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碧波:一百年的艺术实践

十年前我家搬到翠湖边居住,每天散步,常见一位很老的老人也在翠湖边练剑、散步 ,偶尔还能遇见一位中年男子像拜神似的向老人作揖敬三拜。也能见到有家人带小孩来请老人祈福!这位老人确实像位神仙:银色胡须长一尺,如锦丝般随风摆动,白发苍苍、白眉浓密,而且他穿着讲究、面色红润、气度非凡。一直想知道老人究竟是什么人。直到今年有一天,看到作家雷杰龙恭敬地向老人问好,他才向我介绍了这位老人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谭碧波,已经 103岁高寿了。


103岁的谭老

谭碧波,老革命者,省文联筹建者、创始人之一、剧作家,“中国影视人类学”奠基人。创作过大量反映革命时期以及解放后社会形态的剧本,后编辑为《谭碧波戏剧创作选》一书。其中,《蔡锷》这个剧本经过 3年的编排,改名为《护国忠魂》,今年开始在昆明剧院上演。五六十年代组织调查过 23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形态,撰写过 20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后编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云南民族社会历史纪录片脚本汇编》,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他组织拍摄了佤族、景颇族、独龙族、苦聪人、傣族、摩梭人等 6部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成为国内第一个用影像记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创始人。历任云南省文联副秘书长、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谭碧波一百岁后的人生,仿佛他从下往上倒着生长的头发,又如同回归到孩童。在我眼中,谭老褪去了荣誉,谦卑、率真、自然。问他是否认可社会冠以他的革命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作家、影像家的称谓?他说他什么家都不是,顶多算半个,都是跟着人家学习,写点剧本,拍几个纪录片。他说:“我的剧本有很多都是讲阶级斗争,在当时的大环境中我也受影响,但是现在我反对阶级斗争,不人性!”历时一月的拜访、交流,谭老畅所欲言,知无不答,从他的童年谈到跨世纪的感受;从军阀的言行说到红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纪律。他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愿意告诉你,只要对你们有用处就好。”谭碧波的一生经历过求学、逃难、妻子被封建家庭虐待致死、革命、战争、疾病、延安整风运动、“五反、”“三反”、“文化大革命”批斗审查等等种种苦难,谭老最认可著名画家袁晓岑先生说他“换骨脱胎”的总结。但无论在何时、何地,他从未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他的百年人生,就是一部特殊的、两个社会相结合的艺术实践史。那我们就从他的人生轨迹开始,按照年代顺序来梳理这部艺术史吧!

效命沙场 心系艺术

1913年冬月初三,谭碧波出生于永胜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童年与少年时代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十七岁时,家里人为他定下了婚事,女方十八,名欧阳玉昆(小时候拜教书先生为干爹冠以毛姓)。妻子过门两年后,由于受尽封建家庭的虐待,自我了结了生命。因此,青年时代的谭碧波决心脱离封建家庭,并以此作为自己寻找真理、投奔革命的动力。谭老说:“她的死给了我勇气,使我不惧千难万险,百折不挠。下定决心:至穷无非讨口,不死定要出头!”1934年一心要寻找自由的青年谭碧波身无分文离开了家乡,他本来对诗文书画有着远大的抱负,但当时正值抗日浪潮汹涌澎湃,他便决心投身于抗日,为国效命疆场。经昆明、越南、海口、香港、上海一路北上,历经了无数的饥饿、穷苦、混乱、危险和自然的灾难。他的理想并非因此就搁浅,上海的书店有一种大减价的“一折书”,他购买了三十几本,专心读书。而且,由于他的志向始终是想当画家,就给素不相识的苏州美专校长颜梁文写信,恳切请求他的帮助,希望能免费进入苏州美专学习。颜梁文也回信了,但免费的事不可能。


