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话说滇商》

作者: 罗群，罗敏著; 出版社: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

自古云南就是中国的边疆地区，因为地处偏远，历来在世人眼中都是蛮夷之地，发展缓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云南这块边远的土地上，在云南大山的皱褶里，隐藏着滇商历史演进的兴衰荣辱，隐藏着时代更迭的悲欢离合。”云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罗群教授说，云南商人在这里，知地取胜，择地生财。“的确，云南没有王者气势的帝都风采，没有繁华鼎沸的十里洋场，没有曲折离奇的津门旧事，没有婀娜多姿的秦淮倩影。然而，云南是丰富多彩的。”而这些，同样拥有被记录、被研究的价值。

　　因此，本期商业地理特意节选了罗群教授所著《话说滇商》，伴随着马帮的铃铛声，再次漫步在云南商人编织的经商史卷上，通过回顾云南近现代商业史中那些家喻户晓或鲜为人知的滇商故事，希望仍然能使今人获得感动与启迪。

　　相传，西汉年间，当汉武帝得知西南夷有一条通往印度的丝绸古道后，就经常在宫中面南遥视，频频看见彩云现于南方。汉武帝感到这是吉祥之兆，于是，便遣使臣追寻这彩云的踪迹。使臣们沿着彩云的方向，一直追到了今天的祥云县，驻留多日，认为这已是彩云的尽头。后来，汉王朝便在此设县，取名云南。可见，云南在当时中原人的心目中是多么遥远。
　　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复杂的历史原因，云南经济的发展与沿海和内地相比，处于相对落后、封闭的状况。直到进入近代，云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仍然由于自身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对外联系的薄弱而停留在原来的状态中。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云南沦为外资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对外贸易为主体的商业贸易在近代空前发展，而且呈现出流通交换领域内容复杂和形式多样的特点。

　　外贸商人：统办全球洋货

　　云南商人很早就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历史渊源上看，云南沿边一带早就有从事这项经营的行商及小贩。但直到晚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埠通商的影响，云南对外贸易呈现出一种多样性和异乎寻常的发展态势，手中积聚了一定财富的商人、地主以及华侨受到经营进出口贸易有利可图的刺激，纷纷集资组号，直接向国外厂商订货销售。外贸商人这一部分新的社会经济势力，成为近代云南商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滇南地区从事对外贸易者多为迤南商人，又有玉溪帮、石屏帮、建水帮等之分。迤南商人出境贸易的年限较早，光绪年间就有杨发春、李继先、杨体国等人以日用百货经营为主，赶着马帮走通了迤萨至越南莱州的商路，并把越南莱州的棉花运回家乡出售。随之羊街、浪堤等地区的商人也驮着茶叶到越南莱州出售，然后采购棉花而归。
　　此外，建水人朱辅所开设的“朱恒泰”商号和孙海航的“正顺昌”商号，是在云南商帮中出现较早、影响也较大的“建水帮”主力。另有1897年由周柏斋、周厉斋创立的“顺成号”，成为滇南巨商。
　　在滇南与老、泰、柬、缅等国的贸易中，河西（今通海一带）、玉溪、峨山等地的回族马帮商人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据称，这一带的许多回民都依靠赶马帮到思普沿边及泰国、缅甸、老挝做买卖为生。
　　在近代，云南的外贸商人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外贸商人同时兼有货主、运输商（马帮主）、零售商等多种角色。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大都自己养马，外出经商时便赶着马匹驮运货物，成为走四方的马帮商人。即使是代客运货的运输商人也不完全靠收取运费为生，而大多还兼做商业贸易。他们通常把甲地货物捎往乙地销售，以此获利。大的马帮商人组成的商队通常还有武装护卫，从而形成了集采购、运输、贩卖、武装押运为一体的特殊商人集团。
　　华侨商人：身在异邦心向桑梓

