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 体育委员被诬写“反标”,教室里拷走了
原题 《同学”被逮捕”的血腥记忆》
我与中学同窗们的回忆,在“文革”中划上了血腥的句号。
故事发生在1966年夏天,我所就读的昆明第二十四中学。
虽然“文革”已经开始,工作组进驻了学校,大字报糊满在教室走廊。但学校里仍是和气未失。
第一批大字报是批斗“封资修”教育路线的,大字报上许多认真教学的老师都被点了名,他们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也被点名。工作组授意把学生的名字都涂掉。在那些墨迹下面,我依稀还辨认得出自己的姓名。
“运动”是冲着老师来的,我们这些学生还是“革命接班人”,还在“被教育”的范围。
工作组只是让我交出了那本“三家村”的剪报本。当年父亲在异地,每次看见报载文章,都会挑选剪出,寄给我,并叮嘱我贴在一本废书上面。
班里同学之间的“面子”还没有撕破。虽然也有人揭发,我晚上在宿舍讲《红楼梦》《聊斋志异》。但基调还是那样,改选思想。我这样的出身与性格,一直都是在灰色地带。
6月29日,清晨,阳光明朗。
早晨,同学们走进自己的教室。我还没有坐定,一抬头,忽然看见两名同学和两名警察走进来,在他们中间,扭动着一个身躯,试图要挣脱。
然而他不仅被控制,并且戴上了手铐。
“杨德立!”一声同学的惊叫。
工作组长出现了,一位姓吴的中年妇女。她作了郑重宣布。同学们只是害怕,什么也没听清楚,大约是讲杨德立“反社会主义,书写反动标语”等等,案件已被破获。
教室里的朝气活泼景象不复存在,惊慄、血腥和恐怖的一幕从此拉开。
在全班人的目睹下,同窗共读的同学刹那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
杨德立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多年后他对我说,那天早上他已经感到自己被某种目光所监视。早上,他被人留住,说“有事”,被带到学校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个警察,拿出了那块致命的木板,只看见远远的,上面有粉笔字“反社会主义”。杨德立否认是他写的。但是他们不听,立刻就把他铐起来了。
杨德立回忆说,后来,在监狱审讯与宣判时都再也没有出示过那块木板。
然而警察当时又不把他带走,而是在同学们回到教室时,突然地把他推了进来。接下来,在莫名的愤怒和恐怖中,有同学向自己的同窗投掷石块和墨水瓶。
杨德立力图反抗和反驳,他的头上,脸上已经血迹斑斑,墨水和鲜血一直流到他的白衬衣上。
后来,他回忆起,那天他刚换了一件新的白衬衣。
杨是一个英挺少年,班上的体育委员,校园篮球高手,舞台明星,平时风头倍出。瞬间他就变成了污浊中的怪物。在两个警察的挟持下,他的面孔和身体都在拼命地进行着“不认可”的反抗。这使得他更加狼狈。但对我却留下了深刻印象。
杨被警察带走,下面的立即召开了揭发会。
我被指定做记录。因为我写字快,历来班会都是我作的记录。
飞快地划了两个笔记本。
以后的日子里,在工作组和班上“文革”小组的启发下,严重的事实被指出来:“我班的领导权已经被阶级敌人篡夺”,原来几乎所有的班干部都是出身“反动军官”,一个个触目惊心地被揭发出来。
除了已经逮捕的杨德立是体育委员,那个笑瞇瞇的,成天乐于为同学买饭票的生活委员邢同学,那个劳动时一个人扛几把锄头在肩上的劳动委员段同学,顿时都成了“野心家”。
一个喜爱说评书,时常逗大家开心的罗同学,被指为“居心不良”。讲过的那些历史段子肯定是宣传封建主义的,记得他讲得最多,表演最精彩的是《甲午风云》。每个开过的玩笑都被重新揭发出来,和他自己检讨出来。
一个留着长发,颇有艺术气质的马同学,喜欢唱抒情歌曲。他因病休学,年纪稍长。每天晚自习的休息时间,他都教全班唱歌,并且事先把歌谱歌词抄写好,悬挂于黑板上。这也是我们班的一个特色,引得其他班同学前来观望,纷纷羡慕。
那些歌曲多是电影插曲,例如:“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友谊的花朵到处开放。它把浓郁的芳香,撒进了我们的胸怀。”
而电影在这场“文革”中已经全部被抹黑。于是“散播毒素”这样的罪名就加在这位辛苦教歌的同学头上。
我们这个班集体由于大家的努力,一直过得很开心很出色很活跃。班上同学的感情一直很浓,有时星期天都不归家,相聚打乒乓球。看完电影夜深了,男生就会送女生回家。