谭碧波参加革命前的少爷模样

既然理想落空,就只能暂时在军队,但其间他的意志也得到极大的锻炼。在徐州军官干部补习所学生队的光床板上,买不起被子盖的严冬,他用孟轲的话鼓励自己熬过刺骨的寒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936年在国民党中央工兵团,他挑土方到磨破肩头,常常要忍受碰不得的疼痛,他就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激励自己,他自己挺住。负重日行军百里时,他庆幸童年时为躲避土匪追杀,随父深居大山常走几十里练就的脚力和毅力。从小心性高洁的他身在国民党军队几年,使他看透了国民党腐朽的统治机构和官僚政客的腐败,在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唯一的理想还是:找一条学文、学艺术的门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吓退了很多平时高谈阔论、热血报国的青年,但傅作义成了抗日英雄一事如一线火光照亮了谭碧波的心,他进步的思想得到了启发,他坚定了献身疆场的决心和报国的志向,一心要往前线去。并且在交了报名费就没钱吃饭的情况下,他仍毅然报考了中央军校,只是突发的痢疾让他止于体检关,后来只好去了榴弹炮军士连。直到 1937年底“民族革命大学”在武汉招生,他冒着军营里对逃跑者枪毙、对反抗者就地枪决的危险,悄悄报名并考入了,用勇敢刚强的决心,使自己走上了用革命争取自由的正道。用他的话说:“步、骑、炮、工、辎,只差辎重兵没有学了,要是在军队里是个多面手,可是我的志愿不在军队,进入军营是混一口饭吃。”

也许生命的真道总是要经历一波三折才能找到,谭老回忆:“进入民族革命大学后,才逐渐发现阎锡山一开始讲的抗日,后来越来越反动,他所成立的‘敌区工作团’专门与八路军争夺政权,不是抗日而是与共产党为敌。这又让我再一次下决心,一定要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要去延安,再一次冒死也要去。”


参加革命后与战友珍贵的唯一一张照片

疆场亦舞台 烽火结良缘

1940年投奔延安后,谭碧波在西北文工团、陕甘边区文协从事文艺、戏剧创作工作,担任过文工团副团长、团长。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一方面要随时迎战,一方面要创作演出文艺作品,谭碧波的绘画天赋和文学理想被发现,并得到发挥,因此他被随营工作团争取过去,并开始了戏剧创作与组织演出等工作。1942年5月 2日至 23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 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谭碧波以戏剧指导的身份列席了在延安杨家岭一个普通会议室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有资料称,他是我省唯一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见证人。对于《讲话》发表前后延安文艺界发生的变化,谭老有着切身的体会——过去的文风是好高骛远,学风不求甚解,言必称希腊,演戏也是贪大求洋。座谈会以后延安文艺界也懂得了文艺要为大众服务、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这之后,他就走上了凭着作品说话的剧作家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 5月出版的《谭碧波戏剧创作选》中选入了延安时期的四部作品:大型话剧《阶级仇》是反映解放前夕,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生死搏斗的壮烈情景;《睁眼瞎子》和《铁锁开了》是在延安秧歌运动时期产生的作品,呈现出了浓郁的陕北农村的乡土气息;《分家》是揭露地主家庭腐败没落,内部勾心斗角的丑剧。


