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八千子弟-北京知青在云南河口

每一个人都曾经拥有过难忘的青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青春被无限地追忆,他们是为了建设祖国边疆,屯垦戍边的一个群体-知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支援边疆和农村的建设,从50年代中期开始组织城市中的年轻人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共青团中央开始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到农场去参加垦荒。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中学毕业生响应号召下乡到边疆、到农村,支援边疆农村的建设。

知青生活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挂在天边,化为一轮皎洁的明月,记忆中少有哀怨和惆怅,许多记忆都化为田园的牧歌,或许还增添了几分留恋之情,上山下乡使他们了解社会及底层,了解人生的艰辛,经历过奋斗,打掉了身上最后一点虚妄,学会仰视和尊重所有人,包括农民和普通劳动者,这些收获使他们终生受益。

当年到彩云之南-云南的北京知青,据说有八千多人,他们为了支援祖国边疆的建设,远离家乡来到云南,来到南疆河口,他们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祖国边疆的发展,奉献给了南疆河口的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六团,奉献给了南疆河口的发展。他们是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一代,祖国和边疆人民永远记住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河口将永远记住他们所做出的贡献。

现在,这些人许多已经退休了,因为有这段相同的经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至今他们还时常相聚,互相关心,一起谈论青年时代,追忆曾为知青的无悔青春岁月,……!

《八千子弟》一书是当年北京知青在云南的青春证明,书中记载了当年北京知青们在云南农场色彩缤纷生活的百余篇回忆。它们是沉甸甸的生命再现,每一个故事,都会生出由衷的感动,这种感动是生命的感动,是生命记忆中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时难以自持的感觉。

在此,特别感谢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六团-河口蚂蝗堡农场的北京知青 徐金利 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再现了这段难忘的历史。

李 泽 民 之 死

吕成林 四师十六团/河口农场

四十年前,在河口的131电站工地,我结识了来自海淀中学的北京知青李泽民。

当年的131工地,植被茂盛,一条清澈的河流穿过峡谷。站在高坡往下看,河中游鱼清晰可数,不时有猴群出没于两山之间。那时,我和李泽民住在同一个工棚,床是大通铺,屋是茅草房,就是那种砍山竹杂木围墙,割茅草蕉叶做顶的简易工棚,既不遮风,也难挡雨。

在打眼放炮的劳动中,我和李泽民常被编在一组。或是他抡锤,或是我掌钎,即使是抬水泥挑沙子,我俩也常常结伴而行。久而久之,我俩就成了好朋友。

1970年2月,131电站的工作结束,我和李泽民又一同被分到了南屏农场新组建的突击连。任务是修一条从九连到马滚坡的山区公路,性质和131有点类似,都是在崎岖险峻的悬崖上干活。

修公路最累的活儿是打炮眼,最危险的活儿是点火放炮。在坚硬的岩石打一个炮眼要抡几百上千锤,有时一天也不定能打成一个炮眼。放炮更是险象环生,由于施工地域狭窄,还要察看炸点效果,每次点火放炮时,炮手都要躲在附近观察,还要默念着炮声的数目,以便确定是否有哑炮需要排除。炮响之时,常有无数的碎石被抛向百米高空,炮手如果没有赶到合适的隐蔽地,还得躲避空中落下的大小石块,稍不留神就可能酿成大祸。就这危险的活儿,李泽民从没畏惧,常常抢着干。

李泽民生性内向,话不多,但很聪明,干活也利索。遇到打眼放炮的活儿,我们俩是固定的搭档。

1971年,我们的公路修到了马滚坡的鹰嘴崖,顾名思义就可知此处施工的艰险。也就是在这里,李泽民为了边疆的建设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那一年,他才18岁。

6月14日临近中午,我们在工地上打好了一排炮眼,装填完炸药便收工回营。只留下李泽民等少数几个炮手点火放炮,观察爆破效果。午饭后,所有人都回来了,只是不见李泽民的身影。我害怕有什么意外急忙和三个年轻人跑到工地去找。

