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仍美好：滇军儒将孙渡夫人张灿琪女士回忆录（二）
孙渡，（1895—1967），云南省陆良县三岔河白岩新庄村人（今属陆良县三岔河镇刘良村委会）。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先后任云南省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员、国民党新编第五十八军军长、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兵团总司令、热河省主席等职。孙渡博学多才，谈吐风雅，足智多谋，是滇军中有名的儒将，在军中享有“小诸葛”之称。1967年在云南昆明去世。其妻张灿琪女士，今年已年过九旬，现居云南丽江，仍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清晰。
六、翰堂重逢
不久，我就被孙渡派来的人接到了湖南衡阳五十八军留守处。在留守处小住了几天，孙渡便安排他的副官及私人坐轿把我接到了上高县翰堂乡五十八军抗日前线司令部。一天傍晚时分，到了村口，孙渡和副官马云龙来接我。一见面，孙渡都愣住了，说我长高了，变得漂亮了。孙渡一边说着话一边牵着我的手，到了他的私邸。
一进门，看到一个四十来岁的矮胖女人微笑着走了出来。孙渡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我默不作声地和他们一起用过晚餐。之后，孙渡命副官提着小马灯领我去他的办公室。司令部警卫非常森严，门口站着两个卫兵。我在副官的带领下，来到孙渡的办公室。稍息片刻后，孙渡跟我讲起了刚才一块吃饭的那个女人，他说：“她是唐继尧的妹妹唐芸庚，半年前她的嫂嫂把她送到前线来。
这门亲事是我母亲包办的。我对她没有什么感情，一再推诿也摆脱不掉。她们赖着就是不走，后来上司何应钦（军政部长）来了一个电报，说她年近四十，等我已多年，命令我把她接受下拉，就这样我俩结了婚，但是我感到非常痛苦。这样做了十分对不住你，越想越觉得良心受责备，所以也叫你赶快来江西。你说我们怎么办？”
听了他的一席话，我感觉掉到云雾里，我怎么会遇到这么古怪的事，哭吗？太下作了，于是平静地对孙渡说道：“我们还是保持原来的关系吧！”他说：“只保持这个关系，我何苦供你读书？”我紧接着问：“供我读书，原来是要叫我做你的妾？”“不不，你说错了，是要你永远在我身边。”他连忙解释道。说到这里，他就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说道：“我哪能放你走，1936年，我在丽江丢了红军，擒到你这个小天使，我的小天使，我们共同解决眼前这些问题吧！”我说：“夫人还在等你，太晚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自从我到了翰堂，情况真是有了变化。对待婚姻，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那么年轻，守身如玉，信守诺言。进入高中后，不知有多少大学生、留学生追求过我，我都拒绝了。特别是青梅竹马的小伙伴见我长大了，要求家长向我的父母提亲，都被婉言谢绝了。我这样做，是因为怕得罪孙渡。现在倒是他先背信弃义，他先前对我说的“小天使啊”、“要我永久在身边啊”，诸如此类的话都是骗人的鬼话，都是欺负女孩子的行为。
想到这些，我内心十分委屈，越想越伤感起来。在胡乱的猜测，唐芸庚也有她的想法吧，只是她不说出来而已。我的到来，使她内心充满了嫉妒，微笑里常带有说谎的表情。近来，我们三人在一起吃饭时谁都不说话，吃完了就各自回自己的房间。这时段，孙府充满了不和谐的气氛。孙渡的警卫、厨师们都觉得奇怪，在背后窃窃私语。
真是解铃还待系铃人。一天，孙渡对我说：“你和我去司令部办公室，我有话对你说。”到了办公室，他说：“我叫你来办公室，自有我的想法。我和你的关系长此这样下去，对你不好。我想快刀斩乱麻，事不宜迟，就在目前战事处于缓和的时候我要宣布与你结婚，让众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听到这话，我当时就被他的话吓呆了，我惊奇地说：“这不是说着玩吗？我们的年龄相差那么大。”接着，孙渡讲了孙中山与宋庆龄、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胡汉民与胡木兰的故事来启发我，感动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作何言语。后来，我回到寓所，他去了唐芸庚的屋里，与唐芸庚商量。几分钟后，我在唐芸庚的房间外听到了屋里的哭声，还听到孙渡生气地说：“是你自己找到这儿来的，不是我请你来的。我是看在上司的面上和你道义结婚。灿琪是从我的家里出来的，我们分别已经七年。
