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东：傅聪的云南情缘
云南人中，喜欢艺术的为数颇多。记得1948年我读高三时，就有一批热爱音乐的朋友，大家有机会便相聚，或拉小提琴，或弹钢琴，或独唱、重唱……其乐融融。有一次，聚会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傅聪的少年，他弹奏了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琴声之动人、技巧之娴熟，令在场者大为惊喜。由于当时昆明相当闭塞，钢琴极少，请老师也困难，更无机会听到名家演奏，傅聪的到来无疑很受大家欢迎，当场还有人赞扬说：“来了个神童了”。
傅聪与徐振东（摄于1983年访昆演出后）
自此，傅聪就不时地参加我们的活动了。据介绍，他在上海曾跟意大利著名钢琴家、指挥家帕奇学过三年钢琴，是1948年秋随父亲傅雷先生及全家来到昆明的，当时在越秀中学借读。
1949年至1950年间，昆明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常在锡安圣堂和万钟教堂举行音乐会，傅聪总是既独奏，又伴奏，丰富了音乐会的曲目。1949年底昆明解放后，成立了昆明市委文工团。在其领导下，这伙音乐朋友又筹建了红旗管弦乐队。这是昆明的第一个管弦乐队，由叶俊松先生任指挥，因内战中断了学业的曾祥华任首席小提琴，演出颇为频繁。傅聪也都积极参与其中，和昆明的“音乐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0年秋，我由云南大学文史系转入外语系二年级，适逢傅聪以同等学历考进外语系。据说，他英语考得99分，数学成绩则相当差。但学校还是录取了他——这说明当时云大还真有“伯乐”，这做法也的确利于培养人才。外语系一二年级有的课是共同的，在高大的教学楼会泽院顶层的小教室里上。因此我常有机会见到傅聪。他穿一件浅咖啡色西服上衣，一条牛仔裤，头戴一顶法国贝雷帽，看上去挺洋气也挺帅气。他英语的基础不错，发音准确，接受能力强。可能是由于所学内容有的对他太浅，我曾在上课时见他自画五线谱作曲。课间休息时，他较喜欢扶在会泽院楼顶平台边的石栏上，独自眺望远处的滇池和山峦，不大和同学们说话。
那阵子，学校经常组织同学们上街游行，宣传党的政策。傅聪也在游行队伍中。他还是穿着那件西服上装和牛仔裤，头上仍是那顶贝雷帽，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当时有个别女同学，解放前穿戴得十分考究漂亮，解放后不知从哪儿找来了旧衣服旧布鞋，全身“焕然一旧”，以示“革命”。和这样的同学相比，傅聪的“老一身”给我的印象倒好得多。
有一次云大的同学们在校门口集合，准备去游行。我看见傅聪的颧骨处青着一块，看来是与人打架了。他身边站着一位眉毛浓浓、气色很好的同学，正与他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有人告诉我，那位同学自告奋勇地充当傅聪的“保护人”，对傅聪极好。上海解放后，傅雷先生携全家返沪，光留下十五岁的傅聪一人在昆，他确实需要一个保护人。
一天，系里要我赶快组织外语系同学练唱一首歌曲，说云大学生会不久要举办一场晚会，各系都要出节目。接到这个任务我很着急，赶快求人、拉人，弄了半天也只有十来个同学愿意参加，其中就有傅聪。我们在校园的一块草地上练了两个多小时，傅聪唱得很认真，而且一直坚持到底。这件事大大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原先，我总觉得他有些傲气，其实，他是很容易接近的，对大家的事也肯出力。
那时，与我同一老师学钢琴的恩光女中学生童永和与我来往较多。她告诉我，傅雷先生到昆后，从朋友处得知她家有钢琴，便带着傅聪拜望了她父母，希望能让傅聪到他们家练琴。她父母欣然允诺。故傅聪与她家挺熟识。还听永和讲，傅聪用钱没有计划，有时钱花光了，就典当一些生活用品，直到收到父亲的汇款再去赎回。这期间他便饱一顿饥一顿，还饱受蚊子的叮咬。永和的母亲看到傅聪的胳膊被叮得红一块紫一块，很是同情，便给他购置了铺盖和蚊帐，也常约傅聪去家中吃饭。有两次，永和把我也约上了。于是我们在饭后就能聆听傅聪的弹奏；高兴时，傅聪还边弹边唱自己作的曲子《春天》和《船夫曲》。虽然是小曲子，却很有创意。
据傅聪少年时的朋友徐振东回忆，约1949年初，锡安圣堂请傅聪担任赞美诗的伴奏，徐的家就住在教堂对面，他常去听赞美诗，后来又参加了唱诗班，于是就和傅聪相识了。傅聪经常在下午放学后到教堂练琴，徐便悄悄坐到最后一排椅子上，静静地欣赏傅的弹奏。整个教堂就他们俩，一个纵情地弹，一个尽情地听。徐认为，傅聪演奏的最大特点就是富有感情。
不论是贝多芬、肖邦、李斯特还是其他大师的作品，他都投入了那么多的理解和热情，因此异常动人。傅聪有时也和这位忠实的听众交谈对乐曲的一些看法。徐振东还记得，傅聪对他讲过：李斯特曾和安东·鲁宾斯坦探讨过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究竟要表现什么内容？也许是受到这个问题的启发，傅聪在弹奏《月光》时，对每个音符、每个乐句都琢磨得很细，乐曲在他手下弹得既哀婉又充满激情。不管这样的诠释和作曲家的初衷是否相符，但他从小对乐曲就能如此深入钻研和认真思考的精神，却是极其可贵的，这也是他后来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那会儿，徐振东已学了几年小提琴，特别练了几首曲子请傅聪给他伴奏。傅聪伴奏后，一一指出了他的毛病，如哪些地方节奏不对，哪些地方感情处理得不当等等，使徐感激不尽。他们的友情也更为加深了。
