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陈赓大怒：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

阅读提示：大家知道陈赓一直想要个女儿，所以知进出生时，大家争着前来探望。因为吃了缴获来的美国奶粉过敏，小知进的脸上起了不少疙瘩。一位前来探望的女兵脱口而出：“司令员的女儿怎么这么难看？”这话不知被谁传到陈赓耳朵里，他大怒：“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

1950年1月4日陈赓在南宁主持召开兵团党委扩大会议。随即率部发起滇南围歼战役，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全歼滇南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2万余人。1950年2月5日同宋任穷、周保中等同志在贵州安龙会晤。1950年2月2日和宋任穷同志率领部队进驻昆明。1950年2月22日西南军区成立，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3月任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任云南省主席。1950年3月12日至4月7日指挥所部参加西昌战役，协同兄弟部队全歼西昌守敌。1950年4月1日云南军区成立，任云南军区司令员。

不是最战功赫赫的人，不是最位高权重的人，却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最不被遗忘的人之一。

离去

很多年后，陈知建都不愿意相信那是一个事实：父亲走了。“那时我刚16岁，还是北京四中的学生，1961年3月16日那一天，父亲的秘书突然把我从课堂上接走，连同兄妹一起坐上到上海的飞机，刚下飞机，有人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黑纱，我脑子当时都是木的，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我见到父亲时他的胸口还是热的啊……我一直想不明白，父亲这样一位大英雄，什么困难没克服过？六次负过重伤，两条腿都被打断过，怎么会被这样一个小小的心脏病打败了呢？”

那时，11岁的陈知进与弟弟陈知庶都在北京读书，只有小弟陈知涯跟随父母到了上海。“一下飞机，我看见了小涯，他一见我就说：‘爸爸死了，大家都哭了，我也上楼哭了一场。’”此前，即便已预感到“出大事了”，但陈知进心底还是隐隐存有一点侥幸，而弟弟知涯的话让她彻底绝望。上了汽车后，不谙世事的知涯还继续念叨着：“真是的，死了个大将，都不让玩了。”见到安眠于床上的父亲，7岁的知庶与6岁的知涯都以为是父亲睡着了，两个弟弟拼命上前推：“爸爸，你醒醒……”回忆起那令人心碎的一幕，56岁的陈知进不禁红了眼圈。

所有人都不愿意相信，那么一个生气勃勃、诙谐幽默，似乎永远充满着笑意的陈赓大将，生命的指针怎么会就永远地停在58岁。

陈赓夫人傅涯后来回忆，对于陈赓的身体来说，1957年是个转折点：2月下旬到南方检查工作；3月中旬又从上海出发勘察沿海岛屿，常常工作到半夜，一次夜里起来洗冷水澡时，陈赓一不小心摔倒在澡盆边，断了3根肋骨。“我去车站接他，见他被担架抬下来。回到家里，才看见胸部贴了一块很大的固定胶布”。下半年，陈赓又接连参加军事代表团访问和一次军事演习，疲劳感一天强过一天。

没多久，陈赓在家里便发作了第一次心肌梗塞。“父亲因为心绞痛倒在沙发上，当时多亏小涯发现了，他那时只有两岁多一点，他跑到院子里喊：爸爸哭了！大人们起初不太相信，后来进去一看爸爸不对劲了。”陈知进回忆，那一次，陈赓昏迷了好久时间才醒过来，醒来的第一句话竟然就是高喊：“对黄敬一定不能让步！”原来，那时陈赓想从当时的一机部调人搞国防工业，但部长黄敬一直不放。为了工作，陈赓竟“耿耿于怀”到如此地步。

这一次发病后，陈赓住了3个月医院，出院后不久，就又开始恢复工作。但胸口仍时常疼痛，傅涯说，每次疼痛时，陈赓就一边工作，一边不停地用手抚摸胸口，久而久之，衬衣那个位置都被磨破了。

多年来，陈赓从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但在1961年那年阴历二月初一那天，他突然想起来了，让傅涯为他做一碗面条吃，这么多年，这是他唯一一次，却也是最后一次过生日。陈赓去世那一天，也正好是58岁生日。

“医生说，爸爸的病没有聂帅重。但爸爸性格急，让他养病他总觉得作不了工作，憋屈，着急。”陈知进说，1961年冬天，本来去上海疗养的陈赓，得知中央军委要求中将以上高级将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他特别兴奋。接连数日，始终处于亢奋状态，陈赓本来口授了一个提纲给秘书，但看后又觉得不满意，遂决定自己动手写。“宁愿一个星期不睡觉，也要把它写出来”，结果就在动笔写作的第二天，陈赓便因大面积心肌梗塞而去世。

父亲陈赓

因为出生在部队1950年进军大西南之际，陈赓为唯一的女儿起名“知进”。

大家知道陈赓一直想要个女儿，所以知进出生时，大家争着前来探望。因为吃了缴获来的美国奶粉过敏，小知进的脸上起了不少疙瘩。一位前来探望的女兵脱口而出：“司令员的女儿怎么这么难看？”这话不知被谁传到陈赓耳朵里，他大怒：