　在近代，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大都自己养马 配图

云南省有四千多公里漫长的国境线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这样的自然地理情况，使得边境一线的各民族得以侨居他国或进行季节性往返贸易。即便是在远离边境的弥渡、祥云、普朋、南华、姚安、大姚等地的汉、白、彝等各族小生产者，也在每年秋收过后，成群结队地前往缅甸边境的一些矿山挖矿做工。
　　由此演化，由于运输的需要和对外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于是云南腹地的各族群众中，也出现了不少季节性往返的侨商。如河西（今通海）、玉溪、峨山一带的回族，从清光绪初年起，就有由经营马帮从滇南思茅、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一带经缅甸、老挝抵达泰国进行季节性往返的侨商贸易。他们几乎在东南亚的整个旱季中，都侨居他国进行贸易活动。有的或因贸易活动不顺利或其他原因不能在来年春耕时节返回故里，就滞留于泰、缅地域进行短途贩运，由此而在国外定居。
　　近代云南华侨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由滇南前往异国的华侨，主要集中于泰国，而且以回族居多；分布于上缅甸各地的滇侨，则主要来自滇西一线的腾冲、龙陵、大理等地区；少数分布于印度的云南华侨，则多为由滇西北的中甸、丽江等地区去的少数民族商人。例如中甸的藏族商人马铸材，就曾长期侨居印度进行滇、印、藏之间的“三角贸易”。
　　晚清时，边界重镇腾冲、河口、思茅、蒙自相继被辟为商埠，更规定在滇缅陆路边界实行免税贸易，为对外贸易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云南的对外贸易前所未有地发展。因经营对外贸易的利润很大，许多商人都把自己的经营重点投向进出口贸易。这种情况对于当时已积累了一定财富而又熟悉进出口的一部分华侨而言，自然更不例外。他们纷纷开设商号，从事进出口贸易，从而成为当时云南商人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僧侣经商：掌控中甸经济市场

　　在近代云南商人中，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商人群体引人注目，这就是长久以来在中甸藏族地区所形成的寺院经济中的僧侣经商现象。
　　中甸县位于滇、川、藏三省交界，自古以来就是茶马古道的交通要塞和互市场所。距县城五公里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这就是康熙皇帝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所建的藏区十三林之一——噶丹·松赞林寺。松赞林寺是当时垄断中甸经济发展的最大机构。
　　公元1688年，应达赖喇嘛请求在中甸立市，这就为松赞林寺喇嘛商人参与频繁的滇藏贸易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松赞林寺凭借自己雄厚的政治经济势力以及与康藏各寺院密切的关系网络，进行滇、印、藏“三角贸易”，逐步成为中甸经济和市场的垄断者。
　　松赞林寺拥有大批的交通运输工具——骡马，还有雄厚的经商资本。当时中甸资本最大的汉族商人周汝奇和蔡文春，所有资本也不过20万元，在雇不到骡马或治安不好的情况下，他们很少进康藏贸易。于是，具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中甸松赞林寺喇嘛藏商便把运来的藏滇印货批发给中甸商贩，来自云南内地如丽江和鹤庆的滇商也只有到松赞林寺才能购买到大量的酥油、毛皮和药材等藏货。因此，中甸松赞林寺便成为滇、川、藏、印、中甸货物的集散地及互市场所，操纵着中甸的市场与物价。
　　此外，在清代云南的商人有一种居间撮合、介绍买卖的中间商人，成为牙商群体。随着社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牙行商人的地域分布表现出从商业都市、交通要冲向乡村市镇推进的趋势，行业分布也表现出由从事大宗贩运买卖的中介行业向撮合零星日用商品交易扩散的态势。牙行商人的活动成为当时商品流通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

　　因商成市：云南市场丰富多样

　　纵观历史发展进程，商业发达与否，往往与人口聚居以及购买力集中程度有密切关系。反过来，商人集中的地方商业发达，又促进了城镇的兴起与发展。云南的商人及商人资本首先集中于人口密度和购买力都较高的商业都市，如昆明、大理等地；其次是那些商路沿线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如永昌、腾越；再次则是散于全省各地的中小市镇，如个旧、东川等。
　　在云南各民族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市场类型。元时，云南大理白族地区出现了午前聚集交易，日落而人散市终的“街子”。在傣族地区，则是每五天赶一次街子。到了明代，云南各地普遍出现了集市，集市名称也变得五花八门。就其命名而言，有以十二生肖命名的，如逢子日赶集称为鼠街，逢丑日赶集的称为牛街，逢辰日赶集称为龙街；有以旬日命名的，如于每旬二、六日赶集的称为二六街，于每旬第九日赶集的称九街等。
　　此外，很有意思的是，明清时期，云南各地的集市还随时令的不同以及侧重交换商品的不同，形成以交易商品命名的现象。如正月为灯市，二月为花市，三月为蚕市，四月为锦市……除一般的乡村集市外，云南各地还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大型商品交易会。如三月街、丽江骡马会等。
　　而以贸易方式来讲，云南各民族的贸易方式以集市贸易、城乡店铺贸易为主，此外，由于云南境内自然和地理状况非常复杂，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一，使物物交换这种较为原始的交换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存在。随着物物交换的不断进行，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交换活动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一般等价物。如怒江等地的傈僳族和怒族在以物易物时，黄牛、铁锅几乎成了基本计价单位，甚至买卖土地、抵偿债务、给付嫁娶聘礼嫁妆等等，都以黄牛和铁锅为计值单位。此外云南还形成了马帮贸易、朝贡贸易等形式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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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上金箍的马鞍子，佩上晶亮的银铃，驮上山里人的物品，带上亲人们的嘱托，我赶马的年青人呵，离开家门奔他乡……”
　　这是一首在云南民间流传甚广的《赶马调》，这古老的歌谣描写的是常年奔波于崇山峻岭间，在各民族地区间贩运商品、互通有无的特殊的商人群体——马帮赶马人的生活。
　　在云南境内山高路险，地形错综复杂的广大地区和边境贸易中，运输几乎要全靠人畜之力。加之云南盛产良马，于是马帮便成为最方便、最经济的运输形式。

