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 体育委员被诬写“反标”，教室里拷走了

原题 《同学”被逮捕”的血腥记忆》

我与中学同窗们的回忆，在“文革”中划上了血腥的句号。

故事发生在1966年夏天，我所就读的昆明第二十四中学。

虽然“文革”已经开始，工作组进驻了学校，大字报糊满在教室走廊。但学校里仍是和气未失。

第一批大字报是批斗“封资修”教育路线的，大字报上许多认真教学的老师都被点了名，他们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也被点名。工作组授意把学生的名字都涂掉。在那些墨迹下面，我依稀还辨认得出自己的姓名。

“运动”是冲着老师来的，我们这些学生还是“革命接班人”，还在“被教育”的范围。

工作组只是让我交出了那本“三家村”的剪报本。当年父亲在异地，每次看见报载文章，都会挑选剪出，寄给我，并叮嘱我贴在一本废书上面。

班里同学之间的“面子”还没有撕破。虽然也有人揭发，我晚上在宿舍讲《红楼梦》《聊斋志异》。但基调还是那样，改选思想。我这样的出身与性格，一直都是在灰色地带。

6月29日，清晨，阳光明朗。

早晨，同学们走进自己的教室。我还没有坐定，一抬头，忽然看见两名同学和两名警察走进来，在他们中间，扭动着一个身躯，试图要挣脱。

然而他不仅被控制，并且戴上了手铐。

“杨德立！”一声同学的惊叫。

工作组长出现了，一位姓吴的中年妇女。她作了郑重宣布。同学们只是害怕，什么也没听清楚，大约是讲杨德立“反社会主义，书写反动标语”等等，案件已被破获。

教室里的朝气活泼景象不复存在，惊慄、血腥和恐怖的一幕从此拉开。

在全班人的目睹下，同窗共读的同学刹那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

杨德立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多年后他对我说，那天早上他已经感到自己被某种目光所监视。早上，他被人留住，说“有事”，被带到学校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个警察，拿出了那块致命的木板，只看见远远的，上面有粉笔字“反社会主义”。杨德立否认是他写的。但是他们不听，立刻就把他铐起来了。

杨德立回忆说，后来，在监狱审讯与宣判时都再也没有出示过那块木板。

然而警察当时又不把他带走，而是在同学们回到教室时，突然地把他推了进来。接下来，在莫名的愤怒和恐怖中，有同学向自己的同窗投掷石块和墨水瓶。

杨德立力图反抗和反驳，他的头上，脸上已经血迹斑斑，墨水和鲜血一直流到他的白衬衣上。

后来，他回忆起，那天他刚换了一件新的白衬衣。

杨是一个英挺少年，班上的体育委员，校园篮球高手，舞台明星，平时风头倍出。瞬间他就变成了污浊中的怪物。在两个警察的挟持下，他的面孔和身体都在拼命地进行着“不认可”的反抗。这使得他更加狼狈。但对我却留下了深刻印象。

杨被警察带走，下面的立即召开了揭发会。

我被指定做记录。因为我写字快，历来班会都是我作的记录。

飞快地划了两个笔记本。

以后的日子里，在工作组和班上“文革”小组的启发下，严重的事实被指出来：“我班的领导权已经被阶级敌人篡夺”，原来几乎所有的班干部都是出身“反动军官”，一个个触目惊心地被揭发出来。

除了已经逮捕的杨德立是体育委员，那个笑瞇瞇的，成天乐于为同学买饭票的生活委员邢同学，那个劳动时一个人扛几把锄头在肩上的劳动委员段同学，顿时都成了“野心家”。

一个喜爱说评书，时常逗大家开心的罗同学，被指为“居心不良”。讲过的那些历史段子肯定是宣传封建主义的，记得他讲得最多，表演最精彩的是《甲午风云》。每个开过的玩笑都被重新揭发出来，和他自己检讨出来。

一个留着长发，颇有艺术气质的马同学，喜欢唱抒情歌曲。他因病休学，年纪稍长。每天晚自习的休息时间，他都教全班唱歌，并且事先把歌谱歌词抄写好，悬挂于黑板上。这也是我们班的一个特色，引得其他班同学前来观望，纷纷羡慕。

那些歌曲多是电影插曲，例如：“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友谊的花朵到处开放。它把浓郁的芳香，撒进了我们的胸怀。”