我接她来到江西，就是要和她结婚。现在我就出去宣布我与灿琪的关系。”顿时，唐芸庚吵开了、哭开了。孙渡也拿出他的军人气魄，宣示出摆布眼前这两个女人的命运易如反掌的气势，走出唐芸庚的房间，来到客厅中间，对大家说道：“大家都出来听着，这是抗日前线，不是容他们闹下去的地方。唐芸庚，你要有自知之明，我与你是道义结婚。现在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我跟灿琪结合，我是出自良心和真情的。希望大家不要再在背后议论这事了。”说完，他就带着警卫上司令部去了。
当时，孙渡完全站在我这边说话。此后的一段日子，他在不同的场合，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式，百般地呵护着我，即使是铁打心肠也被他的真情打动。
不久，他又对我说，我俩的事不宜再拖下去。在孙渡的真情打动下，我终于答应同她结婚。于是他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日子，1944年的元旦，在五十八军军部俱乐部“一心社”我俩举行了婚礼。他召集了营部以上的校官、将官及其家属来参加了我俩的婚宴。
在婚宴上他做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讲述了我俩认识的经过以及对我的一片真情。他说：“我认识了张灿琪，是我的福气。我在丽江的玉龙山下，金沙江畔发现了这颗珍珠，我爱不释手，我要她永远在我身边。现在我们要结为伴侣。我当着大家的面宣布，张灿琪是我的张夫人，请大家同情我的做法。”孙渡讲完话后，全场气氛异常地宁静。客人们的表情也是十分惊诧。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氛围，他的上校副官马云龙，手举酒杯，叫打家全体起立，为军座及夫人的健康，为军座的家庭幸福，干杯！
就这样我俩的问题解决了，孙将军如愿以偿。结婚后那段日子，孙渡要么去前线视察，要么就在办公室，很少回到家里来。我和唐芸庚之间一直保持沉默，吃饭时我们只互相点点头，之后就各做各的事。1945年3月8日夜间九点十分，我在上高县卫生医院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孙沛（乳名幼琪）。
此时，整个家庭的情况完全变样了。孙渡的脸上常常充满慈祥的微笑。他好像什么都不在意，只在意这个小生命，这个不小生命的到来给他的内心填满了温暖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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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欧洲战场盟军接连告捷，打败以西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帝国。中国战场上的日本侵略军也已走向穷途末路，但是他们死不甘心，还要做最后挣扎。听说，湘赣一带的日军还要来一个大扫荡，他们要实行所谓的三光政策，即抢光、烧光、杀光，还要血洗中国的土地。日本人说来就真的来了，五十八军的驻防地上高是日军的必经之地。孙渡要带部队抵抗，他先安排我们家属去比较安全的地方避难。他命令副官刘李志准备了两乘滑竿、两匹马，带着些简单的衣物和用具，要我们赶快离开翰堂，走西边的山路径直去到都堂（一村名），这条路不会遇上日军。
我们下午出发，坐着滑竿叫人扛着一步一颠地从山里的小毛路逃命，还不时地听见炮声在后面响起来了。坐在滑竿上的唐芸庚和我不约而同的说，我们要下来走路，副官刘李志说：“太太们，不要害怕，军长的安排不会错的，他是‘小诸葛’，但我们在路上不能不能耽误，一定要到都堂我们才能休息。话说在先，要是万一碰上日本鬼子，那我刘李志就顾不上二位夫人了。我带着手枪，背着大小姐往山里逃出去，要为军长保住这点命根子。我们大家都不要怕。”刘李志鼓励着我们一直在山里走到了日落西山，才走到都堂，但村子里已显得空荡。
我们到了一个老大妈家里，老大妈说：“村子里的人大多已躲到山洞里去了，家中什么也没有，你们自己想法子找点东西吃吧!”这时，我才坐下来给孩子喂奶，但一点奶汁也没有，我感到心跳加速头昏眼花。