　　马帮：古老的运输业

茶马古道 配图

云南马帮形成于何时，史书并无准确记载。但早在西南丝绸之路的博南道通行前后，已经开始出现了马帮。后来，由于商品流通规模进一步扩大，运货的途程也越来越远，往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才能走一个来回，临时性马帮显然已不能适应要求，于是又出现了专业性马帮。
　　清代是云南马帮运输大发展的时期。由于交通运输条件有较大改善，省内各府州县之间、与相邻省之间，甚至与邻国之间都建立了密切的交通联系。驿站、铺递遍及全省，铜路、茶路、水路沟通城乡各地。据记载，清代全省置驿81处，有夫役1647人，驿马508匹。
　　到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云南，云南传统的、封闭的地方市场，开始被纳入与世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开放性市场体系。但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前，云南境内仍然以人畜驮运的马帮运输为主。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云南地区古老的马帮运输业，在近代获得了迅猛发展，达到鼎盛。
　　马帮运输经营的运输路线长，自滇西北入西藏可达印度；滇东南入越南、老挝；滇南入缅甸可达泰国或印度，其足迹遍及云南全省、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诸国。在当时的云南地区，除有专业性的马帮外，另有一些资力雄厚的商帮或商号，为解决大量进出口货物的运输问题，往往采取自办马帮或固定租用马帮的形式。此外，在马帮运输迅猛发展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一批专业经营马帮的大户。如凤仪的包有才，拥有100多匹骡马，专门雇佣了“马锅头”和赶马人；玉溪后裕乡尹家，是名噪一时的大马帮。至民国年间，仅大理、凤仪一带就有马帮大户十七八家。
　　在马帮商人行走四方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利用产地、销地巨大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批零差价来赚取利润。同时，马帮“讲信誉、重诺言”也是家喻户晓的。、

　　丽江：滇藏贸易中转站

茶马古道上的运茶人 配图

纳西族从事商业贸易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唐宋时期，纳西族先民与吐蕃、南诏、大理等地的贸易已相当频繁，这在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中便有记录。纳西族主要的聚居地丽江地区，是云南西北地区与四川、西藏、印度的交通孔道、滇藏贸易的中心和枢纽。加之丽江自古以来就是云南良马“丽江马”的出产地，这就为丽江纳西族商帮尤其是马帮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内地来的商人因安全条件、语言、风俗习惯等不相适应，所以到丽江即止。同时康、藏商人也是到丽江就不再前进，原因在于对内地相当陌生。而丽江恰好与两地区接壤，边界相连，气候、语言、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基本融会贯通，起到藏区与内地经济交往的中介作用。
　　后来由于丽江重要的地理位置，其县城大研镇逐渐成为当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各地商帮，如喜洲帮、鹤庆帮、腾冲帮、西藏帮以及北京、山东、江西、湖南等地商帮均在此设立商号。在这些商帮商号的影响和带动下，纳西族商人不满足于仅从事远途贩运贸易，也加入到就地从事商业经营的行列中来。他们先是到鹤庆、喜洲、腾冲等商帮的商号中提货，开店零售，后又以“入伙分红”的形式投资到鹤庆、喜洲、腾冲商帮中，成为股东。在投资、经营获利后，因资本日趋增多，便脱离而出，建立起自己的商号，自主经营，成为独资经营的行商。
　　纳西商帮的许多商号大多拥有自己的马帮。而马帮从事的远程贸易，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帮的发展和壮大，使其对藏、印的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据统计，丽江纳西族从清末以来到藏区贸易的商号有30多家，往来马帮已达上千匹驮马。大研镇北阿迎昌村因之成为专门接待马帮的村落，有不少纳西族的“马锅头”和小伙计（商号帮工）以穿藏装和说藏话为荣。

