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我的远征军岁月

中国远征军这一块是分几个部分的,最早的中国远征军是1942年,孙立人将军统帅的一部分队伍到缅甸去,那个时候叫远征军。他们到缅甸去之后的战果情况,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罗嗦了,他这个是主力,后来归杜聿明领导,杜聿明当时是总司令,由于他在指挥上的错误,这一部分后来从缅甸败退到印度去了,这是他们的一个主力,这个主力就叫中国远征军,这是1942年。

到1943年的时候,11月间,当时的战局有些微妙的变化,主要支点就是日本鬼子想封锁国民政府的对外通道、彻底封锁。当时那个封锁是从缅甸那里掐断外援,外援进不来,这样,国民政府就垮掉了。在这样非常危机的情况下,应当说盟友美国相当精彩,美国在印度给我们建立了一个战略后方基地,这个战略后方基地,是专为了培训学习使用所谓的先进武器的中国士兵而用的。

当时有坦克、有重炮,有各种辎重、工兵等等,地点在印度,他们翻译成兰伽,实际上是蓝姆伽,蓝伽这个地方,在过去曾经做过战俘营,所以那个地方是很空旷的一个地方,被美国人看中,就设立了一个战略基地。

应当说二战中,美国是倾全国之力支援全世界的抗击法西斯战争,当时他把最先进的武器都输送到蓝伽了,那么国民政府这方面呢,有一个先天不足:士兵都是抓的壮丁,文化水平太低,掌握这部分武器非常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就有高人就说,从学生里边动员参军。

国民党当时他们叫做军管区、师管区、团管区,他们也是军事管制区,因为战事。当时四川省军管区的参谋长叫徐思平,徐思平是个儒将,是个中将,他是儒将还是教授。

作为参谋长,他选中四川三台作为他的第一站,去宣传学生参军抗日,参加远征军,那时候讲得很清楚,参加远征军,因为要到印度去学习使用这部分先进武器。

他为什么选三台?因为三台有一个东北大学,东北人受的苦是最深重的了,东北大学在三台,重要的是还有一个中学,当时叫国立十八中,它实质上是东北大学的附中,因为大部分都是东北子弟,国立十八中也在三台。它是在三台城,一个在东边,一个在南边,不在一个位置上。

这样他选择三台太好了。1943年11月15日,当天,徐思平到了三台,当天晚上在东北大学的大操场,那是当时整个川北地区最好一个操场,运动会都是在那里开的,他在那里做报告,下着毛毛细雨,讲了一个小时,口才太好了,真把我们讲的,不是热泪盈眶吧,真的是热血沸腾,当天晚上就报名参军了,讲完就报名参军了。

这个日子记得很准是有个道理的,我是12号的生日,我刚过完生日,15号,满16岁,报了名,我们学校数字也很巧,两天之内报名是135,这是国立十八中,我当时在国立十八中读高二,报了135人。那么经过5天之后的空档,然后体检,选中我们51个人,从135个人里面选中了51个人,我那时候体格棒,年龄固然差一点,但是身体好啊,所以就选中了。

这部分人,就是由徐思平动员学生参军这一部分人,后来叫做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它的全名,准确的名字叫这个,这应当说是远征军的第二部分。

到1944年,日本人攻独山,那是贵州最北边的冲锋门户,这个时候战局吃紧了。蒋介石蒋委员长大概是1944年的10月,1944年10月发表一个文告,这个文告,就是动员学生参军的文告。

文告的内容我记不得,但是有两句话,一个口号非常精彩,“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后来真的动员了十万青年参军,这部分人也到印缅,实际上被称为青年军,就是因为蒋介石讲的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是第三部分。

所以,整个远征军从轮廓上来讲实际上三部分,当然主力无论如何都是1942年孙立人他们拉出去那部分人,我们这部分人到了印度之后变化很大,到印度之后我们都分开了,分到各个兵种里面去了。

那时候非常单纯,就是要抗日,没有任何别的考虑,而且尽管只有16岁,还真是不怕牺牲,有一事为证。当时我们就是所谓的参军吧,参军之后事有凑巧,以飞虎队,就陈纳德的飞虎队,以陈纳德的飞虎队为骨干的中美航空团成立了,因为当时制空权特别重要,这个不用说了。

中美航空团成立之后最大的一个问题,没有驾驶员。于是又看中了我们这批人,要从我们这批人里面招,就希望我们能够报名去应试,那当然首先是体检了,我都合格了,但有一点我的右腿有个地方,有点小问题,当时他就告诉我说,给你讲清楚,因为你有这点毛病,你只有驾驶轰炸机,你没有资格驾驶战斗机,你同意不同意,同意我们就录取你,我说我不同意,他说你为什么不同意?我说要干咱们就在天上干,是不是?我说驾个飞机去扔几个炸弹这事我不干,所以证明那个时候还真的,对个人的存亡确实是不在乎。我有个同班同学,在初中就同班,我们那个时候告别时,要存纪念册,这个同学是个女孩子,就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了一句话,此去甚远,不想妈妈吗?很动人的,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被她说动,没有动心,就是一心一意要上前线,就是要打日本鬼子,当时那个时候是这么个心态。