不知道刘李志在哪里找到两个鸡蛋，煮来给我吃，我不想吃。这时，唐芸庚对我说：“灿琪啊！你不吃就更没有奶汁了。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之间还想什么怨呀、恨呀，能逃出来保住这条命，保住你的小女儿就是我们的祖德啊！”说着她紧紧的握住我的手，此时，我倒在她的怀里泣不成声了。患难之中我俩的关系渐渐缓和。那一夜，我和唐芸庚一起睡在老乡家的一张破旧的大木床上。我整夜没有合眼，三个月的女儿却在我的怀里睡得很香。
第二天中午，孙渡和我们取得了联系，他让我们走小路到指挥部会合。当我们返回翰堂时，看到整个村庄已被日军烧成废墟，连一个老乡的影子都见不着，那种凄惨景象真是不忍目睹。
后来，我们随同孙渡住在上高县。此时，孙渡并没有闲下来。每天，他都要去各地视察日军逃窜后留下的灾难。回来后，都要和县长商量，怎样处置这些灾难。当时，我不懂军事，不敢向他多问一句话。
一个月之后，1945年8月，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美国在日本丢了原子弹，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我们全家也都非常兴奋。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全国各地到处是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上高县的百姓也组织起来，敲着锣打着鼓，汇集到县政府庆贺，要与坚守在江西八年的抗日将领孙渡将军见面，那时，孙渡穿了一身洗白了的旧军服，微笑着走出县府，群众一片高呼声：“劳苦功高的孙将军万岁！”他挥手向群众表示谢意，还说道：“我们是胜利了，但以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还要为大家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而努力。”不久，孙渡就接到荣升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命令，要到辽宁接管锦州。
抗日战争胜利给全国人民带来一片欢腾，也给我们的家增添无限喜悦，眼看着美丽可爱的女儿沛沛一天比一天长大，我和唐芸庚也都忘掉彼此之间的恩怨。不久，我们随同孙渡所部离开上高，乘坐小船沿赣江而上，经高安到了南昌市。一上岸，孙将军所部受到码头上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在南昌短暂休息的几天，真不知接到过地方官员们的请柬。在宴会上，地方官员们频频举杯祝劳苦功高的孙将军一路顺风。离开南昌时，国民政府安排我们乘坐一艘日本小炮艇，艇上服务的人员大多是数是日本的大学生。
此时，他们已成了战败国，往日的威风已扫地，对中国的高级将领及夫人的服务小心周到。船行至鄱阳湖上，我们站在甲板上看风景。孙渡给我们讲起了三国时代周瑜在此操练水兵的故事。到了九江后，我们转乘坐火车到了安庆，部队要在安庆修整，等待大轮开赴锦州，我们在安庆城里。
有一天，我和唐芸庚闲坐在屋里逗沛沛玩，她很坦诚地跟我说：“灿琪啊！你我都已成了老孙的牺牲品了，我四十多岁无儿无女，你年轻还可以生。以后就说小沛是我生的，好吗？”听到这话，我很感动，连连点头答应她。
在安庆期间，我突然接到父亲的急电说，家中发生二了不幸事件，二妹因不喜欢父母包办的婚姻，与她的恋人逃婚出走。像这样的事，在旧社会是很丑的，特别是有传统旧观念的家长们都反对。二妹出逃后，家里派人四处追击找人。找到出逃的俩情人，狠心的旧军人逼六叔向年轻的情人开枪，二妹的恋人黄某当场身亡，二妹也受了重伤。两人的恋情变成了一场街谈巷议的血案，母亲因此受牵连被拘捕关押。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特发电求孙渡设法相助。孙渡得知这消息，很惋惜那么可爱的女孩枪伤，并马上拍电报给云南有关部门酌情解决。在孙渡的帮助下，母亲被释放回家。后来，全家搬到了昆明居住。由于家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旅居中的我内心一直闷闷不乐，心中十分抱愧。一路上，孙渡不断地安慰我，并让副官汇了些钱给家里。从这件事中，我看到了孙渡这个人很有同情心，一点也没有嫌弃我的家人。
在安庆过了小沛周岁生日后，部队乘大轮出发去锦州。我们先乘火车到了南京。住在南京大饭店，看到南京城处处彩旗飘扬，人们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一天，南京总统府送来两张戏票，邀请孙渡去看京剧。孙渡建议我和唐芸庚一起去看，自己留下来领沛沛。我和唐芸庚都很高兴。出去看戏，要打扮得体面些，当时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唐芸庚把她时髦的花旗袍拿出来给我穿上，又佩戴了耳环项链。我稍加打扮一番，照照镜子，自己也感觉漂亮极了。
