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维君 —— 飞虎队队员约翰. 佩塔杰克女儿的故事

一个飞虎队队员女儿的故事

她矜持含蓄,就像清澈而又深沉的高原溪水,完全不像有啥说啥、开放激情的美国人。但是当面对着53号机机组人员留下的一只腐烂的皮鞋时,她竟当着大家的面,失声恸哭……

我是通过汉克斯才认识施维君的。他在来信中再三嘱咐我再去看望53号机时,一定要约她同去。

“因为她的父亲也是一位多次飞越驼峰的美国飞虎队队员。后来在一次空难中牺牲。”汉克斯在信中这样说。

他说这位女士叫维吉尼亚·裴巴杰克(Virginia Papajik),并留下了她在昆明的电话。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电话里传出的是地道的昆明口音,而原来我以为“维吉尼亚”可能是一位在昆明任教或作生意的美国人。

我在通话的片刻疑惑后马上意识到我曾经在“飞虎队”老兵杂志《警报(Jing Bao)》上看到过她的消息和照片。那是一位东方人模样的妇女和她的儿子站在祥云“莫尼中尉纪念标”前拍摄的。以后我多次试图寻找她而不得要领。

维吉尼亚﹒裴巴杰克的中国名字叫施维君,昆明人。她矜持含蓄,仿佛是高原溪水那样清澈而又深沉。而完全不像有啥说啥、开放激情的美国人。她对人诚恳真诚。因此我亲切地叫她施大姐!

“我的父亲,约翰·裴巴杰克(John Papajik),是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飞行员,纽约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报名参军。1942年,来到中国,在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也就是后来的第十四航空队第322军需空运中队驾驶运输机。无数次飞越驼峰航线,就连当时罗斯福赠送给中国政府总统的座机“美玲号”,也是我父亲驾驶着,从驼峰飞过来的。他有时冒着日本人防空炮火直接为第一线的中国军队空投物资。”

“由于父亲战功卓著,多次获得军功勋章。其中美国空军的最高荣誉勋章——‘空军飞行铁十字勋章’,父亲就荣获两次.....”

“当时母亲是昆明护士学校的学生。结婚后,本来母亲可以随父亲到美国生活,但是她不愿马上离开祖国和父母,而父亲也毅然留下来。后来飞机在上海——重庆的一次客运飞行途中,在武汉天门县上空失事。同机28人无一人幸免。”

“父亲牺牲时,我才有半岁。后来母亲和我就留在了中国,直到现在。”

施大姐的住房窗外200米处,是她所在的单位“十四冶“的办公大楼。这也是当年飞虎队的指挥部。施大姐说每天去上班来到这里,就像是陪伴在父亲的身边一样。但是,她仍然感到距离父亲很远很远。她曾去过父亲失事的地方试图寻找什么而一无所获。

1997年3月25日,我终于有机会履行美国老人的重托,和施维君随《云南日报》电视新闻制作中心一同到泸水县片马去看望坠落的飞机。

由于飞机是坠落在海拔3000多公尺的被冰雪覆盖的高黎贡山巅,报社领导和导演非常担心她的身体,一度打算不带她去。

“不,你们带她去吧,在报上看到这架飞机的消息后,我妈妈一天都没有平静。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亲眼看一看这架飞机对她意味着什么?”

他的儿子对我们说。

一路上,施大姐显得很平静,丝毫看不出她的内心活动。这和逃离了钢筋水泥要到野地里呼吸自由的空气的我们完全不同。她不太愿意谈论她的父亲和家人,这也许是性格所至,或许也是在逆境中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

但是有一天,施大姐多年来精心修筑的防止内心长期蕴藏的对父亲深沉的爱渲泄出来的堤坝,却在突然汇成的汹涌波涛的冲击下倒塌了。

当在怒江州公安局看到在这架坠机旁发现的可能是机组人员留下的一只腐烂的皮鞋时,施大姐竟当着包括当地警察在内的大家的面,失声恸哭!

她泣不成声地对我说,看到这只皮鞋,她想到了父亲。而父亲在临死时,竟什么也没有给她留下。

施大姐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却要背负着战争的创伤。她没有得到过更多的父爱,但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却要承受着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对她父亲的恶意中伤。

经过了千辛万苦,我们终于站到了这架驼峰坠机的面前,施大姐没有再流泪,看来“堤坝”又被她修好了。雪下得越来越大,我们都躲到守护人的小竹棚里烤火,只有她一人在飞机残骸前默默地走来走去,久久不能离去……

我们都没有去打扰她,因为我们知道她是在和父亲对话。第一次在可以触摸到的距离内和父亲对话.....

作者:戈叔亚

戈叔亚,男,滇缅抗战史专家,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政府特聘的“二战历史顾问”。

为滇缅抗战历史的发掘和保护做了突出贡献。他早年当过兵,做过工人,念过大学,后下海经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自学、研究二战中的滇缅战史。戈叔亚还在不遗余力地继续为发掘滇缅抗战历史作出努力,每天除了参与各种具体工作,还积极与国内外有关个人和机构通力合作不断的寻找和发现更多、更有价值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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