而电影在这场“文革”中已经全部被抹黑。于是“散播毒素”这样的罪名就加在这位辛苦教歌的同学头上。

我们这个班集体由于大家的努力，一直过得很开心很出色很活跃。班上同学的感情一直很浓，有时星期天都不归家，相聚打乒乓球。看完电影夜深了，男生就会送女生回家。

学校开运动会时，不参加比赛的同学就把饭票省下来，送给参加比赛的同学。

在那个物资短缺，粮油肉和糕点都定量供应的年代，我们正在长身体的饥饿之中，每天上午才第三节课就饥肠辘辘。而能够把饭票节省下来，这需要多大的克制啊。这种事情完全就是自发的，出自自愿。

而在运动会之后，运动员们又会把饭票退回去，说“比赛完了，我还没有吃完，这些剩下的饭票，还给你吧。”回答则是：“我够了，你身体壮，能吃，就吃吧。”

直到今日，想到这些事情，我还会眼眶发热。我也参加“中长跑”比赛，是学校800米冠军。我也吃过同学的饭票。

这种感情，在朝夕相处之间，应该是人一生的珍贵收获。

然而，就像房屋抵挡不住台风，一切都摧毁了。

当时我听着这些揭发，还要纪录着这些揭发，真有种排山倒海的感觉。

同学们真诚地感到自己的“觉悟太低”，这么多“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这就是“复辟”。

杨德立消失了。但抓“敌人”的声浪并没有结束。

课间操抓捕，拟定这个方案的人，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大恐怖，大镇压的开端。

全班人，全校人，每天都在发抖中过日子。

昆二十四中的“红色恐怖”是空前的。在黑夜里，我们被命令站立，听那些曾经一起打球，一起做作业，一起郊游的“红五类”同学挥舞皮带叫骂：“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场就有同学晕倒。

比打成“反革命”还可怕的是“挖黑烙印”。杨德立被抓捕时，他还在挣扎，否认自己的罪名。而在下面的日子里，班上那些出身“黑五类”的同学，被迫争先恐后地坦白自己的“罪恶”，那都是一些莫须有的自我诬陷。

班上一个平时就很怯懦，身体瘦弱的男生，居然坦白，他“梦见自己想杀毛主席”。这个成果被报上去后，大家又是一阵恐惧。后来可能是上面也认为太夸张了，没有理会。

这个同学平时就没什么让人羡慕的地方，所以也没有人有什么兴趣再去整他。

平时的妒忌，也是学生中“整人”报复的一个因素。

这是一次未成年人脆弱时分的人格塌陷。

我认为，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这个班集体的情谊与人性也塌陷了。同学之间信任与关爱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很难恢复。

在校园里，一位老年女教师被抛入了学校水池中。她奋力挣扎，还引来讥笑。爬起来之后，她被剃成了“阴阳头”。

“天阴鬼湿声啾啾”，我时常想到这句古诗，来形容当年的校园。

那些花香鸟语的日子一去不返，并被抹黑栽赃。

我曾经邀请一位专县上的女生到家中过周日，母亲特意用“定量肉”招待她。可是在“文革”中，她居然说，我母亲要拉拢她。也许她忘记了这件事，但我至今不理她。

得罪我的人，认错就过去了。可是加害于我善良的母亲，我永不原谅。

当“大串联”开始，学校和班级很快就散了摊。

从此，人们有意地避开这往日熟悉的集体。

疲劳的串联归来，我在家中歇息。从外面带回许多杂乱无章的印象，自己也难以理清。

忽然，在一个晚上，有人敲我家的门。母亲开门，她没有想到，进来的也是一位母亲。

杨德立的母亲来找我了。

我站了起来，说：“你找我干什么？你去找那些文革小组的就是了。他们办的案子。”

我母亲给客人倒水，让座，一个劲地朝我使眼色，嫌我太粗鲁。

她是一位脸色黝黑，面目端庄的妇人。她先是说好话：“你是你们班最有头脑，最聪明的，所以我来找你。”

我一点不留情面地说：“你别痴心妄想了。现在人家平反的都是反工作组的，他那个是写反动标语，反革命事件，任何时候，不搞运动也是犯法的。平反不了。”