傍晚，有专车来接我们。到了剧场一看，场子里大半是空军，还有一些将官和他们的夫人们。我们被带到第四排入座。一会儿，剧场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到场人员起立。真没料到，原来蒋夫人也来看戏，。她面带微笑，缓慢走入场子。她身材亭亭玉立，身穿黑丝绒旗袍晚礼服，乌黑的发鬓高高的盘在头顶，银亮的长耳环掉在脸边。
蒋夫人那潇洒自信、大方而又文雅的风度，让每一个看到她的人都会肃然起敬。她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挥手致意，走到场子中央的第一排落座。几分钟之后，演出开始了。第一出戏是梅兰芳的“打渔杀家”，第二出戏是马连良的“孔明借东风”，最后一出戏是程艳秋的“审头刺汤”。那时的我还不太会欣赏京剧，但有旁边的唐芸庚小声给我做讲解，我也能看懂一些。说实话，那晚，我的心思并没有去注意戏台，而是专注于我们当代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身上。
第二天，我们乘坐京沪特别快车前往上海，沿途经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江南名城。每到一站都有旅客上下，因此都要停下片刻，此时，可以下车购买当地的特产。常州篦子、无锡泥娃、还有可口的五香鸡蛋、蒸好的大螃蟹等应有尽有。到了上海，云南旅居在上海的名人都来拜访孙渡。几天后，我们从上海码头乘大轮起航，经黄海至青岛、烟台、在天津塘沽码头停。上岸后，乘坐火车出了山海关就到辽宁。此一行，我们经过了许多大城市，看到了大湖大海，真是开了大眼界，同时，也享受了抗日战争胜利带给我们的无限喜悦。
到了锦州，我们住进了日本海军司令留下来的一幢花园洋房，房间的设备都是日本式的。孙渡住在日本人留下的房子里有些不舒服，白天都去驻地司令部办公，家里由我和唐芸庚共同料理。此时，我的二舅李敦谷也从昆明来到锦州投奔孙渡。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炮科生，原先在昆明讲武堂做教官。听到外甥女做了将军夫人，就不远千里来到锦州。因为我和孙渡的关系，只要是丽江人，孙渡都十分看重。
就拿军需处长和子玉来说吧，就因为是丽江人，孙渡也说他老实可靠，就委以重任，军队的经济大权全操纵在他手里。接管锦州期间，我们当时的生活费用都要伸手向他要。和子玉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孙渡也买了一栋，结果两栋房子的房契都在他手里。我们离开锦州之后，由他一人独吞了。这些事情，孙渡从不过问。他一生没有留下一本存折或一间房子给他的三个儿女。有谁能相信那个时代会有如此廉洁的将军！
二舅到锦州目的也是图升官发财，孙渡委任他当了高参。这是一个闲差事，里里外外都可以帮上一点忙。就在那时，他对我讲述了二妹恋爱的详细经过和全家到了昆明后的情况。听了家里这些年来的情况，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1946年12月26日，在锦州，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孙渡的脸上整天挂满了慈祥的笑容。他说这是他一生最高兴的一件事。他给儿子取名为孙锦（乳名幼舟）。儿子出生的消息在军界传开，上门祝贺送礼的，络绎不绝。家里充满了吉祥的气氛，此段时间的家庭生活也过得十分平静。
第二年，孙渡去重庆参加国共和谈。不几天，回到锦州家里，他对我说：“和谈未成，可能要打内战了。”我一向厌恶战争，听说要打内战，我就对他说：“你在抗日战争中劳苦功高。现在要打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太残酷了，不如高假回云南吧！”他说：“我是职业军人，一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目前老蒋的嫡系部队已云集东北，我怎能中途退伍啊！再说回到云南，你不知道龙卢一向容不下我的。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不懂军事。万一打起来是突围不出去的，你们就先回云南去吧！你带好我们的两个宝宝我就满足了。”不久，孙渡就接到任热河省主席的命令。一时之间，孙渡的部队也被改编，他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这其中的原由我就一点不知道了。突然调离部队，作为军人的孙渡是不能违抗命令的。他只好挥泪与他生死与共的部队告别，到热河赴任。我的二舅护送我们回昆明。