　　腾冲：玉从石生

　　玉石原产于缅甸，那里是世界最大的产地，产量占全球的90%。但翡翠却是由中国人最早开采并形成交易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缅甸出产的玉石几乎全部运往腾冲集散，占世界交易额的90%。1902年腾冲的玉石进口量为271担，1911年增至628担，1917年已剧增至801担。腾冲因此得名“翡翠城”。
　　现代都市里的人都知道炒股票利润大，风险也大，一夜之间可以发财，顷刻之间也能破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做玉石生意也是兴衰沉浮，大起大落。清嘉庆年间，腾冲城南绮罗乡的玉石商人尹文达，从猛拱老山的玉石厂驮回一块通身深黑的大玉石，许多行家看后都说不值钱，于是便将其随手扔在门口。由于来他家的客人总在那块石头上拴马，日子一长，皮绳磨，马蹄踏，那石头上竟显出了晶莹的绿色小点。尹文达忙把它抱去解磨，竟是大块的绿色翠玉！他把其中最好的材料做成了两只翡翠宫灯。据说中秋之夜他将一只拿出来悬挂，竟将整个院子都映绿了。精明的尹文达又把余下的边角碎片做成上百副耳片，在当时每副便值二、三十两白银。
　　另有腾冲人官某，从20岁就上厂挖玉，整整挖了50年，却连块像样的玉石都没挖到。一天，他坐在山头上遥望家乡，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失声。哭罢起身撒尿，突然发现冲出了一块有点发绿的石头，竟然是块艳夹淡水绿的大玉石。从此，官某70衣锦荣归。

　　高原女人：撑起商贸半边天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中，妇女不能轻易抛头露面，更不用说入市交易了。但在云南地区，各民族却较少受此羁绊，很多妇女不仅能出入市井，而且在商业贸易中还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
　　大理、鹤庆、剑川等地的白族妇女，从清朝初期以来，每逢赶街都要背着货物到市场上做生意，这种习俗一直沿袭至今。她们背着针线、手工艺品等进丽江、中甸等地，换回皮毛、药材等山货土产。有的甚至背运木器到各地销售，或深入山区收购香菌、药材等农副产品。这种做法俗称“背背子”。
　　纳西族妇女历来便有经商的传统。清代，她们常常背着商品外出售卖。抗日战争时期，纳西族妇女经商的人数更是大增。1944年，丽江大研镇共有1058名本地经商者，其中妇女就有440人，约占总数的44%，比例之高，为国内罕见。
　　在滇南傣族地区，傣族妇女十分勤劳，不但承担了家里家外一切事务，出入城乡集市、以有易无更是她们分内的事。从元代云南集市形成开始，在傣族地区就有专门为妇女开设的“早市”（即露水街）。天还未亮，傣族妇女就挑着农副产品入市交易，太阳刚出、露水未干便完成交易散市，匆匆赶回家做家务或下地劳动。
　　在近代云南的大商号中，还出现了一些精明强干、知人善任的女性经营者和管理者。“洪盛祥”可谓典型。
　　作为近代名震西南乃至东南亚的大商号，“洪盛祥”由腾冲人董绍洪于清末创办，主要经营石磺、翡翠珠宝、棉花棉纱、茶叶等进出口业务，并经营汇兑。董绍洪去世后，“洪盛祥”即由“老太太”李氏总管。李氏是腾冲的一个奇女子，她知书达理、精明能干，秉承“洪盛祥”一贯的经营原则，对五个儿子要求严格，对店员们却很宽厚。李氏经营“洪盛祥”直至七十多岁。
　　云南各民族妇女就是这样以其智慧和汗水，在商业贸易这个原属于男性的世界里，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为云南商贸的发展增添了一道独特而又亮丽的风景。

转载自罗群 罗敏所著《话说滇商》

生活新报 首席记者 冯兴杰 本报记者 武艺漩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院长罗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