我一直站着，作出一副赶她走的架势。

我已经听说，杨的母亲几乎把我们班的人都找遍了，没有人搭理她。有一个男生还用一盆水把她泼了出去。

因为“串联”在外，所以，可能我是她最后来找的人。看她的样子很急切，是抱着希望的。

听我这样断然的说话，她的眼神里露出了绝望与愤怒，她转身走了。

走出门的她，忽然回过头来，对着我大声疾呼似地喊道：“你自己想想吧，你真的以为杨德立是反革命吗？”说完，她蹬着气昂昂的脚步走了。

母亲追了出去，向她道歉，请她“慢走”。回来又责备我粗暴。母亲对倒霉的人心软。

我却有一阵震呆了的感觉。

他母亲的呼喊有一种穿破夜空的力量。

我一直站在那儿，也不去准备睡觉。母亲看见了我的变化。

我彻夜未眠，脑海里出现很多现成的画面，那是被我压抑住的画面。杨的母亲唤醒了它们，她最后的话像闪电掀开了帷幕：

“你自己想想，你真的以为杨德立是反革命吗？”

我和他都是热情的班干部，在以他为主力的争夺下，我班获得全校男篮冠军。我是文娱委员，在我的努力下，我班无论歌咏比赛还是文娱节目，名列全校第一。

当时盛行演朗诵剧。我撰写了剧本《革命接班人》，再现《红岩》里的一幕。杨德立扮演那个威武不屈的革命者，他拖着镣铐出场，一面朗诵：“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他的形象、声音都很入戏，一时成为校园的偶像。

我们都认真地度着自己的学习生活，敬仰着先烈，热爱着集体，追求着进步。

杨德立在最后时刻那张极度恐惧和愤怒的脸，他嘴里在喊着：“我不是”，或者是“我没写”，这个疑问一直在我脑海里。

我回忆当时做过的会议记录，同学的吃惊、悔恨、表态，要跟他划清界限。那里面的话，都是一些情绪话，揭发杨平时的不满意、不服气等等，大不了就是为什么他样样出色，却总是得不到承认。

而最说不过去的是那块木板上的“反标”。其实当时我看到，就认为它不完整，那都不是一句话，只有一个“反社会主义”，可以是定语，也可以是谓语。可以组成不同意思的词组。也就是说它没有独立的意义。

这块木板很短，有一种被截断的感觉。我甚至想过，是否是原来完整的标语，被锯断，只取了这么一串字。比如“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某某”之类。

“反社会主义”，这个词组当时到处使用，一个词组，如果说算是反标，那么每天报纸上岂不是都在登载“反标”？

凭着坚实的语文知识，我认为我完全可以否定那个“反标”的结论。

而出外“串联”，看到外面很多大反复的大事情，也长了我的胆识。

杨的母亲说，关了一年，也没有查出其他反革命证据，还是当时教室里的那块木板，那条“反标”。所以，她要来找我们班的人。根子在这个班。

我迫不及待地等到天亮，一起床，就出门，去杨德立家。

我的母亲担心地看着我，她不来阻止我的冲动，因为她知道阻止不了。

他家在昆一中校园的一幢教师宿舍里，很黑的走廊上，我敲门，等了半天，杨的母亲才开了门，一副怀疑冷淡的面孔。我急切地说，我要和她谈话。她没有让我进屋，而是叫我到校园里等她。

一中原来是我读过的学校，杨德立的父亲就在这里当体育老师。一中也是我父亲的母校，杨的父亲与我父亲曾经是同班。可以想见他为什么不出面，因为他这个“反动军官”已经害苦了儿子。

我坐在一进校门的紫藤花架下，那里可以看得见从宿舍楼走过来的人。

杨的母亲走来，和我一同坐在花架下面。她还带着昨夜未消的怒气，我则热情地向她诉说。她的态度奇怪地变得冷淡，她说，要做这个事，只有找学校出面。

我不管她的情绪如何变化，她受的打击够多的。

我告诉她，我愿意出面去审查杨德立的案子。

昆二十四中当时的当权机构叫“打倒刘邓陶联络站”，同学简称“刘邓陶联络站”，因为刚巧他们也是三个人。一个学生，两名教师。学生胡逊态度热情，他让我去找另外两位老师。学校的大印在他们手里。

孙汉民老师因为在讲历史课时，经常爱发表议论，“运动”一来自然受到了冲击。朱艳芝老师从前是苏联专家翻译，穿着十分洋气，也受到冲击。

当我提出要他们开证明，介绍我到公安局和法院去提出复审杨德立一案，两位老师都非常支持，马上盖章。于是我拿到证明，出发。

接待我的是昆明市公安局的王警官，后来他又介绍我认识法院的祝法官。他们都是主管这个案子的。王警官高大，人很和气。祝法官小个子，很有文化，细腻，我们能谈得拢。

我说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案子有疑点，祝法官也认同。这使我获得信心。其实，在“运动”中办案，正派的人都心里明白。

