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生：上世纪东巴文化研究述略

9 6 月, 20209 6 月, 2020 admin 3136 Views 东巴, 纳西族

东巴文化是自发地产生于纳西先民原始社会阶段，而流传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一种原始宗教文化。纳西先民创制了一套原始文字(俗称东巴文)，记写了应用于这种原始宗教的几万卷经典(约一千种)，由于所保存宗教仪礼的原始性和文字的原始性，客观上成了人文学科研究领域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而这一文化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是19世纪末的事。西方人拉卡珀里尔氏于1885年发表了第一篇题为《西藏境内及周围的文字起源》的文章论及东巴文。而后，法国人巴克于1913年出版了《么些(纳西)研究》一书，巴克教授是西藏学的专家，他在纳西族地区搜集的东巴文不足三百七十字，且记音释义尚欠准确。但他的书的出版，给当时的学术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西部的纳西(旧称么些)族，是一个保留了古老文化的民族，是创制并还使用着图画象形文字的民族。

巴克之后对纳西族东巴文化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是美籍奥地利人洛克(或译骆克)博士。魏治臻编译的《美国研究纳西族的学者骆克简历和著作简目》称：

洛克，1884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13年入美国籍，1919年获植物分类学教授学衔，原是个地道的植物分类学家。1922年2月，洛克以采集植物标本为目的，第一次到中国，由云南入境经思茅到达丽江。1924年他带着八万件植物标本和文物文献到华盛顿，同年11月第二次到中国。此后洛克频繁往返于美中之间，不断将纳西族地区的文物和植物标本劫走。1926年起，洛克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纳西族宗教文化和历史语言的研究上。1944年洛克曾与燕京哈佛学社商订五年调查研究计划(1945年7月—1950年7月)，哈佛大学以巨额美金买下其所搜集的东巴经书。1949年8月12日，洛克乘专机离开中国，先后断断续续在纳西族地区耽了27年。

洛克著作除大家熟知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和《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两书之外，还有《中国云南省腹地土著民族纳西人举行的驱鬼经仪式》、《纳西文献中的洪水故事》、《纳西巫师占卜经的起源》、《纳西文献研究》、《么些萨满教的创始人多巴神罗的诞生和起源》、《卡玛久命金米吉的爱情故事：译自纳西象形文字手稿的纳西族爱情故事》、《祭天仪式或纳西人奉行的祭天》、《纳西人的纳加崇拜及其有关仪式》、《纳西葬仪与纳西武器起源的特殊关系》、《中国西南的纳西人支玛丧仪》、《中国西藏边陲纳西族的生活和文化》、《德国所藏东方手稿纳西文写本目录》等。

洛克是第一个把纳西族东巴文献大量地、有目的地带到海外，并从文化学、民族学、语言学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工作的外国学者，尔后的麦克唐纳教授(法国)、安东尼·杰克逊教授(英国)、博克曼教授(挪威)等，无一不是从洛克带去的材料中了解到纳西东巴宗教文化并做出了学问，特别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杰克逊，他当年的博士学位是写《纳西族的宗教》一书而获得的，他所根据的材料都是洛克的书。

洛克离开了中国还恋恋于丽江，他在1949年8月24日写给埃尔默·梅里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一切都好的话，我愿回到丽江去完成我的工作……我宁愿死在那秀丽的山岭之中，而不愿意躺在医院凄凉的病床上。”(见魏治臻文)1962年12月5日，洛克以心力衰竭病逝于檀香山洛尹·马克斯家中，终年79岁。

洛克着藏服照

国外的学者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的搜集和研究，引起了国内一些有学识有眼光的学者的注意。在国内学者中亲自进行艰苦的田野工作，从科学的角度对纳西族的东巴文化进行搜集和着手研究的，首先要数方国瑜教授。此前两年，纳西人杨仲鸿在东巴和华亭的帮助下编有《么些文东巴字及哥巴文字汉译字典》，未出版书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1932年夏，方先生将卒业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刘复(半农)把法国学者巴克所著《纳西研究》一书给方先生，说：今天还有人应用东巴文，说明它是一门有特殊价值的学问，若能深刻了解纳西族社会生活，精通东巴经中的语言，自可得其奥妙，对人类原始文字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的探讨，可能作出很有价值的贡献。并鼓励方先生回本乡去学习东巴文字。1933年秋，方先生遵照刘半农先生之嘱回到家乡，约请周汝诚、杨品超二位深入到金沙江峡谷地带、玉龙山周围高寒地区遍访东巴，向东巴学习经书、文字，请教东巴教的各种仪式。经过五个月的努力，成稿一捆，准备编写《纳西象形文字谱》。1934年6月，方先生回到了北京，当时半农先生患病卧床不起，不久便去世，方先生失去了向半农先生请教的机会，为了完成《纳西象形文字谱》一书，又到南京，从赵元任、李方桂二先生治语言学。1935年8月，书成。方先生至苏州从李根源谒章太炎先生请教，太炎先生看后很高兴，即时命笔为之写序，并嘱以结合殷周古文字多作研究。太炎先生在序文中称：

