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最后一位远征军的异国时光

95岁的李光钿，上世纪40年代受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加入远征军，战后流落缅甸，再也没见过爹娘。在缅甸密支那地区，有数十位老兵和他人生轨迹相同，七十多年过去，他们皆已故去，李光钿成了“最后一个”。

四月，漫长的雨季就要开始了，缅甸密支那街头，人们都在享受为数不多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下了主干道，拐几个弯，往前走越来越安静。道路尽头一家小院，两层小楼，朱红的门，荔枝树已经长到二楼高，月季结着红色的花骨朵，向日葵矮着头，院子里都是草木的芬芳。李光钿家到了。

辨认他家的关键，是浓烈的中国元素。灯笼、对联都是国内最家常的样式，挂历是中文的，树是从中国买的，连狗都是从昆明带来的。

95岁的李光钿就坐在院子角落，他怕冷，还穿着棉袄，手边放着一根拐杖。眼睛大而明亮，丝毫看不出是在苦水里泡过的。来了客人，他便盯着人笑。

到了这个岁数，前几天的事情他不怎么记得了，几十年前的事情倒是记得一清二楚。浓重的云南口音，“我们读着书，四五年级，一样晓不得，跑出来当兵。”

上世纪40年代，他受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加入远征军，战后流落缅甸，再也没见过爹娘。在缅甸密支那地区，有数十位老兵和他人生轨迹相同，七十多年过去，他们皆已故去，李光钿成了“最后一个”。

4月5日，李光钿出门散步。除了特别不好的天气，他每天都要散步两次，每趟有四五公里。摄影/新京报 记者 浦峰

“我的家也没找到”

李光钿话不多。以前老兵们聚会时，他是最沉默的一个。拍合影，他也总低着头。

“老兵回家”发起人孙春龙记得他为数不多的激动时刻。2008年，老兵李锡全找到了家，大家准备送他回国。一贯沉默的李光钿突然拉住孙春龙，怯怯地说，“我的家也没找到，我也没回过家。”那一刻，孙春龙说自己突然想哭，深感责任重大。

李光钿是在1939年离家的。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没多久。

他才十六七岁，在云南宣威上小学五年级，战争爆发，大多数同学都回了家，他没有走，报名参了军。

入伍前，他也没回家见见爹娘，也没给他们捎个口信，就这样头也不回地去了。他安慰自己，很快就能回来。

4月5日，李光钿老人出门散步。

经过了一年的封闭训练，他随部队去了曲靖，又去了永平。1943年，他已经是少尉炮兵排长，被调往怒江前线守江。随后参与滇西大反攻。那一年打得最惨的，就是松山战役。

在战火中，死亡是一件稀松平常的琐事。提起松山一战，他至今还摇头，“太惨了”。日军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战友们一个个攻上去，又一个个被打死，摔下来，尸体堆满了壕沟——看到人们先后死去，他才发现，生命真是薄如蝉翼。

他后脑有个细长的伤疤，也是战场上被弹片擦伤的，跟了他一辈子。说起战争，他就慢慢地摩挲着那一块小小的凸起。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李光钿要从腾冲回到宣威。走到一半想起，自己国民党兵的身份，怕是回不去了。又原路返回，无路可走，进了缅甸。

4月4日，李光钿和老兵之家的志愿者讲述当年的故事。

缅北七十年

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国家离乱的时刻，很多不可逆转的选择都在那时发生了。很多门轻轻关上，那声音轻不可闻，要很久之后，人们才后知后觉。

到了缅甸，李光钿认识了一位叫杨增芬的云南女子，她本是大家闺秀，逃难到了缅甸，“贤淑端庄，通情达理”，两人成了家，生了一子三女。

华人当时在缅甸的地位并不高，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生意，要么做苦力。

李光钿以他在战乱时的生存经验，来对抗饥馑和贫穷。他开过杂货店，修过桥、补过路，六十岁还在矿山挖玉石，在陌生土地播撒求生的种子，总算是把四个孩子都拉扯大了。

他有自己的固执，让四个孩子都上华人学校，从小读中文诗，写繁体字，受的是最传统的中文教育，按中国人的方式生活。至今，长子李玉明的车里放的都是中文歌。

李光钿一直不愿意加入缅甸籍，始终拿的是外侨证，需每年交税盖章。

李玉明记得，一家最艰苦的日子，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缅甸的暂住证分区域，他们一家拿的暂住证，只能在伊诺瓦底江北岸活动，而北岸政局动荡，民族地方武装割据，一家人东躲西藏，朝不保夕。

所谓暂住证，是外国人在缅甸的居住证明。持此证者，需要每年向缅甸政府纳税，且外出、经商等活动都会受到限制。

并非不可以结束这种局面。只要入了缅甸籍，这一切限制都可迎刃而解。但李家所有成员至今都未入籍。被问到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李光钿扬起手挥了挥，告诉记者，“我们是客人，是在缅甸作客。”

家里人都知道，他一直想回家。回中国。

李光钿一直不愿意加入缅甸籍，始终拿的是外侨证，需要每年交税盖章。

“我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兵，要什么证件？”

4月5日，李光钿散步走过一个菜市场。

回国并不容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征军”在缅甸都是个敏感词。一位中缅印战场的研究专家说，缅甸此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远征军因为支援英国而进入缅甸，也因此被视为侵略者。