“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吓得以后谁见到小知进都得先猛烈赞扬一番。“这个故事当时流传特别广，以至我后来到昆明见到那些叔叔阿姨时，他们一看见我就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漂亮女儿‘啊！”当小知进才两岁时，陈赓便又开赴到朝鲜前线。“在火车站，不懂事的我哭着抱着爸爸的脖子不让他上车。后来妈妈拍了一张我的照片给爸爸寄去，没想到他回信却要找妈妈’算账‘：’为什么把我女儿的头给削掉了一块？‘其实只是因为照片上我的头顶略微取景不全。”忆及那段往事，陈知进幸福地笑着，仿佛仍在爸爸“霸道”的庇护下。有一次，玩了一天的知进把身上的衣服弄得很脏，陈赓回来看见了，很是心疼女儿，趁着傅涯不在家，他自己翻箱倒柜找出“压箱底”的几块纱布，然后带着小知进跑到东华门找裁缝，作了两身裙子回来。现在看起来，陈赓对待孩子有点宠，特别是对唯一的女儿知进更是如此。“小时候，爸爸走到哪儿都带着我，那时候怀仁堂看戏不许带小孩子，但爸爸经常不顾这个规定，带着我进去，警卫也拿他没办法。”进门时，笨手笨脚的陈赓把口罩都戴到了小知进的眼睛上。有一年陈赓去大连参加军事演习，又把知进带在身边。早上起来，陈赓看着梳小辫的知进犯了难，只好

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陈赓的摄影热情不减，留下不少珍贵的历史镜头求助于服务员帮助。怕以后再带知进出去麻烦，回北京后陈赓就让傅涯把女儿剪成短发，陈知进后来就再也没怎么留过长发。

陈知进说，在长征时，父亲最喜爱的一个小号兵饿死在他怀里，从此落下了一个“情结”：最看不得孩子受苦，也最听不得孩子的哭声。“有一次小弟生病，他住在最西头，那时爸爸正犯痛风病，却拄着拐拖着病腿从最东头的房间过来看小弟；然后再一腐一拐地回到自己房间里，把几道门都关紧，才允许医生给爱哭的弟弟打针。”

说起父亲，陈知建与妹妹陈知进都不约而同地形容他是“标准的慈父”。“我们家的孩子很多，烈士子弟、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孩子，还有外地孩子都住在我们家，爱怎么闹就怎么闹，我们可以把猫都放在他的脖子里，他也不生气”。

与妹妹不同，淘气的陈知建还是遭遇过几次父亲发火的时候。“有一次我太皮了，拿筷子把小伙伴的鼻子捅出血，爸爸两巴掌打在屁股上，他的手还是很重的……父亲一般不发火，发一次我终身难忘。”还有一次，陈赓因为别人对他撒了谎而大怒，“父亲发起脾气，那真是雷霆万钧之势，一拍桌子墨盒都跳起来了”。

陈赓一家后来一直住在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这个小院子见证了其乐融融的陈赓一家，也见证了陈赓和朋友们的一些趣闻。

有一天，已患了心脏病的陈赓正在家里休息。刚刚从中南海出来的胡志明路过灵境胡同时，不知听谁说了一句陈赓住在这儿，便非要登门看陈赓不可。陈赓与胡志明在黄埔军校时就结下了友谊，当时胡志明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秘书。门口的副官一看来了位特殊的尊贵客人，赶紧进院向陈赓汇报。陈赓起初还不信，连说“胡闹”，后来才知道真的是胡志明来看他了。本来穿着背心、大裤衩在院子里乘凉的陈赓赶紧换了身衣服出来。只有几岁的知涯对这个长胡子老头特别好奇，爬到胡志明身上揪他的胡子，陈赓赶紧把他拉下来，胡志明笑着说没关系。

“胡子爸爸”

1951年，11岁的宋勤与8岁的妹妹宋小平到昆明看望她们的父亲时第一次见到陈赓。那时她们的父亲宋任穷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陈赓则是云南省军委会主任、省主席。第一次相见，陈赓就伸出双臂把姐妹俩紧紧揽在怀里，一下子就打消了陌生感。因为陈赓络腮胡子重，长征时就有人称他“胡子”，于是陈赓成了孩子们的“胡子爸爸”，夫人傅涯顺理成章地成了“胡子妈妈”。

后来，宋勤与妹妹小平离开父母在北京上学，她们平时住校，到了星期天、节假日，就来到灵境胡同的陈赓家，一直到1955年宋任穷调到北京工作。实际上，这也映照了老一辈在那个特殊年代结下的一份特殊的情谊。陈赓与宋任穷是多年的搭档，也是配合最好的一对，“没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也许永远不会理解那种生死之交”。

即便已近半个世纪过去，提起“胡子爸爸”，宋勤仍沉浸在一片温暖的回忆里。“我和妹妹小平都愿意黏着胡子爸爸。有时伯伯累了，和衣躺在床上休息，我们就凑在他床边，在他的头上摸来摸去，数数他头上有几根白头发。有时还把耳朵贴到他肚子上，听里面是不是有小孩了……”50多年后，想起当年那些故事，宋勤仿佛又回到了在胡子爸爸身边那幸福快乐的日子，这种感情早已超越了亲情。