学校开运动会时,不参加比赛的同学就把饭票省下来,送给参加比赛的同学。
在那个物资短缺,粮油肉和糕点都定量供应的年代,我们正在长身体的饥饿之中,每天上午才第三节课就饥肠辘辘。而能够把饭票节省下来,这需要多大的克制啊。这种事情完全就是自发的,出自自愿。
而在运动会之后,运动员们又会把饭票退回去,说“比赛完了,我还没有吃完,这些剩下的饭票,还给你吧。”回答则是:“我够了,你身体壮,能吃,就吃吧。”
直到今日,想到这些事情,我还会眼眶发热。我也参加“中长跑”比赛,是学校800米冠军。我也吃过同学的饭票。
这种感情,在朝夕相处之间,应该是人一生的珍贵收获。
然而,就像房屋抵挡不住台风,一切都摧毁了。
当时我听着这些揭发,还要纪录着这些揭发,真有种排山倒海的感觉。
同学们真诚地感到自己的“觉悟太低”,这么多“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这就是“复辟”。
杨德立消失了。但抓“敌人”的声浪并没有结束。
课间操抓捕,拟定这个方案的人,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大恐怖,大镇压的开端。
全班人,全校人,每天都在发抖中过日子。
昆二十四中的“红色恐怖”是空前的。在黑夜里,我们被命令站立,听那些曾经一起打球,一起做作业,一起郊游的“红五类”同学挥舞皮带叫骂:“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场就有同学晕倒。
比打成“反革命”还可怕的是“挖黑烙印”。杨德立被抓捕时,他还在挣扎,否认自己的罪名。而在下面的日子里,班上那些出身“黑五类”的同学,被迫争先恐后地坦白自己的“罪恶”,那都是一些莫须有的自我诬陷。
班上一个平时就很怯懦,身体瘦弱的男生,居然坦白,他“梦见自己想杀毛主席”。这个成果被报上去后,大家又是一阵恐惧。后来可能是上面也认为太夸张了,没有理会。
这个同学平时就没什么让人羡慕的地方,所以也没有人有什么兴趣再去整他。
平时的妒忌,也是学生中“整人”报复的一个因素。
这是一次未成年人脆弱时分的人格塌陷。
我认为,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这个班集体的情谊与人性也塌陷了。同学之间信任与关爱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很难恢复。
在校园里,一位老年女教师被抛入了学校水池中。她奋力挣扎,还引来讥笑。爬起来之后,她被剃成了“阴阳头”。
“天阴鬼湿声啾啾”,我时常想到这句古诗,来形容当年的校园。
那些花香鸟语的日子一去不返,并被抹黑栽赃。
我曾经邀请一位专县上的女生到家中过周日,母亲特意用“定量肉”招待她。可是在“文革”中,她居然说,我母亲要拉拢她。也许她忘记了这件事,但我至今不理她。
得罪我的人,认错就过去了。可是加害于我善良的母亲,我永不原谅。
当“大串联”开始,学校和班级很快就散了摊。
从此,人们有意地避开这往日熟悉的集体。
疲劳的串联归来,我在家中歇息。从外面带回许多杂乱无章的印象,自己也难以理清。
忽然,在一个晚上,有人敲我家的门。母亲开门,她没有想到,进来的也是一位母亲。
杨德立的母亲来找我了。
我站了起来,说:“你找我干什么?你去找那些文革小组的就是了。他们办的案子。”
我母亲给客人倒水,让座,一个劲地朝我使眼色,嫌我太粗鲁。
她是一位脸色黝黑,面目端庄的妇人。她先是说好话:“你是你们班最有头脑,最聪明的,所以我来找你。”
我一点不留情面地说:“你别痴心妄想了。现在人家平反的都是反工作组的,他那个是写反动标语,反革命事件,任何时候,不搞运动也是犯法的。平反不了。”
我一直站着,作出一副赶她走的架势。
我已经听说,杨的母亲几乎把我们班的人都找遍了,没有人搭理她。有一个男生还用一盆水把她泼了出去。
因为“串联”在外,所以,可能我是她最后来找的人。看她的样子很急切,是抱着希望的。
听我这样断然的说话,她的眼神里露出了绝望与愤怒,她转身走了。
走出门的她,忽然回过头来,对着我大声疾呼似地喊道:“你自己想想吧,你真的以为杨德立是反革命吗?”说完,她蹬着气昂昂的脚步走了。
母亲追了出去,向她道歉,请她“慢走”。回来又责备我粗暴。母亲对倒霉的人心软。
我却有一阵震呆了的感觉。
他母亲的呼喊有一种穿破夜空的力量。
我一直站在那儿,也不去准备睡觉。母亲看见了我的变化。
我彻夜未眠,脑海里出现很多现成的画面,那是被我压抑住的画面。杨的母亲唤醒了它们,她最后的话像闪电掀开了帷幕:
“你自己想想,你真的以为杨德立是反革命吗?”
