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为西南联大带来自由空气

　　眼下社会上广泛热议的“教授治校”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之所以选择清华和西南联大，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个人的背后努力息息相关。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综合报道

　　1945年八九月间，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四散开来，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大欣喜里。梅贻琦已经开始为清华大学北上复校而忙碌，不得不频繁往来于昆明、重庆和北平之间，以至于西南联大的同学们在校园里都很难再看见他了。

　　这时候，作为代理清华校长和联大常委的叶企孙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当时的正式身份是，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联大理学院院长。事实上，早在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之前，叶企孙就曾经临时主持过一段时间的清华校务，甚至眼下社会上广泛热议的“教授治校”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实现，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个人的背后努力息息相关。正是这一制度，在西南联大八年艰苦的岁月里，成为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也造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要想我们的国家不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叶企孙

　　代理校长的头疼事

　　代理校长的位置并不太好坐。除了日常性的校内事务需要料理之外，突然爆发的意外事件也不得不让他分心。1945年12月1日，昆明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在随后进行的集会游行和“反内战”宣传活动中，国民党军警及其控制的特务、暴徒对青年学生大打出手，争执过程中先后有四名学生死难，其中两名来自于联大师范学院。

　　学校该怎么办？老师们怎么办？很多人都在看着叶企孙。

　　第二天上午，西南联大紧急召开第三次教授会议，叶企孙以大会主席身份出场，在通报了惨案发生经过及学生死伤情况之后，教授们举手表决，形成了在今天看来对学生相对有利的几个决议。其中包括，推派教师代表参加死难学生入殓式，建议学生自治会将死难者安葬于校园，向地方军政当局交涉、准许学生抬棺游行等。

　　下午三点，入殓仪式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举行，代常委叶企孙亲自出席并担任主祭人，汤用彤等三名教授会代表也到现场吊唁。根据云南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云南师范大学编纂的《一二·一运动》一书，当时叶企孙“欲言无语，而停止致词”，几名联大代表也是“哽咽着勉强说了几句话”。过去的教授，在面对政治压力时，总是毫不犹豫采取保护学生的态度，但是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却又保有自己的看法。早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当时尚在清华物理系读书的王昌参加了请愿活动，并亲眼目睹了同班同学韦杰三被军警打死。“他在我身边倒下，血溅我的衣服”，回到学校，王昌向叶企孙描述当时的情况，叶企孙变得十分激动，他盯着王昌，严厉地问：“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要想我们的国家不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但这一次不同了，“反内战”声势越来越浩大，甚至连联大教授会自己，都在随后召开的第四次教授会上通过了停课七天的决议，支援学生们的罢课、游行。一时间，讲师、助教和职员们纷纷效仿，昆明市其他大中学校的老师们也很快参与进来，一场声势浩大的罢教、罢课、罢工洪流席卷昆明城。

　　教授会的权力

　　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蒋介石先是委派在重庆工作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回重庆。傅当时是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同时也是联大常委之一，在他的主导下，联大第五次教授会通过了恢复上课的决议。但教授们也不是没有提自己的条件，那就是，校方必须就学生死伤事件向报界发公开声明，并且还要以教授会的名义，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朱经农，让他转达国民党政府，“应严惩凶犯和主使人”。

　　在这次会议上，教授会对校长权力的制衡表露无疑。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教授们竟然要求，这封信里应直接点名时任云南省代理主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黄对惨案负有行政责任，“尤应先行撤职”，最后竟也获得了通过。

　　很快，梅贻琦也受到了来自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压力。朱告诉梅，政府在必要时可能解散西南联大。12月13日，梅贻琦返回昆明，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他先后组织召开第六次至第九次教授会，一边尽力说服教授们帮忙劝导学生，一边接受教授们的建议，督促国民党政府将李宗黄撤职。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学生们在复课问题上态度也十分果决。不独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整个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们组成了专门的罢课联合委员会，他们彼此声援、共同进退，“严惩凶手绝不复课”。