在缅的最初二十年，李光钿从没跟孩子提过自己从军的经历。直到长子李玉明十五岁那年，有老兵组织找来，他才云淡风轻说了几句。并严厉提醒孩子，不许往外说。

到了九十年代，这种观念渐渐松动，大陆也走向开放，李光钿带着妻子、儿子回了家。刚到宣威，妻子突发胃穿孔，在宣威去世、火化，他只好仓促带着骨灰回到缅甸。从此吃素。

1990年李光钿第一次回国，妻子突发疾病意外去世，而后他就开始吃斋。

1997年，他带着儿子再次回国，心心念念要把大家族搬回云南，从此不再回缅。他顺利拿到身份证，但是公安机关回复，四个孩子生长于缅甸，没办法认定为中国人。他不愿一人在中国生活，只好垂丧地回到密支那。

有个女儿定居台湾，他有阵子也想去台湾看看。台湾要求他提供入伍时的证件。说到这里，他激动起来，反问了五次，“我们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兵，这还要什么证件？”

他看起来有些失望。那是一种不被承认的失落感，“国民党”、“抗战”，都成了他的包袱。他们在炮火中、尸体堆里走过的几千里路，没有人在乎。

他只好把简历写在一张纸上，塑封好，每逢人来了，就拿出来给人看。上面第一句话是，“退伍军人李光钿，籍贯云南省宣威县辉栋村人”。年纪大了，他说自己只能用这个证明自己的身份。

他兴兴头头的，给大家看完简历，又把一个铁皮箱子从床底拉了出来。那箱子是他从中国带来的，有些年月了，坑坑洼洼，表面都泛青了。打开，露出一枚金色的勋章，五角星、和平鸽和橄榄枝在上面闪亮。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把勋章转交给他。他因此得到安慰，一有客人拜访，就要拿出来戴上给人看。

4月5日，清明节，李光钿到原中国远征军30师墓地祭拜。

永远的异乡人

清明节这天，缅甸华人也放一天假。李玉明拿上柳枝、榆树枝，去给母亲扫墓。把树枝立在墓碑左右，这是云南的风俗，他们保存至今。

在华人墓园里，李光钿给自己和妻子立了个高大的合葬墓，一副对联，字刻得苍劲有力，上书——“远征异域青史长留英勇绩，竟业营生白发不变爱国心”。

李玉明说，父亲知道自己可能是回不去了，准备百年之后落葬于密支那。墓志铭已经写上去了，一共三百字，有一半都是在讲他投军、受训、辗转于各个战场的经历。

正值黄昏时分，伊诺瓦底江畔，阳光晃眼如金线，一线线的金粉就那么洒落在上百座华人的墓碑之上。

4月4日清明节，缅甸，李光钿的儿子在给母亲上坟。

墓园里，其他远征军的墓碑也都写了长长的墓志铭，细细去读，又是一个烽火年代离乱的故事。

他们都曾牵挂故土。另一位已逝的河南籍远征军邓鼎，凭着脑海中的记忆，在密支那建了一栋和河南老家一模一样的房子。儿子邓恭标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老家第一次来信，父亲攥着那薄薄的两页纸，一个人在院子角落“呜呜”地哭。

生起气来，邓鼎总是眉头一皱，充满怒气的河南口音就出来了，“没有你们这些小杂种，我早就回河南去了。”

他们的故事，全都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开始，穿越千山万水，最后终老缅北小城。迢递山河之外，是他们的故乡，但他们都没有活着回去。

活得最长久的李光钿，如今也免不了把以前的事儿过电影一样想一遍。他告诉儿子李玉明，自己记忆最清晰的是，小时候学校后面有个钓鱼的水塘，宣威山中有个石洞，他常和同伴在那儿玩耍。

如此漫长的岁月过来之后，他最常咂摸的就是这些，童年的快乐，和家乡的山山水水。

多年前他还是个小男孩，在老家河边静静坐着，盯着水面，手里拿着一根鱼竿。

李光钿现在儿孙满堂。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张世超 云南腾冲、缅甸密支那报道

来源：新京报 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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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2015年4月
在云南省慈善总会的协调和帮助下，这位流落缅甸的抗战老兵，携带儿媳和两个孙子抵达昆明，回到阔别了70余年的故乡。老兵最大的心愿，就是带着儿孙回国定居。

70多年前，离家参军的李光钿老人还是个学生。如今，老人却已白发苍苍。在缅甸密支那流落的日子，李光钿老人对家人和家乡的思念从未间断。由于生活清贫，李光钿的返乡梦一直没有成行。多年来不变的心愿，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能够带着儿孙们回归故里定居。

2019年11月
“李光钿今年已有98岁高龄，目前在儿女的照顾下生活。年过九旬的他，较之当年多了几分苍老，但与中国驻缅甸大使一行的交流中，李光钿仿佛变回了那个当年英勇奋战的青年，身上透着一股阳刚气质，满怀热血的回忆起当前的抗战生活。坐在一旁的陈海大使等一行为李光钿当年与同志们为国奋战的精神竖起了大拇指。在大使一行即将离开时，李光钿还特别递上了一百岁寿宴的请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