我和他都是热情的班干部,在以他为主力的争夺下,我班获得全校男篮冠军。我是文娱委员,在我的努力下,我班无论歌咏比赛还是文娱节目,名列全校第一。
当时盛行演朗诵剧。我撰写了剧本《革命接班人》,再现《红岩》里的一幕。杨德立扮演那个威武不屈的革命者,他拖着镣铐出场,一面朗诵:“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他的形象、声音都很入戏,一时成为校园的偶像。
我们都认真地度着自己的学习生活,敬仰着先烈,热爱着集体,追求着进步。
杨德立在最后时刻那张极度恐惧和愤怒的脸,他嘴里在喊着:“我不是”,或者是“我没写”,这个疑问一直在我脑海里。
我回忆当时做过的会议记录,同学的吃惊、悔恨、表态,要跟他划清界限。那里面的话,都是一些情绪话,揭发杨平时的不满意、不服气等等,大不了就是为什么他样样出色,却总是得不到承认。
而最说不过去的是那块木板上的“反标”。其实当时我看到,就认为它不完整,那都不是一句话,只有一个“反社会主义”,可以是定语,也可以是谓语。可以组成不同意思的词组。也就是说它没有独立的意义。
这块木板很短,有一种被截断的感觉。我甚至想过,是否是原来完整的标语,被锯断,只取了这么一串字。比如“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某某”之类。
“反社会主义”,这个词组当时到处使用,一个词组,如果说算是反标,那么每天报纸上岂不是都在登载“反标”?
凭着坚实的语文知识,我认为我完全可以否定那个“反标”的结论。
而出外“串联”,看到外面很多大反复的大事情,也长了我的胆识。
杨的母亲说,关了一年,也没有查出其他反革命证据,还是当时教室里的那块木板,那条“反标”。所以,她要来找我们班的人。根子在这个班。
我迫不及待地等到天亮,一起床,就出门,去杨德立家。
我的母亲担心地看着我,她不来阻止我的冲动,因为她知道阻止不了。
他家在昆一中校园的一幢教师宿舍里,很黑的走廊上,我敲门,等了半天,杨的母亲才开了门,一副怀疑冷淡的面孔。我急切地说,我要和她谈话。她没有让我进屋,而是叫我到校园里等她。
一中原来是我读过的学校,杨德立的父亲就在这里当体育老师。一中也是我父亲的母校,杨的父亲与我父亲曾经是同班。可以想见他为什么不出面,因为他这个“反动军官”已经害苦了儿子。
我坐在一进校门的紫藤花架下,那里可以看得见从宿舍楼走过来的人。
杨的母亲走来,和我一同坐在花架下面。她还带着昨夜未消的怒气,我则热情地向她诉说。她的态度奇怪地变得冷淡,她说,要做这个事,只有找学校出面。
我不管她的情绪如何变化,她受的打击够多的。
我告诉她,我愿意出面去审查杨德立的案子。
昆二十四中当时的当权机构叫“打倒刘邓陶联络站”,同学简称“刘邓陶联络站”,因为刚巧他们也是三个人。一个学生,两名教师。学生胡逊态度热情,他让我去找另外两位老师。学校的大印在他们手里。
孙汉民老师因为在讲历史课时,经常爱发表议论,“运动”一来自然受到了冲击。朱艳芝老师从前是苏联专家翻译,穿着十分洋气,也受到冲击。
当我提出要他们开证明,介绍我到公安局和法院去提出复审杨德立一案,两位老师都非常支持,马上盖章。于是我拿到证明,出发。
接待我的是昆明市公安局的王警官,后来他又介绍我认识法院的祝法官。他们都是主管这个案子的。王警官高大,人很和气。祝法官小个子,很有文化,细腻,我们能谈得拢。
我说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案子有疑点,祝法官也认同。这使我获得信心。其实,在“运动”中办案,正派的人都心里明白。
王警官同意把杨德立案件的所有材料都交给我,由我来代表学校方写一份“要求平反”的报告,然后交给祝法官去核准。事情就这样进入了程序。
回家找不到大的口袋,我褪下了自己的枕头套,准备拿它去装那些材料。
母亲看着我成天跑公安局和法院,担心不已。这些地方是人们绕着走的。我却送上门去。
那天早上,我先跑到学校去。至今,班上男生天恩记得我:剪了一个“儿子头”,穿了一双拖鞋,拎着一只枕头套,在校园里喊着:“走,到公安局去,把杨德立的材料要回来!”