　　这让一向爱护青年学生的梅贻琦陷入了两难。根据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纂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梅贻琦曾在第六次教授会召开前向几名教授诉苦，“他感觉无望，不得不做出决定，退避以让贤路”，惊得教授们纷纷挽留，他们答应梅，一定设法说服学生们，梅这才打消了辞职念头。

　　“教授治校”制度的确立

　　校长无权独立行使对学校的管理权，重大事项须在教授们集体讨论基础上进行，这在早期清华和西南联大历史上是一大创举，相对于此前和此后的校长个人专权、少数行政职员治校，这种相对体现“民主集中”原则的学校管理机制被称为“教授治校”。

　　1925年叶企孙初到清华任教时，学校里还远没有类似的传统。由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虞昊和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联合编写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个小细节：1924年，东南大学副校长兼文理部主任刘伯明去世，校长郭秉文处事缺乏民主，杨杏佛、柳诒征等知名学者受到排挤，整个学校变得动荡不宁。

　　在这种情况下，曾在东南大学任教的吴宓再也不愿留在那里，1925年初，他接受了清华学校的聘请，来京筹建国学研究院。时值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原先也在东南大学教书的叶企孙8月聘至清华。彼时，清华物理系只有梅贻琦和叶企孙两位教授，一年后，梅被公选为教务长，叶便承担起物理系系主任职责。

　　根据史料，叶企孙知识面广泛、爱好交友，在他居住的清华学校北院七号住宅，凝聚起一批留学归国的年轻教授，他们锐意改革，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当时僵化的教育机制。由于长期单身，叶企孙雇佣了一个厨师给自己做饭，年轻的教授们常常在此聚餐，清华校史上将其称之为“北院七号饭团”，或曰“少壮派”。与其相对的是校长曹云祥代表的“元老派”，他是当时清华学校上级主管外交部的派员，为巩固自己在学校的势力，曾在行政部门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亲信，显得官气十足。

　　1926年，两派的校内斗争趋于白热化，一名思想趋于改革的教授因与“元老派”龃龉不断而被迫辞职，学生们在“少壮派”的支持下在校园内游行，迫使曹云祥接受“教授治校”原则，分别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套管理机制并非清华首创。根据台湾学者苏云峰所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将“教授治校”理念引入中国的是蔡元培。1912年，蔡元培接受孙中山的委派出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早年曾留学德国，对那里的民主校风颇为推崇，后来由他亲手起草的《大学令》直接照搬了西方管理机制，其中明确规定，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等组织，对相关权限也做了说明。只是因为连年军阀割据混战，这项法令并没怎么得到执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转任北大校长，“教授治校”才在北大真正确立起来。再到后来，蔡元培于1923年因抗议财政总长罗文干被拘而辞职，北大出现乱局，到1926年时，教授们因生活困难纷纷离去，教授治校名存实亡。另据史料，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在此期间也曾倡导过民主管理，但因为该校教授在评议会和教授会中所占人数不占优势，其所起到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现行舆论大多认为，“教授治校”之所以能在清华生根发芽、长成大树，很大程度上因于梅贻琦开明的治校观念，以及其长达十七年的校长任期。而《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却披露了更多的背后故事：

　　曹云祥被逼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后，清华很快进入由学堂到大学的改制时段，几个按旧制安排出国留学的学生担心因此失去资格，要求学校提前放洋，此举得到了曹云祥的支持，但时任教务长的梅贻琦明确反对。双方僵持不下时，叶企孙、吴宓等几个教授起草了一份宣言，内容直指曹云祥“有违校章”、有“挪用巨额基金，妨碍全校发展”之嫌，1927年7月21日，与这份宣言内容相似的《请校董会表明态度书》在《大公报》上刊登，曹云祥不得不引咎辞职。

　　根据《吴宓日记》，叶企孙在这起事件中曾遭遇死亡威胁，一名利益受损的学生一度将其挟持，“持刀剪相逼，势将行凶，亘六小时之久……大忙他并未因此而退缩。”也因为这一事件，让当时尚不满30岁的叶企孙顺利当选评议员，开始了他漫长的佐助治校生涯。

