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仍美好：滇军儒将孙渡夫人张灿琪女士回忆录（一）
孙渡，（1895—1967），云南省陆良县三岔河白岩新庄村人（今属陆良县三岔河镇刘良村委会）。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先后任云南省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员、国民党新编第五十八军军长、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兵团总司令、热河省主席等职。孙渡博学多才，谈吐风雅，足智多谋，是滇军中有名的儒将，在军中享有“小诸葛”之称。1967年在云南昆明去世。其妻张灿琪女士，今年已年过九旬，现居云南丽江，仍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清晰。
引子
忆往事，飘飘渺渺，朦朦胧胧，它像一个梦。岁月蹉跎，不知不觉间，我已进入九旬，不容易啊！横跨两个世纪的路，经历的事既曲折又坎坷，我要把它写成故事，留给亲人。
一、温馨的童年
1924年，我出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我的曾祖父张润（字如膏），是清朝咸丰、同治时时代的红顶花翎军门提督。祖父张文叔（字尚甫），当过光绪年代云南弥渡县长。祖母赵爱英是丽江纳西族张大老爷家的四女儿，是祖父的第二任夫人。她为人朴实忠厚，慈祥能干，街坊邻里亲朋好友无不尊敬她。祖母25岁时，祖父就去世，留下遗腹子张信安，全凭祖母一双勤劳的手把他抚养长大，供他读书。张信安中学毕业后就在丽江的高荣小学校教书。为人知书达理，一生潇洒自如，喜欢唱戏，喝点酒，由于祖母的溺爱染上烟瘾，一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后来做了老太爷，享受过不少清福。我的母亲李景阳，是鹤庆县知名人士何二爷（李翠轩）的三姑娘，是个聪明贤淑的大家闺秀，她生下了我们五姊妹。在封建时代，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很深的，但我们五姊妹都生的如花似玉，祖母、父母亲都非常爱我们，从来不嫌弃我们。可怜的是我的母亲经常遭到大妈的冷嘲热讽，说什么她自己生的是金公鸡，我母亲只会生乌鸦蛋。母亲常常为此而生闷气，多愁成疾。
小时候，祖母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也特别疼爱我。“奶奶要用血汗钱供你读书，你要好好念书。在姊妹中做个女杰。”这是祖母常对我说的一句话。
记得六岁时，祖母把我送到离家不远的小公祠学堂接受启蒙教育。十岁时，省立丽江中学有了附属实验小学，我就转到那里上高小，学校里有不少的女同学，如木菊昭、和子娟、牛维青、杨尔寿等。当时的校长是范义天先生，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李义雨老师。在学校里，我是个爱学习的好学生，喜欢唱歌跳舞，老师同学对我十分呵护。在一次庆典晚会上，音乐老师杨配章组织男生木庆X、袁基鸿，女生子娟和我共同演出的歌剧“小小画家”，得到全校师生及外界观众的赞扬。
十二岁时，我曾得过一场大病。当时，丽江痧子流行，那一次，我病得差点死去。由于那时医药还不十分发达，一般只用中草药医治。听说，那一次因痧子感染肺炎死去了不少的孩子。祖母、父母亲也因我病情加重整天昏迷不醒而感到束手无策，甚至准备后事。后来，父亲把大研镇著名的中医习老先生请到家中来，用针在我的舌下一刺，出了不少黑紫色的血，又加之服用中药，我才从昏迷中慢慢苏醒过来。全家人都惊喜万分。后来，我可以下床走动，可以喝水，可以吃饭了。那时，我感到那水特别甘甜，饭特别香。病情好转后，奶奶把先前准备好了的替我办后事的红棉袄裤、绣花布鞋底拿给我看，说：“儿呀，你看看吧！你真的死了，叫我怎么过呀！”说着把我搂在怀里痛哭。
二、红军长征经丽江