王警官同意把杨德立案件的所有材料都交给我，由我来代表学校方写一份“要求平反”的报告，然后交给祝法官去核准。事情就这样进入了程序。

回家找不到大的口袋，我褪下了自己的枕头套，准备拿它去装那些材料。

母亲看着我成天跑公安局和法院，担心不已。这些地方是人们绕着走的。我却送上门去。

那天早上，我先跑到学校去。至今，班上男生天恩记得我：剪了一个“儿子头”，穿了一双拖鞋，拎着一只枕头套，在校园里喊着：“走，到公安局去，把杨德立的材料要回来！”

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走。我于是一个人去了。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枕头套几乎装不下那些材料。

不就是一块木板吗？怎么跑出来那么多？当时我真的担心：还能不能平反。

我寻找我写的那两个记录本，没有。问祝法官，他说：“从来没有见过，那个没有价值，所以也不会送来。必须是有旁证人和举报人签名的。”

我明白了，枕头套里的这些纸片，就是当时根据会上记录，工作组又一一找同学，让他们重新写了亲笔的揭发材料，签名。那些在会上开过口的人都跑不了。还有的同学看到别人写，自己害怕，也搜肠刮肚地写了送上去。

有个男生后来就对我说，因为他的字与杨非常想像，所以一上来是要他写他“不在现场”的交代，后来又要他举告。

这样的材料，再多我也不怕，都是泡沫。

里面还有杨德立的一本硬面日记。

我精研杨的日记。我不能把它给任何别人看。研究它，是为了把杨从牢狱中捞出来。

杨的笔迹刚劲而漂亮。他的文采一直与我相媲美。教语文的孙蕖老师一念范文，不是我的，就是他的。日记写得非常清晰，有脉络。记载了他的感情与思想活动。可以说是历历在目。

日记里有两个内容是突出的：

一是详细记录了他在一次“考航校”时的过程与思想。当时航校来招生生，杨是我们全校男生以“空军标准“体检时唯一合格的人。他的身体素质太全面了。

然而，大家其实都明白，这个唯一合格的人，走不了。他父亲是旧军人。

于是杨经历了一段从梦想到坠落的痛苦，以敏锐的心领受了班上同学的各种从羡慕到惊讶，从妒忌到同情的种种反应。

这被认为是他“反革命”作案的一个重要的心理证据。

二是日记中提到几次的“她”，是他所重视的一位女同学，他们进教室会进行目光交流，从彼此的目光中发现欣赏或者冷淡。杨在自己遭受挫折的时候，也受到了“她”的躲避和冷淡，但那也许是他的敏感。

这类感觉，我以为自己也有过。年轻的心，总是会寻找一些优秀者的目光来衡量自己，寻求认同。这还不算是异性恋情。

要说明杨德立无罪，就要驳斥给他的罪名。

一是木板定罪：“反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词组，不能构成“反标”。标语，应该是完整的一句话，有主体，有动作，有立场。同时也不能确定为杨所书写。因此杨的“现行反革命”不能成立。

二是思想反动，黄色：根据就是那些同学揭发他平时的怨言，还有他的日记。

杨德立因为他的“反动军官”出身，和他全面才智形成强烈对比，所以他的内心呼声尤其强烈。他的思想并不复杂，更不反动。他因为迫切和真诚地追求进步，不甘心因为出身而落后。他的埋怨，是因为人家不接纳不承认他而产生的。

我一面分析，一面与祝法官讨论，逐条地排除那些罪名，形成了一份“要求平反”的报告，签上我的名，盖上了学校联络站的章。

报告交给祝法官。他表示认可，法院的手续就由他处理。

1967年5月28日，杨德立从云南省第三监狱释放。

杨后来对我说，“因不懂事，故牢房号和犯人号未记住。”

当天由“刘邓陶联络站”在昆明最繁华的百货大楼上面安排了平反大会，由胡逊主持，孙汉民老师讲了话。我发言介绍案情和平反过程。

坐在主席台上，我看着汽车把杨德立从遥远的监狱里拉回来了。

后来，杨告诉我，那天早上，人家把他叫出去，说他没有事了，送他回家。他当时并不太惊讶，因为他坐牢越久，越觉得自己没有事。在牢里，人们听了他的情况，也认为不算什么事情。看他是一个老实的学生，对他还好。