余尝谓汉族出自西羌，大禹一出而奠九州之疆土，吾今所以为中夏者实西羌之才俊使然，更溯其先高阳起于若水。若水即今雅砻江也，高阳者即古么些之种欤?尝到意欲求西羌旧迹而其书籍不传，中土人士亦鲜与其人酬对者。今幸见方氏书足为余说佐证，翼日转益穷究，所待当校兹愈广，于以辨章种姓，遍追系世，使外人疑议之词一旦廓然都尽，岂不快哉，以是书为先导可也。

章太炎这个学界泰斗，真是慧眼识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纳西族古代思想材料在学术研究中重要价值。

1972年12月，郭沫若先生致函方国瑜教授，函称“大著《纳西象形文字谱》已经改好了吗?甘古之说极有意思，我责成早日改好，影印出版。”

三中全会以后，在科学的春天里，方先生的《纳西象形文字谱》在和志武先生的协助下，终于在1981年出版，是书先后四易其稿，历经半个世纪，凝聚了方先生的心血。它是中外东巴文化研究领域中里程碑式的大著。

方国瑜（右）与和志武（左）（《民族画报》1981年第五期）

方先生《纳西象形文字谱》正式出版之前，纳西古文字方面的字词书问世者计有三部：洛克著《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一、二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第二卷出版于1972年，均在洛克逝世以后出版；李霖灿先生著《么些象形文字字典》(1944年)及《么些标音文字字典》(1945年)印行。方书成书最早而出版最迟，然而由于容易购得等原因，其学术影响最大。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国著名教授语言学家罗常培调查了云南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著有《语言与文化》一书，其中用了不少纳西语辞的材料，罗称云南是语言的黄金地。傅懋勣教授在《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自序中说：“国人研究么些语文者，有吾师罗先生莘田(常培)及方国瑜、陶云逵、闻在宥、李霖灿诸先生”。傅先生是罗常培先生的高足，是研究纳西文卓有成果的著名学者。

1940年春，傅懋勣先生到纳西族地区“始治维西么些方言，后五年夏，治丽江么些方言，兼得略窥其经典文字。”傅先生对东巴古籍的研究“一字一句之疑难往往沉思深故，旬日而不决”，治学可谓严谨矣，想起今天一些浮躁不安的所谓“学者”任意发挥的“高弦妙著”，真令人扼腕。

1948年傅先生发表了《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一书。

1980年傅先生应日本东京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到东京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担任访问研究教授。1981年在日本发表了《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上册，1984年发表了下册。傅先生在该书《后记》中称：

我是怀着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尽可能多做一些工作的心愿。来写这部经书的……三十多年来我不断地想起1945年我在丽江调查纳西语文的时期，为我通读这本经书并在解释疑难问题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和芳先生，可惜他已去世多年，未能看到这部书的最终完成，来表示我对他的怀念。

1981年傅先生在《民族语文》上发表了题为《纳西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区别》一文，傅先生说：过去所谓东巴象形文字实际上包括两种文字，一种是图画文字，类似连环画的文字，一字多音节；另一种是象形文字，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并据东巴经资料从东巴文经书中图画文字的特征与东巴文经书中象形文字的特征两个方面详加论证，并据此提出了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

“在古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由简单的表意图画发展到图画文字，就进入了文字的范畴。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然后由图画文字发展到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的象形文字，或者叫形意文字，或者也逐步地产生了形声字，这是文字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步骤。”

接着傅先生对纳西东巴文资料价值作了高度的评价：

感谢纳西族的祖先在文字发展的这两个步骤上为我们提供了明确重要的范例，特别珍贵的是纳西族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完整的、依靠东巴经师可以完全读出来并且解释清楚的图画文字的经书。我们不能说，古代图画文字的类型完全和这种图画文相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图画文字的经书是我们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古代图画文字的一种最有价值的范本。