与妻子欧阳燕烽火结良缘

1943年,谭碧波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延安整风。之后,他还参加了解放战争,在前线作战,几次与子弹擦肩而过,在后来的“坦白运动”、“抢救运动”中,又跨过了几道鬼门关。而他的最好的战友吕崇实却没有他这么幸运,他跳入蓝家坪党校三部旁的泥沙河里被泥沙挤死了。1949年,谭碧波经组织同意,得以去沈阳治疗战争中积累的伤病,期间,老同事们开始催他成家,并介绍了东北军区测绘学校工作的年仅 20岁的潘素珍做他的女朋友,谭老当时觉得年龄差距太大不可能成,没想到机缘巧合不但促成了这对同为革命抛洒过热血的战士,还让他们携手走过了 60余年的风雨。潘素珍原名娄桂兰,与谭老结合后,被谭老前妻的身世感动,自愿改姓了欧阳,谭老说她是一只北方飞来的小燕子,遂名燕。笔者在欧阳老师工作过的昆明市卫生局了解到,她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待人温和,对其好评如潮。与谭老交流时,我曾问他,欧阳老师如此优秀,是不是受到他的影响?谭老打着手势迅速回应:“不是我影响她!是她影响我啊!她从一个奴隶成长为国家干部,她是相当了不起的。”再查资料,让笔者有所明白。欧阳老师身世坎坷,7个月时母亲病故,父亲拉扯她太艰难,把她送给了人,换得两斗包谷。到 6岁时,随义母为奴,为奴隶主放猪。15岁才被共产党解救,选送她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后来才有了工作。她和谭老生养了 5个孩子,有 3次生产时谭老都不在身边,要么是工作出差、要么是被批斗。在那样扭曲、艰难的年岁中,她不但在革命劳动中成为榜样,还把孩子们都养育成人,并且都很成器,大儿子谭乐山不但自学考上了大学,还争取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奖学金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定居;小儿子谭乐水现任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人类学专业影视人类学方向硕士生导师,云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云南电视台编导、摄像、艺术监审,近年来组织策划影视微信公众平台“片段”;女儿们都随母姓欧阳,各自有自己的事业。老人家已于 2011年 12月 22日辞世,不能再听她述说这些“了不起”的原由,但笔者想,在生命之路上,共产党给了她重生,一生默默耕耘不言艰辛,是这个信念的支撑;在生活中,丈夫的勇敢、坚强和对她的赏识、敬重,无疑又是一股长久的动力,既滋润着艰辛的生活,又催促着她只能前进。


全家福

创办文联 奠基影视

1950年,谭碧波受命组织安排,到云南省文联任副秘书长,与文联筹委会副主任陆万美一起,筹建省文联。谭老回到故乡,发现文艺界正处于非常萧条的时期,硬是与同仁们一道,白手起家,组织文艺队伍,发动文艺创作,为之后云南文艺走向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省文联的创始人之一。1956年 4月,他开始去丽江搜集纳西族的民间故事;1956年 7月,他参加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并任其中一个组的组长,调查德宏景颇族,历时九个月,写出了一部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1957年 12月,他开始写《苦聪人》、《独龙族》等边疆几个原始落后民族的大型纪录片脚本《边疆民族纪实》,以及佤族社会历史纪录片脚本。为此,他还去西盟佤山住了四个月。1958年中央民委审查通过,佤族社会历史纪录片开始拍摄。这批纪录片遂成为世界影像历史上最珍贵的第一批少数民族生存状况的纪录片。

民族大调查结束后,云南省的民族工作者们以 23个少数民族为题材,撰写了 20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许多人口较多的民族有了自己的民族史民族志,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也有了民族史志合编。之后,又藉此撰写的解说词,拍摄了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这批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拍摄,谭老负责组织。这批影片当时称为“民族志科学教育影片”,后经研究者一致定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电影”或“民族学电影”。在学术界,这一批鲜为人知的电影被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在国际上,这批影片曾震惊了西方学术界。1990年秋,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经过重新编辑,向欧洲观众播放了这批影片,产生了巨大反响。在 1997年 5月芬兰举行的国际人类学电影节上,《佤族》、《苦聪人》、《鄂伦春族》等影片参加了展映。2001年 10月,德国莱比锡市举办“45年来的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回顾展映交流中,《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3部影片,又作为开场影片放映。系统地记录和复现各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不同的社会形态,这在中外电影发展史上也属首创。

在谭碧波的记忆中,拍摄这批影片,当时不仅艰辛,而且非常危险。作为先遣队,同行的队员有被猎了人头祭寨的;有被刀枪逼迫,险些丧命山寨的,还有在拍摄特写镜头时,差点被牛撞死或被剽牛的人误伤的。因为阿佤人非常贫困,只有通过种大烟卖钱来满足买牛祭鬼的需要,而政府不允许种鸦片,这件事跟佤族的矛盾很大。记得一次在小马散,佤族群众以为他们是上级政府派来的人,就用最隆重的礼节来欢迎他们,送牛肋巴肉、请喝头道米酒,最后提出要允许他们种大烟。任凭他们开导,佤族就是要求他们答应,认定他们是干部,不管是干哪一行的干部都能答应村寨的事。后来佤族同胞就敲起木鼓对他们示威,当地工作干部听出这个木鼓声不同一般,告诉他们一定要出事,同事们吓得连忙捆扎驮子准备走,但谭老觉得这样的时刻走了,影响太不好,不应该被佤族的木鼓吓跑,要坚定下来,但要提高警惕。于是,他们用六支枪做保障,计划着战斗方案,并轮流放哨。当晚,小马散的木鼓通宵响彻云霄,佤族以为把他们吓倒了,会对种大烟的无理要求让步,但是到了天明,看到他们还是镇定如常,木鼓就停下来了。谭老因此说:“坚定的立场很重要,否则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了。”他们到哪里往往都是做好事,交朋友,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给他们送去盐巴、布匹、镰刀、斧头,为他们看病、送药,教他们养家畜、耕地、使用农具。还在村寨里成立了卫生所,开办识字班,建学校等等。经过民族工作队的疏通交流,少数民族同胞了解到共产党确实与“旧汉人”不一样,这才打开寨门,迎接调查组。