就在我头上还包裹着一块蓝色的头巾，满脸还有腿不完的痧子瘢痕，祖母、父母亲想方设法要让我的病得到全面康复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红军要经过丽江。当时是国民党统治时代，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老百姓的议论：“听说，他们对地主及有钱人是毫不留情，要杀的，还抢漂亮姑娘和他们上路，还要共妻。”当时，在我心目中对“共匪”是很陌生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党，我们在书本里也未读过。
听了这个传说后，我家中也开始不安宁。祖母、父母亲都很担心，我们姐妹也不再玩笑。经三位大人商量后决定，应该躲避一下这场灾难，只有逃命为上策。于是一家七口人，携带着一些简单的衣服食物等，躲到离大研镇十多里的束河镇，父亲的学友张金鉴阿爷家。
那时的我已开始懂事，我也知道了家庭的经济来源。家里的吃穿用度大部分靠能干的祖母织布（挤奶粉口袋布）及母亲绣花做女红来维持。祖母从大奶奶那边分的一所四合院，院内有花台，种有苹果、石榴、桂花、牡丹、芍药，春夏秋冬都能看到美丽的花色，闻到扑鼻的香味。特别是大门前那株美丽的百合花，高大的树干，茂盛的大片树叶，像一把像一把遮天蔽日的大伞，洁白的花苞就像一个个雪团。掉落下来的花瓣就像一把把小调羹，我和小同伴或妹妹们放学回来就在巷子里玩，把它当做最值钱的餐具玩具。每到夜晚，香气沁人，随风飘荡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附近邻居街坊都夸赞这股香味带来了清新与吉祥。
这所古朴的四合院还是祖母朝夕纺纱织布的作坊。当时的纳西族妇女，无论大研镇的、乡下的，还是山区的，都知道长大老爷家四姑娘织出来的挤粉口袋布，每天都有远近的妇女顾客来买口袋，她们都要在大门口石凳上坐下来纳凉，在百合花树下坐下来歇歇气，还要和祖母边谈边交钱做交易，天天如此。祖母和母亲流着汗水，凭着一点细水长流的手工艺收入，维持了一家七口人的生活，熬尽心血让我们几姊妹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现在突然要离开这可爱的家园，我们都依依难舍。祖母用铁锁锁上大门，背着一大箩筐东西，母亲背着不满两岁的四妹，我和七岁的二妹囡囡跟在母亲后面，三妹木琪跟着父亲。一家人向着路上走去，一路上走走歇歇，傍晚时分才来到束河镇金鉴阿爷家。
张大老爷家是一个日渐没落的家族，此时的经济状况已十分拮据，但老名声仍存。记得到张老爷家避难时，正是秋收时节，阿爷说万一有什么事可以到包谷地里躲一躲。约莫午夜时分，远远的传来几声枪声，我们赶快趁夜摸索着走进了包谷地，四姐妹依偎在祖母和母亲的怀里，我们都在发抖，祖母嘴里不断念着：“阿弥陀佛，保佑我们大家平安无事。”天亮前，阿爷走出包谷地去打探消息，返回来说：“快出来吧，没什么事，我们都去厨房烧包谷杆烤烤火去。”接着，我们就去找年已七旬的老爷爷和奶奶，怎么找也找不到二老。父亲用手电筒四处射，才发现老爷爷爬到屋梁架上，抱着大柱子发抖，阿奶躲到她的床底下，硬拉才拉出来，大家把二老扶进厨房火边时，烤了一会儿火，二老才慢慢从急喘、惊吓中清醒过来。那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三天后，消息传到束河镇，说红军到过丽江，已从石鼓渡金沙江北上。我们告谢了阿爷一家，回到了丽江城里。城里非常寂静，并没有发生烧杀抢掠的事。街市上还未恢复常态，人们见了面就诚惶诚恐的，好像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
三、奇妙的相遇
不几天，追击红军的滇军也到达丽江，城里也恢复了正常生活，学校召集学生开学上课。有一天，老校长和志钧在大会上讲话，说：“同学们，共军现已强渡金沙江北上，云南绥靖公署剿匪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将军的部队已到达丽江。这支部队已经驻防在石牌坊县立高小内，现在你们可以安安心心读书了。最近我们要开一次军民联欢大会，由女师班带头，教我们附小班十几个小朋友练习跳舞，我们要编排出最精彩的节目，欢迎孙渡将军的到来。”这样，女师班的张姐姐、姚姐姐做了我们的教练，排练舞蹈。几天后，欢迎大会在丽江中学大礼堂开幕。欢迎大会上，首先校长致欢迎词，接着孙将军讲了当时的形势，然后文艺节目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我与同学子娟的欢迎舞，随后是大姐姐们的三蝴蝶舞。坐在第一排的孙将军看了我们的表演，十分高兴，他夸赞我们是可爱的小天使。我们跳完舞后，孙将军要求我们几个小朋友与他一排就坐，不时地对我点头微笑。我还听到他对同坐的一位将军说，你看看这小姑娘长得就像当代的影后胡蝶。后来我和孙将军见面时，他就叫我小蝴蝶。