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走。我于是一个人去了。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枕头套几乎装不下那些材料。
不就是一块木板吗?怎么跑出来那么多?当时我真的担心:还能不能平反。
我寻找我写的那两个记录本,没有。问祝法官,他说:“从来没有见过,那个没有价值,所以也不会送来。必须是有旁证人和举报人签名的。”
我明白了,枕头套里的这些纸片,就是当时根据会上记录,工作组又一一找同学,让他们重新写了亲笔的揭发材料,签名。那些在会上开过口的人都跑不了。还有的同学看到别人写,自己害怕,也搜肠刮肚地写了送上去。
有个男生后来就对我说,因为他的字与杨非常想像,所以一上来是要他写他“不在现场”的交代,后来又要他举告。
这样的材料,再多我也不怕,都是泡沫。
里面还有杨德立的一本硬面日记。
我精研杨的日记。我不能把它给任何别人看。研究它,是为了把杨从牢狱中捞出来。
杨的笔迹刚劲而漂亮。他的文采一直与我相媲美。教语文的孙蕖老师一念范文,不是我的,就是他的。日记写得非常清晰,有脉络。记载了他的感情与思想活动。可以说是历历在目。
日记里有两个内容是突出的:
一是详细记录了他在一次“考航校”时的过程与思想。当时航校来招生生,杨是我们全校男生以“空军标准“体检时唯一合格的人。他的身体素质太全面了。
然而,大家其实都明白,这个唯一合格的人,走不了。他父亲是旧军人。
于是杨经历了一段从梦想到坠落的痛苦,以敏锐的心领受了班上同学的各种从羡慕到惊讶,从妒忌到同情的种种反应。
这被认为是他“反革命”作案的一个重要的心理证据。
二是日记中提到几次的“她”,是他所重视的一位女同学,他们进教室会进行目光交流,从彼此的目光中发现欣赏或者冷淡。杨在自己遭受挫折的时候,也受到了“她”的躲避和冷淡,但那也许是他的敏感。
这类感觉,我以为自己也有过。年轻的心,总是会寻找一些优秀者的目光来衡量自己,寻求认同。这还不算是异性恋情。
要说明杨德立无罪,就要驳斥给他的罪名。
一是木板定罪:“反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词组,不能构成“反标”。标语,应该是完整的一句话,有主体,有动作,有立场。同时也不能确定为杨所书写。因此杨的“现行反革命”不能成立。
二是思想反动,黄色:根据就是那些同学揭发他平时的怨言,还有他的日记。
杨德立因为他的“反动军官”出身,和他全面才智形成强烈对比,所以他的内心呼声尤其强烈。他的思想并不复杂,更不反动。他因为迫切和真诚地追求进步,不甘心因为出身而落后。他的埋怨,是因为人家不接纳不承认他而产生的。
我一面分析,一面与祝法官讨论,逐条地排除那些罪名,形成了一份“要求平反”的报告,签上我的名,盖上了学校联络站的章。
报告交给祝法官。他表示认可,法院的手续就由他处理。
1967年5月28日,杨德立从云南省第三监狱释放。
杨后来对我说,“因不懂事,故牢房号和犯人号未记住。”
当天由“刘邓陶联络站”在昆明最繁华的百货大楼上面安排了平反大会,由胡逊主持,孙汉民老师讲了话。我发言介绍案情和平反过程。