所以后来我们到了印度之后,我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那真的是无可奈何,我到了印度之后,我分在炮兵第五团,炮兵第五团有一个叫作特务连。特务连实际上它是团部连,它是为团部服务的,它的全名叫特殊勤务连,简称特务连。

一简称特务连到口口口这里就惨了,成特务了呀,后来我还真成特务,挨了他一年半的整啊。那么我分到特务连,特务连因为它是完全是为团部服务的,搞通信、搞驾驶、搞保卫,就是这些事情。

所以受训也轮不到我、开炮也轮不到我,上前线团部不去的话我也去不了。再加上当时我有一个特殊情况,我最小,他们也特别照顾。所以那个时候我最自由,自由自在的,好像不受约束,他们对我来讲一点约束也没有,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了当时的翻译官,他每个团部都有一个翻译官,这个翻译官不是一般人,是九叶派诗人杜运燮,是穆旦的亲密战友。

杜运燮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也是参军。参军之后因为他们外语好嘛,他们就做翻译官。

那个时候他这个翻译官,团长那里如果没有美国人来的话,他没有事情做,我估计他很寂寞,再加上这个人有点才气嘛,他就组织了一个话剧团,活跃团里面的文化生活,表演话剧。

演话剧,当时哪里有女角啊,没有女的,那么就从这里面就选,看那个像,我当时吃得圆圆胖胖的,去演女角,在那又演话剧。你想在炮兵团里面演话剧,你还能干什么呢?

所以我后来总觉得这一段对我来讲是非常惭愧的,这些地方咱们暂时告一段落。

因为我们在印度时间很短,我是1944年的7月底到了所谓的兰姆伽,那1945年的年初,中印公路打通,我们就奉命往回调了。这里要讲中印公路了,中印公路是我们那个时候称呼,后来蒋介石把它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他喊史迪威公路按照我的看法这里面有政治因素在,是他为了缓和他跟史迪威之间的关系,所以把这条路呢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当然修这条路史迪威确实是领导,但是不能够以他的名字命名,也不完全合理,因为这里面立了大功的,在技术上,真正是一号种子的是匹克将军,匹克是美国的公爵司令,当时在修这条路最困难的时候,史迪威把他从美国调来,这是1944年。

这条路修了两年,是从1942年的圣诞节开工,12月25号开工,到1945年的元旦通车,两年的时间。这条公路一共是1044英里,那不是一般的地域,岩山、原始森林,那些人,你要讲像类人猿呢有点夸张,但是他们自己就讲,说你们千万,出去之后不要说我们是野人,就那样子的。

整个它是从印度的雷多到我们这边的昆明,整个这条路,起点终点是这么一条路,从雷多开始修,通过密支那、巴莫一直到中印边境,我们这边城市叫畹町,畹町就是边界了,通过畹町到了昆明,整个这条路是相当艰险,那野兽那是经常出没的,很辛苦、很不容易的,但是靠中美两家的工兵的合力把它给修起来了,那应当说美国人是立了大功,我们是二等功,应当是这么的。

因为当时先进的设备都统统是他们的,我们自己出了些劳力,中印公路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中印公路的话,就是战争的反攻阶段,我们不可能像后来的那样的顺利,因为大量的先进的武器都是通过这条路运到国内来的。

这条路我可以跟你讲,你或者可能不相信,最宽的地方是通八辆车,它那车不是一般的车,当时我们把它叫十轮卡车,说十个轮子的那种大卡车,几吨重的大卡车,这样的大卡车你想,它并排它可以走八辆车。那真是玩命的,所以大量的物资运进来了,我们才有后来的所谓的反攻。

你想芷江战役那是最后一战了,1945年的春天芷江战役,那个时候已经接上了已经是,所以如果说没有盟军的支援,特别是没有美国人的支援,我们在抗日战争的后期,我们恐怕还要吃很大很大的苦头,这点来讲呢,作为我来讲,我感谢美国人,真的不简单,你要说有这样不好的动机、有那样的私心,绝对不是那样的。

作者:张思之

张思之(1927年11月-),河南郑州人,中国著名律师、法学家, 中国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曾经出任“江青四人帮两案”辩护小组负责人。

张思之,1927年生于郑州。1938年,11岁时举家逃难到四川,在绵阳上学。父亲是一名医生,很快在当地建立了名望。16岁,张思之放弃上学,参加远征军,入炮军第五团,属团部特务连,工作是发报,印度驻扎一年多,1945年4月回到昆明。后从昆明离开部队,沿途搭“黄牛”,经两个多月到达重庆,正好赶上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又从重庆回绵阳,入三台国立十八中学。这时,张思之还不到18岁。195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一年后被划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1972年结束劳改,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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