几个月过去了，那年的端午节是孙将军的四十岁寿辰。孙将军邀请许多地方上的达官及夫人们参加他的寿宴，也邀请了我们几个小朋友。宴会上，我仔细端详孙将军，他的长相十分英俊，衣着朴素，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说起话来，脸上的表情是那么慈祥可亲。后来，每次见到他，都穿着一身洗的发白了的灰布军装，腰间系着宽宽的皮带，横跨着一条腰带，真是潇洒极了，一点也不像一个军人。由于他对我们慈祥可亲，我们一点也不怕他，放学后，经常喜欢去找他玩。就在那次祝寿的宴席后，孙将军送给我们十个小朋友每人一件花旗袍，我们一穿，恰好合身。孙将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身材呢？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在窃窃议论着。原来我们去他住处玩的时候，他就叫副官李文亮请来裁缝师傅在我们的身后悄悄地量好了我们的身材。孙将军生日那天，还请来了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一起拍照片的有他的少校副长官、旅长安恩博、县长王凤瑞和他的爱子等。夜晚，还特地邀请丽江滇剧玩友班的来唱戏。我父亲也是酷爱唱戏的票友，那天晚上，他唱了一曲《三击掌》中的老生，扮相和唱腔都模仿滇剧名角黎成芝，深得孙将军的好评。当他知道我们是父女之后，他显得很高兴。过了两天，他就带着随从私访到我家里来了。他一走进我家大门，脱掉宽边灰色军帽，坐到桂花树下就问：“‘小蝴蝶’在家吗？”孙将军的突然到来，让我不知所措。三妹、四妹躲进屋里去了，还是活泼可爱的八岁的二妹囡囡跑出来叫了一声：“司令官来我家了！”孙将军就拉着她坐在旁边，并且问这问那的。谦和的祖母请孙将军进堂屋，父亲赶忙让座。
孙将军就坐后，对祖母说：“老太太，你家真有福气，膝下有一对那么可爱的孙女儿。”
祖母说：“喏，这边还有两个。”
孙将军说：“莫怕莫怕，出来玩啊！”
孙将军和父亲谈论着堂屋里挂着的字画，接着又谈起京剧、滇剧。孙将军和父亲谈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石牌坊滇军驻防地离我们家非常近，只有几十米。离开时，孙将军说还会再来我们家玩。
不几天，孙将军就托父亲的好朋友杨毅（孙渡的警卫营营长）和徐参谋来我家说要收我作干女儿，并说要带我去昆明读书。孙将军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让乐观豁达的祖母喜出望外。但是一向不管事的父亲倒觉得此事来得蹊跷。祖母对我父亲说：“这是天上飘来的福音，是我天天念经得来的结果。我们天天期盼女儿家将来也能像男儿一样做一番大事，但哪有钱送她们上省城深造，这样的机遇是哪里找啊！我同意我的大孙女出去读书，带头做个榜样。”对此事全家人踌躇难决。父亲的好友和阿爷知道了这事，劝父亲说，这个机会放过了真是太可惜，你们不妨答应下来。最后，祖母、父母做出决定，让我随孙将军到昆明读书。母亲却舍不得她最心爱的女儿离开身边，于是旧病复发，病倒了。
孙将军的部队在丽江驻防了一年多时间。他对部下要求很严，不许胡作非为，损伤百姓的一草一木，还为丽江做了一些修桥铺路之类的善事，给丽江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37年，孙将军的部队要撤防，部队在一个清晨离开丽江，从石牌坊起经街尾至四方街，经百岁坊上窝古到狮子山这段路上，沿途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摆着香案，案上放着一盆清水和一面镜子为孙将军的部队送别，来表达丽江人民对孙将军的爱戴。为了寻求美好的前程，父亲陪伴着我与祖母和病榻上的母亲挥泪告别，随同孙将军踏上了昆明之旅。自此，我暂时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园。
