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画像：蔡威廉与她的画作

蔡威廉（1904—1939），是二十世纪中国重要的油画画家，也是中国早期美术教育家，以肖像画闻名，为著名学者蔡元培之女。
蔡威廉天资聪颖，幼年随父母旅居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先后就读于布鲁塞尔美术学院、里昂美术专科学校，专习油画，毕业后成为国立杭州艺专西画教授。其肖像画用色以黑、白、灰为主调，侧重人物脸部刻画，结构结实，造型准确，充满情趣意味。

1939年5月，蔡威廉在昆明生下第6个孩子，产后数小时，她在床前的白壁上用铅笔画了新生女儿的肖像，并写上“国难！家难！”这是她留给世界的绝笔，三天后她因产褥热去世，年仅35岁。

蔡元培与夫人及蔡威廉（左二）姐弟，1912年9月摄于德国

自我画像：蔡威廉与她的画作

蔡威廉(一九○四——一九三九)画作的公开亮相和她的艺术天分首次为国内美术同行所认识,缘于一九二九年的首届全国美展。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至三十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普育堂举办“首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首次让一批“五四”前后培养起来的女画家大出风头,有数十位女作者的作品参加了此次展览。一九二九年五月《妇女杂志》第十五卷第七号出版《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辑号》,特辟“女子美术作品”专栏,介绍十六位参展女画家的生平和创作简历,她们是:潘玉良、唐蕴玉、王静远、蔡威廉、李秋君、吴青霞、顾青瑶、张锡贤、何香凝、余静芝、冯文凤、杨雪玖、唐家伟、蔡脱、陈国璋、方匀。其中,西画部两位女作者潘玉良和蔡威廉尤获好评,潘玉良的作品被誉为“本展写实最优之作品”,蔡威廉的肖像画被称为“一鸣惊人”,堪与林风眠相提并论。殷淑在《谈肖像之演化并论蔡威廉女士之画》(《亚波罗》一九二九年第八期)中称:“凡参观过美展西画部的游客,大概总忘不了林风眠先生那几幅人物和蔡威廉女士的几幅肖像。林先生的人物构图早被公认为东亚新艺术之绝技,可无须再赘述了,但是蔡女士那几幅肖像却是一鸣惊人。”李寓一在《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参观记(二)》(《妇女杂志》第十五卷第七号)中也称:“其(指蔡威廉)写自画像,作仰首斜睨之态,以团块的笔触,现丰富之色调,重面部之全个表情,而简略其微小之处,近似于林风眠氏之作品,而较准确。”

蔡威廉 《自画像》

潘、蔡两位都以肖像画获好评,李寓一说,此可“见女子美术作品的一斑”。与潘玉良的人物画带有华丽的抒情性和充盈的身体感不同,蔡威廉的肖像画呈现一种沉默的精神力度,用色以黑、白、灰为主调,侧重于人物脸部刻画,结构造型结实精确,人物表情宁静毅然,有一种超脱尘俗的气息,透出这位出身名门的女子孤傲笃实、宁静深远的精神个性。

蔡威廉 《孙中山》

相比于命运多舛的潘玉良,蔡威廉要幸运得多。作为蔡元培的女儿,她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酷爱文艺。曾三度随父母旅居德国、法国和比利时,视野开阔,通晓德、法多种语言。林文铮述及:“氏(指蔡威廉)虽博览群书,然天性沉默,微嫌文字表情每失之于太露,有损内心之庄严,不如绘画之蕴藉,故末次游欧时,蔡公毅然劝其习画,亦本乎性近而导道之耳。一九二三年春至二七年冬,初启蒙于鲁文及里昂美专,继从师精研于比京布鲁塞尔,后自修会悟于巴黎……”她因“性近”而学画,出乎本性而作画,对待艺术,她率真而随性。欧洲五年的学习,打下扎实的绘画基础。尽管“当时师友皆深知其造诣甚高,可以一鸣”,她却甘于寂寞,潜心磨练,不慕虚名:“末尝以习作为创作,或出品莎龙博一时之虚荣。”她对艺术有自己的见解,并不盲从:“氏个性倔强,不以业师之作风为模范,而欲探索古画之真谛,且好古不滥。留比三年,终不受佛兰德画宗吕班斯之影响,盖嫌其肉重于灵,华胜于实。此时志趣已集中于意大利佛罗朗斯派,推崇文西、波蒂哲利、米克郎诸大师神形兼备之画风。”(林文铮:《蔡威廉画记》,载《益世报》一九三九年七月二日)能与艺术结伴同行是上帝赐给她一生的福,有两件事可以看出艺术之于她生命的不可或缺:一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她与林文铮在上海举行婚礼,父亲蔡元培特地从南京赶来参加婚礼。婚礼马上开始,蔡威廉不施朱粉,不试婚服,整整半天在为父亲画像,让旁人觉得诧异(参见郑朝《早逝的星——女油画教授蔡威廉》,载《新美术》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一是一九三七年底上海沦陷、杭州告急,杭州艺专迁移沅陵,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因校方内部发生矛盾,掌权者决意清除“蔡派”,林、蔡夫妇被逼离开艺专。一九三八年七月蔡威廉随丈夫辗转至昆明,无业,带着嗷嗷待哺的五个儿女。一九三九年五月在昆明家中产下一女,产后至发病前几小时,她还在床头白墙上画新生儿的头像!以此为绝笔。她的生命与作画时刻相伴,无论在如花年华或是在枯黄时刻。