陈赓家里后来又来了一位特殊的小客人–“云南王”卢汉的女儿卢国梅。陈赓是偶然间听卢汉提及，自己唯一的女儿正独自一人在北京上学，有心的陈赓回北京后便派人颇费一番工夫找到了卢国梅，将她带到家里。其实，陈赓的小院并不大，卢国梅与宋勤、宋小平姐妹俩就住在陈赓办公室安置的一张双人床上。

当陈知非留苏回来要结婚时，陈赓又把东厢房让给知非一家住，虽然略显拥挤，但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也让人羡慕不已。“胡子爸爸并不经常回来，但他一回来就替我们安排得好好的。”陈赓经常带着一群孩子们逛东安市场，到稻香村买点心，或者去西单小剧场看新凤霞的《刘巧儿》，有时陪孩子们看电影中途被叫走，陈赓还怕孩子们受影响，还特地跟孩子们商量散场后怎么接他们……

那时候，知庶、知涯没有出生，知建、知进还小，年龄稍大的宋勤成了孩子王。“我们几个孩子经常把皮沙发的垫子撂起来，像滑梯一样滑下来，在家里、院子里疯跑、捉迷藏”，有时几个孩子又和衣钻进一个大棉被里，让大人们隔着棉被摸脑袋猜是哪个孩子……到开饭时，几个孩子围坐在大圆桌前，淘气归淘气，但大家都保持着礼貌和秩序。

有一年发生了流感，怕睡在一起的三个女孩子互相传染，陈赓特地在临睡前关照她们几个戴上口罩。早上起来，卢国梅感觉什么东西蒙在脸上了，伸手抓开一看，原来是一夜之间被拱到鼻梁上的口罩，再看看宋勤姐妹，也是如此。三个小姑娘哈哈大笑，然后立即去找“胡子爸爸”，“质问”他为何出这种坏主意，“难道他有满脸的大胡子就可以不戴口罩吗？”

表面上看，一向爱开玩笑的陈赓是个大大咧咧之人，但实际上，他是位感情丰富而特别敏感的人，即便对孩子，亦是如此。

1954年“五一”节，在学校参加完一天集体活动后的宋勤，晚上回到陈赓家。陈赓带着一家人和她的妹妹小平，刚好从天安门城楼看焰火回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讲天安门城楼的见闻。宋勤难免有些失落，但她心里知道，天安门城楼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上的。陈赓一下子敏感地觉察出她内心的情绪。于是，还没来得及休息的陈赓又专门带着宋勤去了天安门。夜色微凉中，14岁的宋勤终于如愿以偿站在天安门前，每每想起善解人意的胡子爸爸，宋勤都难以平息内心的激动之情。

为了这次采访，宋勤特地带来了珍存多年的胡子爸爸送她的那个日记本，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送给宋勤你的志愿军伯伯陈赓。”日记本的外面被宋勤精心地包着一张纸，尽管这张纸已有些斑驳，宋勤小心翼翼的样子，也令人感动。

提起胡子爸爸，已60多岁的卢国梅与宋勤都感慨连连，总是觉得语言或文字都表达不了她们内心深处那股深深的感情。1954年1月，“胡子妈妈”在医院生了小庶，正好也快到了春节，几个大孩子们上街买回了红、粉、黄、蓝等各色彩纸，自己动手裁、剪、粘等，作成了一串串彩纸环，交叉悬挂在客厅上空，又在其中点缀了一些小灯笼。剩余的彩纸剪成碎末，撒在花砖地上。当胡子爸爸与胡子妈妈抱着刚出生的小庶进门时，一推开房门，孩子们一齐又喊又跳欢呼起来……这一幕成了停驻在宋勤、卢国梅这些孩子们心中永远的温暖回忆，直至50多年过去，再回忆起来，两人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快乐讲述之后，又不约而同地陷入了略显伤感的沉默中。

军人陈赓

陈赓与傅涯的三个儿子如今都是子承父业，其中陈知建离休前是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陈知庶曾任驻港部队副司令员，现任甘肃军区司令员；陈知涯则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

在陈知建看来，长年来，父亲一直被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所笼罩，诸如陈赓救蒋、陈赓蒙难、上海特科的红队传奇等等，“以至于人们忽略了一个军事家真实的军旅生涯和漫长的将星之路”，在陈知建看来，“最本质的一点，父亲首先是位优秀的军人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在陈知建看来，陈家的“尚武”传统应追溯至曾祖父那里。“我的曾祖父是位传奇式人物，他青年时从了军，由一名伙夫开始，屡立战功，转战十几个省，官拜花翎副将，是湘军中最有战斗力的曾国荃部的一员战将。”

原配妻子去世后，曾祖父又续娶了一位，这便是陈赓的祖母。“我的曾祖母是位女侠式的人物，精武艺、善骑射，十几岁时便成为替天行道的女侠，后投奔湘军，在曾祖父帐下当了一名骑士。直到五六十岁时，曾祖母蹿房越脊仍如履平地”。

