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一中校歌作者、西南联大教授罗庸， 不该被忘记的大师

文章原标题“玉溪一中历史上的一支校歌”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罗庸1应省立玉溪中学（即现玉溪一中）校长郑永福的请求，为玉中写了一首校歌，由张清常先生谱曲。歌词曾由郑永福先生作过介绍（见《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云南省立玉溪中学回顾》第二辑），无曲谱。1991年玉中部份校友聚会，他们找到当年保存的歌词及曲谱，放声歌唱，使湮没已久的校歌又在玉溪河畔唱了起来，自是难得的事。

歌词共14句，可分四层意思。第一层（1至4句），写玉溪有湖光山色之美，山灵水秀，人才众多。杯湖是辛亥革命时期，发动云南反清起义的元老之一李鸿祥的诞生地，灵照山是玉溪名胜之区，元代建有灵照寺，清代毁于火，李鸿祥倡议重建。歌词写了李鸿祥的故里及与李有关的灵照寺，含有对李的褒扬，暗示玉溪是出人才的好地方。第二层（5至8句），写玉溪中学房舍高大，良师学友，荟萃一堂，是培育人才的好环境，意在勉励青年学子珍惜良好的学习条件，奋发努力，定能成才。第三层（9至12句），以孔子“博学以文，约之以礼”和“温故而知新”，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教育学生，这是古典新用，意在教育学生知书识礼，陶冶情操，奋发学习，成为国家有用之材。第四层结尾，13句借屈原《离骚》名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歌颂教师，14句借《史记·货殖列传》“山居千章之材”句展望未来，希望学生成为栋梁之材。

这首校歌，言辞典雅，意蕴深刻；旋律优美，动人心弦。歌词一开始，便把人们带入一个风光秀美的境界，感受到玉溪山青水秀，故土温馨。走进玉中校园，仿佛庄严的大成殿，挂着“蔚起人文”匾额的礼堂，排列整齐的教室和宿舍，跃入眼帘。这里有杰出的教师，英俊的学子；可听到书声琅琅，弦歌之音不绝于耳。结尾以满怀喜悦之情，展示教师们百年树人的丰硕成果，增添了深远的韵味。

全篇句式整齐，平仄协调。歌词14句，用下平声“十二侵”的“深、今、金、岑、林、琴、阴、森”作韵脚，读来音韵协调，增添了美感。由于整首歌词协律合音，诵读之，歌唱之，即能铿锵动人，催人奋进，收到音乐教化的效果。

【作者】孙绳武：昆明理工大学教授，退休。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中文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多次在《春城晚报》《玉溪日报》上发表文学作品，整理过大量诗稿。

罗庸（1900~1950），字膺中，号习坎，笔名有耘人、佗陵、修梅等，蒙古族。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生于北京，原籍江苏江都，是清初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

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1919年改称国文系）学习，1920年毕业。

1922年以《清代小学家书目提要及其治学方法》的选题，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进修研究生，期间曾著有《尹文子校释》，与史学家郑天挺、藏学家张煦（字怡荪）是同学。

1924年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兼任北大讲师，女师大、北师大教授。

1926年加入三时学会，并参与创办华北大学。

1927年应邀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同年秋，应鲁迅之邀，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31年任浙江大学教授。

1932年起，回北京大学任教，在国文系讲授《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课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罗庸先生均在两所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等课程。他任西南联大当教授的同时，也在云大任导师。

1938年12月，云大与西南联合大学交换代课教授，当时在联大任教授的罗庸先生到云大来任教。1939年秋，任北大（已并入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后兼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1944年云大文史学系设文史研究室，罗庸先生被聘为特约导师。

1946年秋西南联大结束，任昆明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9年赴重庆，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

1950年病逝重庆北陪。

著有《中国文学史导论》、《陶诗编年》、《陈子昂年谱》、《魏晋思想史稿》等多种，另编有《汉魏六朝诗选》。

1944年，罗常培赴美讲学，罗庸等人为他送行。左起为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1917年，罗庸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学习，1920年毕业。1922年，他又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其间著有《尹文子校释》等。他们这批学生是北大第一批研究生，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中国培养的最早的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罗庸历任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1927年初，他到日本东京大学讲学；1932年，他返回北大中文系任教授。抗战爆发后，他随北大南下，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及云南大学。在西南联大，他和罗常培并称为“二罗”。1944年11月，他接替罗常培任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罗庸先生温文儒雅，儒学功底也非常深厚，善于搜集很多资料，用包剿围攻的方法讲《论语》和《孟子》，深受学生欢迎。所著《习坎庸言》和《鸭池十讲》均是自己潜心研究儒学的思想总结。《习坎庸言》讲授主题分别为勉学、识仁、六艺、诸史、九流、理学、经世、文章、种族、文化、质文、礼乐、乡党、学校、儒侠、风俗等内外学术十六篇，“每七日休沐，集而讲之”，讲授涉及广博，非一般功力能就。记录整理者李觐高先生弥留之时，“神游抗战艰苦时期西南联大讲师时代，断断续续，长达数日”，醒后“言及习坎庸言一事”，嘱其子“必予刊印，以续绝学”。《鸭池十讲》也是他的演讲录，收其在昆明期间的讲演稿十余篇。此书初版于抗战期间，马湛翁为其题签。因昆明的滇池在元代本名鸭池，“以记地故，因题此名”。谈儒，谈诗，谈士，娓娓道来，实有真精神。

在文学史研究方面，从1932年至1950年，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史，与胡适、傅斯年一起把当时陆侃如、冯沅君研究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阶段推进到文体发生、演化的研究阶段。进而他又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预见文学发展的未来，并论述了中国文学史的“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等，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理论。先生曾对唐代传奇文、俗讲及其它俗文学、曲子词等三种新文体的得名、起源、与其它文学形式之关系以及其对于推动文学发展进步之特殊意义和影响等作了深入的探讨，资料丰富，论证翔实，切实体现其不尚空言、力戒虚泛的治学态度和另辟蹊径、注重创新的学术眼光。此演讲稿刊载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

在唐宋诗词研究方面，罗庸先生是研究杜诗的专家。他的《少陵诗论》探讨杜甫诗歌创作理论，该文从杜甫论诗的材料中，钩稽出“神”、“兴”、“静”、“飞腾”、“清新”、“讨论”，并结合杜甫的创作实践，探讨了杜甫对于诗歌创作过程、艺术追求、创作态度、批评方法等方面的独特看法，亦具一定的深度。而《读杜举隅》则专论杜诗中的艺术技巧和手法，见解亦是独到。

先生执教鞭二十余载，授课无数，其讲课风格也深受学生喜爱。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一位受罗先生亲炙的学生说：“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当年西南联大最叫座的课就是闻一多的的“古代神话和传说”课和罗先生的“楚辞”、“杜诗”课。有一次罗先生讲《楚辞》中的《九歌》，海报一出，连住在昆明城东的联大工学院的同学也跑到城西来听讲。一间差不多可容百人的教室，坐满了听众，窗外还站着人。罗先生一气讲了2~3个小时，夜深才结束，中途很少有人退场。实乃罗先生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能把一个专门性很强的问题讲活，以至引人入胜。想必闻先生的可也是如此吧。如此盛况现在已经不能见到了，但闻、罗两位先生在《笳吹弦诵传薪录》中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述确仍让人赞叹不已。

堂哥 国学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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