蔡威廉 《林风眠肖像》　　　　

从“一九二七年冬回国后首次开笔,即为新婚嫂夫人作油画肖像”始,至一九三九年五月临终前——“产后未病前数小时,在床头白壁上以铅笔作新生儿之肖像,是为其绝笔”止,蔡威廉短暂的艺术创作生涯是以作肖像画始,又以作肖像画终,显示了一道自我圆合的轨迹。不足十二年间,她画了大量的肖像画和自画像,以此形成自己的艺术格局。一九二九年首届全国美展,她初露锋芒,以结构劲健、造型准确坚实而又充满情绪意味的数幅自画像和肖像独树一帜。殷淑称:“试观她的两幅自画像,着色多么沉着,用笔多么简洁,线条多么单纯,而结构多么劲健。两幅的章法不同而表情也殊异,侧面斜视者似无求于世,玉立正视者若有渺茫之幻想。二者皆作家内心片时之形象而凝定于画幅之中,遂成为不易。”参展的另外几幅肖像,音乐家李树化像“全幅设色极鲜明而坚实,黑白交错的背景尤出人意表,脸部之骨骼劲健如雕刻的石像,透明的肌肤之下似乎有猛烈的热血潜流其间!”中年妇女像“用淡描的方法直写画中人之个性及其人生观:灰黑的衣裳衬托出憔悴的脸,苍白的额似徘徊着无限的旧梦,那双直视的黑睛若空幻幻无所视,外界之事物漠然无关于其内心,那副枯黄的嘴唇隐含着不可言喻之苦楚,假如脸部之肌肉能更加充实一点则这幅肖像可为当今中国一般失意的中年妇之活写真!”(殷淑:《谈肖像之演化并论蔡威廉女士之画》)她准确地捕捉住人物微妙而瞬息即逝的神采,将其“内心片时之形象而凝定于画幅之中”,这种对人物的勾魂画魄,既与表现力相关,更与精神认识相关。　

蔡威廉《里昂风景》　

蔡威廉推崇达·芬奇,相信“一个画家应当描绘两件主要的东西:人和人的思想意图。”早在留欧时期,她就不喜欢吕本斯的“肉重于灵,华胜于实”,更心仪于达·芬奇的“神形兼备”。她擅长肖像画,更感兴趣于人的“思想意图”,她的画作最见功力、最耐人寻味的,正是对人物的这种勾魂画魄的摹写。一九二七年为新婚嫂夫人作肖像,是她“首次开笔”,她将新嫁娘“清新如春柳”的精神气息活现于画上;一九二八年为姨母杨宗白夫人作像,她抓住的是这位饱经风霜的姨母“严肃如秋霜”的神情;一九二九年为女作家丁玲画像,她没有渲染这位当红女作家的妩媚,反而突出其粗率、随便的性格,沈从文称“颜色用得暗暗的,好像一个中年人的手笔”(沈从文:《记蔡威廉女士》);一九二九年为林文铮画像,“形色高昂,宛如雕刻家蒲得尔所塑之白陀文像,吴大羽先生见之惊为神品”;一九三○年为方于女士画像,“采佛像色线之旋律,颇具别致”;一九三八年为女儿小廉作像,“纯用金黄朱紫,热烈如洪炉,启示其母爱之焦点”。(林文铮:《蔡威廉画记》)她的肖像人物多是生活于自己身边的普通人——画布上人人平等,无论高贵或卑微,每一个生命都无比精彩。她用心体会、揣摸、聆听,以劲健的笔触,出人意表的构图,活现一个个饱满的生命。殷淑称之为:“作家与模特儿双方个性直捷之描写”,那是两个生命的契合。　　在蔡威廉的肖像画中,自画像是最见功力、最具意味的一种,那是她的自我精神画像。蔡威廉一生作有多种自画像,她的自画像形象永远是:素面布衣,朴实无华,神情平淡,冷眼观世,坦然自在,一如她的为人。一九二八年回国不久,她的照片曾出现在《良友》画报上,有别于浓妆艳抹的众多“封面女郎”,素面直发的“蔡威廉女士照”显得另类,这种格调与她的自画像风格一脉相通。这位出身名门、衣食无忧(至抗日战争爆发前)、重灵轻肉、视艺术为生命的女子,既没有受商业化城市摩登生活风尚的影响,也不以新潮艺术青年自居,更没有一般年轻女子花枝招展、虚荣浮华的气息,自画像的背后深藏着她对自我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她曾画过几幅修女肖像,人物“于冲淡中带有勇往直前的姿态,令人一见即知为苦干、实干、牺牲一切的宗教家;至于画中所显示的清旷高洁,朴实无华的神情,也极深刻。”画中有一位修女是“蔡女士的知友”,画面“所透露的不仅是肌肉的美,而是圣洁的灵魂的美,静穆庄严果敢英毅,虽寥寥数笔,而那位修女的神韵却完全表现,且表现异常生动,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概,令人起爱又起敬”(杰人:《蔡威廉女士的宗教画》,《益世报》一九三九年七月二日)。这似乎正是她自我形象的写照。　　