陈知建说：“就像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大英雄一样，曾祖父在父亲心目中，也是位大英雄。”陈赓的祖父后来解甲归田，置地盖房，繁荣起陈氏家族，也许觉得自己年轻时候厮杀过多，祖父不让自己的儿子当兵、做官，但到了陈赓这一代，尚武从军已流淌进他的血液里。加之自古湖南民风剽悍，“无湘不成军”，受家庭和地域的双重影响，13岁那年，因为不愿意与一位比自己大两岁的富家小姐成婚，陈赓离开了正在就读的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偷偷跑到湘军当了兵。又怕家人追查，于是将学名陈庶康改成“陈赓”。老一代共产党人林伯渠当年在旧军队里视察湘军时见到陈赓，就感慨一句：这么小的孩子也在这里当兵呀！

陈赓的经历与许多将领有所不同。他念过师范、英文，受过正规的初级军事教育。在黄埔军校一边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一边参加战争实践，这都使他受益匪浅。“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他的经历和素质是令人羡慕的完美”。陈知建对陈赓的评价，不止是出于儿子对父亲的尊敬，更是一位军人对另一位军人由衷的敬佩与赞赏。

活跃幽默、善于交际的陈赓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有密切的接触。他看到恽代英忙于工作睡眠不足，就趁他睡着时拿墨把他的眼镜片染黑了，让习惯戴眼镜睡觉的恽代英总以为天还没有亮。“父亲身上有很特殊的一点，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很喜欢他。他和这些领导人的关系，没有经历过战争那种生死洗礼的人，是不会理解的。父亲跟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开的玩笑，可能在别人眼里都有点过火。”陈知建说，有几个人的玩笑，父亲是很少开的，比如彭德怀和邓小平。但参加朝鲜战争时，每当彭老总的火爆脾气发作、有些事情僵在那不好办时，也只有陈赓能出面协调一下。

幽默，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更是一种智慧的体现。1959年，话剧《蔡文姬》公演，郭沫若想为曹操“翻案”却翻过了头。演出结束后郭沫若请大家提意见，老帅们都在，陈赓见没人说话，就开口道：我来说两句，是不是给曹操发个入党志愿书，我和老郭咱们两个介绍曹操入党吧。大家哈哈一笑。

虽然身为残酷战争中的一员军人，但陈赓被公认为是一位有“人情味”的军人。陈家的孩子都知道父亲看重身边的“五大员”：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司号员和饲养员。尤其对司号员格外看重，“他经常说，司号员的工作最危险，人家蹲着他站着，人家趴着他蹲着，也是部队的精神领袖”，也正是陈家子女的提醒，电视剧《陈赓大将》也特地安排了陈赓请五大员吃饭的镜头。

陈赓是一个念旧情的人。对曾与自己出生入死的伙伴，他一直念念不忘，想方设法寻找。这一次，正参加重走长征路的陈知建在四川遇到了父亲当年的一位马夫，兴奋不已，因为他知道父亲已经找了他很多年。

即便对“你死我活”的敌人，陈赓也表现出其有“情”的一面。“有一次战役打完后，父亲和部下视察战场，他身边的一个人踢了一脚身边的死尸，父亲特别愤怒，说他已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了，你怎么还侮辱他？”

1949年，当陈赓率领十几万大军进军两广之时，其属下的第15军有一个战士要离开部队，去香港继承一笔遗产。这在部队引起轩然大波，大家说他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代表，众口一词主张要枪毙这名战士。陈赓正好骑马经过这里，他命令立即将这位战士释放，让他回家继承遗产。面对不解的战士，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让他去吧，将来海外又多了一个帮我们说话的人。”创办哈军工时，陈赓把教授都让进了条件好的小楼，而他和一些老干部们住进了仅8平方米的平房，对此，很多老革命颇有意见。陈赓只是微笑着说：“你们有你们的二万五，别忘了，他们有他们的十年寒窗苦。”在那个年代，能有如此胸怀的人确实不多。

作为一名军人，陈知建最大的遗憾，就是16岁那年失去了父亲，再也得不到父亲的口授亲传。若干年后，陈知建得到了父亲当年的“作战经验总结”，以后，“我多次梦见在交趾城见到父亲双手扶杖坐在一个草棚下休息。我向他请教对40师老山战斗的评价，他笑嘻嘻地说：’打得不错！就是伤亡大了一点……”醒来时，已泪湿枕巾。交趾城，是云南省文山州麻粟坡县老山脚下的一个边境小村。1950年7月18日，陈赓受胡志明主席的邀请和党中央派遣赴越南参加越北战役，此地是陈赓赴越前在中国境内休息的最后一站。1984年，老山对越自卫反击战时，40师炮兵指挥部即设于此处。战后，陈知建任40师副参谋长和副师长时曾多次到过这里，每次都有无限感慨：若越军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1961年冬天，陈赓带着孩子们去了上海。此前，他曾对夫人傅涯说过，之所以不愿意去广州，是因为他是病号，会给正在那里开会的中央领导增加麻烦；二来上海是他出生入死战斗多年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当上海方面邀请他去养病时，陈赓欣然同意。

这一次去上海，因为有了整段的空闲时间，陈赓跟孩子们的交流时间也多了起来。在火车从浦口过长江的轮渡上，陈赓给孩子们讲他东征时救蒋介石的那一段，以及后来蒋介石在南昌劝降他的故事，“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给我们讲的最长的一次故事”，陈知进说。