坐在主席台上,我看着汽车把杨德立从遥远的监狱里拉回来了。
后来,杨告诉我,那天早上,人家把他叫出去,说他没有事了,送他回家。他当时并不太惊讶,因为他坐牢越久,越觉得自己没有事。在牢里,人们听了他的情况,也认为不算什么事情。看他是一个老实的学生,对他还好。
就在我写的报告被核准,确定“可以平反”,但杨还没有出狱时,我突然陷入了一种敌意包围中。班上的几个战斗队向我发动一番大字报攻击,说我“别有用心”“想捞油水”,要我“交出所有黑材料”。
我去与他们见面时,他们的情绪十分激动,无理可讲。
回家思考后,我明白了,原来,那些当年被迫写材料的同学,担心在杨出狱之后,把他们当作报复对象。
按政策,“黑材料”是应该等到杨德立出狱,他也在场的情况下烧毁的。
算了,我如果坚持下去,很多人心神不宁。
于是我作出了决定。当着班上人和“联络站”的面,日记与黑材料都在杨出狱前,全部烧毁。这样做,杨德立出来后,与班上的人就没有芥蒂。班里人的负担也消解了。
至今杨并不知道谁写过他的揭发材料,也没有必要知道了。
本来日记应该归还本人。但上面已经被划过许多重点,标出一些话,是当年“文革小组”干的,有陷害之嫌。所以也烧了。
事实证明,在这个平反翻案的过程,我没有利用自己的知情权去伤害任何人。
杨德立的案子,带给同学们无穷无尽的折磨。这是一把双刃剑。受尽了命运的播弄,人们应该过上平静的日子了。
下乡到盈江后,一天,远在山脚下的一个男生,原来我的同桌,写了一首长诗,让另一位也是班上的男生骑自行车送到我的寨子来。并让他等着我写回信。
我站在一条小山沟里,一面看信一面哭。那个送信的人在一旁,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其实那不是情书,很厚的一叠,用诗歌的方式,写的都是当年杨被抓捕后,全班人陷入的那种恐怖与黑暗,那些狼哭鬼嚎的日日夜夜。
我告诉骑自行车的送信人,不必等了。我会从邮局寄信给他。
我曾经热爱这个班。一次下乡劳动,我受了伤提前回家。正好国家体操队蒋绍毅姐妹回乡表演,我头上还打着绷带,就去排队为全班人购票。在大家回来的那天,我等在学校,把票递给同学,心里非常高兴。我是文娱委员,凡有好电影,都会去弄票。
而到下乡插队时,我已经不再和班上的人们来往了。
写诗的这位,后来也考上大学,留在大学任教。
班上多才艺的人不少,但是我们不再互通心曲。
值得一提的是,1977高考恢复,孙汉民老师知道我要参加高考,他主动跑到我家,为我讲了一天的《世界历史》。
可以说,试题都让他捉到了。他告诉我:“法国大革命,鸦片战争,这两个是一定要考的。年年有。”
用最短的时间,复习重点的功课。这也是我名列榜首的原因之一。
从那天“平反大会”以后,我没有再见过杨德立,直到我们都考上大学,有一年放假,他带着几个朋友来我家,听我讲北大竞选,看我带回的《开拓》。
大学毕业后,再度回乡,杨德立请我参观他的教学实验室,他创办了云南第一个“宝石学校”,培养了很多玉石行业的人才。
去年,杨德立到我家里来,赠送他的著作《一本书告诉你翡翠的事》。
接着,收到他的一条消息:“从今早6月9日起,每周星期一早10点半到11点,云南广播电台经济频道88.7″德立说翠"专栏开播,为期半年,敬请指教!”