先生于1983年8月参加了在东京召开的“第三十一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提交了题为《从纳西图画文字看纳西民族学的某些特点》的论文。同年九月傅先生在美国的夏威夷和西亚图先后参加了“华语社团中语言现代化和语言规划会议”和“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会上傅先生分别提交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关于纳西图画文字和音节几个写本中一处正文的校定问题》两篇论文。在参加了以上三个学术会议以后，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关于两国互换高级学者的协定，傅先生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和讲学，在此期间，傅先生访问了五所大学，在西亚图的华盛顿大学作了《纳西族图画文字的结构特征》的学术报告。傅先生还访问了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重点观察了这两个图书馆所藏纳西族图画文字写本。

傅懋勣教授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逝世于1987年，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顾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民族语文》杂志社主编。傅先生的夫人徐琳教授曾说：“懋勣酷爱纳西东巴文化。我家的客厅里悬挂一幅云南画院副院长姚钟华为他所画的玉龙雪山油画。懋勣经常望着油画遐想、赞叹纳西族先辈的聪明才智，为后代留下这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东巴经书。他不但自己研究，还鼓励年轻一辈研究。”又说：“懋勣生病住院期间，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只有对回国探视的小女婿说了，要他转告小女儿京起，以后要学习研究东巴文。懋勣在病榻上，而心挂的是纳西东巴文，东巴文在他心中有多么重的分量!”(见徐致李静生的信)。

傅懋勣

与傅懋勣先生初到纳西族地区同时，我国又一个学者——李霖灿先生于1939年6月涉足丽江地区作艺术考察。这位原是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的艺术家，一与纳西族东巴图画文字接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东巴文化研究的学术领域中做出了突出成绩。

李霖灿先生与纳西族东巴文化结缘之后，他一面以卖画维持生计，一面开始翻译纳西东巴经书。1941年9月，他得到了当时教育部对么些文字研究的补助费。1942年，他又受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聘请，专门从事搜集调查研究纳西东巴经的工作。

李先生经过四、五年的艰苦搜集研究工作，于1944年和1945年在东巴和才和语言学家张琨的协助下分别完成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和《么些标音文字字典》两书的编著工作，并由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印行。

1946年，闻宥先生在《燕京学报》上撰文评李霖灿先生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对该书作了恰切的评价：

李君此书取材之富，实为已往所未有。每字下之音读，精确可信，亦远胜洛克不合理拼切(例如gk－,dt－等，皆极费解)。自此书出，而巴克书中文字之部分已成废纸。其中小小疵累，诚有待于将来之订正，而其跋涉搜访之功，固不容淹没者也。

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共收录二千一百二十个东巴字。

1957年，承李方桂先生推荐，李霖灿的《么些经典译注六种》得以出版，书出之后，胡适先生曾对李霖灿说：“那些故事真有趣，就是版本太小了一点，我正要去买一个放大镜来仔细的看呢!”李方桂先生也在一系列语言学丛书上为文推荐。1977年，李霖灿先生又出版了《么些经典译注六种》的增补本《么些经典译注九种》，李先生在该书总序收束时深情地写道：

总之么些是我国西南边疆上一支优秀的民族，自创有象形、标音两种文字可以为证。现在结集在这里的译注九种是我和一些朋友年轻时候的心血结晶，从这里可以正确地深入了解这支边疆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宗教方面。至于我个人，因为四十年沉缅于斯，又对美丽的玉龙大雪山情有深眷，希望我的这一方面的著作都能为丽江父老和大雪山灵所喜，我爱这里的一切，不但时时思念，他日化去，我的精灵魂魄亦必定会萦回栖憩于斯，因为在这里度过了我最美丽的年轻时光。同时工作本身，以经典的翻译为例，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以这项追求作为我生活的高标，请看展示在序文前面的这一册么些巫师接神经典的原貌是如何地精美动人!

李霖灿先生除上述著作外，尚有《释丽江木氏宗谱碑》、《么些文字的发生和演变》、《与骆克博士论么些族形字音字之先后》、《论么些经典版本》、《么些文音调图表》、《中甸县北地村的么些族祭天祀礼》、《么些族的故事——一个文学观点的研究尝试》、《么些族迁徙路线之寻访》等论文，后结集成论文集，由国立故宫博物院于1984年7月在台北出版。

1949年，李霖灿先生到台湾，主要从事美术史的研究工作。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李霖灿（《玉龙往事.纪念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成立五十周年》）

解放以后，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信心百倍，意气风发。为了使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建设社会主义，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各民族互相平等，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心理，风俗习惯，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等民族政策，深得民心。