笔者在拿到由谭老的小儿子谭乐水老师提供的纪录片《佧佤族》后,当天回家就马上看起来,小儿看得大笑,问这些衣不蔽体的人是否野人?他们的农具怎么这样笨拙?笔者却看得坐立不安。猎人头、剽牛祭祀活动固然惊心动魄,但原始社会中人类生存的极端脆弱才是最让人揪心的。其中一个情节是,根据竹签插手腕的出血程度来判断一方是否有罪,出血便是有罪,有罪的一方便和他的家人因此被赶出寨子,看着他们拖儿带母三步一回头的情景,那是对未知的恐惧啊。他们单门独户,在原始大森林中怎能生存得下去?还有那个被卖的奴隶小孩,只有四五岁吧,他的父亲临走前,重重地按着孩子的后颈摇晃,疑似买奴隶者对待奴隶的态度,但他接着转身去牵牛、离开,才

看懂这是孩子的父亲,那个临别的表示是有多扎心啊……

这些纪录片是拼了命才拍摄完成的,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谭老带来了荣誉,但在他的价值观里,认为做实事才是有用的。对社会冠以他的人类学家头衔,他对笔者说:“我顶多算半个,当时我是想调查学习,跟随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去深入学习。”而谭老的学习,不但为他后来创作《泸沽湖之秘》一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对这个民族的发展延续帮了大忙。


记录永宁母系社会的《泸沽湖之秘》

内心悲悯 笔底赤诚

1960年代,谭碧波进入永宁摩梭人地区搞实地调查,摸清了母系社会的真实情况,并写了很多调查记录,对这个“社会”保留着敬重。但后来有一些领导觉得那里太落后了,不改变就会拖住社会主义发展的后腿。于是,要求摩梭人强行结婚,还以不结的就扣口粮来作为条件。这样的强制政策实行了一段时间后,摩梭人叫苦连天,说这种日子活不下去了!母系社会要变成父系社会,不但面临着要丢失血统等摩梭人最看重的传统,还产生了诸多变革中的矛盾。谭老直到现在都认为:“暴力革命只会毁灭民族、毁灭文化,社会要自然变迁才是发展。”于是在当时,谭老带着几位当地人到边疆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反映情况,写材料,请求组织、相关单位阻止那场强制性的变革。后来,边疆工作委员会果然下达了一个停止固定婚姻、强迫结婚的命令,摩梭人很感激谭老,谭老保护民族传统的一颗悬而未决的心也才踏实下来。谭老说,也因为这件事,永宁当地的县级领导还到地委告状,说:“谭碧波到摩梭人地区没干好事干坏事!破坏组织上提出结婚的政策!”谭老说他当时也不怕被告,一心就想着要把这个事做成。在那些年写的 20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中,诸如此类的事情不止这一件。