杭州国立艺专任教十年间(一九二八—— 一九三八),蔡威廉为人的沉默寡言与她画作的超凡脱俗,一直是她的同事及学生们议论的话题。她去世后,她的同事方干民先生回忆道:“威廉先生特征,寡言沉默,凡会过面的都晓得。因为过分沉默的缘故,往往不容易被人了解,但我以为她的长处,正因为寡言沉默。她的寡言,并不是因为说不来话而不说话,她有时偶然说出话来,却显出她的渊博、恰当;她的沉默,并不是因为不会表情而沉默,相反的,她的情绪就包含在这沉默里,使人深深的感动。她的行动、态度,完全行其性之所适,不强求人了解十分,表露出渊雅、宽大、淡逸、率真的趣味。这一种崇高的趣味,施之于艺术,是如何高贵。……她的质素太适合于艺术,其全部生活,其灵魂,完全艺术化。”(方干民:《悼女作家威廉》,《益世报》一九三九年七月二日)无论对待教学,还是对待艺术和生活,她沉静执著,超然物外,与浮躁的现实保持距离。教学上,她要求学生必须拥有写实功底,那是绘画的根基。她说:“作画和翻译一样,可以直译,也可以意译”,初学者更要注重“直译”。在西方现代主义画风泛滥、形象的变形成为一种时髦的当时,蔡威廉的观点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当时同年级有一个素描班,教师以一种很吸引人的画法进行指导,即唯‘美’是图,在素描初级阶段,造型上即加以变形——眼睛画得大一些,鼻梁画得高一些,并任意加以修饰,施展‘技巧’,这种画风引起蔡先生所教一班学生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议论、研究,他们由羡慕、怀疑,最后否定了这种画法。”在众人多趋附新潮、热衷走捷径的现实面前,蔡威廉默默走自己的路,她给学生指导素描时,“观察稳重而锐利,看得准,改得准,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半个多世纪过去,她的学生还忘不了蔡先生那句轻柔和悦的口头禅:“不要胡画!”无论做人、作画还是教学,她表里如一,沈从文称她“忠厚老实”——“当时只听说她为人极忠厚老实,除教书外从不露面,在客人面前也少说话。画并无什么出奇惊人处,可是很文静,毫无浮嚣气,有功夫。……试想想,在一个国立艺术学校教西洋画十年,除了学生,此外几乎无人知道,不是忠厚老实,办得到办不到?现在说起谁人忠厚老实时,好像不知不觉就有了点‘无用’意思在内。可是对于一个艺术家,说起这点性格,却同‘伟大’十分接近。”(沈从文:《记蔡威廉女士》)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大众文艺潮流汹涌,社会各阶层矛盾尖锐,国难当头,民族存亡命运未卜,在这种背景下,大型主题性历史画创作热潮兴起,最有代表性的是,徐悲鸿的油画《田横五百士》、《奚我后》等。这类创作,主题宏大,场面壮阔,格调高昂,表现着艺术家对历史、对时代的忧愤之情。受这种时代氛围的感染,擅长人物画的蔡威廉也于此时尝试作大型历史画。与许多男性艺术家致力于表现民族苦难略为不同,蔡威廉的画作依然沉浸在女性个人对历史的独特体察和理解之中。作于一九三一年春的《秋瑾就义图》描绘秋瑾被绑赴古轩亭口行刑的场面。这位蔡元培的同乡战友、惊天动地的民初革命女侠首次出现于画面上:“秋瑾着白色长袍,发髻稍乱,神情沉着坚定,而又含着不能掩盖的忧郁和悲痛;四个着黑衣的兵丁簇拥着,面目呆滞而凶顽——整个调子是灰黑色的,弥漫着一种悲惨而沉重的氛围。”(郑朝:《早逝的星——女油画教授蔡威廉》)蔡威廉用忧伤的笔触,活现她的这位女同乡令人心碎的就义一刻,以此寄托她对中国第一代女性先驱者的感念和怀想。作于一九三六年的《费宫人杀中贼图》,被称为“慨于国难之严重”、“以抒其悲愤”之作,画宫人杀国贼的场面:“全幅布局极其紧张严密,裸体之醉汉与浓妆盛装之宫人相反衬,一则狰狞之兽欲暴露于强大无比之筋肉,一则凛凛之义愤隐藏于弱小不胜衣之娇娥,悲剧之空气全由人物之姿态与设色之强烈而成,其气概之伟大令人回忆德拉夸之十字军进君士坦丁图。是为最后完成的大幅油画构图。”(林文铮:《蔡威廉画记》)将娇弱的宫女杀国贼,描绘成有如十字军进君士坦丁般的伟大和悲壮,这种历史理解的背后,除了有爱国义愤外,更有蔡威廉的女性体会和认同。值得一提的还有作于一九三四年前后的《天河会》,此作描绘一群仙女在银河里沐浴的欢乐:“河水是淡蓝色的,溅起的浪花中,隐隐约约地显现优美多姿的人体。笔触轻松,色调明快,气氛欢乐,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想精神。”(郑朝:《早逝的星——女油画教授蔡威廉》)据说此为蔡威廉的精心佳构,体现着她极为难得的一段灿烂心情。曾悬挂于她的玉泉画室,历经劫难,如今已佚失。这些画作都镂刻着作者人生及心理的印痕。