空荡荡的工地上没有一个人影,不样之感笼罩着我们。我们顺着山路一边喊一边找,在一处突出的悬崖下边,茂密的野草好像被什么东西一路压倒。再仔细看,崖下河边的乱石上仰面躺着一个人,我们高声呼碱,没有任何回应。心急如焚的我们赶紧绕过悬崖,不顺一切地冲到河边。

果然是李泽民。他一动不动,身边的石头上满是段红的鲜血,任凭我怎样喊叫,他都不理我。

我扶起李泽民的头,努力想让他坐起来,忽然发现他的后脑有个洞,鲜血一股股地涌出来。当时,我们几个全愣住了,谁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处理。救人要紧,得赶紧把他弄到悬崖上去。但悬崖的坡度太陡,抬他上去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一合计,只有背才能解决问题。望着浑身是血的李泽民,同去的三个人有些犹豫,我是李泽民的好朋友,又都是北京知青,我不背谁背?

我让其他人把李泽民抬到我的背上。血水从李泽民的头上流到我的脸上,又顺着我的脖子流淌下去,白村衣也很快被染成了红色。我匍匐着向上爬行,荆条划破了我的脸,双手因为紧抠石壁也痛起来。同去的三个人,一个在前面拉我,两个在后面推我,短短几十米的路显得格外漫长。爬了一段,腿有些发抖,只觉得有些支持不住了,就好像第一次从水田里背那袋超重的稻谷。背不动的稻谷可以扔掉,而此刻我的背上是患难相处的战友,我怎能扔下不管?

终于攀上了悬崖。上面等待的人们立刻将李泽民送到了营部卫生所,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我没有跟去卫生所,因为血水已浸透了我的衣裤。在回去换衣服的路上,我碰到了五营的王营长。王营长看我浑身是血,以为是我出事了,忙间我伤着哪了?伤得重不重?我把经过告诉了营长,他点了点头,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说:“快回去休息吧。”

李泽民的死到底该如何定性?虽然没有人亲眼看到他是怎么掉到悬崖下边的,但通过分析,李泽民因公牺牲的事实是明确的。

我们正在施工的那段公路大致呈U字形走向。放炮的炸点在U形底部,U形左侧的山路通往我们的宿营地。导火索点燃后,所有的炮手都是经过左侧回来的,而李泽民掉下悬崖的地点却在U形右侧的顶部,那里的地形更便于观察炸点的情况。我们分析,李泽民一定是为了更好地观察爆破效果而跑向了右侧,他掉下去的那块突出的悬量,正是最佳的观察地点。当爆破炸飞的碎石向他袭来时,李泽民或因躲闪不及,被直接砸中脑部掉入悬崖;或虽躲过了碎石,却不慎跌落悬崖。不论哪种情况,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李泽民是为了建设农场,建设边疆而牺牲的。

李泽民死后,营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前,王营长知道我和李泽民关系好,就派我去河口县城打电话,通知李泽民的亲属来河口。那时的长途电话很难接通,而河口炎热的天气又不容我们拖延时间,无奈之下,王营长特地联系了军用长途,谁知,当电话打到北京时,那边却问我:“李泽民是什么级别干部的子女?”因为电话是在团部打的,我想都没想就顺口答道:“团级的。”我不是有意撒谎,我只是一心想让李泽民的亲属早点来河口,除此之外,什么都顾不上了。

当时,李泽民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也重病卧床,只有他的姥爷带着李泽民的弟弟来到南屏,参加了李泽民的追悼会。追悼会后,我们把李泽民葬在了营部卫生所和南屏二队之间的山坡上。

李泽民离开我们已经快四十年了,但我水远都不会忘记,在南屏的橡胶林里还安睡着我的知青战友。

作者: 张珂 河口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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