在那样艰苦的时期,谭老还坚持创作,于1963年写的剧本《和平年代》,即便放在今天,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其中的一个正面人物护士长郑克珍,形象生动、立场坚定,工作认真负责,在剧本中非常突出。谭老告诉我这个人物的原型是甘美医院护士长吴兰芬,笔者意识这个人本身肯定还有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于是走访了原甘美医院、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人事科查到了吴兰芬的档案、照片,找到她亲手带出来的徒弟陆伟黔,在陆护士长提供的《云南省护理学会会志》(1958—2000)上,有一段介绍吴兰芬的文字:“吴兰芬,女,1916年 11月生于易门县,1939年毕业于昆华高级护士助产学校。先后在昆华医院、工人医院、昆明市卫生局、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任职。1979年晋升为主任护士。1958~1962年任云南省护理学会理事长,1978~1984年续任省护理学会理事长,1954年起,先后当选为昆明市第一、二、三、六届人民代表,1984年当选为昆明市第六届政协委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2年被省科协第三届委员会授予荣誉委员。

陆护士长回忆起她的老师,亲切地称为:“老护士长”,说老护士长亲手教我很多东西,都是她亲身经历后积累的经验,她虽然很严格、要求高,但她毫无保留;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当年为了抢救一个重病患者,导致老护士长流产,后来就再也没有过孩子了。但她依然任劳任怨,非常善于探索工作方法,她根据美国心理学博士马斯洛提出的“人类基本需要层次理论”,总结前人经验、摸索出一套基础护理的管理规范方法,从患者的空气、水、食物、温度、清洁、睡眠、排泄、避免疼痛等需要开始,逐步上升到安全、爱、自尊等等的需要;这套方法在她开展大量的培训后,有效地提高了护士的业务水平。1962年她参加中华护理学会第一次全国学术会议时,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呢! 1963年她探索开展的护士分级分工制,被市卫生局作为先进经验推广到基层医院。文革后,老护士长又组织恢复了基础护理工作,并编写了很多业务辅导材料,对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陆护士长不无感慨地说,老护士长的方法就是在病人送进医院后,家属就什么都不用操心了,如果现在的医疗护理工作能恢复到那个时期,就好了。陆护士长今年 73岁了,但依然被医院返聘做帮、带护士及教学工作,并负责编写护理学方面的书籍。


少数民族纪录片脚本汇编

如此看来,谭老对创作的态度可谓及其严谨!他说写吴兰芬这个人物,是因为她本身就蕴涵了时代特征,并具有一定的斗争性,但看剧本不是看看它本身的斗争性就完了,还要看它的思想性,解放了就和平了吗?他在谈到这个剧本中的细节时,在 53年后还记忆犹新。他说起护士长在追查护士发错药给老干部吃的问题时,所进行的一一核对的步骤,竟然跟剧本中一模一样!笔者惊讶于他的记忆,他说,不是我记性好,而是我想学习,当时用了很多时间去亲身体验医院的工作,才能写得真实,所以也就记住了。

《泸沽湖之秘》是谭碧波于 1976年春完稿的,全书 4.2万字,可谓记录上个世纪云南摩梭人族群社会生活的一份珍贵文献。谭老用事例证明了摩梭男女之间是绝对平等的事实,财富由妇女创造,家族由妇女沿袭,妇女对家族男性成员关怀体贴、无微不至。男性晚年若不被家族照顾,是家族耻辱。族里古话:“锅庄上,鼻涕抹不得,阿乌(舅舅)上,不照管不得。”所以,社会道德方面,这里是最道德的。他们不讲金钱地位、利害关系,他们诚恳朴实、没有虚伪,从来没有打架闹仗的事,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谭老写道:“要说婚姻自由,这里绝对自由。男女结合,两厢情愿,以古朴的方式结交阿注,不会怀有对财产的动机,也不会带着势力的眼光,她们坦率、单纯,如果双方不能共处,温和分开便是,最是公平自然。这里没有奴隶、没有虐待、没有出门还要戴面纱的‘文明’,也绝不会男盗女娼;找不出鳏夫、寡妇、童养媳;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通奸、强奸;也没有丈夫要求妻子保持贞操,而他本人可以乱来的怪事;更不会有谋杀亲夫、毒死妻子的奇闻。这里更是从未有过母亲怕有私生子而秘密堕胎、捏死亲生婴儿的惨闻!”“无数事实说明,原始人有她完整的一套古规,伦理道德,秩序井然。说她乱是没有根据的,只能说我们对古代社会、对今天的摩梭人的社会太不了解了!”谭老是经历过两种社会体制的人,在 30年代的封建家庭里,经历过原配的惨死,就在几天前翻看原配的照片时,仍然还会潸然泪下。所以,他是有悲悯之心的人,他来研究这些社会道德体制,我想他是最有体会的了。这本书在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感触良多。摩梭人的母系原始婚配现象,并不全是落后的,不可取的,对待人类的社会遗产,我们应该采取科学、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加以认识。

