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磨黑风波始末
本文摘自《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云南人民出版社
刘文典的狂,在联大是极有名的,虽说校内大师云集,被刘文典看在眼里的也不过陈寅恪、冯友兰、唐兰等几人。不独此也,刘文典还敢冒犯蒋介石。这可不是一般逸闻,而是实实在在的。鲁迅在1931年写的杂文《知难行难》有如下文字:“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全集》在此文注释“刘文典”条下做如下说明:“1928年11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介石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12月获释。”
就是这么一个刘文典,后来却“栽”在闻一多手下,被迫离开联大,去了云大。
事情的起由是因为刘文典去了一趟滇南普洱县的磨黑,但此事背景比较复杂,刘文典对此亦一无所知。据当年转移到磨黑进行地下活动的联大学生萧荻(即施载宣,后任《羊城晚报》编辑)《吴显钺同志逝世十周年祭》一文及其他史料,1941年皖南事变后,磨黑是云南地下党在滇南活动的主要据点之一。当时思(茅)普(洱)区有个大地主、大盐商、大土豪张孟希有权有势,是那地方最显赫的实力派。磨黑(也叫磨黑井,是滇南主要的盐井)离昆明远,又不通公路,别说国民党政府的政令行不通,连龙云对他也感鞭长莫及。张孟希附庸风雅,也讲一些江湖义气。为了满足子弟们的读书要求,在磨黑办过一个补习班,任教的是一些读过私塾的家长,效果差。1941年底,张孟希派人到昆明招聘教师。当时中共云南工委和西南联大党组织,按照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正需要转移疏散一批在斗争中比较暴露的同志到各地农村去。据此,吴显钺揭榜应聘(招聘启事就贴在校园附近),同去的还有另一位党员,这当然都是党组织研究决定的。
吴显钺等1941年底到了磨黑,先办了初中补习班,1943年春正式成立了磨黑中学。此后地下党组织又几次派党内外一些同志去磨黑(其中有写纪念吴显钺文章的萧荻),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发展力量,终于使磨黑成为滇南的一个革命据点。
至于刘文典教授为什么也去了磨黑,那与他喜好鸦片有关。吴显钺等在磨黑干了一年,取得张孟希的信任,初步站稳脚跟。但几个人力量单薄,还需要引进一些同志来校做隐蔽工作。在与张孟希的闲谈中,他们介绍过西南联大的许多著名教授,而张孟希对这位“二云居士”特别感兴趣,想请国学大师来为其母撰写墓志铭,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刘文典愿意接受邀请,是因为张孟希保证他的生活供应,尤其是对他特殊嗜好的满足。对于邀刘一事,有的同志曾有不同意见。吴认为刘文典教授在联大虽属保守派,但并不过问政治,到磨黑后只要处理得好,不但对工作无碍,而且能将这位大师请去,还可取得张孟希更大的信赖。几位同志的认识统一了,刘文典也就这么被请去了。
刘文典一行(刘一家三口和几位联大同学)去磨黑是很气派的,张孟希的马帮专门来昆明接,还有许多小马帮“跟帮”同行,声势很大。张孟希事先派人在沿途打过招呼,一路上不光接待没问题,也未遇到土匪侵扰。刘文典一家坐的是滑竿,几位地下党骑马。一路上将刘文典照顾得很好,不光有鸦片抽,在较大的站口还有人设宴接风,所以走了近二十天才到。到磨黑那天,张孟希和当地士绅在十里外迎接,而学生们则早早跑到三十里外的孔雀屏等着迎接老师了。我设想,刘文典的这趟马帮行如果拍成影视,该是多么有色彩、多么好看。
刘文典在磨黑住了半年。墓志铭自然要写,也给张孟希和一些读过点旧书的士绅讲讲《庄子》和《昭明文选》,每周讲一两次。但更多的时候刘文典是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张孟希也经常来同他谈古说今。走的时候由张孟希礼送他们全家回到昆明。张还送上好的“云土”(鸦片)十两作为“润笔”
风波出现了,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不给刘文典发聘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体制仍然存在,教师聘任事各校自行处理。闻一多、刘文典均属清华籍。)清华的聘任程序是很严格的,各学院拟延聘教师,得先将教师姓名、履历、著作单及拟请担任之职名、课程及薪俸标准等材料报学校聘任委员会审查。据《闻一多年谱长编》提供的史料,续聘刘文典是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的,但实际上并未给他聘书。刘文典去磨黑之前虽与蒋梦麟、罗常培打过招呼,但他所担任的联大课程仍受影响,而且此行之目的在于鸦片,在学校里已引起不小反响。所以尽管会议通过续聘,但闻一多仍持异议,认为刘不足为人师表。此事刘在磨黑即已知道,为此对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信表示不满并做申诉:“不料五月遽受停薪之处分,以后得昆明朋友信,知校中对典竟有更进一步之事。典初尚不信,因自问并无大过,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耳。不意近得某君‘半官式’信,云学校已经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十数倍,切不可再回学校,长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尽管刘文典解释再三却迟迟不归,所以闻一多未给他安排课程。王力等同事去讲情,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人们习惯将朱自清与闻一多并提,并认为两人性格一柔一刚。这是有道理的。闻一多的刚是在大原则上不让步,这在“一二·一”学潮中与傅斯年面对面的斗争中表现得更为鲜明。当时重庆政府任命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代)兼联大常委,首要任务是解决学潮问题。据冯友兰回忆,傅“秘密地向联大的部分教授说,这次罢课,蒋很怒,你们要叫学生赶紧结束,不然的话,蒋要派霍揆章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都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上傅斯年按蒋的意图行事,闻一多当面揭他在蒋面前“三呼万岁”的旧疤,气得傅大骂“滚出去!”
闻一多的性格梅贻琦自是清楚,何况这不是个性格问题而是个原则问题,而且舆论方面也对刘文典不利,所以梅贻琦在接到刘托罗常培转来的信后也一改一向平和的态度,在复刘的信中说:“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
连蒋介石都敢冒犯的刘文典哪里咽得下这口气。据王瑶(当时是研究生)对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曾到北郊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一多论理。“两人都很冲动,在饭桌上吵了起来。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但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联大)。以刘文典的学术地位,云南大学自是求之不得,何况陈寅恪(时在桂林)还专门给云大校长熊庆来写信推荐呢。据联大史料,刘文典“离校年月”为1943年7月。
今天回头看刘文典的磨黑之行,就其个人而言,可谓有得有失,得的是利,失的是名。但对云南地方来说则无失可言。在磨黑,这位国学大师实际上起到了掩护疏散同学的作用,做了“挡风墙”。回到昆明,为云南大学的学术地位添加了一枚重重的砝码。
补记:关于刘文典被解聘一事,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鲲西先生在《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中亦有记述,说:“据我所听到的缘由是刘先生长期旷课”,但另有“内在的原因”:“据我所听到的是由于在一次课间休息,教授休息室中刘先生直指一位读错了古音的同事,这在学界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难免。”此为一家言,录以备考。
作者:余斌
余斌, 人文学者、云南师大文学院教授。 1949年进入昆华中学(今昆一中),1955年就读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兰州从事文艺、教育工作30年;上世纪80年代末回滇任教;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中国西部文学纵观》、文史随笔集《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三卷)和理论、批评、随笔集《大西门外捡落叶》。论文《对现实主义深化的探索》1984年获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中青年)优秀论文三等奖,《论中国女性文学纵深意识的演进》等论著获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1997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高等师范教师三等奖,2006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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