回到昆明，一切都变了样。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家中一下增添了祖母、双亲、嬢嬢、和三个妹妹，共十口人吃饭。二妹成了残疾还在医治当中，三妹、四妹正在中学读书。我常常为家庭沉重的生活负担而担忧。孙渡来信嘱咐我：“家中现在僧多粥少，一定要从俭持家。能读书的支持她们读书，二妹的病也要继续医治。无论如何要劝告你的父亲戒掉烟赌，帮助你支撑起这个家。”我记住了孙渡告诫，不敢外出交际，生活上不敢有任何奢侈。仅和过去的同学一块玩玩，我的妈妈和嬢嬢也尽心地为我照顾两个孩子。
此时，我的同学吕秀珍在昆明云大医学院读书，经常来家看我和孩子。她非常喜欢小沛，一见着小沛就抱着舍不得放下。我和吕秀珍小学时是很要好的朋友，我们曾在丽江附小一起读书，做过许多好梦。我们曾想过做文学家，做艺术家，但我俩最终都未走上自己的梦想之路。多么可惜呀！有一天，她非常诚恳的对我说：“小灿，你现在是将军夫人，两个孩子的妈妈，但还很年轻。你要利用现在这个地位做点有益的事。”我说：“做什么呢？难道再去学唱戏，学唱歌？”她说：“不，不是这些，可以做许多慈善的事，有重要的角色等待着你。我现在也不想学医了，准备去南箐中学当教员，和宣伯超老师一起做点事。”当时，她的话对我来说也是很有鼓动作用的。
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在不断地推进，当时的昆明成了大后方，但实际情况却十分复杂。受解放战争胜利的影响，民众要求民生、争取自由的口号已在昆明吹响起来。接着国民政府镇压进步人士、迫害爱国学生的白色恐怖也已开始。联大教授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爱国人士先后在小吉坡被军统特务杀害，这一明目张胆的血腥事件激起了全昆明市大中专院校师生愤怒。1948年，在昆明发生了“七•一五学生运动”，一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生、要自由的大游行开始了，军统特务肆无忌惮地镇压学生运动。联大女生张莹、潘琰就是在这场运动中牺牲的。我的两个风华正茂的妹妹张静琪（在云大读书）、四妹张慧琪（在求实中学读书），也参加了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三妹被军警特务围困在云大的一幢大楼里，军警用水龙头向大楼里喷射，而他们仍在大楼阳台上高喊：“要民主！要自由！”四妹也在学校参加了进步组织。我做大姐的除了关心她们的学习外，对她们选择的光明之路也给予极大地支持和配合。
在这场学生运动中，爱国民主人士宣伯超老师也被关进了监狱，好友吕秀珍被扣押在警备司令部。一天清晨，谢妈来到我的卧室给了我一张字条。我一看字迹是吕秀珍的，上面写道：“小灿，我被拘留，赶快设法营救。”那时的我满腔正义感，为了我们的纯洁友谊，我毫不犹豫地拿着孙渡的名片，坐上黄包车，飞快地跑到警备司令部，找到关某。他接过名片，很客气的问我：“夫人，你能保证吕秀珍不是地下党员吗？”我说：“她不是。”然后关某叫我亲笔签字后，就把吕秀珍放了出来。我把吕秀珍带到家里，那段时间，吕秀珍就住在我的家里。她用我的服装打扮成一个小姐模样，烫了卷发，还戴上墨镜，哪里看得出她是个地下党。她每天出入于翠湖东路孙渡公馆，以孙渡公馆为掩护仍然从事她的地下工作。
宣伯超老师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他已关进模范监狱。他的妻子天天来找我想办法营救。我也觉得宣伯超老师为人善良正直，又是个颇有学识的爱国人士，被国民政府关押，受尽折磨，实在可惜。一天，我和唐芸庚谈起这件事，唐芸庚说：“我俩就去找卢汉谈谈吧！”当时的卢公馆就在篦子坡，离我家不远。于是我俩就去拜会卢汉，到了卢汉家里，他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谈到了来意，拜托他酌情解决。事隔不几天，伯超老师果然也被释放出狱。
曾经不知有过多少次，吕秀珍要求我掩护她和她的同志。他们经常借用我的书房秘密集会，我还得在阳台上为他们看哨。（在文化大革命中，吕秀珍被审查，她曾详细交代而来这些事，上面派专人来丽江了解。我那时才知道，当年在我书房里秘密集会的是滇桂黔边纵七支队的主要人物。）
过了一段时间，吕秀珍说她要离开昆明去投靠组织，没有路费，要我给她路费。当时，我的家里也没多少钱。于是我拿出自己的一条金项链送她，叫她自己去卖了做路费。吕秀珍还一再的要求我保密，如有人来找就说去香港了。吕秀珍是我的好朋友，她曾经鼓励过我，我也用我的一片真诚，不顾自己的安危，在她需要我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回想起我和吕秀珍这些事，可算是珍贵的一页。
