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南有限公司昆明胶轮复制厂

1940年春，马来西亚槟榔屿侨商王振相先生，王金兴先生，庄怡生先生等随南侨回国慰劳团回国时，目睹国内各地行驶车辆，轮胎用至脱胶见面而废弃，不能翻新利用，遂动议创设中南橡胶厂，专营旧胶轮翻新。4月14日，他们在重庆开会决定成立中南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南有限公司”），与中国茶叶公司合营。资本100万元,王振相等投资70万元,国营茶叶公司投资30万元。总厂设在重庆,分厂设在昆明贵阳及各交通要点。由南洋聘请技术人员12人,经设厂试验效果良好,修补轮胎所费只等于新购轮胎的1/6,但仍可抵新轮胎效用的80%。如轮胎镶布健全,可翻新三、四次。不久茶叶公司退出，成为纯侨资企业。寿景伟被选为董事长，王金光，卓君卫为副董事长，王振相，庄怡生等为董事，庄怡生兼经理。随后，公司在南洋聘请雷教千等12人为技术员回国，并由马来西亚运回首批机器和原料至昆明；

1941年，贵阳，重庆，曲江等分厂相继建立，并以重庆化龙桥为总厂。其业务为“专翻制汽车轮胎及各种机器橡胶配件 ，供应军工运动及制造厂用。”旧轮胎经翻新与新轮胎无异，成本只抵新胎的六分之一，效用可抵新胎的80%，如轮镶布完好，可翻新三四次。该厂建立不久即修复旧轮1万多个，节省外汇2000万元法币。1943年经股东大会议决，该厂增资2000万元法币，并在美国设有办事处，与美国橡胶公司有业务往来。中南有限公司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座橡胶厂，为抗战贡献颇多。为解决胶源,还大量在滇省种植橡树,从而引进了热带植物。中南有限公司的建立,既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又为当时西南紧张的战时交通解决了急难,还从外国传进了先进技术,可挽回漏厄不少,是当时有名的侨办企业。

庄怡生是福建惠安人，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市。1926年，他回国就读于厦门大同中学，1931年至1933年在厦门大学肄业，后回乡接办秀津小学，接着又重返马来西亚，在当地华侨创办的闽侨子弟学校任校长。可以看到，庄怡生原先并不是一个买卖人，甚至可以说与经商这一行毫不搭界，如果周围局势不发生大的变化，他极可能在“三尺讲台、一枝粉笔”中平静度过一生。

是抗战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抗日战争爆发后，庄怡生成为华侨青年中拥护抗战的积极分子，他先是担任马来西亚怡保市华侨筹赈会委员，接着又办起洪钟话剧团，经常组织剧团在当地演出抗日剧目，为抗战进行宣传和募捐。

1940年，庄怡生参加了以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率领的华侨访问团，回国到抗日前线进行慰问和考察。在此期间，他了解到大西南抗战后方急需汽车轮胎、前方将士急需军用胶鞋等情况，当即冒险购买美国橡胶，然后智越中缅边界，把物品运到大后方，以供制造轮胎、胶鞋之用。可是当时的大后方不仅缺乏橡胶，也没有橡胶加工业，就算买来橡胶也没用。

同在华侨访问团的王振相、王金兴在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工业多年，庄怡生便和二王谋划在大后方经营橡胶业务。1940年6月，经过短短三个月的筹备，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正式成立，公司名称里的“中南”取义于“中国南洋华侨投资创办”。

华侨在南洋经营的橡胶工业，一般都拥有从炼胶到成型硫化的成套正规生产设备。在中南橡胶厂筹备之初，庄怡生本来也想根据南洋经验，向国外订购生产新轮胎的机器，但后来考虑到国内条件较差，在使用电力、选定厂址以及添配设备等方面，都不如在南洋方便，于是便改为从南洋进口半成品进行翻造，并采取分散生产的游击战术，以争取节约资金，快速开工。

中南橡胶厂的这种游击战术，无须安装成套的炼胶设备，只要有小翻胎炉各一台，便可以同时翻造两台轮胎。生产过程也不复杂，仅需半成品原料一吨和一些简单的制胶工具，再加上三、四名熟练的技术工人，用一辆卡车连人带物运到工地，就能马上开工，可谓是吹糠见米。

王振相、王金兴在马来西亚除经营橡胶工业外，还兼营锡矿，是南洋华侨中较有财力的人物，自然是公司董事会的主要出资方。庄怡生在董事会内最初并无股份，但他凭借在中南厂筹办期间的出色表现，得到了王振相的赏识。二王的主要业务都在海外，不能长住国内，于是王振相就给庄怡生凑集了五万元股本，并全力支持他出任常务董事兼公司总经理。

中南厂筹建时，中国沿海口岸已经纷纷沦陷，越南海防港、中泰边境也被封锁，交通运输不得不主要依赖于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坑坑洼洼，路况很不好，汽车轮胎的消耗也就特别大。有鉴于此，庄怡生决定首先在昆明设立分厂，并在设厂时亲自督促安装试车。

昆明分厂开工的第二天，日机就对昆明进行了轰炸，厂房附近中弹，庄怡生险遭不测，但他没有因此害怕退缩。在他的组织下，工友们及时将机器设备迁往城外的一座寺庙，继续恢复了生产。

1940年9月1日，昆明分厂在国内翻造出了第一只汽车轮胎，最初该分厂每月仅能翻胎一百多只，后来增加到每月五、六百只。1941年，昆明分厂全年翻胎已达三千只。庄怡生为人精明强干，经营有方，在设立昆明分厂的同时，他便根据业务需要，指派专人分头筹建贵阳分厂和重庆南岸分厂。当年，这两家分厂也相继开工，并都达到了翻胎两千只的年产量。

当这批新轮胎被安装在军运车队，奔驰于滇缅公路之上时，庄怡生和他的同事们看到自己参加抗战，报效祖国的宿愿终于得以实现，心情无比激动，有人还当场流了眼泪。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海陆军将战火扩大至整个南洋地区，缅甸首都仰光沦陷在即。中南厂在仰光囤集有大批待运物质，这批物资是中南厂用股金在国外购买的原材料和机器，能否将它们完好地运回国内，关系到中南厂整个业务的发展。

尽管滇缅公路上已经一片混乱，日军随时可能侵占仰光，但庄怡生仍不顾危险亲自飞往仰光，并组织人员抢运出了尚未被毁损的部分物资。在完成物资托运后，庄怡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于撤离仰光，而是打算再买一批生胶回国，为此，他一连在码头上转了好几天。这时恰好有一批刚从海岛运来的生胶无法运走，庄怡生立即找到货主洽购。对方急于脱手，最终他以很便宜的价格就将五十吨生胶全部买了下来。

滇湎路上的紧急抢运，为中南厂的连续生产提供了急需的原料和设备，其中的十吨生胶和三十吨半成品原料维持了昆明、贵阳两分厂约半年的生产所需，后来贵阳、重庆等分厂开始炼胶，原料用的都是这批抢运出来的生胶。

截止“胜利日”为止，中南橡胶厂共建成三家分厂、一家总厂，共计为国防运输翻造出四万只轮胎，基本解决了大后方汽车因轮胎磨损而无法得到补充的问题。

战前西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近代工业，内迁和华侨企业成为战时后方经济的中坚力量，并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战时经济体系。根据1943年的一项统计，大后方各省共有符合登记条件的工业企业4524家，资本总额26.37亿元，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18倍，资本增加164倍。抗战期间，这些工商企业所生产的军需民用产品不计其数，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文章来源： 八千里路云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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