就在我写的报告被核准，确定“可以平反”，但杨还没有出狱时，我突然陷入了一种敌意包围中。班上的几个战斗队向我发动一番大字报攻击，说我“别有用心”“想捞油水”，要我“交出所有黑材料”。

我去与他们见面时，他们的情绪十分激动，无理可讲。

回家思考后，我明白了，原来，那些当年被迫写材料的同学，担心在杨出狱之后，把他们当作报复对象。

按政策，“黑材料”是应该等到杨德立出狱，他也在场的情况下烧毁的。

算了，我如果坚持下去，很多人心神不宁。

于是我作出了决定。当着班上人和“联络站”的面，日记与黑材料都在杨出狱前，全部烧毁。这样做，杨德立出来后，与班上的人就没有芥蒂。班里人的负担也消解了。

至今杨并不知道谁写过他的揭发材料，也没有必要知道了。

本来日记应该归还本人。但上面已经被划过许多重点，标出一些话，是当年“文革小组”干的，有陷害之嫌。所以也烧了。

事实证明，在这个平反翻案的过程，我没有利用自己的知情权去伤害任何人。

杨德立的案子，带给同学们无穷无尽的折磨。这是一把双刃剑。受尽了命运的播弄，人们应该过上平静的日子了。

下乡到盈江后，一天，远在山脚下的一个男生，原来我的同桌，写了一首长诗，让另一位也是班上的男生骑自行车送到我的寨子来。并让他等着我写回信。

我站在一条小山沟里，一面看信一面哭。那个送信的人在一旁，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其实那不是情书，很厚的一叠，用诗歌的方式，写的都是当年杨被抓捕后，全班人陷入的那种恐怖与黑暗，那些狼哭鬼嚎的日日夜夜。

我告诉骑自行车的送信人，不必等了。我会从邮局寄信给他。

我曾经热爱这个班。一次下乡劳动，我受了伤提前回家。正好国家体操队蒋绍毅姐妹回乡表演，我头上还打着绷带，就去排队为全班人购票。在大家回来的那天，我等在学校，把票递给同学，心里非常高兴。我是文娱委员，凡有好电影，都会去弄票。

而到下乡插队时，我已经不再和班上的人们来往了。

写诗的这位，后来也考上大学，留在大学任教。

班上多才艺的人不少，但是我们不再互通心曲。

值得一提的是，1977高考恢复，孙汉民老师知道我要参加高考，他主动跑到我家，为我讲了一天的《世界历史》。

可以说，试题都让他捉到了。他告诉我：“法国大革命，鸦片战争，这两个是一定要考的。年年有。”

用最短的时间，复习重点的功课。这也是我名列榜首的原因之一。

从那天“平反大会”以后，我没有再见过杨德立，直到我们都考上大学，有一年放假，他带着几个朋友来我家，听我讲北大竞选，看我带回的《开拓》。

大学毕业后，再度回乡，杨德立请我参观他的教学实验室，他创办了云南第一个“宝石学校”，培养了很多玉石行业的人才。

去年，杨德立到我家里来，赠送他的著作《一本书告诉你翡翠的事》。

接着，收到他的一条消息：“从今早6月9日起，每周星期一早10点半到11点，云南广播电台经济频道88.7″德立说翠＂专栏开播，为期半年，敬请指教！”

老同学已经成了玉石行业的专家。

我时常对杨说：“善待你的母亲，是你的母亲点醒了我。只有你的母亲有这个智慧和勇气。只有她能为你做这一切。”

其实我也感谢她，让我做了一件清醒的事情。

杨说，“知道，都在心头。”

后来他又告诉我：“上坟去，跪在她面前，扎扎实实磕三个头。”

“谁言寸草意，报得三春辉”。

在我母亲八十五岁做寿的那天，我的班主任谭其惠老师拖着半瘫痪的身子来到宴厅。他大声当我母亲的面称赞我：“你对杨德立的平反是有功的！”他竖起大姆指。

谭老师这话对班上很多同学说过，尤其在他病重的时候。他是一位“地下党”，一贯严肃。在他当我们班主任的时候，我认为，我并不是他喜欢的那类学生。听到行走艰难的谭老师，当着母亲和满桌客人的面，这样表扬我。我的心收获了意外的果实。