那一次，陈赓与傅涯还带着孩子们参观了敌伪时期的一个监狱，回来后，陈赓对傅涯说，他做的这一切，只是想告诉孩子们父辈们曾经经历的一切，“我不知道若干年后，孩子们还能否理解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陈赓去世时，傅涯坚持要为他伤痕累累的两腿拍照，说这是陈赓的遗愿，要让后代记住他革命历程的艰辛。陈知进深深体会父亲的一番苦心，“他怕我们忘了他们经历的岁月，但我想告诉父亲，我们从来没有忘，也永远不会忘”。

1959年春节，陈赓全家合影。左起：陈赓、陈知进、陈知非、陈知涯、陈知建、傅涯、陈知庶、钱如琴（儿媳）

附文：情义陈赓

与亲人一次又一次的生离乃至死别，似乎是那个时代的每一位革命者都必须面对的命运。对于王根英这位曾经的革命战友加革命伴侣，陈赓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铭记着。

革命夫妻

1933年12月，二姐王根英在家里被特务带走的情形，王璇梅一直都深深记在脑海里：“那一天，四五个穿长衫的特务找上门来，说要把王根英带走询问情况。家人知道不妙，哥哥赶紧把特务头子引到里屋，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想疏通，但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什么效果，姐姐终于眼睁睁地被带走。”11岁的王璇梅一直站在二姐旁，想保护她又无能为力。

刚刚4岁的陈知非，也愣愣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却不知道这是他与母亲王根英的最后一面。

在陈知非的童年记忆里，“父亲”与“母亲”的印象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也是直到查了湖南老家的家谱，才确认自己是1929年出生的。有关母亲的形象，他都是在后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出生于1906年的王根英是家里9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8岁时王根英便跟着姐姐，到纱厂做工。“记得早上四五点钟左右，天还没亮，妈妈就起来给几个姐姐作早饭上工，晚上6点才下工回家”。王璇梅是家里的老小，比王根英小16岁，对于姐姐的回忆也并不清晰。

1923年，17岁的王根英转到怡和纱厂做工。此时，恰值共产党用教会名义，以纱厂工人为对象，开办了工人夜校。好强的王根英是这所夜校的第一批学生。家里的贫苦状况以及在工厂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使得王根英对共产党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她也很快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国共产为了配合北伐而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二姐不仅参加了三次武装起义，而且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受周恩来委托，把一些枪支拿到自己家里藏起来。”

王根英是在夜校时认识的陈赓。陈赓追求王根英的方式，也成了后来许多文艺作品重点描绘的一个细节：陈赓对年轻、充满革命热情的王根英产生了爱慕之情，就写了一张字条请人递过去。没料到条子传到王根英手里，被泼辣的她认为

是扰乱会议，顺手贴在了会场上，立即成为各代表休息时的笑谈。陈赓一看爱情表白被公布于众，索性又写去第二张，结果又被贴了出来，连写三张都是同一个下场。这件事轰动了大会，周恩来得知后批评陈赓求爱不讲究策略，还是他与邓颖超出面找王根英谈话，最终撮合成了这一对。

“起初姐姐觉得能说会道又爱开玩笑的陈赓有点滑头，不太同意”，已84岁的王璇梅笑着回忆。被王根英接受后，陈赓经常跑到王家来，跟王根英的父亲聊天，

“父亲觉得陈赓口才好，人又机灵，很喜欢陈赓”。王根英八九岁时，家里按当地风俗，给她定了门娃娃亲。与陈赓结识后，她请求父亲为她退掉这门婚事。但男方认为是很摊台（丢脸）的事，因为附近的乡亲邻居都没发生过此事。王父于是请地方有名望的人士，去男方家说情，最后退了聘礼，请了一桌酒席，男方家里只好同意退婚。“那个时候一般女孩子定了婚之后再退掉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二姐一直也感谢父亲”。

1927年，陈赓与王根英结了婚。像那个年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这两个年轻人从此为他们共同所信奉的理想，开始不顾个人安危的工作。

在年少的王璇梅记忆里，陈赓每天都是很忙忙碌碌的，“好像从来不记得他在家里休息过”，像当时的“白领”一样，每天或着蓝、灰长衫，或着绸缎上衣，当别人问起来，姐姐回答：“我家先生在洋行里工作。”

虽然是在充斥着残酷斗争的年代里，陈赓与王根英这对革命夫妻的生活也有着小家庭的温馨与甜蜜。

陈赓与王根英最后一个据点是上海保定路一个很大的弄堂里，住的是后楼一间小屋，紧挨着凉台。像上海普通人家一样，王根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马桶，然后洗刷干净放在凉台上晾干。但陈赓总是不等马桶晾干，抢着第一个用马桶。每逢此时，王璇梅总是偷偷向姐姐告状：“姐，马桶还没干，阿哥又抢先用啦！”陈赓就得意地哈哈大笑，有时还示威性地喊：“小妹，拿报纸来。”

还有一次，王根英在气炉上煎河虾，不小心把虾煎煳了。王根英不舍得倒掉，想把煳的部分拿去洗洗后接着吃，但陈赓一把抢过来，往虾碗里吐了几口，一边吐一边顽皮地看着姐俩笑：“这下不能吃了吧！哈哈！”王根英也被他逗得没了脾气，只好指着陈赓笑着说：“你这个陈赓，捣乱！”可惜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这样的生活场景，对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来说显得太过短暂。