1980年,谭老的剧本《蔡锷》创作完成,其中的营养,正如其他剧本的根基,正是种植于延安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谭老强调剧本是在他反复调查、辗转奔波找到一些当事人证实后才写成的,因为历史不能瞎编,即便是戏剧。


自传《峥嵘岁月》

百年风烟 一世不悔

谭老 70岁了组织上才批准他离休,但他说:“事情是做不完的,只要还动弹,我是不会躺下休息的。”70岁登黄山最险峻的天都峰后,作诗词跋赋:“癸亥冬,时年七十,游黄山,健步挺拔,无喘无吸,人皆惊奇,谓余曰:翁得仙术呼?余笑答曰:仙术乃乐观加锻炼耳。”他只希望活 90岁足,因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如果无事可做,那么多活一年也是多余的。他认为医生的话要半信半不信,自己就是那半个医生。他说自己 40岁的时候特别瘦,后来开始调理身体和心态,不要太计较得失,但要和疾病作斗争。”他说:“人越怕死的越要死;马克思什么时候叫我去见他,我就高高兴兴地去了。”谭老现在是 62公斤,保持很多年了,现在几乎每天都自己上下 4楼层梯、到户外走 100米左右、练气功。谭老中年开始练剑,直到他一百岁,近几年练剑吃力了,就练练气功。谭老现在的精神状态很好,声音比一般人大;睡眠很好,饮食也很固定,一般早餐都是油茶配煎饼或面包;正餐最喜欢炖肘子或红烧肉;每晚吃一个牛奶煮鸡蛋。如果哪里感到不舒服,他会自己吃少量医生允许的药物,或者炖点人参汤喝。


书法之一

他思维的敏锐程度让笔者几次惊讶。一天,谭老在翠湖边练完气功,四处看看后,问照顾他的郑姐:“有 11:00钟了吧?”我们一看表,果然11:00。他说:“11:00,这个大辫子就从这里过,回家了。”路上果然有一位编着粗黑大辫子、长及腿部的妇女,50岁出头的样子,背着双肩包,和几个人谈笑着走过。谭老能听见大声的说话声,但女儿欧阳霓霞交待过:声音过大会损伤听力,用快写板交流。我写字时谭老会很认真地看着,常常才写完一句话,还没给他看,他就开始讲我写的内容了。问他对现在的文艺工作者有什么看法和建议?他说:“现在的文艺工作者要警惕,和平年代花花绿绿,不像过去艰苦奋斗;现在环境危险,需要时刻警惕,增强锻炼,保持革命传统,才能永远向前。我们那时候只有在夜深人静了才有机会读点书,就那样的条件我在延安时读了 200多本书;现在的人有这么好的条件,反倒不读书了,一天呢搞手机!”

今年底谭老就进入 104岁了,笔者表示一定来向他祝寿,他的回答竟然跟 24年前写的回忆录、共 24万字的《峥嵘岁月》时一样:“祝寿,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我的一生不过是走完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对人民、对社会没有大的贡献,没有什么功劳,没有什么建树!但是我问心无愧,作为一个人,没有白来人世混过一生。我这一百年是艰难的,这一百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想跟下一代讲,他们也不感兴趣。现在的人没什么艰难了,却反而空虚得很,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刻苦学习。”


心系艺术的老革命家

他像一棵参天古树,栽种在溪水旁,苦难艰辛是营养,坚定的求知是信念。愿这样的生命之泉永远滋养他。

(作者:忍待,此文刊于《昆明文艺》2016年01期(创刊号)“滇土司人”栏目)

资料补充:

谭碧波(1913年—2017年),1913年生于云南省永胜县满官村,1932年考入丽江中学,中国民族志电影奠基人。曾任云南省文联秘书长、云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2017年10月25日,谭碧波在昆明家中安然离世,享年10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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