者把它归为“政治难民”，而早期的“马帮商人”则要从他夫家的迁移说起。

“回不去”的马帮商人

据ZHGJ讲述，她丈夫家以前是玉溪大白邑当地有名的“有钱人家—马家”，家里男的很早就出来赶马帮做生意，常年四季来往于云南与东南亚地区，从事长途马帮贸易，很少回家。先生家里只留下老母亲和的丈夫的大夫人和两个孩子。她公公带着两个儿子出来赶马帮做生意，家里交给婆婆照管。赶马帮赚到的钱就带回家让婆婆买田地，家里附近汉人（汉族）的田地都被他们买了。家乡建盖清真寺，他们家还捐了一块地。当时她丈夫家的田地很多，也很有钱，房子里还埋着金子。那时她先生家还在昆明建了一幢楼房，后来因为住在里面的人用火不小心烧毁了。因为各种原因，父子三人回不了中国，只能辗转迁徙于缅甸、泰国两地。后来先生和她在缅甸成婚、小叔子在清迈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公公最后也归真在清迈。改革开放，中国国内形势好了之后，她先生会把赚的钱分成两份，一份留给泰国家里开支，另一份定期代给国内的大婆（先生的大老婆）抚养孩子。

从他夫家的迁徙的背景来说，虽说作为马帮商人最初并没有定居泰北，但常年在外做马帮生意，旅居泰北，后来因为复杂的国际政治原因，最终留居泰北，成为“回不去”的马帮商人。在此笔者把他们归入上文提到的第一类移民“从事长途马帮贸易的云南穆斯林商人”，尽管他们不是最早定居泰北的马帮商人，但常年四季往返于泰缅边界赶马帮做生意，已经可以说是早期泰北云南穆斯林群体的一部分，而且据文献资料显示，早期定居泰北的云南马帮商人并不多，大部分只是往返于中缅泰老这间的旅居商人。

王和清真寺简介 （笔者摄于王和清真寺，2018年）

落地生根的生活史

刚从缅甸逃出来的时候，一个住在清迈万养（难民村）的亲戚让他们留在万养村居住，说那里开销小，村里的人又都是云南人。但ZHGJ不愿意，她告诉笔者:“我不愿意，我要把我的娃娃带到清迈城里读书。在万养就只能学点泰文、中文，中文也是偷偷地躲着学的，到城里什么都能学”。后来他们就来到清迈城里，租王和清真寺的房子，在门口开了间铺子。因为先生没和她结婚前就已经是从麦加朝觐回来的“哈吉”了，所以来到清迈城后，先生就被聘请为清真寺的伊玛目（带拜人）。她和先生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她曾告诉笔者，她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再像老一辈一样到处奔波，逃来逃去的。如今他们的四个子女都受过高等教育，并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从她平时的言辞中，笔者也能感受到她对子女的自豪与满足。她的四个孩子都会说中文，但除了二儿子会读会写外，其他三个都不会。二儿子曾经被公司派到汕头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学习了读写。她说刚来到清迈为了尽快适应当地的生活，她也去跟着当地的小孩子学习了三个月的泰语，然后就慢慢用泰语交流做生意。孩子送去学校念书，放学回家她先生不允许孩子在家里讲泰语，必须讲中文。她先生说：“泰语就在学校里和你的老师同学讲，回家必须讲自己的话（中国话）。”后来从她子女的口中笔者了解到，她先生不让说泰国话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老一辈过去的云南人都不愿意学习泰文，所以自己本身就不太会说泰语，就要求家里人都必须讲中文。如今她讲起这件事还很欣慰自己的四个孩子都还会说中国话。

平时ZHGJ周一到周五都会在清真寺门口的铺子里。以前她二儿子还没结婚的时候，她和儿子一起住，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后来二儿子成家了，每天孩子们出门上班，就她一个人待在家里，没事可做，于是她就让孩子们给自己租了清真寺侧边的一间铺子，白天她就到铺子里待着，看看电视、朋友们在清真寺聚聚、聊聊天。每天早上二儿媳备好午饭，开车把她送到铺子里，她就和她表妹以及许多老姐妹在一起看看电视、礼拜念经，下午五点外孙女下班又来接她回家。周一到周四她住在小女儿家，周五到周日她住在儿子家，每到周五儿子就去女儿家接她，顺便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

清迈王和社区云南籍穆斯林老年妇女 （笔者拍摄于ZHGJ的铺子，2018年）

ZHGJ家在清迈落地生根的生活史，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代迁移到泰北市区里的云南穆斯林基本都是依靠做生意起家的，从“无国籍”者到获得泰国国籍，他们经历过无数磨难。在泰国的第二代云南籍穆斯林，他们基本都接受了泰国正规的高等教育，许多人依靠教育完成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发展成为泰国中产阶级。在冯瑜、合富祥老师的论文《泰北华人穆斯林身份认同变化》（2012）中提出了“国民教育”对于华人穆斯林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性。的确，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后发现，现在市区里的云南穆斯林基本都接受了国民高等教育，并且在社会各领域中工作。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并获得高学位是他们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的一项策略。换句话说，接受正规高等教育是第二代云南穆斯林及其后代获得社会地位和资本的直接途径。以ZHGJ的四个子女为例，两个儿子在泰本科毕业后，继续赴美国攻读硕士，两女儿也都是清迈大学毕业留校工作。他们现在所获得的认可和资本都是通过教育途径争取到的。在清迈王和社区像这样的家庭不止一两个，当地人口中经常提到：“在清迈我们云南回教的医生将近20多个”。除了医生，像高校教师，银行公职人员，政府公务员、公司管理人员等都是通过接受教育获得的。

清迈王和清真寺100周年庆典上的云南籍穆斯林 站在最右边的男士是位杰出商人，最左边的男士是位大学教授

在田野调查期间ZHGJ带笔者认识了很多当地人，也从她那里了解到很多过去的事。她是一个和善、热情、开明的老人家，爱学习，乐于接受新事物，格外积极和勇敢。有时候笔者会想，这样的性格是否和他们迁移的经历有关。很多泰北的云南穆斯林，他们在迁移到清迈之后，又通过求学或是做生意再次迁移到美国、沙特、澳洲、台湾等地，并且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很高。从这些迁移案例中，笔者发现，一代人的迁移，可能带来的并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或是文化上的变迁，从深层次上说，它还塑造了几代人的性格和眼界。

这只是众多泰北华人迁徙故事中的一个小故事，每个故事背后都浸透着人生的苦乐与悲欢。每次田野调查，都能让笔者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生活故事，都能让人成长许多，这也许就是笔者喜欢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原因。

[1]Suthep Soonthornpasuch 1977 Islamic identity in chiangmai City:A Historical and Sructural Comparisonof Two Communities.Unpublished Dissertatiao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转自冯瑜、合富祥《泰北华人穆斯林身份认同变化》（未出版）

[2]本文中涉及到的真实名字因尊重个人隐私，一律以英文字母代替。

[3]云南方言，译为：如果长得黑的那个来提亲我就不答应，要是长得白的那个来提亲我就答应。

文章来源： 人类学之滇 马仕美（1991-）女，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学院亚非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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