上海岁月

1929年，王根英生下了陈知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璇梅都住在姐姐家，

一方面是帮着照看小知非，另一方面，她后来悟道，这也是陈赓出于做地下工作的需要，装成一个完整的上海小家庭的模式，不会惹人怀疑。

其实从1928年4月，腿伤未愈的陈赓就到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对于那段时光，王璇梅印象很深的是搬家，“一个地方住几个月、半年，稍有情况就立即搬家”，只有不满10岁的王璇梅并不知道陈赓那时从事的是极其神秘的情报工作，每次搬家前，陈赓与王根英都先把她和小知非送到娘家，待安顿好之后再把他俩接到新家里去。

陈赓与王根英的第一个家住在辣斐德路一间楼下的厢房里，有一天9岁的王璇梅带着只有2岁多一点的小知非到街上玩，迎面看见英租界的印度巡捕–上海人称其为“红头阿三”。小知非突然用手指着“红头阿三”说：“你红头阿三的枪，没我爸爸的好。”“你爸爸身上用枪？”“红头阿三”马上警觉地用上海话问，小知非点点头。

于是印度巡捕就一路跟着两个孩子到了家里。正在家里的王根英没想到两个孩子带回来了“红头阿三”，听到巡捕问枪的事，她愣了一下，急中生智地回答：“有，有枪，是他爸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说着便到放知非玩具的木头柜里，取出了一把木制长枪。“红头阿三”找不出什么破绽，只好离开。

王璇梅多少年后想起这事都觉得有些后怕：“陈赓有一把手枪，每天放在枕头底下。我后来猜测知非肯定见过，说不定还玩过，所以一直觉得爸爸的枪好。”

一直到解放后，有一次陈赓与王璇梅说起此事，“你们闯了祸，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蛮不在乎的，可把你姐姐吓坏了”。没过多久，陈赓又一次搬了家。还有一次，王根英带着妹妹与儿子，坐一辆黄包车经过外滩南京东路路口时，突然被一男一女两个巡捕叫住，女巡捕很仔细地搜查王根英，而小王璇梅只顾东张西望地看着四周热闹。巡捕搜查未果，抬手放人。解放后，有一次王璇梅与丈夫陈锡联到陈赓家里做客，陈赓还指着她鼻子说：“你这个小傻瓜，什么也不懂，你二姐把手枪缝在你棉袄背里，你一点也不知道。”王璇梅后来才知道，姐姐经常趁自己睡觉时把文件和材料缝在她的棉袄里，因为巡捕一般不会搜查孩子。

“有一天，姐夫说带我们去看变戏法，我和姐姐抱着知非坐一辆黄包车，姐夫单独坐一辆，一起到临街的一个小屋里。屋里有个小戏台，里面有不到20个观众，木头椅子可以移动。变戏法的人拿个空盒子，一会变出一把糖来，撒给底下的人，我们小孩子都欢天喜地地吃着糖；一会他又拿出另一个空盒子，一下子变出一盒蛋糕，我们又高兴地等着他给大家分蛋糕吃，哪知他一提盒子拿走了……”

过了很多年，王璇梅才想起当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她和小知非兴高采烈而又聚精会神地看变戏法时，台下观众席里并没有陈赓的身影，他一直在后台抽空和那个变戏法的人在说话，只有十几岁的她也并不知道，台上那个年轻又“长得不错”的变戏法的人，其实是陈赓的上级、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而顾顺章就是不听劝阻、在一次变戏法时被抓的。据说当年陈赓到顾顺章家中，发现此人吸毒，回来便感慨地说：“只要我不死，准会看到顾顺章叛变！”他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忧虑。中央正考虑将顾调离特科时，顾顺章果然叛变了。

童年时的另一件事给王璇梅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

“那时我已经记事了，我们搬到了霞飞路，住在楼下一间厢房里。早上我带着知非出去玩，看到前边人山人海，很多人围着看，我也带着知非挤进去看。有人说，早上送牛奶的人推门一看，男主人被人杀死了，血流了一地。他这样一喊，大家都出来看。”看了一会，王璇梅带着知非回家，陈赓问：“你们到哪儿去了？”王璇梅赶忙把看到的告诉了姐夫。陈赓听罢，只是淡淡地说了句：“那是被他的仇家杀死的。”

过了一段时间，陈赓与王根英推说这里死了人、不安全，又一次搬了家。当时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的王璇梅，很多年后，根据时间和地点，她才恍然：那个被杀的人很有可能是叛徒白鑫，陈赓把家搬到附近，可能就是为了监视他的行动。但略感遗憾的是，解放后她再也没有向陈赓核实过此事。

生离死别

1933年3月的一天，陈赓很晚没有回家，王根英焦急万分，她预感到，这一次，陈赓可能被捕了。

此前，陈赓曾有几次险些被抓的经历。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与一个认识自己的密探打了个照面，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身份，但碍于电影院人多，对方不好下手。结果一散场，陈赓身子一缩，马上从人群中溜走。回家后还跟岳母笑着说：“有个‘包打听’想抓我，他哪里抓得住我？”王家是上海一户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家庭，对陈赓究竟从事什么工作，不甚了解。家里人只觉得陈赓不简单，“因为他经常把穿长衫的、穿西装的人带到家里”。