最后的团聚
1948年底，孙渡从重庆与张群、龙泽会一同乘飞机回到昆明。我为他能回到云南非常高兴。一回到家，见了沛沛和锦儿，他亲了又亲，对我的亲人也和蔼可亲。妈妈和阿嬢做了几道丽江口味的菜，他说十几年来都没有吃到过这样好吃的菜了。那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沉静在天伦之乐中。
第二天早晨，孙渡说要下楼去看看二妹张煜琪。见了二妹后，他感到十分难过，二妹也流下了眼泪。他安慰二妹说：“慢慢养病，总有一天会好的。”从二妹那里回到楼上后，对我叹息说：“真可惜，已不是如花似玉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囡囡了！”
1949年元月3日晨，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卢汉起义，昆明和平解放。我凭着感觉和正义感认为卢汉做了件大好事。国民党的腐败谁喜欢？连孙渡也经常说国民党太腐败。但是那段日子，孙渡事事处于被动或无可奈何的境地，我们都向往着将来有一种新的局面。但是孙渡考虑到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他不利，整天坐在屋在里烦躁郁闷。看到他这样，我尽量安慰他：“现在你已经回到家，就安心休息吧！”自从孙渡回到昆明后，许多过去的同僚好友都来拜访过他。
特别是卢汉先生，穿着一身全白的便服，拖着拖鞋，手里捧着痨病筒（一种竹制的烟筒)，带着一个便衣随行就来找他闲谈，有时张冲先生也来。客人走了之后，我都喜欢问问他们说什么。孙渡说：“他们说，孙志舟你没有政治问题，快些写检查交待历史问题。”我也趁他心情好的时候催他写写。
一天，他满脸红红的，瞪着眼睛把手甩在一边，对我说：“你懂什么？叫我交待什么？我讲武堂毕业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上司命令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能违背吗？能不听吗？”听到孙渡发怒，我急忙劝说：“你是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出了名的‘小诸葛’，谁不知道？你就交代那些和红军对抗的问题嘛！”在我的劝说吓，他才语气缓和地对我说：“我的夫人，我参加过不少战役，龙云叫我去剿土匪我就去剿。在云贵交界的赤水河，我明明知道那是自己人杀自己人，都在有意无意的躲开，让自己人少流血，做些无辜的牺牲。
我没有故意地杀过一个共产党和一个无辜的百姓。1936年到你们丽江那一次，我不是在追红军而是在送红军。”接着，他话头一转，开玩笑地说：“那一次，我没追到红军而是追到了你这个小天使，我的小美人。”最后，他跟我谈起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八年抗日经过。此时的孙渡内心矛盾重重，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戎马一生，为党国为民族出生入死。
现今，共产党执掌天下，要他交待历史问题，那么长的历史，让他交待什么？他手握兵权，带着千军万马时不起义，现在在纸上能说明什么？不管了，听其自然，素手待擒更为干脆。我曾劝慰他说：“要是你在锦州时起义，那该多好！”他也说过：“曾有过机会，但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当时滇军都调往远远的前线长春一带。
我身边只剩下一个营保卫锦州。当时，曾接到过朱德先生的联系信件，但是，那时我的周围全是军统特务，我无法起事。我也曾与可靠的参谋长安乐山策划过，但突如其来的命令，调我去人生地不熟的热河当省主席。我不但成了光杆司令，去上任时，原来的主席都还没走。我一气之下，带着一个贴身随从坐火车到了上海。在上海坐三轮车时把大衣和毛毯等物品都丢失了，然后从上海坐轮船到了重庆。
后来，去拜见了蒋委员长。蒋委员长一向对我很不错，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去台湾，蒋委员长说到了台湾会有我的职位，但我说我还有妻室儿女，请求回家。蒋说给我十两黄金去安家，但我没有要。就这样，我就回来了。”这些都是他的原话，这一年来，孙渡心情十分不好，但能在家里和孩子玩玩，和他挚爱的妻子谈谈心，这样平静的日子他觉得是他一生都未有过的享受。