四、翠湖堤畔
1937年，夏末秋初的一个傍晚，我第一次踏进翠湖东路7号的孙公馆。记得孙将军与我父女俩是乘当时云南警务处长李希尧（李鸿谟）派来的专车抵达昆明的。当时，大东门外正在整修正义路，到处堆满了沙石。到了那里，我们只好下车，乘坐黄包车。那是我第一次坐人力车，坐在车里，心里怪不好受，也有些害怕。我双手紧紧地抓着两侧的车帮，并不时提醒车夫慢一点，车夫说：“小姐，不要怕，稳稳地坐好就行。”进的大东门，在石板路上颠来颠去，左转右拐，沿街的景物使我有点眼花缭乱。好不容易才到了孙公馆的大门口，院口一扇油绿色的大铁门。房屋正门是两道朱红色的木制门，走廊上亮着乳白色的灯。孙渡将军招呼我们进了门。这是一座十分精巧而又古色古香的三坊一照壁的中式庭院，大门外是一条石板铺就的马路，天井里借着楼上照下来的灯光，可以看到摆满了花盆，花盆里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花香扑鼻。后来我知道，孙公馆的右边是外事处、佛教会、云南大学，左边是云南省长龙云的公馆。整栋建筑的环境十分幽静，想到今后我就要在这里读书，内心充满了喜悦，飘飘然犹如梦中仙境。
上了楼房，稍事休息后，厨房就送来了晚餐，全都是玉溪口味。孙将军嘱咐我们千万不必客气，他还说：“今后灿琪就是这里的小主人了。”真的，偌大一个院里没有女主人，只有几个贴心的随行人员。晚饭后，孙将军领着我看了看各个房间。二楼正屋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客厅，左右两边是厢房。右厢房是孙将军的书房，大书柜里摆满了书，有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军事学的书籍以及各国名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等。顺着木栏杆走到阳台，可以看到翠湖的美景，此时我感觉已到了一个奇妙的境界，似梦非梦。那天夜里，孙将军住在右厢房，父亲住在左厢房，我被安排在正屋十分整洁的卧室里，倒使我整夜难以熟睡。第二天，我起的很早，梳洗后就忙着去阳台，翠湖的美景尽收眼底，翠湖堤畔柳树成荫，湖心亭里碧波荡漾。真是美极了。
吃了早饭后，孙渡将军叫他的副官李文亮请来一个裁缝，还抱来许多绸缎布匹为我们父女俩做新衣服。父亲再三谦让，但孙将军说到了昆明不比丽江，出入要衣冠整齐才不被人小看。
在初到孙公馆的那段的日子里，白天孙将军应酬很多，出门时总是换上深灰色中山装，戴上博士帽，脚上亮铮铮的皮鞋，脸上红光焕发，神采奕奕，活脱脱一派儒将风度。父亲也穿上浅灰色雅布衫，戴着博士帽还佩戴了一副金丝眼镜，那时父亲才有三十五六岁。我呢，也有好几件漂亮的旗袍，花色样式都是依着我的喜好选制的，但我总喜欢穿上阴丹士林布的短旗袍。由于初到昆明，整天时时跟着父亲，形影不离。有时父亲独自去找同乡闲聊，有时去茶馆听说书，我就一个人坐在屋里偷偷地哭，我想念祖母、想念母亲，更想念我那三个可爱的妹妹。一天晚餐时，孙将军问我：“白天去哪些地方了？”我说爸爸领我去附近一个茶馆听说书，记得听的是《水浒传》。孙渡听到父亲带我到茶馆去，就批评了我的父亲：“不要带小女孩到茶馆之类的地方去，赶快要找家庭教师补习功课，准备入学才是正事。”