但第三次陈赓还是没逃掉。王根英焦急万分，到处托关系打听，但都没有消息。过度紧张和忧虑一度使王根英的情绪颇不稳定，甚至出现幻觉。“有时她帮助妈妈提水时，她看着水说：有人头！”

一天，她带着知非跑到曾经的一个据点–闸北某酒店继续打探，但还是没什么消息。万分紧张的王根英又出现幻觉，感觉有人来抓她，情急之下，她先把知非从二楼窗口扔出去，然后自己又纵身跳下。“多亏那个楼并不太高，外面又是土地，二姐脸上摔得乌青乌青的，知非脑袋摔破了，抱到医院缝了好几针。”77岁的陈知非还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而脑袋上的疤至今还清晰可见，这或许是母亲王根英留给他的一个永恒纪念吧！

王根英被送到家里养了一段时间、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又开始出去四处打探陈赓消息。秋季的一天，她找到过去曾经的一个工友，未料女工已被收买。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抓王根英。

很长一段时间，王根英都生死不明。直到两年后，家人突然收到一封发自南京的信，才知道王根英还活着。原来王根英先是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后与帅孟奇、夏之栩、钱瑛等转到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经过绝食斗争，狱方才答应她们提出的与外界通信等条件。

时隔70余载，想起姐姐，王璇梅还是忍不住地难过。“监狱允许她们跟外界通信后，我们可以给二姐寄东西。但我家里很穷，没多少钱，最后只买了一块火腿肉和一袋带甜味的云南大头菜给她，就这一次，现在想想，我们家也对不起姐姐，她吃了那么多苦……”

“我们家里人平时连南京路都很少去，都没坐过火车，没怎么出过门，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去南京看她。”王璇梅另一件难过之事是没有去南京监狱里探望姐姐，从此也永远失去了见姐姐的机会。

王根英在监狱里学会了刺绣。不久，她寄给母亲自己绣的一对菊花枕套，给儿子知非一个绣着老虎的书包，而给妹妹的一对玫瑰花枕头，则一直被王璇梅保存至今。

1937年，王根英作为周恩来亲自点名要求释放的三位“政治犯”之一，重获自由。8月，出狱后不久的王根英在云阳八路军部政治部和陈赓团聚。陈赓在1937年8月27的日记里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四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短暂相聚后，这对夫妻不得不再次分离。几天后，陈赓被正式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而王根英则动身前往延安。

1939年3月8日，日军扫荡河北南部，王根英是129师供给部的指导员。当她冲到村外，才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包没有带出来，不顾大家劝阻，她执意又返回到村子里，等从驻地取出包返回时，不幸在村口与日军相遇，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得到王根英牺牲的消息时，陈赓正率领386旅行穿过

平汉线西进。他在当天日记里只写了这样一句话：“三o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据说陈赓当时便发下誓愿：三年内不结婚，而他果然也信守诺言，直到王根英牺牲的第四个年头才娶了傅涯。

重逢

直到1946年，陈知非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那年10月，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找到王家，说是受陈赓之托，要把知非送到父亲那里。

自从陈赓与王根英跟家里失去联系后，陈知非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着。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为了谋生，擦过皮鞋，当过报童，还到工厂里给日本人当过在办公室与车间之间跑腿传话的“boy”。

“我后来才知道，陈赓之前已经找了我们好多次了。”王璇梅说，1937年，自己家的房子全都被日本人炸成废墟，他们在附近又搭了一间简单的房子。陈赓此前曾两次派人寻找无果。得知陈赓又有音讯后，王璇梅也要跟着外甥知非一起去见姐夫。

坐着新四军一条大木沙船在东海上行了五六天后，两个人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了岸。“一到了解放区，立即有人给我们换上了军装，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喊我们同志。”这新景象顿时让陈知非感觉很兴奋。

大约走到山东时，王璇梅终于得知姐姐的消息：王根英早就牺牲了。她顿时哭了起来；一路牛车、马车地颠簸了3个月，王璇梅与陈知非终于到达山西阳城。迎接他们的先是傅涯，此前，陈知非与王璇梅还私下嘀咕：如果她对我们不好，我们马上离开。但一见面，傅涯就忙着给他俩炖鸡吃，傅涯还帮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见了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个想法了”，陈知非微笑着回忆。当时，陈赓还正在前线打仗，傅涯马上写信把见面情况托人告诉了陈赓。

1946年12月，刚刚打完一场胜仗的陈赓带部队下来，在山西沁源休整。傅涯接信后，马上带着王璇梅与知非以及刚刚一岁多的知建，走了100多里路来到沁源县郭道村。

与父亲相建的场景，陈知非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到了郭道已是傍晚，父亲和一大堆人已经到门口接我们了。在上海时，我很羡慕一个叫山田一彦的武士道精神，我怕父亲瞧不起我，所以也学着山田的样子，两腿叉开站着，故作很神气的样子。”与父亲分隔这么多年，已经17岁的知非多多少少有些不自然。陈赓好像看出了知非的小心思，他夸奖知非“有点神气”，然后忍不住感慨道：“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啊，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