徐知道傅聪手头不宽裕，于是劝说母亲，让傅来教他弟妹钢琴，以增加点收入。教了几个月，徐的母亲坚决不赞成孩子们学琴，徐又只得硬着头皮请傅聪不必再来了。十分重感情的徐振东说，他“为此事在心里内疚了半生”，但傅聪却毫不在意。徐还说，在他们结识的两年中，他发现，“傅聪最大的特点是为人善良、真诚、有正义感，对音乐具有极大的热情”。
这期间，傅聪的生活中起了一阵涟漪。一个女孩热烈地爱上了他。他本无任何想法，但他那少年人的心终被对方的热情点燃了。据徐回忆，傅聪开始讲究起打扮来，有一次还向徐借领带，并让徐教他打。很快，傅就与女孩相爱了。一次，圣乐团和唱诗班组织郊游，吃饭时不见了他俩。一个伙伴去找，竟在一丛树后看见他们正在接吻！之后，大家练习《弥赛亚》时，唱到“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时，大家便开玩笑地改唱：“kiss of kiss, love of love”……傅聪恋爱了一段时间后，决定终止这一感情。他很认真地向女孩告别道：我现在的生活正进入《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第四卷，这段时间的克里斯朵夫没有谈恋爱，而是接受着生活的更多磨炼，我的生活也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好友们在滇池游泳，右起第1人为傅聪（约1949年）
1950年的圣诞节，锡安圣乐团和恩光女中歌诗班在锡安圣堂演出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傅聪担任钢琴伴奏。由于曲子很长，不记得是谁推荐我分担一部分伴奏。我勇敢地承担了，傅聪也很高兴与我合作。现在想来，那时我虽学了几年钢琴，但只不过能把谱上的音符较准确地弹出而已。与傅聪真正理解、深刻表达乐曲的内容及其高超的技巧相比，差别就太大了。不过，当晚的演出很是成功，反响十分热烈。把这部大型世界名曲首次介绍到昆明，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全体演出人员和傅聪功不可没。
《弥赛亚》演出后合影（一排左起第8人为傅聪）
1951年初夏，傅聪一心想回沪继续学习音乐。为解决路费问题，经他的好友曾祥华、徐振东等的倡议和组织，傅聪举行了一场募捐音乐会。昆明的音乐朋友和云大的同学们都慷慨解囊，结果音乐会的收入大大超过了路费所需。音乐会上，傅聪激情满怀地演奏了肖邦、李斯特和约翰·施特劳斯等大师的名曲，还同青年小提琴家曾祥华合奏了一曲。不少听众热泪盈眶，依依惜别……
多年后，云大的一位老同学和我谈起已成为国际著名钢琴家的傅聪时，还对我说，那次音乐会让他生平头一次看见了钢琴，才知道在钢琴上能奏出那么美妙的音乐，令他大开眼界！他认为，傅聪对普及和提高云南的钢琴艺术水平是有贡献的。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抗战后期，马思聪等著名音乐家虽曾来昆明演出过，但可惜仅是两三场公演。能在近三年的长时间内，把真正的钢琴艺术传播到昆明的许多角落，傅聪还是第一人。
从傅聪方面来讲，当年在昆明虽不像在上海那样有条件学习钢琴，琴艺较难得到提高，但他来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领略到了与上海截然不同的祖国边疆的风貌，开阔了视野，认识了那么多真诚爱他、对他实心实意的朋友。他离开了一切都能指点、照顾他的父母，饱尝靠自己的力量应付各种困难的艰辛，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些对他后来的成功应该说是颇有助益的。
傅聪十分怀念云南。1983年他重返昆明演出时，曾说：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忘不了许多甘苦与共的友人，忘不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一同来昆的傅聪的弟弟傅敏也说，“没有当年昆明的朋友的支持，怎么会有傅聪的今天——‘当今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之后，他还多次到昆明访演过。不论是到昆明还是到北京演出，傅聪总是高兴地会见云南的故旧。童永和的哥哥上英国，傅聪在伦敦家中招待他食宿；1985年10月，傅聪担任华沙国际肖邦钢琴赛的评委，适逢我在我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处工作。当他来使馆看望我国选手时，还向我问及昆明老友的情况。傅聪深深地爱着云南，云南的友人们也深切地关注着他的一切。
作者： 徐振东 原云南省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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