一天晚饭后，夕阳西下，粉红色的晚霞染红了翠湖，孙公馆的楼房也沐浴在金色的温馨之中。孙将军要求我陪伴他出去散步。他说，我们就去北门花园散步，他叫随从李文亮喊来黄包车，没带任何随行，我俩各自坐上一辆车来到了北门城下。他牵着我的手走啊走，此时，我的内心感受到了孙将军的慈爱，孙将军的慈爱使我觉得非常安稳，不知不觉我俩已走到北门城墙的高处。孙将军停下脚步，指向前方说：“你看，昆明多美！”此时夜幕降临，天空出现点点繁星，与地上熠熠灯火相映成一幅宁静的画卷。他突然把我搂在怀里说：“我得到你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天使，是我一生的幸福，今后你就永久陪伴着我吧。”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会低着头推开他，从他怀里挣脱出来。这时，夜已深，微风吹到我的脸上我感到有些寒意，便催促他赶快回家。他仍是那么自然地牵着我的手走下城门，两个黄包车夫还在城墙下等着我们。回到家，他要我去书房坐坐。到了书房，他严肃地对我说：“你可知道‘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了，日本已正式入侵中国。很可能我最近就要被派往前线作战。为了你方便在这里永久住下去，我许下诺言：昆明翠华东路的房产权属于我的爱女孙妍华（他为我取的名字）所有，任何人不得干涉。”说完立即立了一字据。写好后，盖上大红色的孙渡私章，交到我手里，嘱咐我好好保管，并拉着我的手说：“真奇怪，那次追堵红军到丽江，遇上了这可爱的小天使。一天不见你就觉得好像丢了什么，现在我们快要分别，真让我舍不得离开你啊。希望你用功读书考上初中，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将来你要像胡汉民的干女儿胡木兰一样永久陪伴着我。”当时听到这些话，我非常感动。我生来也非铁石心肠，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能得到将军的恩宠，真是幸运。我一边流泪一边点头答应。
不几天，孙渡任军长的滇军五十八军开赴江西的抗日前线，临行时一再交待我的父亲要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并把看管孙公馆的大任也交给了我的父亲。
五、火红的中学时代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这时，日本飞机开始向昆明狂轰乱炸。为了避免日机空袭，开学后不久，昆明女子中学迁移到呈贡海晏镇。这地方依山傍水，正好在滇池一隅。我离开父亲随学校到了海晏镇读书。
昆华女子中学是当时云南一所名牌中学。校长是杨凤瑞，教导主任秦淑贞，他们夫妇二人都曾留学美国。训育主任杨倩伍，终生不出嫁，同学们都叫她杨奶奶。他们在学生中都有很高的威信。学校管理很严格，教学质量非常高，高初中共十多个班，几百个女孩子离开了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 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滇池湖边的一座小山上，山上有一寺庙——石龙寺，我们的宿舍就在石龙寺的大庙里。整个寺庙一进三院，院内大大小小的房间都被利用做办公室、医务室和学生宿舍。小山顶上还有一座望海亭，登上望海亭，走到石栏杆旁，整个滇池美景尽收眼底，学校用它作为校长办公室。石龙寺还有一个用石板铺成的方形大天井，学校有什么紧急会议就在那儿开。一出寺门，右边山坡上满是青柏古树，古树下面临时设置了一座大讲台和一块大球场。左边是就是宽阔碧绿浩瀚无边的滇池。白天，我们可以看到宁静的湖面上水波粼粼，帆影点点；傍晚，我们可以欣赏海面上一圈圈的金黄色的涟漪，享受海风带给我们的温润。我们的教室是借用海晏镇各家各户老百姓的楼房，因此，校长及老师天天教导我们要尊重老乡，当时，专门管理女孩们的生活的是一位叫许淑珍的老师，她也是终身没有结婚的，她为人贤德聪慧。她除了管理我们的生活外，还上我们的刺绣课。体育老师是身材魁梧的罗振华老师，每天清晨他都要带我们爬上小山顶。还常常带我们去滇池游泳。每天晚上熄灯号响之后，他都要到宿舍巡视。我们一听到他的大马靴的响声，就赶紧把小马灯吹熄了钻进被子里。
课余时间，北方来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述，他们离开家乡时，日本侵略者如何屠杀同胞以及逃亡路上的艰难情景。每次听完后，同学们无不泪下。心中激起了仇恨日本人的情绪，爱国之情也油然而生。晚饭后，我们三三两两的提着小马灯去上自习。我清晰的记得，一天下晚自习回宿舍时，突然听到飞机的轰轰声，看到昆明方向的天空出现了一大片红光。紧接着罗老师跑出来说：“日本飞机夜袭昆明市了。”一听到这消息，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慷慨激扬，齐声喊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些高中班的姐姐们当即要求参军去前线抗日，要用鲜血誓死保卫祖国，收回我们的大好河山，决不做亡国奴。