“刚开始我都有点认不出来姐夫，他苍老了许多，打仗太辛苦了！”仔细想起来，王璇梅才发现与陈赓已是13年未见，印象中那个年轻、爱开玩笑的陈赓变成了一个略显沧桑的中年人。见到了一直被自己像亲妹妹对待的王璇梅，陈赓也表现出由衷的高兴。他高高兴兴地一手搂着知非，一手搂着璇梅走在前面，傅涯抱着知建跟在后面。

离休之后，热爱画画的陈知非平时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些难忘的场面画下来。这样的画，他已经画了很多幅了。其中，在与父亲相见的这一幅上，重逢的一家人在画面中心，周围全是高兴地看着一家人团聚的战士们，站满了街道两旁。“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替我们高兴。”起初陈知非并不好意思张口喊傅涯，细心的陈赓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对知非说：“你还是要喊她‘妈妈’，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当天晚上，陈赓与知非睡在一个炕上。傅涯带着知建，与王璇梅睡在另一间屋子里。躺下后，陈赓满怀爱意把知非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一遍，“比电视剧里演的还亲！”“那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受父爱”，忆及往事，陈知非神情一下子有些伤感。

知非以前听外婆说父亲作了大官，彭德怀给他两汽车的钞票他都不要，所以一见父亲的面，知非就迫不及待地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原来南昌起义时，陈赓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部，并曾接管过江西银行，的确把没收的大批钞票用汽车运到总部。陈赓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是一句玩笑话，老太太当真了！”

第二天起床穿衣时，陈赓看见知非的腰带只是一条布绳子，问道：“你在上海，为什么不买条玻璃皮带？”所谓“玻璃皮带”，就是当时用透明塑料制成的皮带，抗战胜利后由美国大兵传入中国，与“玻璃皮鞋”、“原子笔”成为上海滩的时髦之物。“我当时听了特别奇怪，父亲在偏僻的穷山沟里怎么还会知道大上海的事情？”

那时刚从上海来到解放区的知非，多多少少还有些旧上海的习气。他既觉

1961年3月16日，陈赓将军病逝于上海丁香花园公寓得解放区的戏没有上海麒麟童的戏好看，也不愿意告诉父亲自己买不起“玻璃皮带”，只推说自己不习惯皮带。“因为上海人最怕别人说他穷，穷了就会被人瞧不起。”陈知非笑着说，当年日本统治时期，大舅舅家三餐都喝粥，但见人硬说吃的是干饭，“喝粥时关着门，吃干饭时开着门”。

在陈赓的建议下，知非最终到了北方大学工程学院就读，而王璇梅则进入北方大学医学院，陈赓一直都关心着这个小妹。他给在医学院上学的王璇梅写离休在家的陈知非信：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虽然那时学校里已有好几个人向自己表达过好感，姐夫一说，我就听他的”。

1949年毕业后的王璇梅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从长沙经过南京时，她请假回了上海家看望阔别3年的母亲。临走前一天，王妈妈忙着为璇梅准备路上带的点心时，没想到门口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陈赓。“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的！”惊喜交加的王妈妈连连喊着陈赓的名字，一边泪水涟涟。这也是王妈妈自陈赓1933年离开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赓，中间整整隔了16年。

刚刚渡过长江的陈赓住在国际饭店，他特地把王根英的母亲接到国际饭店，并请她吃了一顿饭，以前一直觉得只有外国人和上等人才迈得进国际饭店的王妈妈，连说“根本没想到”，兴奋异常。

那时，同样来自“二野”、有“两陈”之称的另一员战将陈锡联也渡过长江住进了国际饭店。陈锡联的夫人1948年春天刚刚病故，留下一个3岁的儿子，陈赓于是想把王璇梅介绍给陈锡联。过了一段时间，陈赓见两人没什么动静，一边催王璇梅，一边又跑去找陈锡联：“人家女孩子家，你不主动怎么行？”逼着让陈锡联主动来找王璇梅。在陈赓的热心撮合下，陈锡联与王璇梅进展得很顺利，认识不久便结了婚。

以后的岁月里，王璇梅一直喊傅涯“姐”，陈赓还是“姐夫”。陈赓去世前在上海住在丁香花园，他把王根英的母亲又接到丁香花园。王璇梅说，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母亲很是高兴，王母还在丁香花园里照了一张相。“姐夫真是个难得的大好人，重情义，他一辈子也没忘记我们……”说起陈赓，王璇梅感慨连连。

1960年，陈知非的女儿出生，陈赓高兴地逢人便说：自己已当了爷爷了，他给小孙女起名“怀申”，大家都明白，怀念上海，其实就是怀念王根英。一年后，陈赓猝然去世。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为我掉眼泪吗？”与弟弟妹妹一起赶到上海的陈知非，一下子想起15年前与父亲相见的第一个晚上，父亲半开玩笑问自己的话，顿时泪如泉涌……

陈知进，1950年出生，陈赓大将之女，解放军总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医师、教授

来源：摘自：李菁 著 《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文汇出版社 2010年1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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