为了不致使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化这项极其珍贵的思想财富无形中消失掉，为了继承并发展纳西族优秀文化，60年代初在徐振康、平青等同志的倡导下，丽江县组织人力，拨出专款，从中央民族学院请回周汝诚先生并组织李即善、周耀华、桑文浩、赵净修诸先生，聘请和芳、和正才等老东巴，对纳西族东巴文化进行了抢救的搜集、翻译工作。当时先后搜集了五千余卷东巴经书，搜集了大量画幛和东巴法器，并翻译了一百多种，石印了二十二种东巴经书。和万宝同志说：“抢救资料本身就是存亡继绝的工作”。三、四十年代的先行者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六十年代搜集翻译者的功勋也是不朽的。

丽江市博物院对徐振康抢救东巴文化的功绩介绍展板

以后由于 “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极左政治运动的冲击，六十年代初进行的这项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化建设工作中途夭折。县委领导及搜集翻译的同志为此蒙受了不白之冤。然而万幸的是当时搜集的五千余卷东巴经书和其它资料幸免于难。

那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从狂迷状态中清醒过来，对过去一系列的“运动”和“革命”进行了冷静的、深刻的反思。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妄图一刀割断自己的传统历史文化是愚蠢的。要发展新文化也只能在已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这是个规律。

在这样思想认同的基础上，在和万宝同志及方国瑜、和志武等的积极努力下，1980年6月又在丽江成立了“东巴经翻译整理委员会”，并得到了地委和行署的支持。

1981年5月经由云南省委批准，在丽江成立了“东巴文化研究室”，省委(1981)28号文件称：

省委同意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由省社科院和丽江行政公署双重领导，研究室由和万宝同志兼任主任。云南大学方国瑜、省历史研究所和志武二同志兼任顾问。

东巴文化研究室成立以后，清楚地意识到“抢救”这项文化资料的紧迫性摆在研究室面前的情况是，数以万计卷的经书尚未认真清理编目，大量的书尚待翻译，东巴教各种仪式还没有认真详细地作过记录。凡此种种，离开了东巴(祭司)，我们是束手无策的，而当时东巴的情况一是少，二是年事已高。人生的老和死是自然规律，无法抗拒，我们必须得在存世不多的这几位东巴在世的时间里依靠他们，把这些东巴古籍清理出来，翻译以后，介绍出去。这就是东巴文化研究室(后改所)的使命，也就是东巴文化能否真正存亡继绝的，至关重要的一项基础工程，研究室先后聘请了十个老东巴。

文化建设事业方面有再好的决策，如若没有上级领导部门的支持资助，那也将一事无成。东巴文化研究室成立以后，得到了省地县各级领导的支持，同时得到了省社科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资助(这两家的资助，由于国家对事业单位经费缩减先后于1986年和1987年停止)，研究室利用了当时有充足经费的有利条件，聘请了六位相当有水平的东巴，为了加速翻译抢救工作。研究室于1982年7月至9月开办了有三十多人参加的标音对译东巴经书训练班，培训三个月后，筛选了18名优秀人员与之签定了合同，留在研究室加强标音、对译东巴经的工作。当时计有三十多名参加这项工作，东巴经翻译可谓极一时之盛也。

和万宝（右三）和东巴翻译工作组同志（《民族画报》1981年第五期）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东巴研究室取得了如下成绩：

1、标音、对译了一千二百多卷(偶有复本)东巴经书。

2、内部印行了二十五种原文、国际音标、对译、直译四行对照东巴经翻译本。

3、公开发行了三卷四行对照翻译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1年，东巴文化文化研究室改为东巴文化研究所。

东巴文化研究室创办伊始，和万宝同志就指出：创办这个研究室的目的“一是抢救，二是研究”。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在研究所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东巴经翻译整理的抢救工作已近尾声，摆在研究所面前的问题是，翻译整理好的近一千种东巴经书出版问世的问题，这批东巴经译稿、书名已定成《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共100大卷)，需要几百万元的出版经费，这钱往哪里拿?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事关抢救的成败。此前，所里也由下而上给省里打过要求落实出版经费的报告，关心此事的学者们也在多方呼吁，但因所涉数额巨大，终归泥牛入海。1995年春，所长和万宝拖着病体从昆明返回家乡大来村，这或许就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契机了。1995年3月3日，赵世红、李静生特意赶到大来村，为出版经费一事，请求和万宝跟当时任省长的和志强写一封信，和万宝也觉得事不宜迟了，他靠在椅子上，斜歪着身，写下了如下短简：

和省长：

兹介绍东巴研究所副所长赵世红同志前来汇报，请予接谈。东巴全集出版是件大事，请直接过问。我赞成丽江行署意见及出版局的倾向性意见，请定夺!