　　

无论是衣食无忧的和平年代或是颠沛流离的战乱时期,艺术与生命之于蔡威廉没有轻重之分,没有片刻的分离。一九三七年底从杭州到沅陵到昆明的流亡路上,她一路作画:“十二月中旬在江西贵溪,见信江水清山奇,甚饶画意,酷肖石涛之景象,乃作油画风景二幅,一为由矢堞上遥望江水,一为由对岸沙滩南望浮桥城楼。着色单纯,笔法流动,意境明朗活泼,此为氏之新格。……三十八年二月抵沅陵,遇大雪,在南门城楼上作隔江伏波宫图,纯用大块之笔触,色调古雅,气象森严。”(林文铮:《蔡威廉画记》)到昆明后,即便已经失业,处境艰难,依然是“墙壁上贴满了她为孩子们作的小幅精美速写”。“房子那么小,大杂院那么乱,想安静作画是不可能的。……做主妇的就得为一家大小八口做饭。五个孩子虽然都很乖,大的是个女孩,家务事还能帮点小忙,提提水,炉子里加加松毛,拌和稀饭,最忙的自然还是主妇。并且腹中孩子已显然日益长大,到四五月间即将生产……”沈从文用忧伤的文字记下蔡威廉在昆明最后那段日子:“常常看到这个做母亲的,着了件宽博印花布袍子,背身向外,在那小锅小桌边忙来忙去。听我和孩子招呼时,就转身对我笑笑,我心中总觉得很痛苦。生活压在这个人身上,实在太重了,微笑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即便如此,她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画笔,直至临终前,还在白墙上为新生儿画像…… 　　

蔡威廉 《小女孩》

沈从文说:“死的直接原因是产褥热,间接原因却是无书教,无收入,怕费用多担负不下,不能住医院生产,终于死去。人死了,剩下一堆画,六个孩子。” 　　

家人对此时正客居香港的蔡元培隐瞒女儿的死讯,直至两个月后,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老人从《益世报》上看到女儿病逝的消息。蔡元培于当天日记中写道:“得七月二日《益世报》,有‘蔡威廉女士遗作展览会特刊’,所载为林文铮之《蔡威廉画记》,方干民之《悼女作家威廉》,杰人之《蔡威廉女士的宗教画》,凡三篇。又报端载《蔡威廉先生家属谢启》,称威廉于五月五日病故。呜呼!我威廉真死矣!哀哉!” 　　

水天中先生说,蔡威廉的死彻底改变了两位男人的心情和命运,那就是她的父亲蔡元培和她的丈夫林文铮。蔡元培临终时呼唤着“威廉”离开这个世界,而林文铮从此成为一个执著且虔诚的佛教徒,他以虚幻的彼岸安慰自己——在那里,他可以再度与他所爱的人相逢。

作者/姚玳玫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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