那一夜，几百个姐妹都没有回寝室睡觉。直到午夜，校长老师们都劝说：“同学们，大家安静下来，救国不忘读书，赶快去睡吧！明天正常上课！”在校上老师们劝说下，同学们才回宿舍睡觉。第二天清晨，学校召开紧急大会，全校师生都集合在大操场。教导主任秦淑珍给我们讲了抗战的形势，她说：“我们虽然暂时丢失了一些领土，日本的飞机在我国的大城市上空狂轰乱炸，但这只增强了我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抗日激情。最主要的是蒋委员长的百万雄师还在前线抵抗，蒋夫人也亲自赴美请求帮助，罗斯福总统不会给我们失望。我们要有信心，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定是属于我们的。希望你们安下心来好好读书，报效祖国的机会多的是呀！昨夜那场空袭，日本人主要是想炸毁巫家坝机场，截断中国抗日的供给线，昆明城内没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同学们的家庭不会遭到意外。你们不要慌乱，不要往外乱跑，千万听从学校的决定。”教导主任的一番动员，同学们才擦干了泪水背着书包进了各自的教室。
在当时昆华女子中学里，有两个班比较出色，高二十八班和初四十四班，这两个班人才出众。那时我就在四十四班，我和刘治惠、陈明玉、李桂伦最要好，我们四人整天形影不离，同学们都叫我们“四姐妹花”。其他的同学如徐菊英、陈瑞芬、罗琼伦、吴国贞等都是班上的积极分子。解放后，他们大都成了共产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在昆华女中，在高二十班大姐姐们的带领下，我们组建了一支抗日歌咏队。我们两个班里都有非常出色的“指挥家”，课余时间，我们就在海边练唱，学校有集会就上台表演。我们表演的一出出爱国戏剧感动了海晏镇的乡亲父老，我们在呈贡县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抗日标语。海晏镇的上空每天抗日歌声飘荡，震撼了整个小山谷。那时候，我们除了读书就是宣传抗日，这些天真纯洁的姑娘们每天抗日激情高涨。
那年暑假，我回到昆明，一到家，父亲递给我一封信，说是孙渡从上高前线寄来的。他对我的称呼是“可爱的小天使”，他在信中提到日本飞机在前线疯狂的轰炸。有一次，在行军途中遇到日机空袭，炮弹碎片击中了贴身副官李文亮的脑袋，李文亮当场就牺牲了。孙镀信中还说昆明市不安全，他已托友人在滇池边买了两间茅草房，叫我父女俩不得已就去那里避难。那地方就是后来所说的“五家堆小屋”，我们曾在那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那两间小屋曾经留有我的三舅李寒谷和我的表亲、一代国学大师周善甫先生的足迹，他们两位都是我的恩师。
谈起寒谷三舅，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怀念他。1938年，三舅听说我和父亲到了昆明，就特意来到翠湖孙公馆家里看我们。那时，三舅在昆华女中任教，三十岁左右，一见面就说：“小灿已长得这么大了，要好好读书，三舅教你语文及英语。”后来，得力于三舅的教诲，我进入昆华女中读书，在班上的成绩很好。每逢假期，父亲就把三舅接到翠湖孙公馆小住一段时间。一天，我发现三舅的右手有些颤抖，问起原因，三舅就和我讲起他在北平大学读书时的事，他说：“在北平大学读书时，中国正处于封建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加上政治反腐败，各地军阀年年混战，民不聊生。1919年‘五•四运动’,爱国师生发动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游行示威。