粗体尚好，顺祝

你及全家大安好!

和万宝

3月3日

赵世红把和万宝致省长的信附在丽江行署的报告上，托省长办公室主任李锡康同志送到了省长和志强的手里。3月29日，省长在和万宝的短简右边空白处作了如下批示：

同意借给丽江行署出版东巴全集。

和志强

3月29日

这样，终于落实了400万元的出版经费，《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出版问世算有了经费保证。

（采自在丽江黑龙潭展示的三项世界遗产成就展）

2001年4月15日，在祖国首都北京举行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首发仪式。耗时二十年，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与希冀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已出齐，宣告正式出版发行，“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集”的出版，奠定了纳西文化学最坚实的基础，它预示这一领域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和万宝所长为“全集”写下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

见此“全集”，理应铭记具有远见卓识、大无畏精神的先驱者们，与学者共事研究的东巴先生们，他们率先叩响了东巴文化大门，传扬出去，开山创业，卓有成就，功垂青史，永不湮灭!整理出版民族古籍，要做搜集、辑逸、识读、记音、记义、注释、翻译、编目、校审等大量繁难工作。幸赖一批品学兼优，富事业心的研究人员，与博闻强识，乐于奉献的老东巴一起，敢入一道冷门，甘坐数十年寒窗，任劳任怨，含辛茹苦，认真细腻，锲而不舍，“全集”垂完稿付印，基本完成了抢救东巴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他们的时间并没有浪费，心血并没有白花，手捧新书，必有丰收的喜悦，告一段落，将有更上几个新台阶的勇气。编译难，出版更难。在“现代新潮”出版一个小民族的古籍全集，更是难上加难。在许多人看来，东巴古籍是陌生的、神秘的和不可理解的。要对编译出版研究的事取得共识，得到理解，让人们认识东巴文化有些什么价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些什么意义，是要做长期大量的宣传工作的，既奔走呼号、大声呐喊，也苦口婆心，轻声细语，不倦不急，启蒙不止。否去泰来，东巴文化是幸运的，其事业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事业部门、社会团体的领导和支持，一直得到成百上千中外有识之士的关注与参与，这是事业成功的必要外部条件，无此条件是不可思议的。东巴文化研究事业方兴未艾，更要争取到必要的各种条件，协调好必要的各种关系，吸收到更多的专家学者。“全集”当然不是金科玉律，尚须不断校勘、诠释、增补、厘定。但是“全集”已是东巴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有此就可以使研究进一步深入、拓宽。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出版以后，获得了中国国家图书的最高奖项，“全集”顾问、著名学者任继愈、季羡林就此作了高度评价。季先生说：“‘全集’的出版，不是一个民族的事，而是一个国家的事”。

上世纪中叶，日本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西田龙雄先生发表了《活着的象形文字》(1966)一书，书中探讨了东巴象形文的构成原理、哥巴文字的诞生等相关东巴文的问题，该书于2001年3月再版。西田先生也于80年代和90年代两度访问东巴研究所。

1985年6月，郭大烈、杨世光编《东巴文化论集》问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40篇论文，编者在《后记》中说：

“本书所选的文章，主要是解放后我国学者研究东巴文化的成果。”

1986——1989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三卷。

1991年，郭大烈、杨世光编《东巴文化论》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2年，和钟华、杨世光主编《纳西族文学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4年，郭大烈、和志武著《纳西族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2年，郭大烈编《纳西族研究论文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8年，华东师大王元鹿教授专著《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90年代，西南师大喻遂生教授发表了《汉古文字、纳西东巴文字注音式形声字比较研究》、《纳西东巴学、汉古文字中的“转意字”和殷商古音研究》等一批较有深度的学术论文。

1995年杨福泉著《原始生命神与生命观》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3年，白庚胜、杨福泉编译的《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9年，杨福泉著《魂路》由海天出版社出版。

2001年，白庚胜著《色彩与纳西民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回顾上世纪，东巴文化研究的成果从筚路蓝缕到蔚为可观，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可用资料不足，造成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不足。《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出版，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资料不足的局面，我们希望在新的世纪里涉足这个领域的学者，都能以方国瑜、李霖灿等前辈学者为楷模，学习他们严谨踏实的学风，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成果。

选自《丽江古城文史》第1辑，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