　　1928年之后，清华校长更换频仍，在这样的乱世里，清华反而因为政治势力的无暇他顾迎来了真正的“教授治校”。从1930年6月到1931年5月，清华大学长达11个月没有校长，建立在民主集中基础上的校务会议开始发挥作用，会议主席叶企孙和冯友兰是里面的主导。教授会和评议会，逐渐成了清华师生心目中占据崇高不可侵犯的地位。

　　内乱平息后，蒋介石重新任命吴南轩为清华校长，再次遭到师生们的驱逐。直到1931年9月，教育部委派叶企孙“代行校务”，清华师生的情绪才逐渐平复。同年12月，教育部改命梅贻琦为清华校长，他不但承诺不改变没有校长时期出现的“教授治校”机制，而且将它合法化、固定化，叶企孙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他的重要臂膀。

　　自由的学术空气

　　后人总结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多半认为“通才教育”、“学术自由”和“民主管理”是他的“三大支柱”。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前两者可以说是实现方式和实现目标，最后一项则是基础和保障。排除了政治力量的干预之后，教授们开始以他们的理念来管理这个学校。

　　梅贻琦治下的清华和西南联大，教育教学采用的是学分制，与今天多数高校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时期的学生可以凭自己积累的学分自由转系，不管是读一年级时转还是读三年级时转，只要在新学年开始的选课期间提出，经转入系系主任同意、教务长核准即可，无需转出系审批。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联大八年里，学生由文转理或者由理转文的现象非常普遍。

　　叶企孙因材施教和对人才的辨识能力也因此得到了充分发挥。1931年，钱伟长以历史和国文双双满分的成绩考进清华中文系，入学报到才三天，东北就传来了“九·一八”事变消息，钱伟长决定弃文学理，为国造飞机大炮抵抗日本侵略。他找到当时的物理系代主任吴有训，吴一看他高考时其他科目的成绩，数理化三门加上还不到100分，于是无论怎么说都不肯同意。

　　在同学建议下，钱伟长去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企孙在自己家接待了这个看上去有点冲动的小青年。他先是跟吴有训一样，劝说钱“文史学得好，同样能救国”，但后来随着交流的深入，叶企孙发现钱伟长有比较特殊的天赋，于是破例给予支持。但当时陈寅恪、杨树达等中文系教授也都非常欣赏钱伟长，另外，钱伟长的叔父、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也不希望他弃文从理，叶企孙甚至动用自己的关系，帮钱伟长找燕京大学的顾颉刚、郭绍虞做说客，终于协调好了各方关系，把钱伟长转进了物理系。

　　除了把适合物理的学生引进来，他还善于把适合其他学科的学生推出去。气象学家赵九章、应用光学创始人龚祖同、空间与地球物理学家秦馨菱等人，原先都是叶企孙的学生，他熟悉他们细微的不同，引导他们做不同选择，最终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那时的教学重质不重量，只要学生能够掌握所学内容，不必大量做各种习题，必修课程也不怎么多。另一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曾回忆说，1930年代他在清华物理系读书时，叶企孙给同学们的时间自由得很，“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自学，凭着自己的兴趣钻研老师指定的参考书。”

　　但后来随着教师考核机制的转变，这种学风荡然无存。1980年代钱学森去一所重点院校听课，课后建议老师，“习题留给学生自己思考去做，上课时间减少，效果会更好”，那位老师对此完全认同，但却表示没法按正确的办法操作，原因是他的职称和工资等都得靠给学生们上课来换取。

　　如今，人们似乎越来越感喟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贡献，在偏远的大西南，经济困乏，兵荒马乱，但学生们有充分的表达自由，老师们的精神头也很饱满。尤其是在这个毕业生不过3000人的学校里，竟然培育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六位“两弹一星”元勋、164位院士……在前国务委员陈至立看来，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是永远的光荣和丰碑，其办学经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库。

作者：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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