这或许是我能够给母亲的最好寿礼。

为了另一位母亲，我的母亲承当过恐惧担心。

班主任的心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学生，在学生受难的日子里，他也深受痛苦压抑。晚年谭老师写了很多诗，自费印刷成集，赠送我们。那次见面不久，他就逝世了。

谭老师安息吧，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在杨德立出狱后，多年来班里流传着一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一桩桃色诬陷案，是由“三角恋”造成的陷害。

而我认为：这种说法，对于杨本人，对于另外两位同学都是一种伤害。

我精读研究过杨的日记，但一直守口如瓶。

日记中杨虽然提及异性的目光，但并没有进入所谓的恋情，没有具体交往和目的，也没有一贯性。这只是一种好感和自尊心的反应。

更重要的是，那块作为证据的木板，其实不足为据，很偶然。但那字迹与杨相近，按照当时最自然的阶级斗争学说分析，杨的出身，出色以及强烈的个性色彩，完全可能成为目标。

这块木板不大可能是伪造的。如果是蓄谋的，那么可以制造更加坚实的证据，何必用这么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词组来作案情支撑呢？

直到杨德立出狱多年后，我和他讨论起来，都觉得蹊跷。那字迹的确是像他的。而他在狱中回忆多次，自己确实没有写过。他在狱中曾经想过，是不是有人模仿他的笔迹，来陷害他的。

杨德立的钢笔体漂亮遒劲，班上有些同学喜欢模仿。

中肯的分析是：这个案件是那个形势和那种人的头脑分析的产物。它也可以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

班上的另一位男生李，就是人们认为是“情敌”的那位。“文革”时，他是工作组所重用的学生。那一年我从海南归家，专程访问他。他担任一个国企系统的法院院长。

他对我说，在他的手上，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他认为杨案完全是错案。杨入党时，组织上曾经来向他调查，他就是这样表态的。他还说，由于自己参与了此案，愿意随时向杨同学道歉。

这些年来，也有好奇的同学来问我，“当初为杨德立平反，你是否有私情？”

除了班集体的文体活动，我与杨没有打过交道。和其他男生的接触还多一些，例如那位在乡下写诗带给我的同桌。然而也始终只是“同桌”。

我以前跳过级，算是“小的”，坐第一排，离老师最近。我时常开玩笑说，我们头排的那里知道他们那些坐在后排的“大女生”“大男生”的事呢？

如果按照有些人的“私情推断”法，杨是为了“三角恋”去坐牢，“第四角”跑来平反，最后的结局，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可是我自从在昆明百货大楼的“平反大会”上看到杨，一恍六七年没有再见。这也不符合感情的逻辑吧。

这种“小感情”思维方式，容易使人徘徊于阴影之中。

杨德立出来后并不知道“平反”过程，听到班上男生小廖说，才知道我起了作用。

而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与杨德立通电话，向他核对几个时间，他依然对“平反”一事不甚了了。甚至他不知道我曾经获得他的“黑材料”。

当我说“我读了他的日记”，他大吃一惊。我提到一些内容，他还记得。

事情至此，所有的人都可以高枕无忧了。

杨的案子平反是迟早的事情。在当时学校师生的支持下，我积极出动，促使整个事态提前了。而这对于杨至关重要，减少他受折磨的时光，从而赢得了与同龄人一起下乡、招工、考大学的时机。

当全国冤案的“大平反高潮”到来，那是在胡耀邦主政之后，杨和我都已经上了大学。

我认为，有一个人是应该出来“亮相”的，这就是当年昆二十四中的工作组长吴某人。

在昆明市，在全国，在中学校园里从中学生中抓捕“反革命分子”，送进司法部门，送进监狱，即使在“文革”中，这种事情也是不多见的。这是工作组的“创举”，当年吴一定有“立功”的感觉和所得吧。

吴组长不能逃避，应该前来道歉，向杨德立，向我们全班和全校师生。

亲身经历同学被逮捕和诬陷，这个撕裂青春，断送班级友谊的血腥记忆，恐怕永远不会从我们的恶梦中消失了。

在晴朗的天空里，却布满了看不见的利箭，突然会射向安宁生活着的人们。

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要再生活在这样的危机和心态里了。

2015年4月12日雨夜
修订于6月27日

文章封面照片电影《青春祭》

张曼菱，云南昆明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进入天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为电影《青春祭》；散文集《北大才女》；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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