反动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到北大校园抓人。我们从学校逃出来，和同学们东奔西藏。一路上风寒潮湿，又饥又饿，从那时就患了风湿病，又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后来，病情就加重了。”那时的我，见识还很浅，对三舅讲述的事还不能体会得很深，但我内心对三舅已是十分敬重。每天为他料理日常生活。三舅非常喜欢听我唱《夜半歌声》，常常和我一起打兵乓球。一天午饭后，三舅说回屋子里休息片刻。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飞也似地跑到英国花园，躲进了英国花园的坟堆之中。此时日机已在昆明上空盘旋。几秒钟后，轰隆隆的炸弹声响成一片。我躲在一座坟堆后面，连头也不敢抬起来。日机投弹之后，我还听见低空扫射的机枪声。半个钟头后，解除警报声响了。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父亲说：“起来吧，不用怕了，飞机已离开。”一场惊吓后，我发现三舅的手抖得比以往更厉害了。我内心充满了对日本人的仇恨。回家的路上我默默无语。晚饭后，表亲周善甫来到家里，说：“今天，小东门外遇到日机轰炸和机枪扫射，死了很多妇女儿童。”夜间，三舅和表亲围坐在父亲的烟台旁谈起了国事。由于日机经常轰炸昆明，父亲和三舅就搬到孙渡为我们准备的“五家堆小屋”住下来，后来，三舅的病情加重，他请了病假，回到丽江石鼓三仙姑家养病。病情好转后，创办了石鼓镇第一所小学校。
1940年初，我在海晏镇读完了初中。我和父亲回到了丽江，见到了久别的祖母、母亲，心里非常高兴，分别四年，妹妹们已长高了许多，二妹在女师班读书，三妹四妹还在读初小。我和父亲离开家里后，祖母、母亲仍在靠织布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看到祖母、母亲的劳累，我产生了对这个家庭的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曾经一直迫使我走过了后来的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
那次假期回丽江，我见到了爱国人士宣伯超老师和先前的学友吕秀珍，有机会接触了赵玉生老师。他们向我介绍很多好书，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易卜生的《玩偶家庭》、哈代的《苔丝姑娘》等等，还有巴金、曹禺的作品。我爱不释手，不分昼夜地看，看不懂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从那时起，我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同他们的交往让我受益匪浅。那些日子里，好友李德秀、李德恕姐弟邀约我参加了丽江话剧组义演的《夜光杯》。这出剧的主题是反奸除奸，拥护抗日。德秀扮演上海出名红舞女郁丽丽的小丫头小香。我们全部用普通话演出，导演是一位北方的老师，舞台灯光布景由周霖老师及张默君先生策划，演出那天，丽江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观看席上有当地的知名人士和父老乡亲以及丽江中学的老师学生。记得我的老祖母也拉着三妹、四妹，背着小五妹挤在人群中，一睹了大孙女在戏台上的风采。这出爱国剧演得很成功，谢幕时，全场掌声如雷，街头海报上也赞扬不已。在丽江呆了一个多月，我又重新回到昆明，考上了高中。那时学校已迁回昆明，在昆华女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1943年冬天，我突然接到孙先生来信说，分别七年他非常想念我，并说派人来接我去江西。
请观注回忆录之二…..
文/张灿琪女士 图文由张水英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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