老同学已经成了玉石行业的专家。
我时常对杨说:“善待你的母亲,是你的母亲点醒了我。只有你的母亲有这个智慧和勇气。只有她能为你做这一切。”
其实我也感谢她,让我做了一件清醒的事情。
杨说,“知道,都在心头。”
后来他又告诉我:“上坟去,跪在她面前,扎扎实实磕三个头。”
“谁言寸草意,报得三春辉”。
在我母亲八十五岁做寿的那天,我的班主任谭其惠老师拖着半瘫痪的身子来到宴厅。他大声当我母亲的面称赞我:“你对杨德立的平反是有功的!”他竖起大姆指。
谭老师这话对班上很多同学说过,尤其在他病重的时候。他是一位“地下党”,一贯严肃。在他当我们班主任的时候,我认为,我并不是他喜欢的那类学生。听到行走艰难的谭老师,当着母亲和满桌客人的面,这样表扬我。我的心收获了意外的果实。
这或许是我能够给母亲的最好寿礼。
为了另一位母亲,我的母亲承当过恐惧担心。
班主任的心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学生,在学生受难的日子里,他也深受痛苦压抑。晚年谭老师写了很多诗,自费印刷成集,赠送我们。那次见面不久,他就逝世了。
谭老师安息吧,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在杨德立出狱后,多年来班里流传着一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一桩桃色诬陷案,是由“三角恋”造成的陷害。
而我认为:这种说法,对于杨本人,对于另外两位同学都是一种伤害。
我精读研究过杨的日记,但一直守口如瓶。
日记中杨虽然提及异性的目光,但并没有进入所谓的恋情,没有具体交往和目的,也没有一贯性。这只是一种好感和自尊心的反应。
更重要的是,那块作为证据的木板,其实不足为据,很偶然。但那字迹与杨相近,按照当时最自然的阶级斗争学说分析,杨的出身,出色以及强烈的个性色彩,完全可能成为目标。
这块木板不大可能是伪造的。如果是蓄谋的,那么可以制造更加坚实的证据,何必用这么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词组来作案情支撑呢?
直到杨德立出狱多年后,我和他讨论起来,都觉得蹊跷。那字迹的确是像他的。而他在狱中回忆多次,自己确实没有写过。他在狱中曾经想过,是不是有人模仿他的笔迹,来陷害他的。
杨德立的钢笔体漂亮遒劲,班上有些同学喜欢模仿。
中肯的分析是:这个案件是那个形势和那种人的头脑分析的产物。它也可以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
班上的另一位男生李,就是人们认为是“情敌”的那位。“文革”时,他是工作组所重用的学生。那一年我从海南归家,专程访问他。他担任一个国企系统的法院院长。
他对我说,在他的手上,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他认为杨案完全是错案。杨入党时,组织上曾经来向他调查,他就是这样表态的。他还说,由于自己参与了此案,愿意随时向杨同学道歉。
这些年来,也有好奇的同学来问我,“当初为杨德立平反,你是否有私情?”
除了班集体的文体活动,我与杨没有打过交道。和其他男生的接触还多一些,例如那位在乡下写诗带给我的同桌。然而也始终只是“同桌”。
我以前跳过级,算是“小的”,坐第一排,离老师最近。我时常开玩笑说,我们头排的那里知道他们那些坐在后排的“大女生”“大男生”的事呢?
如果按照有些人的“私情推断”法,杨是为了“三角恋”去坐牢,“第四角”跑来平反,最后的结局,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可是我自从在昆明百货大楼的“平反大会”上看到杨,一恍六七年没有再见。这也不符合感情的逻辑吧。
这种“小感情”思维方式,容易使人徘徊于阴影之中。
杨德立出来后并不知道“平反”过程,听到班上男生小廖说,才知道我起了作用。
而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与杨德立通电话,向他核对几个时间,他依然对“平反”一事不甚了了。甚至他不知道我曾经获得他的“黑材料”。
当我说“我读了他的日记”,他大吃一惊。我提到一些内容,他还记得。
事情至此,所有的人都可以高枕无忧了。
杨的案子平反是迟早的事情。在当时学校师生的支持下,我积极出动,促使整个事态提前了。而这对于杨至关重要,减少他受折磨的时光,从而赢得了与同龄人一起下乡、招工、考大学的时机。
当全国冤案的“大平反高潮”到来,那是在胡耀邦主政之后,杨和我都已经上了大学。
我认为,有一个人是应该出来“亮相”的,这就是当年昆二十四中的工作组长吴某人。
在昆明市,在全国,在中学校园里从中学生中抓捕“反革命分子”,送进司法部门,送进监狱,即使在“文革”中,这种事情也是不多见的。这是工作组的“创举”,当年吴一定有“立功”的感觉和所得吧。
吴组长不能逃避,应该前来道歉,向杨德立,向我们全班和全校师生。
亲身经历同学被逮捕和诬陷,这个撕裂青春,断送班级友谊的血腥记忆,恐怕永远不会从我们的恶梦中消失了。
在晴朗的天空里,却布满了看不见的利箭,突然会射向安宁生活着的人们。
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要再生活在这样的危机和心态里了。
2015年4月12日雨夜
修订于6月27日
文章封面照片电影《青春祭》
张曼菱,云南昆明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进入天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为电影《青春祭》;散文集《北大才女》;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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