1950年8月28日，我们的第三个小女儿溶溶出生了。我也曾责怪孙渡每次相聚之后就让我怀上孩子，我简直成了他生孩子的机器。他则说生儿育女是最美的事，要爱惜新的生命。
这时，家里的经济已入不敷出。我和孙渡决定把家的人员分散一些，减轻经济上的压力，能走的就走，能留的则留。于是，将祖母、父亲、阿嬢、二妹送回丽江，把母亲和两个读书的妹妹留下。家庭的困境，迫使我们也只好与这几位亲人挥泪告别。
就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万万没有想到唐芸庚突然提出与孙渡离婚。我二舅陪着孙渡到昆明地方法院，经调解协议离婚，把太和街西门子一大院子的产权划给了唐芸庚。他还说这倒清净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为我出出点子。孙渡没有为他的子女留下一寸半地，到后来我和三个孩子都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孙渡订了一份云南日报，每天必看，甚至报纸每个角落都要看个清楚，看完了之后都要和我交谈。一天，他对我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要开始了。”不久，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真的开始了。每天大约十点钟，就能看到轰隆隆的大卡车上面，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被扛枪的军警押送到北门外刑场枪决。一听到有反革命分子被枪决，我感到毛骨悚然。
一天夜里，孩子们都静静地睡着了，妈妈为我们添了火盆里的炭火，孙渡十分歉意地说：“阿婆，这真是太麻烦你了。”妈妈笑了笑，转身下了楼。孙渡在火盆边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现在这局面，对我非常不利，如果我被抓走了，你怎么办？”我答不上来，扑在他怀里，紧紧地搂着他，泣不成声。他轻轻地用手擦掉我脸上的泪水，很镇定地说：“家中没有现金，没有存折，没有股份，只有这所当年做龙云的秘书长留下的房子。
今后，生活上如有困难，你可以变卖家里所有的物品（一箱英国毯、一些名画、银器、皮衣、还有锦儿出生时同僚们送的那些金锁），我想维持两三年的生活不会成大问题吧？”一提到变卖物品，孙渡又问道：“怎么我没有见到这些东西。”听到他的反问，我十分羞愧，就实话告诉他。当年日机轰炸昆明时，父亲把这些东西已转移到丽江。那时父亲嗜赌如命，母亲因病也染上烟瘾，加上二妹逃婚染上的血案，几乎把这些东西陆陆续续都卖完。
他听后，大发雷霆，气得脸色都变了。我急忙跪下，抖声抖气地说：“志舟，我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来，一大家子人加重了你的负担。”“你起来，我不怪你，只觉得你的父亲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寄生虫。十多年来他替我管家，究竟为我做点了什么好事？又为你的祖母、母亲们做了点什么好事？这种人活在世上有何用？你的母亲是个好人，请她帮着你把我们的三个孩子拉扯大吧！
我想你的三妹四妹也会帮助你的。我的爱妻，我爱你。我所担心的是你还年轻，太使我牵挂。”他一边说一边滴着泪。面对如此情景，我只好安慰他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只要你心里有个准备。”那一夜，我俩都没有合上眼。
1951年3月5日，夜里十一点左右，家里的铁门突然被敲打得砰砰作响，妈妈去开了门。四个军警冲进了我的家，手持逮捕证，举着小手枪，上楼来到正屋喊道：“孙渡出来，你已被捕。马上就走。”此时的孙渡反而显得从容而镇定。他穿好衣服，接过我递给他的博士帽，看了我一眼，下了楼。
随后，听到轰轰的小吉普车声渐渐地远去了。这时，我只感到我的眼前一片漆黑，觉得掉进无底的深渊里，当即晕倒。当我清醒过来时，躺在慈祥的母亲怀里。母亲坚定地说：“我的小灿，我最心疼的姑娘，你是妈妈的恩人，家中的困难都是你帮助我们解决。医好了你的二妹，供你三妹四妹读书。妈妈要永远伴着你，把你的三个宝宝领大。你放心吧。”
孙渡被逮捕时，女儿沛沛六岁，小锦四岁，溶溶才七个月。此时的我感到真是前途迷茫，不知将来该怎么办。
——完——
请观注回忆录之一…..
文/张灿琪女士 图文由张水英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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